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10年4月1日生于廣東省仁化縣城口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6歲入私塾，9歲起就讀于仁化縣立第四高小。1926年高小畢業時正置國共合作的北伐戰争開始，仁化地區工農運動蓬勃興起，遂投身家鄉革命鬥争，任區農民協會秘書，負責宣傳工作。同年11月，入廣東省農協在韶關創辦的江北農軍學校，畢業後返回家鄉繼續從事農民運動。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随江北農軍北上武漢，7月移師南昌編入國民革命軍第20軍賀龍部，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起義軍南下時，他與主力部隊失掉聯系，在尋找部隊時誤入江西國民黨軍第27師，被編在該師第79團1營當兵。1928年1月，随軍“進剿”井岡山，在新城戰鬥中被俘，參加工農革命軍第4軍（後改稱紅4軍）。同年5月加入中國共産黨。後任紅4軍士兵委員會幹事，紅12軍連政治指導員、第36師108團政治委員，紅1軍團第1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參加了南雄水口等戰役和中央蘇區曆次反“圍剿”。1934年奉調紅軍總政治部組織部，任組織科科長。長征中任陝甘支隊第2縱隊12大隊政治處主任。到陝北後任紅15軍團225團政治處主任，第75、78師政治部主任，參加了東征、西征和山城堡戰役。抗日戰争爆發後，任八路軍第115師343旅687團政治處主任，參加平型關戰鬥後調任第344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1939年任晉冀豫軍區獨立遊擊支隊政治委員。翌年随部隊挺進冀魯豫邊區，任新編3旅政治委員、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1941年赴延安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抗戰勝利後赴東北，任東北民主聯軍吉遼（東滿）軍區舒蘭分區政治委員、第23旅政治委員，與旅長賀慶積指揮部隊積極開展剿匪作戰和根據地建設，很快在舒蘭地區站穩腳跟。1946年4月，任吉遼軍區第3路東北縱隊政治委員，會同司令員曹裡懷統一指揮第23旅等部6000餘人在兄弟部隊配合下攻占長春，任長春衛戍部隊東分區政治委員。四平保衛戰後，奉命率部撤離長春，任吉林軍區政治部主任。1948年4月起調任東北野戰軍第7縱隊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加遼沈戰役。同年11月，第7縱隊改稱人民解放軍第44軍，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随後參加了平津、湘贛、廣東等戰役。1950年4月升任第44軍政治委員，參與指揮解放萬山群島。1952年4月起任廣西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員，武漢軍區副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院長，工程兵政治委員，昆明軍區政治委員。1970年12月17日在昆明遭反革命分子殺害。

曆史評價

譚甫仁是仁化人民開展革命鬥争以來資曆最深、軍銜最高的一位領導人。他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後，上井岡山一直跟随毛澤東同志幹革命，先後參加過黃洋界保衛戰、一至五次反“圍剿”、二萬五千裡長征、東征和西征、平型關戰役、抗日戰争、解放東北戰鬥、遼沈戰役、平津戰役及解放廣東、萬山群島等戰役。在錯綜複雜和極其艱難惡劣的環境中，奮不顧身，英勇善戰，屢立戰功。

他早年參加革命，長期、艱苦的革命鬥争培養了他許多優秀品質。在工作上，他認真負責，刻苦積極。經常是白天開會，晚上批閱文件，直至深夜，甚至通宵達旦。1967年，他任中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辦公室主任期間，由于學習班駐地分散，他不分晝夜地奔走于各個駐地，工作非常勞累。在此期間，他做了大量的保護老同志的工作。

譚甫仁為人忠厚，胸懷寬廣，剛直不阿，光明磊落。建國後，雖然國内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但譚甫仁不管是任職兩廣武漢，還是受命戍邊赴昆明，仍然以其堅強的黨性，紮實的工作作風，嚴于律己和廉潔奉公的本色而著稱。l951年春，譚甫仁受命率部駐守廣東惠陽。惠陽毗鄰港澳，受外界影響大，在這特殊的地理環境中，為教育幹部、純潔隊伍，他積極響應黨中央、毛主席關于開展“三反”運動的決定，親任部隊“三反”運動領導小組組長，并敞開胸懷，勇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他的領導下，他所在部隊的“三反”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卓有成效。

死因調查

内部問題

案發當天6點，軍區大院被封鎖了，全城進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捕。根據六姨提供的線索以及偵破人員對現場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圓臉、大眼睛、微胖者，均視為有作案嫌疑。問題是，雖然破案搞得聲勢浩大，風聲鶴唳，但事過多日案件偵破仍毫無進展。聽說是周恩來非常生氣了，再次明确指示：破案并不難，問題在内部。此話不是原文，我也未見到準确的書面材料。作為一個精明幹練、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周恩來的如此判斷當是十分精準、一針見血的。于是全軍區開始查驗槍支，某日，保衛部副部長王慶和突然發現保險櫃中兩支五九式手槍及20發子彈不翼而飛！保密室的門窗絕無撬動痕迹，保險櫃暗鎖完好無損！周恩來所指問題在内部，可謂千真萬确了。

