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守敬

郭守敬

中國元代科學家
郭守敬(1231-1316),字若思,漢族,順德府邢台縣(今河北省邢台縣)人。早年師從劉秉忠、張文謙,官至太史令、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世稱“郭太史”。著有《推步》《立成》等十四種天文曆法著作。元朝著名的天文學家、數學家、水利工程專家。早年師從劉秉忠、張文謙,官至太史令、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世稱“郭太史”。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郭守敬逝世,享年八十六歲。著有《推步》、《立成》等十四種天文曆法著作。中國公元十三世紀天文學家,創制和改進了簡儀、圭表、候極儀、渾天象、仰儀、立運儀、景符、窺幾等十幾件天文儀器儀表;1981年,人們将月球背面的一環形山命名為“郭守敬環形山”,将小行星2012命名為“郭守敬小行星”。為紀念郭守敬誕辰750周年,國際天文學會以他的名字為月球上的一座環形山命名。大德七年(1303年),成宗下诏,凡年滿七十歲的官員皆可退休,唯獨郭守敬,因為朝廷還有工作依靠他,不準退休。由此形成了一個新例:太史院的天文官都不退休。元成宗之後,元朝政權腐朽,統治集團内部鬥争日益劇烈,生活窮奢極欲,在這種背景下,郭守敬的創造活動受到極大的限制。與同他當時不斷提高的名望相對照,他晚年的創造活動十分沉寂。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郭守敬去世,享年八十六歲。
    本名:郭守敬 别名:郭若思、郭太史 字:若思 所處時代:元朝 民族族群:漢族 出生地:順德府邢台縣(今河北省邢台縣) 主要作品:《授時曆》、《推步》、《立成》 主要成就:制訂《授時曆》、西夏治水、大都治水等

人物生平

郭守敬(1231—1316)元順德邢台((今屬河北)人,字若思。曾從劉秉忠學。中統三年(1262)以張文謙薦,任提舉諸路河渠,次年升副河渠使。至元元年(1264)從張文謙行省西夏,治複唐來、漢延等大渠。二年,為都水少監,掌河渠、堤防、水利、橋梁、閘堰等事。十三年起,參與制訂《授時曆》,創制天文儀器十餘種,所制簡儀系世上最早之大赤道儀,高表比原來八尺之表高五倍,使測影更精密;在全國設27個觀測站,主持從北緯15度(今14.8度)至65度(今64.1度)的大規模緯度測量,推算一回歸年長度為365.2425日,測定黃赤交角為23度33分34秒;與王恂共創招差術,為中國獨特而先進的球面三角學。二十三年,任太史令。二十八年,領都水監。其後主持修成通惠河。三十一年,任知太史院事。

郭守敬(1231-1316),元朝著名的天文學家、數學家、水利專家和儀器制造專家。字若思,漢族,順德邢台(今河北省邢台市邢台縣)人。生于元太宗三年,卒于元仁宗延祐二年。郭守敬曾擔任都水監,負責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運河。1276年郭守敬修訂新曆法,經4年時間制訂出《授時曆》,通行360多年。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一種曆法。1981年,為紀念郭守敬誕辰750周年,國際天文學會以他的名字為月球上的一座環形山命名。

學習經曆

郭守敬于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年)生于邢州的邢台縣(今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區)。郭守敬父親的情況史傳未載,有可能是早逝。他是由祖父郭榮撫養成人的。

郭榮是金、元之際一位頗有名望的學者。郭守敬幼承祖父郭榮家學,精通五經,熟知天文、算學,擅長水利技術。在郭榮的教養下,郭守敬從小勤奮好學,在少年時代就養成了很強的動手能力。郭守敬十五六歲時,曾根據書上的一幅插圖,用竹篾紮制出一架測天用的渾儀,而且還堆土做了一個土台階,把竹制渾儀放在上面,進行天文觀測。他還曾根據北宋燕肅一幅拓印的石刻蓮花漏圖,弄清了這種可以保持漏壺水面穩定的、在當時頗為先進的計時儀器的工作原理。

