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背景
參見：明朝海禁、
中國明清時期實施的海禁政策，通常指控就是限制了沿海民衆的正常謀生之路，而早期的麻制漁網質料很差，需三天打漁兩天曬網，加上食物儲存技術不佳，即使不禁出海也鮮有人“出海”捕漁。定位、星象、漁訊、氣象、風象這些在早期皆是大問題，航至台灣都算生死攸關的事，并不是普通漁民就可以處理的事務，稍大噸位的帆船也不是個人能負擔得了的，所以當時多是利用漲退潮以石滬、中國漁網或鸬鹚、舢舨等從事沿岸撈捕。
另一方面，民間貿易雖被禁而在明代所謂的官船、南洋船、縣船并未禁絕，對于民間沿海船隻也僅強迫改為不利遠航的平底船及嚴禁民造雙桅船（漁船不可能大到有雙桅船編制），明代沿海船隻真正被禁絕的時間不多，嚴格來說是從沒禁近海船隻，僅規範遠洋船隻，卻可以有效制止糧食因無德商人因貪圖東洋銀貨外流，
及違禁品比如銅及銅制錢的外移，造成國内物價不穩定及米價等民生必需品高漲的情形，甚至引發糧食危機，盡管海禁實施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走私和打擊海盜，但實際上，真正受到打擊的是本地漁業及國内的沿海貿易，海盜和走私商人的活動反而因為海禁的存在，而更為猖獗，對中國及其周邊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産生相當消極的影響。
現代普遍的說法是縱貫明朝統治期間，“海禁”一直是明政府對海洋的基本政策，不僅遠洋性質的海外民間貿易被禁止，明政府甚至不容許百姓進行捕漁業及沿海貿易。事實上僅沿海駕艇或舢舨的疍家、漁民，在明一代從未消失，直至清代的遷海令，故此說有誇大之嫌，明初因藍玉“勾結外國勢力，陰謀推翻明朝”（藍玉案）加強的海防及嚴格海禁，有資料的不過存在五年（1393~1398），若完全無海運能力，靖難之後就不可能懷疑建文帝有船可逃至海外，就更别說明成祖之後的七下南洋。
決策過程
由于明初的倭寇對沿海地區的騷擾，而他們亦涉足民間的海外貿易，因此明政府主要針對這個情況，頒布首次的海禁令，導緻海外貿易的萎縮。不過明朝與藩屬國之間的朝貢貿易，瞬即就取代了民間海外貿易的作用。
明成祖統治期間，海禁令和朝貢貿易的執行情況并沒有太大問題，甚至任命晉江籍僑領許柴佬總督呂宋國事，不過自明成祖去世後，朝貢貿易的萎縮，以及海禁令逐漸廢弛，違反海禁出洋的中國海商活動日趨頻繁。直到16世紀後，倭寇在沿海地區肆虐的情況日益嚴重，當時的朝廷官員為了重建中國沿海的海上秩序，對海禁存廢産生嚴重分歧。
明世宗死，穆宗繼位，被迫承認和接受倭寇之亂屢打不絕的現實，認識到“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政策過于嚴厲對王朝統治并無好處，開始調整嚴禁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的政策。
隆慶元年（1567年），福建巡撫塗澤民上書曰“請開市舶，易私販為公販”（私販指走私商，公販指合法商人）。不久開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為治所設立海澄縣，設立督饷館，負責管理私人海外貿易并征稅。督饷館對私人海外貿易管理的内容主要有：出海貿易的船隻不得攜帶違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饷館領取船引并交納引稅。此外，對日本的貿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隻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則處以“通倭”之罪。
同年，隆慶皇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史稱“隆慶開關”。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明朝出現一個比較全面的開放局面。
雖然仍有着諸多管理和限制，開放的月港也隻是一處小港口，但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至此畢竟得到了朝廷的認可，隻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間私人海外貿易就被視為合法經營。政策和制度上的這種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調整，史稱“隆慶開關”。隆慶開放使民間私人海外貿易擺脫了走私非法境地，開始有條件地公開進行和較為正常地發展，并迅速發揮了積極作用。史載隆慶初，僅月港一地，“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并賴”，成效明顯。
決策結果
據學界研究，當時明朝的産品諸如絲織品、瓷器、茶葉、鐵器等，廣受世界各國歡迎，而許多國家缺乏名優商品能滿足明朝的國内需求，隻好以白銀支付所購明朝商品，引緻白銀大量流入明朝。據估計，明神宗萬曆元年（1573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間，自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國輸入明朝的銀元，至少在1億元以上，有力地促進了明朝國内商品經濟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民生改善和社會進步，也為明朝中國商人積極參與當時已經建立起來的東亞及太平洋貿易圈，提供了施展才華的機遇和舞台。同時将西方的先進火器引入中土，一定程度的提升了明朝軍隊的戰鬥力，使得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家對侵略中國做為殖民地心存忌諱。
