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介紹
文學作品
學術着作
成就貢獻
個人成就
錢先生博學多能，兼通數國外語，學貫中西，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兩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績。解放前出版的着作有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用英文撰寫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裡的中國》，短篇小說集《人．獸．鬼》，長篇小說《圍城》，文論及詩文評論《談藝錄》。其中《圍城》有獨特成就，被譯成多國文字在國外出版。《談藝錄》融中西學于一體，見解精辟獨到。解放後，錢先生出版有《宋詩選注》、《管錐編》五卷、《七綴集》、《槐聚詩存》等。錢先生還參與《毛澤東選集》的外文翻譯工作。主持過《中國文學史》唐宋部分的編寫工作。他的《宋詩選注》在詩選與注釋上都卓有高明識見，還對中外詩學中帶規律性的一些問題作了精當的闡述。《管錐編》則是論述《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史記會注考證》《老子王弼注》《列子張湛傳》《焦氏易林》、《楚辭洪興祖外傳》《太平廣記》《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的學術巨着，體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數十年學術積累的力作，曾獲第一屆國家圖書獎。錢先生的治學特點是貫通中西、古今互見的方法，融彙多種學科知識，探幽入微，鈎玄提要，在當代學術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譽為文化昆侖。60年來，錢鐘書先生緻力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淡泊名利，甘願寂寞，辛勤研究，飲譽海内外，為國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貢獻，培養了幾代學人，是中國的寶貴财富。
貢獻影響
錢先生在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對于我們建設中國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學地揚棄中國傳統文化和有選擇地借鑒外來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1、是以一種文化批判精神觀照中國與世界。在精熟中國文化和通覽世界文化的基礎上，錢先生在觀察中西文化事物時，總是表現出一種清醒的頭腦和一種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絕任何一種理論學說，也不盲從任何一個權威。他畢生緻力于确定中國文學藝術在世界文學藝術宮殿中的适當位置，從而促使中國文學藝術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學藝術的總的格局中去。為此，他既深刻地闡發了中國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蘊和獨特價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評中國人由于某些幻覺而對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橫掃了西方人由于無知而以歐美文化為中心的偏見。錢先生對于推進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國人了解西方的學術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國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
2、是以一種新的學術規範發展和深化中國學研究。中國是詩書禮義之邦，中國的學問源遠流長，中國學早已蔚成世界之顯學。在這個領域，一方面是勤謹笃實，碩果累累，另一方面卻是陳陳相因，難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學術方法上的劃地為牢，極大地阻滞了前進的速度。在這種亟待變革的形勢下，錢先生的治學方法應運而生。他數十年間所實踐的“打通”、“參互”、“比較”的方法，努力使中國學自覺地成為一個科學的、開放的體系，從而獲得一個更深、更廣、更新的發展。
3、是以一種現代意識統領文學創作。錢鐘書先生生活在一個農業國，但是，他卻沒有小生産所固有的狹隘保守觀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國古代文學，但是，他卻沒有三家村學究的陳腐迂闊做派。錢先生的創作貫注着一種強烈的現代意識，這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是并不多見的，有别于同時代的一般作品而與世界文學潮流頗為合拍。特别值得重視的是，他的文學創作都不是那種生吞活剝的東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為中國人也為外國人所喜愛的作品。
