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背景
始于清末編練新軍的需要
1894年中日甲午戰争之後，清政府面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統治危機。清統治集團中的有識之士提出了走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編練新軍，改革兵制。為此，清廷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開始淘汰綠營，改革軍制，設立練兵處，負責組建和訓練新軍，以奕劻為總理大臣，袁世凱為會辦大臣負實際責任，鐵良為幫辦大臣。各省也設立督練處（督練公所），由各省督撫兼任督辦，新軍各鎮、協在全國各地逐次建立。其中，京畿各鎮實為北洋新軍的核心。早在練兵處設置之前，袁世凱就以“北洋軍政司”督辦名義編練“北洋常備軍”、“京畿常備軍”，後來演變成為新軍的第一、二兩鎮。在編練新軍的同時，李鴻章在天津創辦北洋武備學堂，以德國人為教習，為新軍培養幹部。同此目的，張之洞先後在南京、湖北設立陸軍學堂、水師學堂、武備學堂，培養新軍幹部。
袁世凱在步兵、炮兵、騎兵中創辦了随營學堂，還開設了一所德文學堂，統稱“行營武備學堂”。他創設的直隸軍政司，是常備軍的管理、訓練和教育機構，為日後各省編練新軍在組織機構、營制饷章方面提供了樣本。他規劃了完備的軍事教育體系，陸續開設了陸軍小學堂、高級軍官學校以及不同兵種的專科學堂。
大體有以下幾種：
陸軍小學。各省設立，招收十五歲以上、十八歲以下具有高小學曆的青少年入學，學制三年，以學習普通課業及初級軍事知識為主，為陸軍中學培養合格學生。
陸軍中學。在北京、西安、武昌、南京各設一所。修習高等普通課程及必要軍事知識，學制二年。畢業後即按兵科（步、騎、炮、工、辎）分隊，為“陸軍入伍生”，準備升入陸軍軍官學堂。
陸軍兵官學堂。由練兵處（陸軍部）直轄，為培養初級軍官的場所。學生由各陸軍中學畢業的陸軍入伍生提升入學，學制二年，授以各種軍事學術及課堂、操場、野外訓練部隊的方法，畢業後即分配到各部隊擔任初級軍官。
陸軍大學堂。為培養高級參謀和指揮軍官的最高學府。課業以講授高級軍事學術為主，學員由現職初中級軍官中選送。
大批初中級軍事學校的開辦，使清政府中的滿族權貴也意識到軍事教育的重要性，因而辦學權成為滿清權貴和袁世凱争奪的焦點。
904年3月，日、俄兩國在中國的東北進行了戰争，于1905年結束。這次戰争給清政府企圖改革、建立新軍的人以推動。這時，圍繞開辦高等軍事學堂的領導權，袁世凱和清朝權貴展開了激烈地争奪。為此，清政府采取了兩條措施：一是開辦一所由滿人控制的高等軍事學堂；二是将高等軍事學堂辦在北京，便于控制。
經過緊張策劃，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4月24日，貴胄學堂在北京神機營舊址開辦，以載潤為管理大臣，馮國璋為總辦，張紹曾為監督。首批招生160名，學生均為“王公大臣各遣子弟”，經費、待遇非常優厚，清政府企圖用這所學校來壟斷高等軍事學堂的開辦權，培養一批忠于自己的軍事人才。
對此，袁世凱不甘示弱，他采取了先斬後奏的辦法，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5月8日（農曆四月十五日），以陸軍随營軍官班為基礎，擴充成立了陸軍行營軍官學堂，暫在原有的保定将牟學堂内開課，形成既成事實；又于4月29日上奏清廷，陳述設立大學堂的必要性，佯稱校址“論其章制，仍應設于京師”，同時又狡辯說學堂“……借才異地，在京延訂亦多未便”，便“略事變通”。清政府無奈，迫不得已同意了這個要求。
由此，中國近代最高軍事學府在袁世凱的一手壟斷下誕生了。它的創立，不僅使中國的軍事教育比較系統和完整了，也使中國軍隊的軍事學術、軍事教育大大地前進了一步。
基本介紹
曆程
陸軍大學是舊中國培養高級指揮官及幕僚人員的最高軍事學府。它創立于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曆經晚清、中華民國北京（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三個曆史時期，屢經戰亂，多次搬遷，初設于保定，後移至北京，“九一八”事變後遷來南京。全國抗戰開始後遷到遵義，爾後又遷址于重慶山洞，1946年遷回南京，1949年遷到台灣後而告結束。
在中國大陸上存在了44年的陸軍大學，曾是國民黨的最高軍事學府。這裡“陸軍大學”是廣義的，包括1903年2月至1923年8月辦的保定軍官學校，1927年到1949國民政府在南京的陸軍大學實際上是由廣州的黃埔軍校搬遷而來。視軍如命的蔣介石對這所學校非常重視，他兼任陸軍大學校長21年，在這裡培訓了許多高級指揮官和高級參謀人員。蔣軍中有一條規定：陸大畢業的，才能任軍參謀長。因此國民黨軍隊中的高級參謀人員絕大多數是這所學校畢業的。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上奏清廷，提出“體察今日中國情形，參考西洋各國章制，謹将學堂分成三等，曰小學堂，曰中學堂，曰大學堂”，袁世凱的這一奏折提出的建議開了中國近代軍事教育正規學制的先聲，也是創辦陸軍大學的肇始。
1904年，清政府采用外國學制，由練兵處頒布了《陸軍學堂辦法》。這一辦法規定:陸軍學堂分為正課學堂、速成學堂和速成師範學堂三類，其正課學堂仿日本軍事教育體系，分為小學、中學、兵官學堂和大學四級。《陸軍學堂辦法》的頒布标志着中國比較完備的軍事教育學制的形成，同時也為陸軍大學的創辦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據。由此，北洋軍官學堂(又稱陸軍行營軍官學堂)，也就成為陸軍大學的前身。