當時,忽必烈(即後來的元世祖)的重要謀士、學者劉秉忠因居父喪,正于邢台西南的紫金山中結廬讀書,從學的人有著名學者張文謙、張易、王恂等人。郭榮與劉秉忠交好,便将少年郭守敬送到劉秉忠門下深造。劉秉忠精通經學和天文學,郭守敬在他那兒獲得了頗多的教益。

蒙哥汗八年(1251年),劉秉忠被當時總領漠南漢地事務的忽必烈召入幕下。劉秉忠離開邢台後,把郭守敬介紹給了張文謙。

郭守敬成年不久後,受命來安撫邢台一帶地方的脫兀脫和劉肅等,發起了整治開挖水流河道的工作,并專門聘請郭守敬承擔工程的規劃設計。郭守敬根據家傳學問,再加上認真的調查勘測,很快就弄清了因戰亂而破壞了的河道系統。随後的疏浚整治工程,使蔓延的水澤各歸故道,并且在郭守敬的指點之下一舉挖出已被埋沒了近三十年的石橋遺物。這項工程受到了時人的傳頌,文學家元好問曾專門為此寫了一篇《邢州新石橋記》,文中的郭生指的就是年輕的郭守敬。

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府(後稱上都)即位,命張文謙到大名路(今河北大名一帶)等地擔任宣撫司的長官,郭守敬也跟随張文謙一同前往學習。郭守敬所到之處,做了許多河道水利的調查勘測工作。他還在大名召集匠人,鼓鑄了一套他少年時所探究的蓮花漏。大概他把作為裝飾性的蓮花作了改動,因此改稱為寶山漏。

西夏治水

中統三年(1262年),因時任左丞的張文謙的推薦,郭守敬在開平府受到忽必烈召見,他面陳關于水利的建議六條,每奏一事,忽必烈都點頭稱是,對他頗為贊賞。郭守敬随即被忽必烈任命為提舉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工作。

中統四年(1263年),朝廷加授郭守敬銀符,升其為副河渠使

至元元年(1264年),郭守敬與唆脫顔前往西夏故地視察河渠水道。數月後,張文謙又作為朝廷的代表治理西夏。郭守敬在張文謙的領導和支持下,奉命修浚西夏境内的唐來、漢延等古渠,更立閘堰,使當地的農田得到灌溉,受到西夏百姓的愛戴。當地百姓曾在渠頭上為他建立生祠。

至元二年(1265年),升任都水少監。

至元十二年(1275年),丞相伯顔南征,打算建立水運站,命郭守敬視察河北、山東一帶可通舟行船的地方,并繪圖奏報。

制定新曆

至元十三年(1276年),都水監并入工部,郭守敬任工部郎中。同年,忽必烈根據劉秉忠生前的建議,命許衡“領太史院事”,郭守敬與王恂為副,研訂新曆。郭守敬等率南北日官進行實測,提出了“曆之本在于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的正确主張。

至元十六年(1279年),太史局擴建為太史院,王恂任太史令,郭守敬任同知太史院事。等到進呈所制儀表時,對忽必烈詳加解說,直到日暮,忽必烈仍未疲倦。同年,在郭守敬的領導下開展了全國範圍的天文測量,後世稱之為“四海測驗”。

至元十七年(1280年),《授時曆》完成,制曆工作結束,此書為中國曆史上一部精良的曆法。

至元十八年(1281年),王恂去世,郭守敬承擔太史院的全部工作,同時陸續整理成《推步》《立成》等多種著作。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郭守敬升任太史令。

開鑿通惠河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有人建議利用灤河和渾河溯流而上,作為向上都運糧的渠道。忽必烈不能決斷,派郭守敬去實地勘查。郭守敬探測到中途,就已發現這些建議不切實際。他乘着報告調查結果的機會,提出了許多新建議。其中包括大都運河新方案。忽必烈覽奏後,非常高興,特别重置都水監,由郭守敬任領都水監事一職。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運河工程動工,開工之日忽必烈命丞相以下官員一律到工地勞動,聽郭守敬指揮。此舉雖然隻是個象征,但卻反映了忽必烈對這條運河的重視程度和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權威。郭守敬領導并開辟了大都(今北京市市區)的白浮堰,開鑿了由通州到大都積水潭(今北京什刹海)大運河最北的一段——通惠河的修建工程。他不僅根據大都的地形地貌解決了通惠河的水源問題,而且按地形地貌變化及水位落差,在運河中設閘壩、鬥門,解決了河水的水量和水位。

