随想錄:巴金著雜文集-中文百科頻道

主要内容

晚年的巴金在《随想錄》一書中，以罕見的勇氣“說真話”，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座豐碑。他對過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從《随想錄》裡，人們又見到了那個熟悉的巴金，他開始獨立思考而不再盲目聽命，掙脫思想枷鎖而不再畏首畏尾，直言中國過去“太不重視個人權利，缺乏民主與法制”，痛感“今天在我們社會裡封建的流毒還很深，很廣，家長作風還占優勢。”集中批判“長官意志”。

思想主題

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報》開辟《随想錄》專欄，從1978年12月1日寫下第一篇《談〈望鄉〉》到1986年8月20日寫完最後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懷念胡風》（陸續以每三十篇編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為《随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和《無題集》），其間曆時八年。寫完這部全長四十二萬字的散文巨着，對于年屆八旬的巴金來說，不僅意味着工作的艱辛，它還更是一次老人對自己心靈的無情拷問，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沖突而逐漸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仟悔。

巴金寫《随想錄》的出發點非常明确，就是要對“文化大革命”作出個人的反省，正如他在後來所寫的《随想錄》合訂本新記中說的：“拿起筆來，盡管我接觸各種題目，議論各樣事情，我的思想卻始終在一個圈子裡打轉，那就是所謂十年浩劫的‘文革’。

住了十載‘牛棚’，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騙局，不讓子孫後代再遭災受難。”他在《随想錄》中真實地記錄了“文革”給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帶來的身心摧殘（如那兒篇非常感人的著名篇章《懷念蕭珊》、《懷念老舍同志》等），揭示出“文革”的惡性威力和影響并未随着它的結束而消失（如《“毒草病”》等），他以噩夢中與鬼怪搏鬥的場景不斷向自己加以警醒，或者反複呼籲“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文革”博物館》），來為世人留下這一民族災難的見證。事實上整整一部《随想錄》也正可以看作是巴金用紙和筆建立的一座個人的“文革”博物館。

《随想錄》的獨特與深入之處，是其中對“文革”的反省從一開始就與巴金向内心追問的“仟悔意識”結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的受害者那樣，簡單地把一切責任都推給了“四人幫”，因而認為粉碎“四人幫”就解決了所有問題。巴金的反省包容了對曆史和未來的更大的憂慮。

這一反省在《随想錄》中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的，而是經曆了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最初是在《一顆桃核的喜劇》中，巴金這樣責問自己：“我常常這樣想：我們不能單怪林彪，單怪‘四人幫’，我們也得責備自己！我們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貨色，林彪和‘四人幫’販賣它們才會生意興隆。不然，怎麼随便一紙‘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接着，他又說起了令他一生都為之困擾的一件事，這就是他小時候在父親的衙門裡看到犯人挨了打還要向知縣老爺謝恩的情景，這個兒時印象最早曾出現在他的第一部小說《滅亡》中，此時它再次浮現出來，成為貫穿《随想錄》全書的總體意象。

在以下篇章裡，巴金不斷反省自己的“文革”經曆與奴隸意識的聯系，他發現在“文革”初期他也曾像奴隸似的心甘情願地低頭認罪，主動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夢》中，他痛苦地喊出了這樣的自譴：“奴隸，過去我總以為自己同這個字眼毫不相幹，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隸！……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這個發現使我十分難過！我的心在掙紮，我感覺到奴隸哲學像鐵鍊似地緊緊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由這一痛苦的自白使《随想錄》中的反省進一步深化下去，巴金以巨大的勇氣來重新認識自己所走過的人生道路，于是在《懷念非英兄》中又有了一次這樣的自我發現：“隻有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寫過這類不負責任的表态文章，說是劃清界限，難道不就是‘下井投石’？”接下來的《懷念胡風》是他最後的也是最動感情的一篇随想，文中他詳細剖析了自己在反胡風運動中為了明哲保身而不惜任意上綱寫表态文章時的痛苦心情，此時的仟悔之情給他造成的内心傷痛已經無以排解，而使他感到惡心、恥辱。很顯然，巴金在這裡所仟悔的，已不僅是奴隸意識。

所謂奴隸意識還是以相信自己有罪為前提，把自救的希望寄托于救世主，本質上是一種愚昧的表現。

但巴金對他在50年代的一些行為的反思，則是挖掘到一個更深的思想層次上了：即在無約束的權威秩序統治下，他是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犧牲正義和朋友，這就在事實上為無約束的權威秩序作了幫兇，而在這行為的背後，他原是明白是非的，所以他的良心也要為此而受到煎熬，結果就在愈加絕望的生存環境和身心交困的巨大痛苦中，他最終一點點地喪失了清醒的意志，放棄了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的自覺和能力，也根本違背了自己曾經奉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這也正是他何以會在文革中變成精神奴隸的心理基礎。

這不禁令人想到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塑造的“覺新性格”：一種在環境的壓力下主動放棄個性和自我意識的不斷妥協的性格。這原本是巴金站在“五四”崇尚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立場上加以鞭撻的内容，他曾經是一個以“五四”精神為人生探索起點的現代知識分子，但經過了一場浩劫之後，才發現在自己身上也有着可怕的“覺新性格”，這是令他真正痛心疾首的事情。