陸軍大學在舊中國，可以等同于清華、北大、交大以及教會在我國辦的協和、湘雅等醫學院這樣的學府。入校非常困難，稱為“鐵門檻”，極言難以考入。但這些學校，考入之後，等于端上了“鐵飯碗”。而陸大則又極重同學關系，舊軍隊派系頗多，如果同在陸大學習3年，畢業之後，同學彼此之間基本上一視同仁。每期約百名同學中總有些“飛黃騰達”的，經其提攜一下，總能謀個一官半職。退一步，也可以作個高參之類的官。假使不願在官場應付，回到母校作教官，也可糊口。因此在陸大流行諺語中，有“金學員、銀教官、破破爛爛是職員”之說。
陸軍大學在籌建之時預定的培養目标是為培養參謀及要職武官，但在其創建初期更主要是為滿足新軍軍官不足。袁世凱将軍官學堂學員分成速成和深造兩種，速成科學制一年半，深造科則為三年。
南京政府接管該校後，蔣介石即親自兼任陸大校長。适值蔣介石整軍開始，為獲得更多的高等軍事人才，在培養規格上也有所更新，于1928年創設了特别班。主要招收軍隊中校以上、中将以下，年齡在45歲以内的軍官。學校原有的班次也改稱為正則班。特别班的設立是陸大在培養規格上的一個重大的變化，它使許多按原來單一的軍事教育模式不能接受高等軍事教育的部隊中高級指揮人員有了深造的機會，也有利于先進的軍事學術在中國軍隊的傳播。
招考模式
陸軍大學的招考主要指的是正則班，其次是特别班。将官班不考試，由部隊機關保送，批準後召集入校。兵學研究院不招考，在正則班和特别班畢業時擇優選留。正則班和特别班考生的區别是：
一、中尉至少校軍官報考正則班，中校以上軍官報考特别班。
二、在養成教育兩年以上的軍官學校畢業或有同等學曆的軍事學校畢業的，報考正則班。特别班不如正則班嚴格。
三、連任軍職兩年以上的中尉至少校的軍官，品學兼優，堪資深造者，才可報考正則班。
正則班各期招考，均由參謀本部先将有關規定事項通知各應保送單位，自行初試。初試先筆試後口試。口試時考試官分若幹組，每組五六人。分别口試軍事知識、政治和科學知識等。在口試過程中觀察軍容、儀表、語言、舉動、機警等素質。筆試及口試兩項平均分數滿60分者為及格。但其中如有戰術不及格者仍不錄取。
從初試及格中，按照分配的名額報參謀本部審核。爾後按規定時間地點參加複試。
進入複試的考生，同初試不一樣，要先行口試。而這是進入最後筆試的一個頗為難過的關卡。據當年的陸大學生回憶，考官由9位中将組成，試場為半月形。主任委員居中，兩旁各為4位口試官。氣氛十分森嚴。主試官不問具體問題，如初試一樣，端詳一番。再從他桌上筆筒内抽簽，簽上寫的是考生應到某口試官面前應試。
每位口試官桌上均有簽筒，筒中簽上卷有紙條，題目寫在上面。一個學員應試，其他考官均集中精力聆聽，互打分數，最後平均。一位試畢，又抽簽去另一口試官前應試。一般要經過二至三位考官口試，快的約十分鐘，慢的約一刻鐘。雖然時間不是很長，但經曆過此陣勢的考生都說，比在戰場上打沖鋒時的精神還要集中、還要緊張若幹倍。因此當年陸大的口試被戲稱為“九堂會審”。
筆試的關防更嚴。文武教官早已“入闱”，與外界斷絕來往。每次進入試場，總要等一二十分鐘或更長，才能等到題目(考試時間是由發題時計算)。後始了解，是主管官員臨時把考的某一教程書籍在出試題的考官面前随意翻到某頁，就出一道題，再翻到某頁又出一道題。然後油印送到考場。正則班的筆試項目多達14種：
一、國文，三民主義；
二、基本戰術；
三、應用戰術；
四、軍制學；
五、兵器學；
六、地形學；
七、築城學；
八、交通學；
九、數學；
十、物理；
十一、化學；
十二、中外曆史；
十三、中外地理；
十四、外語(英、法、德、日、俄任一種)。
其中，國文和應用戰術兩項最為重要。這兩項不達标，則絕無希望。
複試後按及格者成績順序發榜。參謀本部通知各單位，被錄取的學員按期入校報到。并按期彙寄學員薪金。未錄取的學員仍回原單位工作。
陸軍大學的創辦使中國軍隊中高級指揮和參謀人員中受過高等軍事教育的人數大為增加，從而使他們的知識結構和指揮水平也有了較大的提高。它培養的六七千畢業生不斷進入軍隊，逐漸充實到高級參謀和指揮崗位上，成為中國軍隊中的主導。另外，作為一個軍事教育機構，陸軍大學在風雲變幻的舊中國存在了四十餘年，走過了一條艱難曲折的發展道路。它在辦學的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創新，為中國近代軍事教育，特别是高等軍事教育積累了不少的經驗。
但是在兵連禍結，政局混亂的舊中國，近代軍事院校的建立發展始終都為新舊軍閥所把持控制，陸軍大學也不例外。軍校為各軍閥派系提供軍事人才，成為派系形成的工具。比如陸大第八期，入學時正值奉系入關，所以這一期學員基本上是東北講武堂的畢業生。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形式上統一了全國，陸大則由替各派舊軍閥服務改為替蔣介石這位新軍閥培養人才。陸大對于蔣介石而言不僅是為其軍隊提供高等軍事教育，更重要的還在于為其籠絡人心。正因為蔣介石的重視，蔣軍将領才将“穿黃馬褂（黃埔）、戴綠帽子（陸大）”作為畢生的奮鬥目标。但是，與此同時陸大對蔣介石建軍還有另一功用，就是削除雜牌部隊指揮官的指揮權——特别班及将官班即有此作用，因此許多雜牌部隊的指揮官因害怕指揮權被剝奪就拼命地逃避離職受訓。這不能不說是陸大的一大怪現象。
陸大的校址幾經遷移，創辦時在保定，後遷北京，二遷遵義，三遷重慶山洞。抗戰勝利後，除特八期留重慶外，餘遷回南京，繼遷廣州。1949年，大部分教職學員随教育長徐培根遷到台灣，後改為三軍大學；其餘一部分由研究院主任杭鴻志帶回重慶。
初創體制
陸軍行營軍官學堂（陸大前身）由袁世凱包辦成立，袁将其視為私有，派自己的親信段祺瑞為督辦，以張鴻逵為監督。袁為便于控制和教學，将該校附設于北洋軍的大本營内。1907年陸軍部軍咨處成立，改隸于軍咨處。1909年軍咨處獨立并改稱軍咨府，因而當時又稱其為軍咨府軍官學堂。1911年又奉命改稱為陸軍預備大學堂。
1912年1月，中華民國成立。2月，統治中國二百多年的清朝皇帝退位。繼而袁世凱依靠軍事實力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因而倍加重視培養軍事人才。同年7月，袁世凱将該校由保定遷往北京西直門内原祟元觀舊址，直轄于參謀本部。
