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下人進城:徐德民創作的小說-中文百科頻道

内容提要

“鄉下人進城”是一個中國現代化與最廣泛的個體生命聯系的命題。曆經一個世紀的中國後起現代化及文學叙事形式的發展，與21世紀當下小說的關聯在哪裡?是普泛的、猶疑的現代抑或後現代?沒有現成的答案，多元的經濟、文化與叙述形式使得當下的小說拿不定“主義”!

在中國，當城市成為現代化的導引方向時，城市與鄉村便成為兩個文明層次上的存在。在城市文明的召喚下、在鄉村變局與城鄉文明的沖突中，逃離鄉村進入城市成為鄉土世界的不變欲求。

閱讀經驗告訴我:作為農業大國的主體農民，他們在現代化過程中進入城市的行動選擇及心路曆程，是當下小說與現代化關聯的最有價值所在。這種價值已經為小說捕獲，成為一種“亞主流叙述”。随着中國城市化與勞動力市場的變化，鄉下人脫離鄉土進城謀生，持續了一個世紀的行為，在當下語境中突然别具意義了。

21世紀初小說叙事中呈現出來的農民的當下心态、行為的變化，賦予了現代化概念一種道德倫理上的暧昧，而進城農民的主體尴尬又暗示着現代化進程的諸多缺憾。這類小說的叙述主體差異是對作為知識者的小說家身份、态度的多元呈示。這些小說與上一個世紀的小說形成對話，并産生諸多未曾顯露的意義。

大陸社會的結構模式

什麼是當下小說的主流?被倡導的未必有那麼多的作者與文本的産出;執着于日常生活的為數雖多卻難以動人;表現都市情感的缺乏堅實普泛的生活基礎;描寫農村的疏離了寫中心的号召，又沒有找到個人立場，顯然沒有多大建樹。鄉下人進城的叙述卻最接近當下中國大陸社會的結構模式，與城市化趨向的相關性最強。

“鄉村城市”的基本社會模式不再是簡單的二元結構，都市與鄉村之間的雙向的流動創造了當下中國最複雜而又豐富多姿的生活景觀。鄉下人進城的移民生活是都市召喚的結果，進城後的鄉下人生活的多樣可能，使折返于鄉村和城市之間的人的精神行為的叙述極富張力。鄉下人進城的叙述即使不是主流，也有其“亞主流”的特征。其為“亞”，一是因其不是倡導的産物，二是因其叙述主體的意識水平的不一緻而沒有鮮明的整體感，三是因其創作量還不夠豐富。

閱讀範圍内的《民工》（孫惠芬《當代》2002年第1期）、《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孫惠芬《人民文學》2002年第1期）、《誰能讓我害羞》（鐵凝《長城》2003年第3期）、《蒙娜麗莎的笑》（何頓《收獲》2002年第2期）、《奔跑的火光》（方方《收獲》2001年第5期）、《泥鳅》（尤鳳偉《當代》2002年第3期）、《上種紅菱下種藕》（王安憶《十月》2002年第1期）、《瓦城上空的麥田》（鬼子《人民文學》2002年第10期）、《小姐們》（艾偉《收獲》2003年第2期）、《愛你有多深》（荊歌《收獲》2002年第3期）、《女傭》（李肇正《當代》2001年第5期）都具有上述特征。

這類文本中有進城又返鄉的，甚至《奔跑的火光》沒有進城定居，但是其雙向流動性對叙述具有規定性影響。當下批評的責任是給“鄉下人進城”的亞主流小說文本以分析與闡釋。

當下文學的現代性理應由鄉下人進城談起。但是現代性追求在當下語境中卻很暧昧，鄉下人進城所攜帶的資本無法進入任何競争，他們在自由流動中的技術成本極低，然而他們确實在大規模地流動。鄉下人進城的流動方式相當程度是盲目的，其主體的盲目暧昧決定其生活選擇中所付出的代價。他們在進城過程中的追求與代價也無可争議地是當下中國人生命價值呈現的重要部分。

中國的現代化

中國的現代化是充滿生機的（與生機相伴的腐敗也是生命形式之一），譬之于一棵生機勃勃的大樹，鄉下人不止是些枝葉。錢穆《大學中庸章句》中引朱子言:“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無論現代化的百尋之木的根本是什麼，占中國人口絕大比例的鄉下人在現代化中身份地位的變化，其在邊緣而進入中心的努力、尴尬，其生命在全球市場化背景下呈現的精神狀态都不容棄置。

所以我為鄉下人進城的文學叙述而鼓吹，為其“生意”而欣然、痛然;為叙述者沒有忽視鄉下人主體而顯現的知識分子良知贊歎。

我給“生意”以個人解釋:“生”是生命力，“意”則是該字拆解開來的心音。鄉下人進城的文學叙述就是代陳其充滿生命力的痛苦心音。鄉下人進城為謀生存，是一種生命力的呈示，痛惜的是上述列舉的文本中這種存現方式常常是飽嘗資本與權力對生命力的壓抑。

鄉下人進了城，個人的橫向的空間經驗轉移與縱向的曆史身份變化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而農民式的堅忍與難以承受的境遇之間的張力成了小說叙事的一個巨大的情感、精神領域。當下的中國都市正快速地發展，鄉下人走進等待他們的都市卻往往發出心靈的呻吟，他們努力用發展、生存的無聲誓言将輕微呻吟聲壓下去，這就是鞠廣大與國瑞們的特殊的心态，他們沒有控訴、沒有悲傷。

但是叙述者沒有無視他們的痛苦與悲哀，所以這樣的叙述就有了代天地立言的悲壯。人類生活的目的，依馬克思主義的闡釋是一要生存、二要發展。鄉下人進城體現出來的“生意”就是這種生存發展中的悲痛與欣喜的心音:鞠廣大求生存，送水少年要發展（《誰能讓我害羞》），國瑞（《泥鳅》）介于二者之間，他既要生存又求發展，沒有少年那樣的沉溺幻想的可憐的美夢，也不像鞠廣大隻為掙錢改變鄉下的生活。

他們生活在自尊與屈辱裡、掙紮在希望與失望之間，但是他們沒有說出自己的屈辱與失望，隻是因為他們執着地想要從中走出來。

主體差異性

叙述者如何給鄉下人進城的現代化遷移故事命意?上述文本并沒有統一的價值标準與思想維度，叙述的方式也不一緻。叙述主體與形形色色的叙述對象之間不同的對話方式，主體差異性帶來的鄉下人進城故事的區别，正是這一方興未艾的現代化命題的文學表現形式的生機所在。

世紀初的文學叙事不再一味追随文化思潮，上世紀80年代的觀念變化決定文學叙事的曆史已經成為過去;經過90年代個人化、世俗化的無主流狀态，當下社會的變動不居，影響文學叙事的莫過于鄉下人進城;海歸、出國、從政、經商、考學入城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其廣度與深度都無法與之相比，當下文學叙述是實際生活遠大于觀念的時期。實際生活的豐富複雜是文學叙述主體不能一緻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