至元三十年(1293年)七月,通惠河成。忽必烈從上都(今内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草原)回到大都,路過積水潭,見其上“舳舻敝(蔽)水”,大悅,親賜名為通惠河,并賜郭守敬鈔一萬二千五百貫,命他仍以太史令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

聲望益高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郭守敬任昭文館大學士,兼知太史院事。

大德二年(1298年),有人提議在上都西北的鐵幡竿嶺下,開出一條宣洩山洪的渠道,向南通往灤河。元成宗鐵穆耳把郭守敬召到上都商議。郭守敬根據地勢和曆年山洪資料,指出這條宣洩山洪的渠道要寬到五十步至七十步(約80~115米)。但經辦此事的人認為郭守敬太誇大事實了,就把他定的寬度縮減了三分之一。誰知次年山洪暴發時,果然因渠道太窄,泛濫成災,還險些沖及成宗的行帳。成宗在避水時歎道:“郭太史真是神人呐,可惜沒有聽他的話!”

耄耋而逝

大德七年(1303年),成宗下诏,凡年滿七十歲的官員皆可退休,唯獨郭守敬,因為朝廷還有工作依靠他,不準退休。由此形成了一個新例:太史院的天文官都不退休。

元成宗之後,元朝政權腐朽,統治集團内部鬥争日益劇烈,生活窮奢極欲,在這種背景下,郭守敬的創造活動受到極大的限制。與同他當時不斷提高的名望相對照,他晚年的創造活動十分沉寂。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郭守敬去世,享年八十六歲。

主要影響

數學

郭守敬參與制定的《授時曆》除了在天文數據上的進步之外,在計算方法方面也有重大的創造和革新。主要特點有:

廢除上元積年:改用至元十八年(1281年)天正冬至(即至元十八年開始之前的那個冬至時刻,實際上在至元十七年内)為其主要起算點。其他各種天文周期的曆元,均推算出與該冬至時刻的差距,稱為相關的“應”。由此形成一個天文常數系統。在這個天文常數系統中,《授時曆》提出了七應(氣應、轉應、閏應、交應、周應、合應、曆應)。

以萬分為日法:古代的天文數據都以分數形式來表示。但這種分數方式難以立即比較數值的大小,在曆法計算中又需作繁雜的通分運算,很不方便,而且随着天文數據測定的進步,古人實際上已逐漸明白,無法用一個分數來完全準确地表達這個數據的值。因此,從唐代開始就有人企圖打破分數表達法的傳統。南宮說于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編的《神龍曆》即以百進制為天文數據的基礎。曹士蒍于唐德宗建中年間(780年-783年)編的《符天曆》更明确提出以萬分為日法。但《神龍曆》未獲頒行。《符天曆》隻行于民間,被官方天文學家貶稱為小曆。到《授時曆》中始以宏大的革新精神,斷然采用以萬分為日法的制度,使天文數據的表達方式走上了簡潔合理的道路。

發明正确的處理三次差内插法方法:自隋代劉焯以來,天文學家使用二次差内插法來計算日、月等各種非均速的天體運動。但實際上唐代天文學家已發現,許多運動用二次差來計算是不夠精确的,必須用到三次差,但關于三次差内插公式卻一直沒有找到,隻能用一些近似公式來代替。《授時曆》發明了稱之為招差法的方法,解決了這個三百多年未能解決的難題。而且,招差法從原理上來說,可以推廣到任意高次差的内插法,這在數據處理和計算數學上是個很大的進步。