該校初辦時，校内領導設督辦、監督和提調各一人。督辦相當于後來的校長，直屬于北洋大臣袁世凱，總管校内一切事務。該職先由段祺瑞擔任。段曾到德國學習軍事，其教育方針和指導思想偏重于仿效德國。1908年督辦改稱總辦，由張鴻逵擔任。監督和提調是督辦的左右手，分别負責學校的行政和教育事務。
學堂創辦時，一切無定制成規，因而教育制度、課程的設置以及考試和實習制度等，均大體仿照日本陸大的辦法進行。
教育制度。學堂章程規定，總教官“總司教員之責”，其主要職責為“協同各教官厘定教程”，“劃一功課，評定分數，考察品行”。同時規定，學堂内教學人員、翻譯、編輯、繪圖人員以及教學行政官，均聽命于總教官。
學堂的總教官，先後聘自日本陸軍大學的現職教官寺西上校、櫻井雄圖中校擔任，其餘軍事教官也都由日本的陸軍軍官擔任。
學員的課程設置分學期進行。速成科和深造科均分為三學期。速成科半年為一學期，深造科一年為一學期，兩科所學課目大緻相同。
第一學期的課程主要有：各國曆史、各國地理；軍制學、軍器學、築壘學、地形學、交通學、衛生學、馬學、教育軍隊法、各隊戰法、混成協标圖上戰法、就地講演戰法、野外戰術實施、指揮各種隊伍法、馬術。
第二學期的課程主要有：陸軍經理、軍政戰史、混成協标圖上戰法、一鎮圖上戰法、兵棋、野外講演戰法、參謀旅行、出師計劃、辎重勤務、兵站勤務、輸送學、地形偵察、兵要地理、要塞戰法、海戰要略、戰略學、教育軍隊法、國法學、指揮各種隊伍法、馬術、見學旅行。
第三學期課程有下列各項：野操計劃、秋操計劃、出師計劃、作戰計劃、兵站勤務、創設軍隊計劃、戰略學、戰史、一鎮及一軍團上戰法、海戰要略、兵要地理、教授兵棋法、參謀旅行、要塞戰法、各隊新戰法、指揮各隊伍法、圖法學、國際法學、見學旅行。
其中，現地戰術作業和各種參觀旅行，均在每年春秋各舉行一次，每次二至三周。
考試制度，按照原定的軍官培養計劃，軍官的培養，先在各省辦的陸軍小學讀三年，然後進入中學堂，大學堂，中間加上見習時間，這樣十來年才能達到畢業的程度。陸大設立時，各級學校正在舉辦中，如果按照上述标準，新軍中的軍官就不可能升入。另外，該學堂實際由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所創設，以培養北洋軍閥的骨幹為目标，所以在招生方向上受到限制。
初創時招收的學員對象主要是北洋六鎮的軍官，不問出身，隻要經過簡單的入學考試，勉強合格者即予錄取。所以在錄取的人員中，軍校出身的軍官是有一些，但更多的是在軍隊中擔任文職的書記官和軍需人員，其中軍隊各級将領的子弟、親屬更不乏其人。
學員入學均需參加入學考試，考試的内容是基本的圖上戰法、軍制、軍器、交通地形等基本文化學科，此外還有外語。由于學堂草創成立，該校初期學員的軍事、文化素質是比較低的。
制度改革
1912年4月，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在北京建立了中華民國政府。陸軍預備大學堂改隸參謀本部。1913年10月，正式命名為陸軍大學校，學校領導由總辦改稱為校長。自1914年起，北京政府對學校的教育制度作了重大改革，首先是改總教官負責制為教育長負責制。
民國成立後，陸大負責人和中國籍教官一緻認為，陸大的教育計劃和學員授課，為外籍總教官所把持，終非長久之計。它不僅不利于中國軍事教育的發展，而且也有損于中國的主權，于是由校長胡龍骧提出報告，請求參謀本部與日本政府重新訂立聘約。從此，陸大結束了由外籍總教官把持教育的局面。
自第四期起，教育計劃完全改由中國人充任的教育長主持，但仍聘任外籍教官擔任重要課目；同時選拔本校畢業者，先入研究院，半年後充任兵學助教，試任半年後改充兵學教官。這是“本校外籍教官與本國教官并用之始”。
為使陸大教育有章可循，參謀本部于1914年4月13日，頒發了《陸軍大學校條例》，規定了陸大的組織原則和各項教育制度。
總綱規定，陸大的任務：“為選拔品學卓越，才識優異之青年軍官使修養高等帥兵必要諸學術原理，暨發揮其活用智能。”該校“屬參謀本部管轄，校長直隸于參謀總長”。
《條例》對學員的資格及入學考試均作了明确的規定。
學員的資格，必須是現任陸軍步、騎、炮、工、辎各兵科上校以下軍官，曾畢業于陸軍軍官學校或與此相當之學校；服軍職二年以上，身體強健、勤務熱心、才學開展、操行高尚者。
在符合上述條件的前提下，還須經所在團團長（獨立營長或衙署局所、學校長官）附以意見書擔保，于每年一月末呈報參謀本部，凡呈報上者方為候補學員。
然後要經過初審、再審試驗。
初審和再審試驗，均應經過以陸大校長為委員長的臨時試驗委員會的考試。
初審試驗于招生年6月1日在各省和各機關同時舉行。試題由試驗委員長拟定，由各省督軍召集所管候補學員，在參謀長或各等參謀監視之下，嚴密實行筆試考試。考試既竣，由督軍彙集答卷迅寄參謀本部交由試驗委員長查閱。試驗委員長督同試驗委員查核成績，再順次調制候補學員的成績名冊呈參謀本部，參謀本部決定錄取與否及再審試驗日期，并通知陸軍部及各省督軍。
再審試驗于招生年11月中旬在陸軍大學校舉行，由試驗委員長督同試驗委員，對備取各員再進行考試，并将成績呈參謀本部，參謀本部據報名冊決定錄取人員，移知陸軍部及各省督軍，再通知錄取人員及入校日期。
陸大學員在校學習期間的學年考試，由參謀本部派員會同校長共同進行，考試成績平均在六成以上者，留學肆業，不及六成者，酌令退學，仍回原差。
學員三年學成期滿，由總統委上等軍官施行畢業考試，畢業典禮時，總統或親臨，或派員代理，發給畢業證書及徽章，學員成績平均在八成（80分）以上者，除發給畢業證書外，還呈由大總統給與優等名譽獎品。不及六成（60分）者，或留校補習，或發給修業證書。
陸大學員的教育除了課堂學習外，還有隊附勤務和野外教育。
隊附勤務，即是派遣學員赴各兵種軍隊中擔任隊職，作為一門必修課，同樣有嚴格的成績評定。
野外教育，包括戰術實施、參謀旅行和見學旅行。舉行此種教育，使課堂學習和實地聯系更為緊密，更為直觀、具體。
組織變化