4、是以一種高尚的形象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人格上的榜樣。在三、四十年代，錢鐘書先生不向惡勢力俯首，用文學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個黑暗社會。1949年以後，錢鐘書先生雖然“經過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盡淩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錢鐘書先生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忘記他作為一個學者，要為祖國和世界文化做出貢獻的曆史使命。他不走冷門，不投熱機，不計利鈍，不易操守，反對樹宗立派，隻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當今之世，這種品格更其難能可貴。
人物轶事
少年生活
因為伯父沒有兒子，按照慣例，錢鐘書一生下來就過繼給了伯父。他剛滿周歲“抓周”，抓到一本書，因而取名為鐘書。鐘書四歲，伯父教他認字。六歲，送入秦氏小學，不到半年，因為一場病，伯父讓他呆在家不再上學。後來進私塾，伯父又嫌不方便，幹脆自己教鐘書。上午伯父出去喝茶，給一銅闆讓他去買酥餅吃，給二銅闆讓他去看小人書。鐘書經常跟伯父去伯母娘家，那有一個大莊園，鐘書成天貪玩，耽誤些功課，伯母娘家人都抽大煙，總是半夜吃夜餐，生活無規律。一回來，父親見鐘書染上許多壞毛病，大罵，但他總不當着其他孩子的面罵。鐘書十一歲，考取東林小學，而伯父不久也去世了。盡管父親負責他的學雜費，但其它開支無法彌補，沒有作業本，他就用伯父曾釘起的舊本子；筆尖斷了，他就把竹筷削尖替用。鐘書十四歲考上桃塢中學，父親在清華大學任教，對鐘書的作文始終不滿意，他從此用功讀書，閱讀了大量的書，漸漸地他可以代父親寫信、寫詩，父親的臉上終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鐘情于書
有外國記者曾說，“來到中國，有兩個願望：一是看看萬裡長城，二是見見錢鐘書”。簡直把錢鐘書看作了中國文化的奇迹與象征。其實如果沒有《圍城》，也許多數人并不知道錢鐘書，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誰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認定他是一個愛掉書袋的學究，或把他的絕俗看成老式的清高。然而面對《管錐編》卻有人驚歎：“其内容之淵博，思路之開闊，聯想之活潑，想象之奇特，實屬人類罕見。一個人的大腦怎麼可能記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個人的大腦怎麼可能将廣袤複雜的中西文化如此揮灑自如地連接和打通？”他文風恣意幽默，充滿智慧與哲理以及對世俗的笑罵與揶揄，他以一冊僅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現代散文大家，而其為數不多的幾篇短篇小說更是風格迥異，寓意深刻，令人驚歎叫絕。他去世之後，一個熱愛他的讀者曾在報紙上撰文紀念，标題是《世界上惟一的錢鐘書走了》，這句話，可以代表所有對錢鐘書有一點點或更多了解的人們的共同心聲。他潛心讀書研究，不好拜客訪友，也讨厭、憎恨别人拜訪，客來常以病謝，積函多不作複。因此，在人們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撲朔迷離，如雲中之龍，見首不見尾，時露一鱗半爪，令人想象、神往。錢鐘書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虛，大學者惜時如金，不借口舌而揚名，不浪擲光陰于交遊，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聞達，此其二。胡思亂想是别人的事，于錢鐘書卻無關。
童心蒼老
錢鐘書的性格很獨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備的童心，然而面對一系列相繼而來的風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變得蒼老，雖然他的才氣仍不減當年，但他的熱情與欲望卻在逐年遞減，錢鐘書一度開始沉默。在許多年間，他似乎沒有什麼新作問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筆，他開始由創作走向研究，用半輩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為世界文化奉獻着自己的智慧。也許正是由于當年的《圍城》和後來的《管錐編》，他不幸成為了神話或靶子。迄今為止，錢鐘書被學界關注評論的曆史，已經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來，許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對錢鐘書作了極高評價，被稱之為“二十世紀人類最智慧的頭顱”。無論别人如何褒貶，錢鐘書卻等閑視之，1989年《錢鐘書研究》編委會成立，他對這事卻極力反對，曾向發起人之一、學者舒展抗議：“昆侖山快把我壓死了。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又說：“讀書人如叫驢推磨，若累了，擡起頭來嘶叫兩三聲，然後又老老實實低下頭去，亦複踏陳迹也。”
幽默才子