自1567年“隆慶開關”到1644年明朝滅亡，這70多年的時間裡，全世界生産的白銀總量的1/3湧入中國，共計約3.53億兩（保守估計，重新估計約為5億兩）。
政策影響
當年美洲白銀不斷地輸往中國，中國商品則通過太平洋航路輸往拉丁美洲，在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場上，影響舉足輕重。雖然月港開放限制太多，隻在海外貿易之門上開了條縫，但即使是這樣束手束腳的外貿，月港的開放仍給明朝政府帶來了十分可觀的财政收入，到1576年，月港的關稅收入已超過萬兩白銀；1594年從菲律賓流入的白銀應當超過264000兩，月港的關稅收入則達到29000多兩白銀，以至于人們将月港看成是“天子之南庫”；月港海防館後改稱為“督饷館”，專門管理月港海外貿易和收稅。福建地方和和漳州地方政府為這筆稅銀曾多次争奪歸屬權，到1599年，明神宗食指大動，派遣宦官充當稅使進入福建，月港出海商船的稅銀征收權也被其奪取了。
“隆慶開關”之後，這一手治根的辦法果然見效，從此“倭漸不為患”。盡管隆慶初年的開放海禁，并不徹底，政府依然通過發放許可證（“由引”）的計劃經濟方式進行調控，并且嚴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間被抑制的商業活力依然噴湧而出，“于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刳艅艎，分市東西路（東西洋），其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并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禁之太嚴，奸民勢窮，必至為盜。自納饷過洋之利開，豪狡之徒鹹趨利畏法。故海澄之開禁，凡以除中國之害也。”
資本主義的真正發生和發展，是随着世界市場的拓展和世界貿易的擴大而發生和發展的，中國也不可能例外。明代的開海貿易，有力地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生長。此際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成長最活躍的、最典型的萌芽行業，如棉紡織業、絲織業、茶葉種植與加工業、制糖業、造船與航運業等，往往是與對外貿易或沿海貿易密切相關的經濟部門。
明代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社會經濟有了較迅速的發展，商品經濟日益活躍，沿襲已久的貢舶貿易所造成的國内市場狹小已不能滿足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需要，海禁政策更是束縛了商業資本活動，摧殘了海外貿易，也傷害了沿海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從事海外貿易的豪富、商賈，特别是沿海人民必然要沖破封建統治階級設置的禁區，“私通外國，交易番貨”。
隆慶開關也影響了中國的收藏業。中國的硬木家具最重要的貿易也是從明隆慶開始的。隆慶是夾在嘉靖和萬曆之間非常短暫的一個時期，隻有六年，貴重的木材大緻是這個時期大量進入中國的。明隆慶之前的中國木器大都是軟木，俗稱“柴木”。軟木玩的是高古氣韻和造型的多樣性，常用來做家具的軟木有核桃木、松木、榆木、楠木、樟木、銀杏木等等種類繁多。所以軟木收藏行業的業内人士也把古董軟木家具成為高古木器家具。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隆慶開關”後3年（1570），在張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員的積極推動下，利用鞑靼内部紛争，結束了明帝國與蒙古部落長達200餘年的軍事對峙，鞑靼首領俺答歸順明朝，封貢互市，史稱“俺答封貢”。大明帝國開國200多年，第一次同時在南北兩個方向獲得了“和平的發展環境”。
隆慶開關還對明朝的火器的大規模裝備軍隊産生了重要影響，明朝通過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貿易來購買西方先進的火器，例如西洋火繩槍、紅衣大炮等。火器的大量裝備使得明朝在後來的對内對外戰争中産生了影響。
決策評價
隆慶開關是明代繼鄭和下西洋之後對外關系中又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明朝的對外交往從官府層面轉向民間層面。曾經為官方獨占的海外貿易，日漸衰微，逐步讓位給更加具有活力和發展前途的民間海外貿易。
影響
早期的海禁主要是禁商業，雖然鄭和曾下西洋但那是屬于朝貢。鄭和以後明政府一直壟斷着明朝的海上貿易，這也為政府提供了不少的财政收入。由于海盜和倭寇的猖獗海禁政策變得更加嚴格，直至隆慶年間明政府調整海禁政策，允許民間赴海外通商史稱“隆慶開關”。海禁解除後大量的白銀流入明朝，明朝在短短數十年間海上貿易額直逼宋朝，但也使明朝陷入難以逆轉的财政危機。n我們普遍認為明清閉關鎖國使得中國失去了對外交流的機會，實際上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明朝的閉關鎖國并不是全面封閉，一開始實行“官貿”開放之後變成“民貿”。
清朝則實行的是“民貿”官制，清政府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比如出海重量登記，關稅自定、四口通商（一口通商針對英國，其他國家仍然可以四口通商）等。相較于明朝的海貿的雜亂無章，清政府的海貿政策雖狹隘但有序。很大程度是吸取了明朝由于開關不當造成的通貨膨脹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