發明弧矢割圓術:天文學上有所謂黃道坐标、赤道坐标、白道坐标等等的球面坐标系統。現代天文學家運用球面三角學可以很容易地将一個坐标系統中的數據換算到另一個系統中去。中國古代沒有球面三角學,古人是采用近似的代數計算方法來解決問題的。《授時曆》采用的弧矢割圓術,将各種球面上的弧段投射到某個平面上,利用傳統的勾股公式,求解這些投影線段之間的關系。再利用宋代沈括發明的會圓術公式,由線段反求出弧段長股關系的方法是完全準确的。它們與現今的球面三角學公式在本質上是一緻的。

以上這些計算方法上的成就,主要應當歸功于王恂,但是,其他學者也為此付出了勞動。特别由于郭守敬是《授時曆》的最後整理定稿者,使這些突出的天文學、數學成就得彰後世,故其功不可沒。

光學

郭守敬在創造的景符、仰儀等天文儀器中反複運用了針孔成象原理,這在中國光學史上也是比較突出的成就,體現了中國古代較高的光學知識應用能力。

水利學

治水經驗

郭守敬治水成功的經驗有很多,主要有三方面:

郭守敬的正确指導思想,是治水成功的前提條件。郭守敬在治水過程中,始終貫徹灌溉、防洪、漕運三位一體的指導思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郭守敬躬行實踐的精神,是治水成功的決定條件。郭守敬一生從事興修水利事業,不畏艱難,注重調查,勤于實踐,為後人所推崇。

郭守敬執着進取的精神,是治水成功的重要條件。郭守敬在從事水利和建設過程中,具有不怕失敗、锲而不舍、執着進取的精神,使他在水利工程建設上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西夏治水

西夏末年,因蒙古與西夏連年征戰,水利設施遭到嚴重破壞,田地荒蕪,百姓四處逃難,久負盛名的塞北江南變得瘡痍滿目。

至元元年(1264年),張文謙以中書左丞的身份巡視西夏,全面負責西夏治水工作,時任副河渠使的郭守敬随其前往,視察水利。郭守敬來西夏後沿黃河兩岸勘察地勢水情,走訪百姓,繪制地圖,并提出“因舊謀新、更立閘堰”的方案(即在疏浚舊渠故道的基礎上增開新渠、在渠首建閘壩)。忽必烈審批後付諸實施。郭守敬率領民工開挖、疏浚原有河道,修堤建壩,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修複了長達四百餘裡的唐來渠和長達二百五十餘裡的漢延渠以及正渠十餘條、大小支渠六十八條,同時更立閘壩,以有效控制進渠水量,圓滿完成了疏浚修複河渠的任務。郭守敬堅持不懈的努力,使西夏河渠皆通其利,數萬頃農田得到了及時灌溉。西夏人民為了感謝郭守敬,在渠上建了郭氏生祠,并立碑記錄了此事。

至元二年(1265年),郭守敬自西夏返回中都途中,特地乘舟順河而下,經四晝夜至東勝(今内蒙古托克托),以自己親身試航成功證明了此段黃河可以漕運。同時,他還考察了查泊、兀郎海(今内蒙古烏梁素海)一帶,認為這裡的許多古渠修複後可以利用,并将此事上奏元世祖忽必烈,得到忽必烈的稱贊。

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采納郭守敬的建議,下令在中興州至東勝黃河段上設立了十處水上驿站。此段漕運的開辟和水上驿站的設置,便利了西夏糧食外運,改善了西夏與上都、大都間的交通,加強了西夏故地與元朝中央的聯系。

大都治水(設計通惠河)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為保證物資供應,從南方調運大批糧食到大都,大運河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水路。但大運河隻通到通州(今北京通州),從通州到北京,全靠陸路運輸。在陰雨連綿的季節,人畜的疾病死亡和糧食黴爛糟踏非常嚴重,運輸效率極低。因此,自金朝起,人們就力圖開鑿一條從通州直達京城的運河,以解決運糧問題。

