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地位
陽湖文派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一直有各種争議。有論者認為，陽湖文派糾姚鼐之偏，對清中期的文學傾向有正确指導作用。有論者認為，陽湖文派隻是桐城派的一個分支。有論者以為陽湖文派甚至不能成派，與桐城文派不成敵手。章培恒、駱玉明編的《中國文學史》甚至說：陽湖文派“他們的思想都很陳腐，這一點變化未必能帶來多大的收獲。這一派的活動也僅限于陽湖一隅，故影響微弱而短暫。”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争論呢，最主要的一點是，桐城派的文章學了以後，馬上可以派用場，而學陽湖文派的文章，沒有多少科場價值。
打個不是很準确的比方：學桐城派的文章作法，有如學時下的高考文章作法、高考作文輔導，學完上考場，馬上可以拿分，甚至拿高分。陽湖文派的文章，在高考中沒有高分可拿，甚至可能被判“跑題”，但可以到社會上得到認可，在報章雜志上發表。
因此，桐城派在姚鼐手中生徒衆多，影響很大，當時天下學子，不談點“桐城”似乎就不懂文章。
陽湖文派則主要是常州府的學子和一些與之志同道合的學人形成的團體，人數絕不能與桐城派比。另外，由于常州地區的學術傳統，一直有宋學的背景，陽湖文派諸人在為文時，強調“探微索隐”，難免有穿鑿附會之嫌，被他人诟病。俗話說“人多勢衆”，陽湖派被人稱為“這一派的活動也僅限于陽湖一隅，故影響微弱而短暫”也就不奇怪了。
實事求是地說，桐城派的文章到了姚鼐手中，已演變為時文，其勢已從當初的批判轉為中和，進而成為科場利器。在這種情況下，本是桐城弟子的恽敬、張惠言，痛感桐城派背離了立派初衷，憤而出走，自立宗派，自作主張，其文章、其理論，已不是桐城一派。舉個例子：桐城派不認骈文，而陽湖文派提出“骈散合用”，這在宗派之間已是相背之說了。
事實上，桐城派後期的中興名人曾國藩，用的是桐城文派的旗号，文章已是與陽湖文派提倡的一樣，骈散合用了。這說明當年陽湖文派從桐城派分出，是順應了曆史潮流的。
盡管兩派真正相持的時間不是很長，但陽湖文派的文學主張，與桐城派是有很大區别的。最初的師承，并不等于最後的忠誠。因此，把陽派文派認作桐城派的一個分支，是不正确的。說陽湖文派“影響微弱而短暫”也是不公正的。
陽湖文派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公正定位應該是：陽湖文派，是清代中期桐城文派一統文壇的情況下，自桐城文派中分出，并進而與桐城文派分庭抗禮的的一個文學流派。清代中後期的文壇，陽湖文派與桐城文派相依而存、平分秋色。
清代古文,以“桐城派”為最大宗,“桐城”而外，可與“桐城”抗衡,自成格局的,必推“陽湖派”。以恽敬、張惠言為領軍的“陽湖派”。
中國清代乾隆、嘉慶時期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為陽湖人恽敬、李兆洛，武進人張惠言（陽湖、武進二縣皆屬今江蘇常州）。陽湖派接受了桐城派的主張，緻力于唐宋古文，但又對桐城派不滿，因而，張惠言、李兆洛提出文章要合骈、散兩體之長；恽敬主張兼學諸子百家，以此來補救桐城派行文單薄和思想上專主孔、孟、程、朱的弊病。
陽湖派的主張不像桐城派那樣拘謹狹隘；他們的作品與桐城派互有得失、短長，并未能真正超過桐城派。由于恽、張曾受桐城之學，故文學史家也有把陽湖派看作是桐城派的旁支。張惠言既是陽湖派的中堅，又開創了常州詞派。陽湖派對張愛玲有過影響（存疑）。
恽敬本好先秦法家和宋代蘇洵的文章，李兆洛、張惠言本治漢賦和骈文。他們接受桐城派的主張，緻力于唐、宋古文，但張、李又主張文章要合骈、散兩體之長；恽敬又主張兼學諸子百家。恽敬說：“百家之敝當折之以六藝;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其高下遠近華質,是又在乎人之所性焉，不可強也已。”（《大雲山房文稿二集》自序）想以此補救桐城派行文單薄和思想上專主孔、孟、程、朱的弊病。
他對桐城派作者有不滿,如評方苞文“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上曹俪生侍郎書》），評劉大□文“字句極潔而意不免蕪近”(《大雲山房言事》)，評姚鼐文“才短不敢放言高論”（同前）等。但他自己的文章，也有比較駁雜和矜飾的缺點，不如桐城派那樣雅潔自然。陽湖派的主張，不象桐城派那樣拘謹狹隘；他們的作品，與桐城派互有得失、短長，并不能真正超越桐城派。由于恽敬、張惠言曾受桐城之學，故文學史家也有把陽湖派看作是桐城派的旁支。
“陽湖文派”是一個事先沒有組織與綱領、沒有公認的領袖人物的文學流派。陽湖文派的文學主張、領袖人物、主要成員，都是由後來的學人們來命名、歸納、提煉、總結的。
以提出“中體西用”的中西文化觀，以圖解決晚清面對的中西文化碰撞問題，而名彰于世的清代名臣、大儒張之洞，在他的學術着作《書目答問》裡，列舉清代古文學家文集時，立了3個目錄：
1．桐城派古文學家：以方苞、劉大櫆、姚鼐為宗師。
2．陽湖派古文學家：以恽敬、張惠言、李兆洛為宗師。
3．不立宗派古文學家：章學誠、袁枚等。
這是較早的關于“陽湖文派”的提法。
《清國史·文苑傳·卷五四》中載：“論者謂國朝文氣之奇推魏禧，文體之正推方苞，而介乎奇正之間者推恽敬。苞之文，學者尊為桐城派。至敬出，學者乃别稱為陽湖派雲。”