陸大條例規定，學校職員除校長外，還設有教育長、副官、高等兵學教官、專任教官、兵學助教官、騎術教官、編譯員、修輯員、軍需、軍醫、獸醫；中少尉準尉、上中下士及委任文官等。其中，校長統轄全校職員，綜理全校事務。教育長禀承校長，督率各教官、助教官暨教育攸關之各員司等，整理教育一切事務，規劃教育之實施并考核學員成績。
陸軍大學校正式完善後，參謀總長黎元洪便呈派其湖北黃陂同鄉胡龍骧為校長。胡畢業于湖北将牟學堂，後在黎元洪所屬的第二十一混成旅中任四十标隊官，很得黎的賞識，後被保送到陸大第二期深造。教育長為陸大第一期畢業的江壽祺。
江是安徽潛山人，也是黎元洪的老下屬，舊學頗有根基，但對陸大的教育并無多大貢獻，僅僅創設了一個兵學研究會。該會為培養中國籍教官而設，挑選本校前三期優秀畢業生入會學習，由日籍教官指導。學員在該會學習半年之後，即在本校充任兵學助教，試任半年合格後，充任兵學教官。該合的創設，開創了陸大教育史上中國教官和外國教官并用的新時期。
1916年6月袁世凱死，黎元洪繼任總統，北京政府内發生“府院之争”。1917年7月張勳複辟，黎元洪被迫出走，參謀總長一職由北洋系統的王士珍出任。由于中央政府的實權掌握在北洋派系手中，因而陸大的主官全部換成了北洋系統的人物，校長胡龍骧易為熊炳琦，教育長尹扶一易為張厚畹。熊畢業于陸大第一期，張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熊張二人均系北洋派，特别是熊，長期在馮國璋屬下任職，很得馮的賞識。
陸大的主官雖受政局的變化而更替，但其教育制度基本上沿襲舊制，很少變動。校長及所屬教官的學曆、水平，在當時仍是佼佼者，因而能維持基本的教學秩序。
自1920年後，軍閥混戰頻仍，國無甯日，北京政府總統、總理象走馬燈似地更換。戰局和政局的動蕩也殃及陸大，學校财政日益支绌，幾不能舉炊，面臨着停辦的危險。為了維持生存，在校員工鼎力相助，各省學員也紛紛向各自的軍事長官或各省督軍請求援助。終因經費枯竭，陸大于1923年第六期畢業後被迫停辦一年，校長時為賈賓卿，教育長先後由張厚畹、阮肇昌擔任。
1923年10月，直隸軍閥曹锟賄選當上總統，為了騙取民心，籠絡軍隊中各級陸大出身的軍官，遂下令陸大複校，并派師景雲為校長，張國元為教育長，繼續招收正則班第七期入校。
1925年北京政權由奉系掌握，師景雲随着直系失敗而辭職，陸大随即由奉系控制。張作霖雖系行伍出身，但對軍事教育比較重視，他派張學良為陸大監督，韓麟春為校長，李端浩為教育長。韓麟春畢業于日本士官炮科，第一次直奉戰争奉系失敗後，為整理東北軍隊出力不少。奉系掌握陸大，為培養奉系軍官而不惜财力，因而陸大的财政狀況大有好轉，并于1927年8月招集正則班第八期入學，學員絕大多數來自東北軍各部隊。
1928年奉軍戰敗出關，校長韓麟春亦随之退往東北，學員也紛紛回原部隊，陸大一時陷于停頓。
北京政府統治的十七年，經曆了直、皖、奉三派軍閥的統治，政權更叠頻繁，戰亂不斷。陸大的重要人事也不斷變換，各為其派系培養了維持政權的高級軍事人才。
民國時期
第三期
陸軍大學從第三期起，即不分速成和深造班，而僅招正則班，學制為三年。民國前三年（1909年）在全國新軍中，普遍考選學員入校。第四期學員招于第三期畢業之後，文化程度較為整齊，大多為各省講武堂、将校講習所、軍官研究所和軍官學堂的畢業生，經初試和複試合格後錄取。該期是中華民國建立後首次招生，同時又剛剛頒布了新的條例，因而學員的文化素質高，生源分布廣，數量也比較多。
正則班第三期畢業于1913年11月，共102人。
第四期
第四期學員于1916年12月畢業，該期正式畢業學員為122人，副課學員3人，旁聽學員8人。該期畢業學員中，不少成為北伐軍中将領和高級幕僚，以及國民政府時期重要軍政人物。
較為著名的有曾任晉綏軍軍長、先後任山西、河北省主席、軍令部部長和陸大校長的徐永昌；曾任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以及國防部次長的蔣介石親信幕僚林蔚；曾任參謀本部次長、陝西省主席的熊斌；曾任陸海空總司令部參謀處長以及軍政部航空署署長的葛敬恩；曾任參謀本部廳長的姚琮；曾任軍委會訓練總監部副監、陸大教育長的周亞衛；曾任軍事委員會駐川參謀團團長、軍委會委員長西昌行營主任、重慶市市長的賀國光；曾任軍政部軍務司司長的王文宣，總務司司長項雄霄；桂系的主要人物之一、廣西省主席黃旭初。
此外還有在北洋政府時期任過參謀次長的段雲峰，在北洋和國民政府時期任過軍長的有王翰鳴、王普、許琨、黃胪初、霍原壁等人。曾任汪僞軍事訓練部部長、軍事參議院院長的蕭叔萱，也是該期畢業學員。
在北京政府統治時期畢業的陸大五個班期中，該期畢業學員人數最多，發展面較廣，因而在民國史上有一定影響。
第五期
第五期于1917年1月入學。該期招生之際，恰逢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生在部隊服役期滿二年之時，正好符合入學資格，此時又值陸大為直系軍閥所控制，所以該期學員中，保定軍校的畢業學生就占了90%，文化和軍事水平都高于以往各期。
該期于1919年冬畢業，共84人，肆業3人。該期較著名的人物有，曾任國民第四軍總司令魏益三，國民政府騎兵軍軍長門炳嶽，奉軍軍長劉偉、直系軍長徐壽椿，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役署署長程澤潤等人；軍委會的高級幕僚晏勳甫、晏道剛、歐陽任、佘念慈、方策等人；此外比較著名的是萬耀煌，他曾任第十三軍軍長、中央軍校教育長、陸大教育長、湖北省主席、中央訓練團教育長。本期還有曾任師長、後任陸大教育長的王澤民，曾任軍長後任參謀本部廳長及陸大教育處長的龔浩等人。曾在東北軍中擔任過參謀長、後投敵做了漢奸的榮臻，也是本期畢業學員。
第六期
第六期于1919年12月入學，該期學生來源同第五期，唯因财政奇绌，學校經費入不敷出，影響了教育，勉強維持到畢業。