通州地勢低于大都。開運河,隻能從大都引水流往通州,沿途築一系列牐壩,使南來的船逐級上駛。這樣,就必須在大都城周圍尋找水源以保證運河的水量。金朝時曾從京西石景山北面的西麻峪村開了一條運河,經過中都注入通州城東的白河。但因渾河中泥沙極多,運河很快淤積;加之夏、秋洪水季節,渾河水極其洶湧,極易泛濫,對運河兩岸造成威脅。所以,開鑿了十五年之後又複把運河上遊的口子填塞了。由于金朝開挖的運河,正流經大都城牆的南面。以下往東到通州的一段完全可以利用,因此郭守敬所需解決的隻是上遊的水源。

早在元世祖中統三年(1262年)郭守敬初見忽必烈時所提的六項水利工程計劃中,第一項提的就是此事。他計劃把清河的上源中,從玉泉山湧出後東流,經甕山(今萬壽山)南面的甕山泊(今昆明湖的前身)再向東的那一支流改道向南,注入高粱河,再進入運河。這項計劃曾經實施。但因隻是一泉之水,隻能用于增加大都城内湖池宮苑的用水量,對航運則無裨益。

至元二年(1265年)以後,郭守敬從西夏回京,又提出了修運河的第二個方案。這個方案是利用金人所開渾河的口子,隻是另在金人運河的上遊開一道分水河,引回渾河。當河水暴漲,危及下遊時,就開放分水河閘口,解除對大都城的威脅。同時考慮到渾河水攜來的泥沙問題,他撤去了運河上的閘壩,以使泥沙自然運走。這種設想固然有其道理,但大都到通州運河段的水位下降梯度,雖比大都以上的運河段梯度較小,卻仍然是相當大的,沒有閘壩控制,巨大的糧船就無法逆流而上。因此,這個方案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實施完成以後,隻對運河兩岸的農田灌溉及放送西山砍伐木料的作業有所幫助。

此後,郭守敬總結了兩個方案失敗的教訓,并在大都周圍仔細地勘測水文和地形起伏情況。隻是由于他又被調去修《授時曆》,才将此事擱置。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有人建議利用灤河和渾河溯流而上,作為向上都運糧的渠道。忽必烈不能決斷,派郭守敬去實地勘查。郭守敬探測到中途,就已發現這些建議不切實際。他乘着報告調查結果的機會,提出了許多新建議。其中第一個就是他已籌劃多年的大都運河新方案。

這個方案利用他第一次方案中鑿成的把甕山泊流出的一支清河上源引向南面高粱河的河道。為了進一步擴充水源,又把昌平縣神山(今稱鳳凰山)腳下的白浮泉水引入甕山泊。此後,河水并不徑直南下,而是反向西引到西山腳下,再沿西山往南,沿途攔截所有原來從西山向東流入沙河、清河的泉水,使彙成流量可觀的水渠,再經高粱河進入流向通州的運河。因為這些都是清泉水源,泥沙很少,運河下遊可以無顧慮地建立船閘,使糧船平穩上駛。郭守敬提出開挖大運河的建議後很快就被忽必烈采納,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天動工。

整個工程隻用了一年半時間,全長一百六十多華裡的運河連同全部閘壩工程就完成了。這條運河被命名為通惠河。而自昌平到甕山泊的一段又特稱白浮堰。從此以後,南來的船舶可直駛到大都城中,作為船舶終點碼頭的積水潭上登時桅樯如林,熱鬧非凡。通惠河不但解決了運糧問題,而且促進了南貨北銷,繁榮了大都城的經濟。

通惠河工程從技術上來說最突出的是白浮堰線路的選擇。白浮泉的發源地海拔約六十米,高出大都城地勢最高的西北角約十米。但因兩者之間隔有沙河和清河兩條河谷地帶,它們的地勢都在五十米以下,甚至還不到四十五米。因此,如從白浮泉直線南下,則泉水勢必沿河谷東流而下,進不了運河。如果用架渡槽的辦法,則也隻能引白浮一泉之水,起不了多大作用,卻費工甚巨。而郭守敬所選的線路,雖然迂回,卻保持了河道較小的水位落差梯度,且可攔截沿途所經的諸多水源,使流入運河中的水能有較大的水量。因為從神山到大都城的直線距離有六十多華裡(三十多公裡),在這麼長的路程上地形有幾米的起伏那是很微小的。從這裡可以看出,郭守敬的地形測量技術實在是很高超的。當代許多地理學家考察了白浮堰線路之後,對郭守敬的成就無不交口贊譽。