由此從《随想錄》第七篇《“遵命文學”》中對自己在1965年參與批判柯靈的劇本《不夜城》的反省，到最後關于反胡風運動的仟侮，巴金艱難地完成了漫長的由淺及深的自我發現與清算。它的意義應該不僅在于巴金個人的反思，因為他所揭示的自己的心路曆程，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一般所經曆過的文化心态。

特别是在50年代以後，整整一代知識分子悲劇的成因中，無疑是包含着他們逐步地在環境壓力之下放棄了對權威秩序的批判和對“五四”精神傳統的捍衛，這一放棄行為及随之而來的不斷妥協。屈服于強勢壓力，最終在一代人的精神世界裡打上了“覺新性格”的可恥的烙印。

藝術特點

巴金起初通過談論創作自由的問題，反反複複地證明獨立思想對于作家的重要性（如《“遵命文學”》、《“長官意志”》、《文學的作用》、《要不要制訂“文藝法”》等篇），在後來幾篇以“探索”為題的随想中，則明确地提出沒有“獨立思考”、“探索精神”的人跟機器人一樣沒有真正的生命力，而隻有堅持“獨立思考”的人才有資格享受自己的人生，通過表明對當時“傷痕文學”的支持态度，他還多次直接提到了作家的社會責任問題，對新一代作家的批判精神給以褒揚。

從《随想錄》的寫作過程中，也可以看出巴金的“五四”現實戰鬥精神的逐步覺醒，他引用了趙丹的遺言：“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

（《“沒什麼可怕的了”》）這種重新被點燃的勇氣使他對各種現實社會問題保持着警醒和批判的态度，對存留在當代社會形态中的封建意識則加以毫不留情的揭露，盡管在心理上經過了義無反顧和心有餘悸的交替消長，但最終他戰勝了幾十年不幸遭遇留在他心頭的恐懼，在最後的幾篇随想，如《官氣》、《“文革”博物館》、《二十年前》、《老化》、《懷念胡風》中，火山爆發式的社會激情又重新從他的筆端噴射出來，老人真正敞開了心胸，義無反顧，大聲疾呼，以尖銳的社會性抨擊完成了“五四”人格的再塑造。

可以說，這部“遺囑”一般沉重深刻的“忏悔錄”，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找回了久已失落的社會良知，也以個人流血的靈魂訴說确立了知識分子的當代精神傳統，這就是自覺繼承“五四”新文化傳統，自覺地成為現實社會的清醒的批判者，用現代文化來戰勝社會上各種醜惡、落後和黑暗的事物。

作者介紹

人物簡介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堯棠，字芾甘。筆名巴金。漢族。祖籍浙江嘉興。清光緒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城北門正通順街。現代文學家、翻譯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中國當代文壇的巨匠。2005年10月17日因病逝世于上海。

筆名來源

“巴金”這一筆名源自他在法國留學時認識的一位巴姓的同學“巴恩波”，以及這位同學自殺身亡時巴金正在翻譯的着作的作者“彼得·阿曆克塞維奇·克魯泡特金”。他把這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成為了他的筆名。

家庭背景

巴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父親曾在四川廣元縣做縣令，為官清正，辛亥革命後辭官歸隐。1914年母親去世。1917年父親也去世。自幼在家延師讀書。五四運動中接受民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1920年舊曆年底，祖父去世，巴金慶幸“家裡再也沒有人可以支配”他的行動了。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語專門學校（四川大學前身之一）攻讀英語，參加進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參與組織“均社”，進行反封建的宣傳活動。1922年在《時事新報·文學旬刊》發表《被虐者的哭聲》等新詩。

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東南大學附中讀書，1925年夏畢業後，經常發表論文和譯文，宣傳無政府主義。1927年赴法國，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1929年在《小說月報》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1928年冬回國，居上海，數年之間，着作頗多。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陽》、《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1931年在《時報》上連載著名的長篇小說“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天東渡日本。次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學叢刊”、“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季月刊》，同年與魯迅等人先後聯名發表《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和《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

抗日戰争期間輾轉于上海、廣州、桂林、重慶，曾任《呐喊》周刊(後改名《烽火》)發行人、主編，擔任曆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理事。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長篇小說《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寫作了“抗戰三部曲”《火》。抗戰後期創作了中篇小說《憩園》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長篇小說《寒夜》。短篇小說以《神》、《鬼》為著名。抗戰勝利後主要從事翻譯、編輯和出版工作。巴金的長篇小說創作在我國現代小說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譯着也很多。解放後，他寫了許多優美的散文，表達了對祖國的熱愛，對生活的熱愛。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當選文聯常委。1950年擔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曾兩次赴朝鮮前線訪問，輯有《生活在英雄們中間》、《保衛和平的人們》兩本散文通訊集。1960年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和中國作協副主席。1968年8月，巴金被監禁；9月，被抄家，并接受各種形式的批判鬥争。在“文革”中，遭到了殘酷的迫害。1978年底到1986年8月，帶病寫“随時随地的感想”，連載于香港《大公報》，後編輯成《随想錄》一書。

《随想錄》五集（《随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無題集》），包括156篇散文随筆和若幹序言、後記、附錄，共四十萬字。《随想錄》是巴金的最後一部重要的書，被譽為中國當代散文創作的“裡程碑”。由他倡議，1985年建立了中國現代文學館。他的着作被譯為多種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繼獲得意大利但丁國際榮譽獎、法國榮譽勳章和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名譽院士稱号。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全國文聯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