該期于1922年12月畢業，共108人，其中肆業者4人，旁聽6人。本期畢業學員中較為著名的人物有；曾任國民政府國防部次長的秦德純；曾任陸大教育長的徐培根。擔任軍長以上長官的有，吳尚、楊效歐、安錫嘏、韓全樸、張會诏、程汝懷等人，還有曾任戰區參謀長的鄒文華，任過陳誠部參謀長的施伯衡，以及其他各部重要幕僚張樾亭、殷祖繩、王恺如等人，有任馬占山的參謀長、指揮軍隊在江橋抗擊日軍的謝珂；還有曾任東北軍、西北軍要職，後來投敵當漢奸的鮑文樾、鄭大章等。
第七期
陸大在停辦一年後，于1923年8月招集第七期入學。該期生源同第五期。其間，校長由直系的師景雲易為奉系的韓麟春。韓為辦好陸大，“籌集經費，整理校務，不遺餘力”，使學習順利進行。
該期于1927年7月畢業，共74人，肄業12人。
本期畢業學員中較為著名的統兵将領有，孔繁瀛、吳化文、周嵒、張文清、彭啟彪、黃永安、趙鎮藩、斯立等人，高級幕僚人員有，廉壯秋、劉書香、王綸、王皞南、阮永祺、徐旨乾等人。
第八期
第七期畢業後，第八期于1927年8月入學。此時，張作霖在北京組織軍政府，抗拒蔣馮閻李聯合的北伐。該期學員以奉系軍官為主，招收的多為東北講武堂畢業學生。因而學員中東北籍軍人占多數，保定軍校畢業生和其他各省軍校畢業生僅占很小部分。
1928年春，國民革命軍對奉系軍閥的北伐開始，陸大學員紛紛退學，歸回原部隊，極少數參加了北伐軍。校長韓麟春随張作霖退東北，學校因而停辦。
同年6月，國民革命軍占領北京，蔣介石即謀恢複陸大并親兼校長，派本校第三期畢業學員劉光代理校務。經兩月籌備，同年8月，招回離去的學員，第八期恢複上課。
本期于1930年11月畢業，共89人。該期畢業學員，不少人成了東北軍中的軍事骨幹，如王秉钺、甘登俊、金奎壁、張競渡、黃師華、張純玺、劉德浴、劉震東等。該校招收的保定軍校畢業生，不少人成為北方領軍的負責人，如先後任過第三十二軍軍長的宋肯堂和傅立平，任過第三十二軍副軍長及第二十集團軍參謀長的周熹文等。本期畢業學員郗恩綏，後為陸大名教官，抗戰中曾任戰區參謀長；尹呈輔曾任參謀本部處長及軍令部副廳長等職。
簡史
1906年，輔佐袁世凱訓練新軍的段祺瑞在保定創辦“陸軍行營軍官學堂”，負責人稱總辦，隸屬于北洋大臣；1910年改為“陸軍預備大學堂”，隸屬于軍咨處；1912年由保定遷北京西直門内之祟元觀舊址，即确定校名為“陸軍大學堂”，負責人改稱校長，隸屬于參謀本部。
它早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遲于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各地所辦的講武、武備之類的學堂以及陸軍小學和陸軍中學。當時，教育權掌握在被稱為"總教官"的外籍顧問（先為德、後為日）手裡。
從1906年到1912年底第三期畢業為止可稱為草創時期，共招收三期學員約240餘人。知名人物如李濟琛，是一期入學，又調回部隊工作（辛亥革命時，學員多回部隊，學校等于臨時停課），後重入第三期畢業留校任教的。此外，大漢奸齊燮元也是第三期畢業學員。二期以前絕大多數學員為北方人。
從1914年到1928年，即第四期到第八期，該校共招收學員560人。這一階段，學校的制度有了較大的改變。最主要的是把外國總教官制改為教育長制。這就把教育權從外國總教官手中收回到中國教育長的手中。外國教官成了顧問性質。這一階段任校長的有：胡龍骧、熊炳琦（一期畢業）、賈賓卿、師景雲（一期畢業）。二十年代中期，東北軍入關，張學良任監督，韓霖春任校長。曆任教育長的有：江壽祺（一期畢業）、尹扶一、張原琬、阮肇昌（三期畢業）、李端浩等。
這一階段正是軍聞混戰時期，學校經費困難，在第六期時，有瀕臨停辦的危險。學校曾因無法支付教官薪金而停課，後經學員各回部隊求援，籌集資金，才勉強完成學業。1922年底第六期學員畢業後，該校停辦年餘，賴各省軍事當局協助經費，直到1924年8月第七期才很入學。1927年夏七期畢業，旋招考第八期。
此時，北伐将告結束，學校由國民黨接收，第八期畢業于1930年，它跨越了兩個階段，顯示一個特點：八期以前，是畢業一期才招收另一期入學。就是說，學校在校生隻有一期，八期以後，基本上每年招生，同時有二至三個班期同時期在校，偶爾也有三個以上（多短期訓練班）。
1927年到1949年，國民黨執政後接收的陸軍大學，從學校的整個曆史評論，這22年是大變更、大發展的時期。
主要是學校編制擴大，學校的組織結構和過去大不相同。以前僅是一班學員在校，第四期雖有“研究院”，也是為了培養教官而臨時設立。因過去隻是外國教官上課，四期以後，就是中外教官混合上課了。如：第三期畢業留校任教的李濟琛、黃家濂。第四期畢業留校的周亞衛、遊鳳池、童翼，還有葛敬恩、徐永昌等。
學校增設了特别班、研究院、将官講習班（辦了五期）、參謀補習班（在本校辦了三期）、函授處（辦了兩期）等。抗戰後，分設西南（在桂林）、西北（在西安）參謀補習班（辦了七期）、甲級将官班（辦了兩期）、乙級将官班（辦了四期）、外文班等等。
關于設立特别班，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曆史。特别班，是馮玉祥先生于1926年去蘇聯參觀了軍事學院（過去習慣稱陸軍大學），了解該院設有高級系及基本系（新中國的軍事學院大緻如此）。高級系乃幹部的軍銜、年齡條件均高，不能入基本系學習，但又未受過高等軍事教育。這是十月革命以後根據紅軍成員的具體情況所采取的有效措施，它很适合中國當時軍隊的情況。北伐後，馮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故建議辦特别班，遴選受過軍校（如保定、黃埔及其地方性的軍事學校）教育以及行伍出身而具有文化及作戰經驗，但軍銜、年齡均已超過而不能入陸大深造者，送入特别班。
所以開設特别班，是舊中國最高軍事學府制度上的一大變化，使很多不能受高等軍事教育者有了深造的機會。知名者，有衛立煌、何基沣、馮治安以及黃維等。此外，就筆者了解，西北軍保送了數位學員，有的因工作需要又調回部隊，如：吉鴻昌、韓複榘等。馮玉祥在和蔣介石第二次合作，擔任副委員長時，他的幾位主要副手如鹿鐘麟、石敬亭、孫良誠、張維玺、魯祟義(現仍健在)委員等均入特三期學習。