天文學

編制《授時曆》

天文觀測

郭守敬運用他改進、創造的天文儀器,進行了許多精密的天文觀測,從而使《授時曆》的編制有了可靠的觀測基礎。他所從事和領導的觀測項目甚多,如冬至時刻、二十八宿距度和星表、四海測驗、黃赤交角以及一些曆元時刻的測定,其中大部分數據都是中國古代曆法史上最精确的,或近于最佳的。其中較為知名的即為四海測驗。

四海測驗

至元十六年(1279年),郭守敬向元世祖忽必烈提議:如今元朝疆域比之前大了很多,不同地區日出日落晝夜長短時間不同、各地的時刻也不同,舊的曆法已經不适用了,因此需要進行全國範圍的天文觀測以編制新的曆法。忽必烈接受了郭守敬的建議,派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分别在二十七個地方進行天文觀測,後世稱之為“四海測驗”。

郭守敬從上都(今多倫)、大都(今北京)開始曆經河南轉抵南海跋涉數千裡,親自參加了這一路的測驗。在其中的6個地點,特别測定了夏至日的表影長度和晝、夜的時間長度;測出的北極出地高度平均誤差隻有0.35;新測二十八宿距度,平均誤差還不到5';測定了黃赤交角新值,誤差僅1'多;取回歸年長度為365.2425日,與現今通行的公曆值完全一緻。這些觀測的結果,都為編制全國适用的曆法提供了科學的數據。

編制曆法

在《授時曆》創作中,郭守敬雖然有專業分工,他負責制器和測驗,但與整個創作中的其他部分以及總體工作,并非全然無關。《授時曆》的編制是一件規模較大的集體工作。工作中既有專人分工負責,也有重大問題的集體讨論。《元史》作者除了在王恂、郭守敬的列傳中記叙了改曆之事外,還在許衡、楊恭懿等人的列傳中也作了相當篇幅的叙述。這些叙述中都透露出《授時曆》編撰工作的集體性。按照當代科學史家錢寶琮的觀點,甚至可認為,早在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等人同學的時代,他們就對曆法問題有過許多探讨。

在估價集體工作的體制下郭守敬的作用時,應注意的是:一方面,郭守敬所分工負責的任務一定會吸收别人的智慧和勞動。例如,關于全天恒星星表的測定就不是哪一個人所能獨力完成的。至于在測定七應的工作中,也離不開曆法的推算和對數據的處理。另一方面,則應該肯定在整個曆法的創新和改革中,也凝結着郭守敬的貢獻和智慧。在新曆頒行後不久主要骨幹王恂等人因先後去世或辭歸,唯剩下郭守敬繼續工作,一人整理了《授時曆》全部文稿。因此郭守敬功不可沒。這也就是後人把《授時曆》的成就都歸于郭守敬的重要原因。

《授時曆》推算出的一個回歸年為365.2425天,即365天5小時49分12秒,與地球繞太陽公轉的實際時間隻差26秒鐘,和現在世界上通用的《格裡高利曆》(俗稱陽曆)的周期一樣,但《格裡高利曆》是1582年(明萬曆十年)開始使用,比郭守敬的《授時曆》晚三百多年,在國際上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地理學

郭守敬曾提出,以海平面作為基準,比較大都(今北京)和汴梁(今河南開封)兩地地形高下之差,這是地理學上的一個重要概念“海拔”的創始。

郭守敬在西夏水利工程結束後曾溯黃河之流而上,探尋黃河的發源地。由此他成為以科學考察本身為目的,專程探求黃河河源的先驅者。他的探查結果沒有記載流傳下來。現今傳世的第一部河源考察成果專著為都實所撰的《河源記》,此是至元十七年(1280)都實奉忽必烈之命專程考察河源的紀實。先前郭守敬的考察對都實肯定有相當的影響。