1929年，錢鐘書考入清華。他的中文造詣很深，又精于哲學及心理學，終日博覽中西新舊書籍。最怪的是他上課從不記筆記，總是邊聽課邊看閑書或作圖畫，或練書法，但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個學年還得到清華超等的破紀錄成績。孔慶茂的《錢鐘書傳》中曾寫到一則趣事：同學中一位叫許振德的男生愛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課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錢鐘書本來上課就不聽講，他把許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觀看的眼神變化都畫了下來，題為《許眼變化圖》，沒等下課就把畫傳遞給其它同學，一時在班上傳為笑談。直到若幹年後，居住在美國的許振德每提起舊事，還禁不住哈哈大笑，傳為美談。這也許是錢氏最得意的繪畫作品。1933年錢鐘書從清華外文系畢業，校長親自告訴他要破格錄取他留校，陳福田、吳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進研究院繼續研究英國文學，為新成立的西洋文學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絕道：整個清華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其率真狂傲可見。
第一才子
錢鐘書還是個幽默大師，他健談善辯，口若懸河，舌璨蓮花，隽思妙語，常常令人捧腹。錢氏的健談雄辯大有孟子、韓愈遺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幾乎無人不曉。俞平伯與錢鐘書是文學研究所最為資深的兩個學者，文研所内開會，俞平伯總是木讷寡言，獨自抽煙，錢鐘書則是縱聲談笑，議論風生，每每坐在一起，便構成了有趣的映照。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可稱得上幽默大師的，除了魯迅、梁實秋、老舍之外，就要推錢鐘書了。《圍城》的幽默更是中國現代小說中首屈一指的。如：學國文的人出洋“深造”，聽來有些滑稽。事實上，惟有學中國文學的人非到外國留學不可。因為一切其他科目像數學、物理、哲學、心理、經濟、法律等等都是從外國灌輸進來的，早巳洋氣撲鼻；隻有國文是國貨土産，還需要外國招牌，方可維持地位，正好像中國官吏、商人在該國剝削來的錢要換外彙，才能保持國币的原來價值。
愛國情懷
錢鐘書先生留學英、法，谙熟西方文化，但從不以此為傲。早在1945年，一位友人就在一篇記述錢鐘書的文章中寫道：“他為人崖岸有骨氣，雖曾負笈西方，身上卻不曾沾染半點洋進士的臭味，洋文讀得滾瓜爛熟，血管裡流的則全是中國學者的血液。”這段話很能再現錢鐘書的風貌。打開《槐聚詩存》便可以看到許多懷念家鄉與祖國和凝聚着愛國激情的篇章。1938年，他留學英、法結束時，像他這樣傑出的俊彥，當時在英、法找個收入豐厚的工作本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此時祖國正處在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熱之中，他懷着“相傳複楚能三戶，倘及平吳不廿年”（《槐聚詩存·巴黎歸國》）的赤誠的愛國之心，毅然地回到了“憂天将壓、避地無之”、“國破堪依、家亡靡?”（《談藝錄》）的故國。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有的人流亡國外，可是錢鐘書偏要留在大陸。楊绛先生後來在《幹校六記》中懷着誠摯的感情憶及這件事時說：“默存常引柳永的詞：‘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我們隻是舍不得祖國，撇不下‘伊’。”“文革”中，錢鐘書受到沖擊，并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楊绛先前曾問錢鐘書：“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錢鐘書毫不猶疑地回答說：“時光倒流，我還是照老樣！”表現了錢鐘書對新中國、對中華這塊熱土和對安身立命基礎的傳統文化無限的熱愛，不管國家怎樣貧困落後，也不管在前進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和苦頭，自己受到過多麼不公正的對待，他都不更改自己的選擇，無怨無悔。幾十年來，他同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一道，曆經風風雨雨、共度艱難險阻，也共享收獲與成功。他始終積極地工作着，用他滿腹才華和生花妙筆為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提供着最好的精神産品，也為世界的知識寶庫積累着财富。他為此貢獻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生命。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重要、最可寶貴的品格。
人物評價
錢鐘書的記憶能力無疑是超凡的，他精通多種語言，能背誦無數的詩詞和文獻，能将經史子集随手拈來、頭頭是道，比起今天電視上外強中幹的學術超女超男來判若雲泥。錢鐘書學富五車、才高八鬥，被譽為是“博學鴻儒”、“文化昆侖”。錢鐘書還是個幽默大師，他健談善辯，口若懸河，舌璨蓮花，隽思妙語，常常令人捧腹。錢氏的健談雄辯大有孟子、韓愈遺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幾乎無人不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