馮玉祥為何主張辦特别班，他講過下面一段話，既對我們一些在他身邊工作人員講過，筆者後入陸大學習，在《陸大月刊》上也載有類似的講話。馮是行伍出身，辛亥革命前已任營長，适陸大招生，他要求保送。上級不惟不準，還在全師講話時，奚落了他：“馮玉祥白脖子，還想考陸大”。馮說，他聽了講話後都氣哭了。自己發誓：“老子将來辦個陸大”。此段系馮的原話，并非野史，乃筆者親曆，故特記之。
陸大自有了特别班之後，過去的班即稱正則班。從1928到1949年，特别班共招八期學員（即将近三年才招一班）。正則班從第九期至二十二期共招生十四期（聞二十三期遷到台灣才畢業），基本上一年多招一期。以每班平均一百餘人計，22個班，約2500人左右，連同九期以前的共約3200人上下。按陸大制度，正則班和特别班畢業者有正式學曆，可領到所謂陸大學員的三件寶--畢業文憑、同學錄和畢業證章。（畢業證章具有國際性質，西方駐外武官，基本上是陸大畢業生，在正式場合須佩帶，很容易識别。舊中國所派出的武官、陸大畢業者寥寥可數）。所有短期班包括1939年招集的乙級将官班，因是未經嚴格考試入校學習，作為補習性質，不算正式學曆。但自1944年辦甲級将官班（3個月）始，包括先後的已級将官班均列入正式學曆。
陸大從1906年創辦到1949年共44年，不過訓練了（包括短期班期）3000多人，在這綿長的時代，以及抗戰及解放戰争中，能在國民黨軍隊服役的至多不超過半數。如以北伐為界，前後時間大緻相等。從上述學校結構變更及學員的數字看，後22年是比前22年的變化要大得多。
社會影響
概況
軍官學堂第一期分速成、深造兩班。速成班學制為一年半，深造班學制三年。1907年冬速成班畢業。續招速成班第二朗，其學員來源，除北洋軍各鎮外，擴大到江蘇、湖北兩省編練新軍之部隊，學制改為二年。
清宣統元年（1909年）春，深造班第一期畢業，計71人，以後被追認為陸大正則班第一期。同年農曆9月，速成班第二期畢業，計72人，以後被追認為陸大正則班第二期。同年11月，正則班第三期入學，學員來自全國各編練新軍，為普遍考選，學制固定為三年。第三期學員因辛亥革命爆發，中間停課，故延長一年，于1913年11月畢業。該校自創立到1911年，經六年經營，稍具規模，成為全國最高軍事教育機構。
影響
至清末，陸大共畢業三屆學員，人數雖不多，但都成為新軍骨幹，其中也有不少具有革命思潮的人獻身革命，在反清和創立民國的政治鬥争舞台上各顯身手，留芳後世。
第一，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參加了推翻清朝封建統治的革命。武昌起義爆發後，保定“各将校學生，亦紛紛南下，齊集于招賢館，冀為同胞有所贊助”。時值第三期學生在校，許多學生紛紛回各省各軍，或服務于南京臨時政府，或直接參加推翻清廷的革命鬥争，他們為辛亥革命作出了貢獻。例如一期畢業生韓建铎和二期畢業生李鳳樓等人，就是雲南首義的重要人物。
一期畢業生馬毓寶不僅參加了江西九江的首義，而且在江西獨立後，被推為軍政府的都督。第三期畢業生何遂等人，曾參與了組織“燕晉聯軍大都督府”的活動，從而推動了清廷内院的革命運動，以後何遂參加了孫嶽領導的國民三軍，在反吳佩孚作戰中立了戰功。第三期學員李濟琛等人還參加炸毀漕河和唐河鐵橋，以阻止清軍南下的革命活動。
第二，有的在中國近現代重大的曆史鬥争中，為革命和正義的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1924年10月23日，二期畢業生孫嶽，時擔任直系軍閥京畿警備副司令，他與馮玉祥、胡景翼一道發動了推翻賄選總統曹锟、驅逐溥儀出宮的“首都革命”。在新成立的國民軍中，孫嶽任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
第三期畢業生李濟琛，自1922年加入孫中山的北伐軍後，曆任廣州陸海軍大本營師長、廣州國民政府第四軍軍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等要職，1933年11月在福建組織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并被推為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失敗後一直從事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革命活動，曾擔任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為“民革”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
第三，有的畢業生在北洋政府的領導集團中占據了重要地位。
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成立之後，改清廷軍咨府為參謀本部，在該部任職者，陸大畢業學員占了一半以上，并多為實權人物。如第三局局長張聯棻、第四局局長姚任之，均為一期出身，第五局局長楊丙（後黃慕松繼任）、第六局局長謝剛哲及參謀本部局長崔承熾和陸軍部軍學司司長魏宗瀚等人，他們的權力足以左右參謀本部。
據不完全統計，在前三期畢業生中，曾擔任陸軍部總長和各省督軍、省長者有吳光新、張敬堯、熊炳琦、陳調元、靳雲鹗、孫嶽、王承斌、王懷慶、齊燮元等人。擔任過陸大校長、教育長的有：師景雲、熊炳琦、胡龍骧、阮肇昌、張國元、劉光等人。在國民革命軍中任軍長、省主席以上職官的有：李濟琛、陳調元、袁績熙、方本仁、周鳳歧、李竟容等人。但也有的成了臭名昭著的大漢奸，如齊燮元、張敬堯、鮑文樾等人。至于在北洋軍閥軍隊中任軍職及各級軍事學校中任教官的人更不乏這一時期的陸大畢業學員。
考試制度
舊中國有不少學校象清華、北大、交通等大學以及教會在我國辦的協和、湘雅等醫學院，包括陸軍大學在内，入校非常困難，稱為“鐵門檻”，極其難以考入。但這些學校，考入之後，又等于端上了"鐵飯碗"。以陸大為例，極重同學關系，舊軍隊派系頗多，但同在陸大學習3年，畢業之後，同學彼此之間基本上一視同仁。