改制發明

天文儀器制造

郭守敬為完成《授時曆》工作創制了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儀器,四件可攜至野外觀測用的儀器,其名載于齊履謙所撰《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中,分别為簡儀、高表、候極儀、渾天象、玲珑儀、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符、窺幾、日月食儀以及星晷定時儀十二種(但史書記載中合計儀器總數為十三件,有的研究者認為末一種或為星晷與定時儀兩種)。而四件可攜式儀器,齊履謙也在《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全部羅列,分别為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這十六件儀器中,有九件在《元史·天文志》有較詳細記載:簡儀、候極儀、立運儀、渾象、仰儀、高表、景符、窺幾和正方案。其中僅正方案被稱為可攜式儀器。其中主要的是簡儀、赤道經緯和日晷三種儀器結合利用,用來觀察天空中的日、月、星宿的運動,改進後的儀器不受儀器上圓環陰影的影響。高表與景符是一組測量日影的儀器,是郭守敬的創新,把過去的八尺改為四丈高表,表上架設橫梁,石圭上放置景符透影和景符上的日影重合時,即當地日中時刻,用這種儀器測得的是日心之影,較前測得的日邊之影更加精密,這是時刻儀器上一個很大的改進。

而在創編《授時曆》工作前後,郭守敬還制造并創作了一些天文儀器,其中多數是計時器或與計時器有關的儀器。工作前後制作的儀器有:

寶山漏;

大明殿燈漏(又稱七寶燈漏);

靈台水運渾天漏;

櫃香漏;

屏風香漏;

行漏。

在這些儀器中,大明殿燈漏是中國第一架與天文儀器相分離的獨立的計時器,在中國鐘表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綜觀郭守敬一生制造的天文儀器,大多具有設計科學、結構巧妙、制造精密、使用方便的特點,而且絕大多數都注意到儀器安裝的校正裝置。他的創作博得同時代和後世的高度贊揚。史稱為人高傲的王恂每見到郭守敬的新創作,皆為之心服。他所制造的部分儀器,後又于清初運回北京。後來在十八世紀康熙、乾隆年間的幾次工程中,把郭守敬的作品都當作銅材熔毀。

其它

郭守敬在簡儀上設計的赤道經緯儀是世界上最早的赤道裝置,歐洲直到公元1598年才由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發明類似的裝置。

郭守敬在簡儀中使用了滾柱軸承,以使簡儀南端的動赤道環可以靈活地在定赤道環之上運轉。西方的類似裝置是在二百年後才由意大利科學家達·芬奇發明的。

個人著作

郭守敬曾參與許衡、王恂等共同研訂制訂出了通行三百六十多年的《授時曆》,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一種曆法。據《元史·郭守敬傳》記載,郭守敬編撰的天文曆法著作有《推步》《立成》《曆議拟稿》《轉神選擇》《上中下三曆注式》《時候箋注》《修曆源流》《儀象法式》《二至晷景考》《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新測無名諸星》《月離考》等十四種,共105卷。

曆史評價

郭守敬是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世界最偉大的科學家,他的科學成果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卓越的,郭守敬從事科學研究所體現出來的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科學方法,更是反射着人類智慧的光芒。

郭守敬的一生主要是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在科學活動中,他精心觀察客觀事物的特點,從中掌據它們的發展規律;他能很好地發現和總結勞動人民的發明創造,從具體實踐中得到運用和提高;他善于從别人的經驗教訓中吸取有用的東西,取長補短,使自已的科學研究事業逐漸趨于完善。但是,他從不滿足前人的現成經驗,敢于大膽探索,富有創新精神。由于他孜孜不倦、刻苦鑽研、勤奮實幹,所以在天文、曆法、水利和數學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忽必烈:任事者如此,人不為素餐矣。

許衡:天佑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

鐵穆耳:郭太史神人也。

齊履謙:公以純德實學為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及夫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智巧不能私其議,群衆無以參其功。……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利瑪窦:其(郭守敬的天文儀器)規模和設計的精美遠遠超過曾在歐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這類東西。這些儀器雖經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氣變化的考驗,卻絲毫無損于它原有的光榮。