《清國史·文苑傳·卷五四·陸繼辂傳》中載：“是時常州一郡多志節卓荦之士，而古文巨手亦出其間。恽敬、張惠言，天下推為陽湖派，與桐城相抗。”
《清史稿列傳·二百七十三卷·文苑三·陸繼辂傳》中載：“常州自張惠言、恽敬以古文名，繼辂與董士錫同時并起，世遂推為陽湖派，與桐城相抗。然繼辂選七家古文，以為惠言、敬受文法于錢伯坰，伯坰親業劉大櫆之門；蓋其淵源同出唐、宋大家，以上窺史、漢，桐城、陽湖，皆未嘗自标異也。”
錢锺書在《談藝錄》中說：“陽湖文派：指清代陽湖（今江蘇武進）人錢伯坰、恽敬、張惠言等，他們研究骈文。李兆洛編《骈體文抄》三十卷，宣揚骈文，與桐城派古文相抗衡。
“當事事為第一流”的恽敬、張惠言從桐城文派中脫身而出，打破古文與骈文的分界，從先秦諸子入手，重提文章注重世用說，自創門戶，陽湖文派遂立，并成為與桐城文派分庭抗禮的對等的文學流派。
主要成員
據學者曹虹《陽湖文派研究》所列，擇要簡介：
恽敬（1757—1817），字子居，号簡堂。常州府陽湖縣人。清散文家。乾隆舉人。緻力
于古文，與張惠言同為“陽湖文派”創始人。
張惠言（1761—1802），原名一鳴，字臯文，号茗柯。常州府陽湖縣人。清經學家、文學家。嘉慶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與恽敬同為“陽湖文派”之首，又為常州詞派的創始人。
張琦（1764—1833），初名翊，又名與權、季鷹，字翰風，又字玉可，号宛鄰，又号默成居士。常州府陽湖縣人。清詩人、散文家。張惠言弟弟，與哥哥張惠言合稱“毗陵二張”，與兄張惠言同創“常州詞派”。
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晚号養一老人。常州府陽湖縣人。清文學家、地理學家。清嘉慶進士，晚年在江陰暨陽書院講學20年。曾與魏源交好，思想上相互影響，着《海國集覽》，與魏源的《海國圖志》互為印證，為洋務派理論基礎。
陸繼辂（1772—1834），字祁孫，一字修平。常州府陽湖縣人。清詩人、散文家。清嘉慶五年（1800）舉人。陽湖文派的中堅成員，是繼黃仲則後常州又一個傑出詩人。
馮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蘇州府吳縣人。近代散文家。林則徐的得意門生。道光二十年（1840）進士。授翰林院編修。
馮桂芬是近代洋務運動的理論先驅。清鹹豐十一年（1861），馮桂芬的政論代表作《校邠廬抗議》問世。鑒于當時中國面臨内憂外患，馮桂芬提出“采西學、制洋器、善馭夷”等改革主張，成為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先聲，又被資産階級改良派奉為先導。
張惠言（1761—1802）字臯文，号茗柯，江蘇武進（今常州）人，嘉慶四年（1799）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他是一位經學家，并以詞和散文著名，是當時“常州詞派”和古文中“陽湖派”的首領。有《茗柯文編》、《茗柯詞》，另編有《詞選》，代表他的詞學觀點。其《詞選序》中所述主張，最根本一點是提出詞和詩一樣要講求比興、要有寄托，“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為雕琢曼辭而已”。
從這一種标準來看，他認為宋亡以後“四百餘年”的詞家，都是“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這當然也包括了風行一時的浙派詞。
《詞選》，共選唐宋詞人四十四家，而序文特加稱許的，在唐為溫庭筠，在宋為張先、蘇轼、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這個名單初看很難找到明确的共同點，但張氏自有解說。他最推崇的是溫庭筠，而原因是在他看來溫詞種種美人香草的辭面都隻是比興，内中隐有深微的大義（這實際是經今文學的解釋方法）。
而宋之八家，都還有缺點，即“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于其間”，要注意辨别。所以他雖選了蘇、辛，但主要是選其含蘊委婉之作。這樣，張惠言把詞的正格規定為一種通過比興手法表達“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緻”并講究文辭之“深美闳約”的體式。這種帶有經學氣息的詞學理論，看起來似乎可以糾正浙派詞的某些弊病，其實它所指引的路徑更為狹窄，在感情的表現方面也更為收斂和隐晦。但由于張惠言的影響，這種理論一度相當風行。
張惠言的詞作，文字簡淨，少用華豔的辭藻和典故，抒情寫物，細緻生動，詞旨在若隐若顯之間。他的《水調歌頭·春日賦示楊生子掞》五首，前人頗多稱頌，下面這首《木蘭花慢·楊花》也很有名：
盡飄零盡了，何人解、當花看。正風避重簾，雨回深幕，雲護輕幡。尋他一春伴侶，隻斷紅、相識夕陽間。
未忍無聲委地，将低重又飛還。疏狂情性，算凄涼、耐得到春闌。但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稱清寒。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繞雲山。看取青青池畔，淚痕點點凝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