每期約百名同學中總有些"飛黃騰達"的，經其提攜一下，總能謀個一官半職。退一步，也可以作個高參之類的官。假使不願在官場應付，回到母校作教官，也可糊口。所以說，在舊軍隊能考上陸大，也就等于有了個“鐵飯碗”。因之，舊軍官角逐于陸大考場者，可以說是“前赴後繼”，但絕大多數還是為了地位、事業。一旦考上，就象“天之驕子”，在陸大流行諺語中，有“金學員、銀教官、破破爛爛是職員”之說。
北伐以前的陸大考試，大緻是由保送部隊（基本上每個師以上單位可保送二名）自辦初試手續（走過場），報送參謀本部審核，合格後可參加複試。一直到四十年代，才改變辦法，初試由各戰區辦理，蓋每期報考者齊集陪都重慶，（有時可達千人以上），不僅考試委員會難于應付，交通食宿亦難以解決。所以由各戰區初試，先一步擇優錄取，最後參加複試者不過二三百人，減輕許多不必要的負擔，辦法比以往前進了一步。正則班一直如此。
考試課目，除軍事學術外，其他一般學科及自然科學均與考文科大學同。1943年我考特七期時，有一項規定，作文必須文言，作白話文者打八折，而作文又是主科之一，不及格者不錄取，即使其它課目滿分。此外，尚有應用戰術，不及格者不錄取，對正則班學員（少校以下至中尉之青年軍官）還要求外文也必須及格。
特别班的考試，第一期是保送，這是針對北伐軍的部隊縮編，對部分高級軍官可資深造的一種臨時措施。根據總名額，各部隊自行選拔保送。特二期時，改變了考試辦法，須經過資格審查及口試、筆試。惟無自然科學、外文和實兵指揮。對西北四省（陝、甘、甯、青）每省可免試二名入校學習，蓋照顧西北文化落後之故。饒有趣味的是，免考的蒲城人劉宗寬，畢業考試竟是"狀元"。
1936年招考特三期（西北四省免考名額取消）。剛考試完畢，即發生“西安事變”。蔣介石回南京後，應要求從寬錄取，他批準了250餘人（可能均在分數線以上或放寬尺度）。陸大的一切設備，不可能容納許多的學員同時上課（按：當時有特二及十三、十四、十五共四期），于是把批準的學員分為特三、特四兩期，先後入校學習。
抗戰開始，按西方習慣，一旦與外國宣戰，最高軍事學府暫時停課，在校學員由參謀本部（抗戰開始時的大本營）統一調配使用，大緻是派往作戰部隊師以上單位任聯絡參謀。由于中國是長期抗戰，于1938年春，又在長沙複課。在與日軍大規模正面作戰時，國民黨軍隊始感到各級主官和參謀人員，特别是高級軍事人員的素養遠遜于日軍，才重視陸大的教育。但培訓一個有軍事素養的高級人員也非易事。當時對陸大采取了縮短年限的辦法（即3年改為2年并取消暑假）。
正則班基本是每年招生一班。中尉至少校軍官，凡畢業于正式軍校（主要是黃埔）受養成教育一年半以上均可報考。所以這一層次的青年軍官報考的機會多，但卻苦了希望考特别班的中高級軍官。
1939年招考特五期，考生援例要求，蔣介石又批了200餘名分兩期入校。為此，主管陸大的軍令部對蔣介石随意批準考生人數（還不包括他所特許的、每期約十名左右的中将級軍官）的辦法并不同意，但亦無辦法。中高級軍官報考的機會更少，從1936年到1943年約8年才招了兩次特别班。許多希望報考特别班的軍官也有強烈的反應。特别是黃埔前幾期的同學尤甚。
約在四十年代前後，國民黨軍隊的人事制度逐步走上規範化。軍官的晉升，必須在下一級停年（即軍齡）屆滿，始能晉升到上一級。就投考特别班而論，最低軍銜是中校，按當時的停年從少尉升到中校須9年半之久。根據過去參考美軍的停年比中國軍隊的停年要長2至3年，如國民黨軍隊從少尉升少将須有17年半的停年，美軍則要20年以上。
由于人事制度紊亂，中央軍按法規辦，黃埔學生吃虧大。地方部隊能保送黃埔學校學習的，大多是與部隊主官有關系者的子弟或者就是他們自己的子弟。畢業回到部隊，很快就可提升到"黑官"中校。而在中央部隊，不僅黃埔十期畢業生望塵莫及，連八期的都提不到中校。自然也無資格報考特别班了。
還有一種情況，有個别不是軍人，因與地方部隊主官有關系，假如是個少将參議，他可以補習一點軍事學，因特别班不考實兵指揮，不考自然科學，幾大教程和戰術作業，均紙上談兵，對有文化者是比較容易學會的，學曆上找兩位正式軍校出身的朋友，寫個假證明也就混過去了。
抗戰時，軍令部為提高陸大學員的素質，對上述一些鑽空子，投機取巧的報考特别班者，該部主管部門，自然一清二楚。所以1942年籌備招考特七期時，對考試辦法作了極為嚴格的規定。
資格限制
①必須住過承認的軍事學校、還須受過一年半以上的養成教育（黃埔四期以前例外，但政治科的不能考）。如文憑遺失，須由中校以上兩名同學證明，但校長不能作證明人。
②軍齡必須在9年半以上的中校至少将現職軍官，且須持有蔣介石頒發的正式任職命令。黃埔學生則限于第八期。
③必須是任過主隊職的軍官，即排、連、營、團、師長等職，但師以下部隊參謀人員按主隊職，如師的上校參謀長或上校參謀主任同團長，中校參謀同副團長。
④必須任現職二年以上，例如任團長未滿二年者不能報考之類。
⑤關于資格審查，先由保送單位，繼由初試委員會審查，錄取後，須由複試委員會最終審查，始能參加複試。
考試辦法
①分初試、複試。初試由各戰區組成，有的是一個戰區一個考區，有的兩三個戰區一個考區。由司令長官任主任委員。複試由軍令部組成，由一位次長任主任委員，大緻是師以上單位有兩個名額，如果資格符合，有兩人以上報考者，則單位還要舉行一次初試。
②考試步驟，首先是資格審查，合格者，可以參加初試。二是考試順序與初複試基本相同。首考為體格檢查，及格者發第一次榜，榜上有名者可以參加實兵指揮——一般是在操場有一連實兵，由考試官下達課目，可以是隊列教練及連營戰鬥動作。主要是考驗與考者是否正式軍官。及格者發第二次榜，榜上有名者再參加口試，口試委員會是由幾位考試官組成，由主考官先詢問一些較簡單的問題，如在何部隊，所任職務等等，主要是看應試者的儀表，是否口齒伶俐、态度自如等。然後分由口試官就極為廣泛的軍事、政治、時事以及普通學科和一般社會常識進行測驗（複試口試最為嚴格，後文另叙），及格者發第三次榜。榜上有名者再參加筆試。
杜絕弊端