張燧:古曆《大衍》為精,一行和尚藏卻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矢圜算,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為黃道,黃道變為白道者,最為園機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唯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圜術”頗在焉。……雖然,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而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雲雲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圜術雲雲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則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牆傍壁,轉身一步倒矣。

朱轼:守敬開物成務,功施于千載。所陳水利,言未盡從,然功烈赫赫,若此曆象之說,自有專書可毋錄也。守敬撮古今之要,言約而義該,故并載焉。

柯劭忞:先正阮文達公(阮元)有言,推步之要,測與算二者而已。郭守敬簡儀、仰儀之制,前此言測候者未及也。垛積招差句股弧矢之法,前此言步算者弗知也。測之精,算之密,上考下求,若應準繩,可謂集古法之大成,為将來之典要者矣。

人際關系

祖父

郭榮,号鴛水翁,為金元之際一位頗有名望的學者,精通五經,熟知天文、算學,擅長水利技術。

後代

郭守敬的後代至今不知去向,據推測,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應該是因元明之際朝代更叠造成的。郭守敬的家鄉為河北邢台縣皇寺鎮郭村,但至今未有一個郭守敬的後代到此地尋祖。在山東沂南縣南左泉村郭氏家族,經過初步考證,并走訪邢台縣皇寺鎮郭村以及郭守敬紀念館,認定沂南郭氏家族或為郭守敬後裔,有祖碑可供考證:守敬、守京祖于元末明初自北京椿樹胡同遷此。

後世紀念

國際

1970年,國際天文學會以他的名字将月球背面位于134°W(西經)、8°N(北緯)的環形山命名為“郭守敬環形山”。

1977年3月,國際小行星中心将小行星2012命名為“郭守敬小行星”。

國内

紀念郵票

1962年12月1日,中國郵電部發行《中國古代科學家(第二組)》(紀92)8枚紀念郵票一套,介紹了蔡倫、孫思邈、沈括、郭守敬在造紙、醫藥、地質、天文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中第7枚、第8枚為郭守敬半身像與他的發明簡儀。

紀念銀币

1989年,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了一枚郭守敬精制銀币,該銀币為中國傑出曆史人物金銀紀念币系列第六組中之一枚。

榮譽

2019年12月6日,郭守敬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公布為第一批“曆史治水名人”之一。

望遠鏡

2010年4月17日,中科院國家天文台的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LAMOST望遠鏡”正式更名為“郭守敬望遠鏡”,以紀念其貢獻。

河北省邢台市

河北省邢台市最主要的一條街道被命名為“郭守敬大道”,以此來紀念郭守敬,後更名為“守敬北路”和“守敬南路”。

郭守敬紀念館位于邢台市的達活泉公園内,始建于1984年,占地50000平方米,建築面積4700平方米,主要建有郭守敬銅像、觀星台、四個展廳、天文觀測台等建築設施和景點。先後被河北省旅遊局定為河北省重點旅遊單位;被河北省委、省政府命名為河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被中國科協命名為全國科普教育基地;被科技部、中宣部、教育部、中國科協等國家四部委聯合命名為全國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據《邢台縣志》記載:“太史郭守敬墓縣西北三十裡。”但至今仍未找到确切方位。

2016年1月5日,邢台市“十大金名片”評選結果揭曉,郭守敬、開元寺等被确定為“十大金名片”。

北京市

郭守敬紀念館位于北京市西城區德勝門西大街甲60号、什刹海西海北岸的彙通祠内。建于1986年9月,紀念館占地面積近800平方米,建築面積400平方米。紀念館辟有四個展廳,介紹了郭守敬的生平及其成就。

甯夏回族自治區

甯夏回族自治區建有郭守敬祠堂,以紀念他西夏治水的功績。

河南省登封市

河南登封至今保留有郭守敬所建的觀星台。

史籍記載

齊履謙《元文類·卷五十·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太史郭公》

宋濂《元史·卷一百六十四·列傳第五十一》

朱轼《史傳三編·卷四十二·名臣傳三十四》

柯劭忞《新元史·卷一百七十一·列傳第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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