中國自古之有考試制度始，盡管關防嚴密，如科舉時代的“入闱”。但總有後門可走。清代對考試的洩密舞弊者，處刑極嚴，但弊端仍難杜絕。特别班學員不似正則班學員（營長以下）社會關系少，他們均中高級軍官，絕大多數為上校以上，所以各級考試官員，非直接親友，也可找到間接關系，走後門，求幫助，主要是搞到題目，或買通口試官預先約好答對的問題。
草拟考試辦法的主管陸大軍官自然是前期畢業的同學。可以說對考試所能産生的種種弊端是經過了周密的深思熟慮（可謂“挖空心思”），一切渠道均為之阻絕。從上述資格審查及考試辦法已可窺見其嚴。就複試時口試和筆試的嚴格程度，更使人歎為觀止。
口試是進入最後筆試的一個頗為難過的關卡。複試時，是由9位中将組成，試場為半月形，主任委員居中，兩旁各為4位口試官。特别班的學員在這9位考官中總會有直接間接的親友。口試又無卷子，事先通個信息，臨場對上口徑，手下略作留情，分數可以保證過關，但事情并非如此。進場之後，一種嚴肅的氣氛，即使身經百戰的軍官，如果少與高級軍官接觸，也不免有精神緊張之感，主試官不問具體問題，如初試一樣，端詳一番。從他桌上筆筒内抽簽。簽上寫的是考生應到某口試官面前應試（這不似初試時其它口試官就直接提問，這是一漏洞）。
每位口試官桌上均有兩個簽筒，一個裡是題目，一個裡是下一位口試官的姓名，即使這位口試官是你的至親好友，也無能為力。因不能随意提問，必須抽簽，簽上卷有紙條，題目就在上面。這短暫的時刻，老實說，比在戰場上打沖鋒時的精神還要集中、還要緊張若幹倍。後來同學們戲稱之為"九堂會審"。
筆試的關防更嚴。文武教官早已“入闱”，與外界斷絕來往。每次進入試場，總要等一、二十分鐘或更長，才能等到題目（考試時間是由發題時計算）。後始了解，是主管官員臨時把考的某一教程書籍在出試題的考官面前随意翻到某頁，就出一道題，再翻到某頁又出一道題。然後油印送到考場。因為題目是未經試官構思、綜合條文拟出有學術性的題目來測驗考生的水平，而僅是以嚴防洩漏題目采取如此簡單的辦法，嚴則嚴矣，但測驗不出考生的學術素養，考試官也落得個不費腦筋，就條文出問答題應付了事。所以效果并不好。
筆試完畢，約一周至十天始發榜。經過有了初試制度，到重慶參加複試者亦僅200人。前幾榜又有一些落榜者，參加筆試的約170至180人，最後錄取約110名。
淘汰制度
即學生入校經過一段課堂的預備教育和到各軍種、兵種學校見習（約半年稍多時間），最後經甄别考試，即被淘汰三名。就在此制度特七期學員的甄别考試時，開始實行。因它未載入在招生簡章中，故考生沒有思想準備。
軍令部早有整頓陸大校風之意，原定前兩期就實行，被學校當局抵制了。從特七期以及稍晚半年入校的正則班二十期（台灣陸軍上将郝柏村即此期學員）起，軍令部勒令學校堅決執行，已報軍委會最後批準。文件硬性規定最後三名淘汰。同學們說，每人一百分也有最後三名。于是大肆活動。特七期有中将上十名，少将數十名，且有黃埔一期同學項傳遠，是蔣介石的侍從參謀，當天就去侍從室活動，得悉文件尚在參謀總長何應欽辦公室，又有同學認識何的随身高參（均先期同學）。
反複研究後，拟了兩條意見：第一，認為軍令部每學期淘汰最後三名的辦法并不完善。第二，為了提高學員的質量，凡不及格者一律淘汰。這條意見，十分冠冕堂皇，上級也挑剔不出毛病，就這樣批準交學校執行。這份有關許多學員命運的重要文件，就這樣變成了一紙空文，蓋學校當局特别是教官們是站在學員一邊，不會使一個學員不及格，特七期除因打麻将開除了一名學員（為首的）、記革了三名學員外，再無人受過處分。
結語
舊中國的陸軍大學，從1905年創辦到1949年共有44年的悠久曆史，不過訓練了（包括短期班期）3000餘人，而能在國民黨軍隊服役的至多不過半數。陸大的校址幾經遷移，創辦時在保定，後遷北京，二遷遵義，三遷重慶山洞。抗戰勝利後，除特8期留重慶外，餘遷回南京，繼遷廣州。1949年，大部分教職學員随教育長徐培根遷到台灣，後改為三軍大學；其餘一部由研究院主任杭鴻志帶回重慶，于重慶解放時起義，并将留在重慶的學校的一切設備及人員完整地交給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他們在西南軍事大學高研班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改造，絕大部分教職學員均調至南京軍事學院工作。
畢業生
陸軍大學十一期畢業生文化程度高，比較嚴謹克制，十分遵從陸軍大學的校規，學風比較好，特别是黃埔六期、七期畢業生占多數，主要學習通訊指揮作戰、參謀業務及憲警偵查專業。湧現不少中将、少将等國民黨将軍。
黃埔六期生李仲辛以陸軍大學第二名的筆試成績，複試面試第一名的優良成績進入陸軍大學十一期正則班學習，三年畢業，抗戰爆發後長期在基層部隊擔任團參謀長、副團長、團長，後出任九十四軍一八五師副師長、六十六軍一八五師少将師長，内戰爆發後任75軍中将副軍長、整編七十五師中将副師長（時年36歲），豫東之戰前任整編六十六師中将師長。
黃埔七期生劉雲瀚則以陸軍大學第一名的最好筆試成成績，複試面試第三名的優秀成績也進入陸軍大學十一期正則班學習，三年畢業。曾長期在司令部和軍政部任職，抗戰後才調到國民黨五大主力第十八軍十一師任上校師參謀長，後任遠征軍少将副參謀長、辦公室主任，文材不錯，能寫一手好詩，會考試，因長相俊美，白白淨淨，被稱為“秀才将軍”，由于培訓資曆的需要，又擔任過十八師的少将副師長、第五師少将師長、并當過一年多的十一師少将師長，1946年抗戰勝利後任國防部一廳副廳長、五廳廳長。
1948年6月出任新五軍中将軍長，9月授陸軍中将軍銜，并晉升陸軍中将。時年37歲。1949年1月任陸軍司令部南昌指揮所中将副主任，8月随方天南撤廣東時，被任命為胡琏的第十二兵團新組建的19軍中将軍長。後率19軍參加金門戰役。1950年5月，率19軍從舟山撤往台灣。
李仲辛和劉雲瀚是陸軍大學十一期要好的同學，關系非常深厚。李仲辛的夫人周黛西和劉雲瀚的夫人馮夢蘭更是要好的閨蜜。和軍統老闆戴笠和保密局局長毛人鳳交情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