自殺身亡的原保衛部長

昆明軍區于是急調十一軍副軍長趙澤莽來昆主持破案工作。原保衛部大多數人員一時都成了嫌疑對象，被弄到城外軍區外訓隊“學習班”接受調查。原負責組織偵破此案的軍區保衛部長景儒林自知重責難逃，在學習班開班翌日早上，趁大家去食堂用餐，一人用尼龍網兜懸挂床頭欄杆，自缢身亡。

趙澤莽原系五十四軍軍官。1968年秋五十四軍由重慶調防來滇，次年又離滇北調，留下一部分骨幹組建十一軍，趙便是留守者之一。五十四軍系四野嫡系。在林彪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年代，由五十四軍的人來主持破案，當是順理成章的事。自殺身亡的原保衛部長景儒林是老昆明軍區的人。老昆明軍區是二野班底。我在“譚辦”供職時常常聽到這樣一句話：昆明軍區不整頓好，林副主席睡不着覺。“将昆明軍區建成林副主席放心的軍區”，是首長們大會小會都愛挂在嘴上的口頭禅。

童言無欺

趙澤莽上台後迅速把偵破重點收縮到軍區内部。目擊者被重新提上來。目擊者當時就知道一個：六姨。六姨已經提不出任何有價值的線索了，于是第二個目擊者：馬蘇紅，就是前面說到的、為兇手指路那位十三歲的少年，這時候浮出水面了。

馬的父親也是政治部幹事，在組織機關幹部回憶、提供偵破線索時，他突然想起了案發當天早上曾經有人敲門讓他兒子去為他引路找人，于是向組織作了報告。偵破人員很快找來少年對詳細情況進行了查詢。問他：你知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誰？馬說，他隻知道那人的兒子叫王冬昆而不知其父親為誰。70年代那會兒，幹部宿舍設施條件都很簡陋，從無家庭衛生間一說，大人娃娃要洗澡都是去司令部大院的公用澡堂。馬蘇紅和王冬昆常在澡堂相遇，年齡相近，總喜歡一起玩耍嬉戲。偵破人員迅速查閱了戶口簿———軍區人員都登記公共戶口的———很快查到了王冬昆小孩的父親，叫王自正。

發現這個名字，大家就有些納悶了：他不是正在被審查的保衛科副科長嗎？他不正關押在西壩俘管所嗎？身被羁押，怎麼能夠順利實施如此驚天大案？……馬蘇紅那年十三歲，記憶力正好，他确信那人就是王姓小孩的父親，而且他确信他可以指認出來。

童言無欺。兇手這一下被罩入法網了。

接着就帶小馬去了俘管所。破案人員讓他站上當院小樓的二樓陽台，然後通知所有被審人員到院子當心打掃庭院。馬蘇紅沒有猶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認了出來。偵破人員問：确實嗎？他說，确實。接着馬上通知所有被審人員在操場上集合排隊，讓馬蘇紅從隊首走向隊尾，對所有人員再過一遍———馬又一次準确無誤把兇手辨認了出來。幾十年後，馬已身任雲南省建設廳城市建設處處長，他對我說起當時情景還記憶猶新。“那一刹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記得清楚：恐慌，驚訝，非常絕望！好像汗水都吓出來了。”他說。

這算不算一個非常蠢笨的做法呢？兇手确實被指認出來了，顯然又已打了草，驚了蛇，後來抓捕兇手時出現重大失誤，就毫不足怪了。

王自正自殺

應該說，抓捕王自正是并非草率的。把王圈定為重點嫌疑對象之後，還做過相應而必要的證據收集工作。比如，某天一早，我就看見許多士兵赤腳涉進西壩河，排成數路橫隊，在冰涼的水中作梳蓖似的摸索尋找那支保衛部遺失的“五九式”手槍。在西壩河冰涼的河底沒有撈出什麼結果，而在“學習班”牆外的垃圾堆中，确實找到“五九式”手槍一支———可以認定王行兇後返回途中把槍扔進了廁所，被掏糞農民和糞便一起掏出———再加上其他一些證據，認定王自正為兇手，應該沒有問題了。

抓捕是在晚上10點半左右進行的。陳漢中和另外一名保衛幹事來到隔離室，通知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說：起來，到飯堂去一下。有點事。

王下床，俯身佯作穿鞋狀，突然從床下又掏出一支五九式手槍，對準來人便射———垃圾堆裡發現的手槍确實是王扔的。但是，保衛部明明知道丢失的手槍是兩支，那麼，兇手手上肯定就還有一支了，破案人員為何将如此重大的線索疏忽了？———兇手共有20粒子彈，12月17日淩晨用去四粒，肯定還剩下多粒。殺手迅速地對來人一人一槍，彈無虛發，一重傷一輕傷，趁二人撲倒在地，他往門外直奔而去。———隻是他已無路可逃。槍聲把守候南屋的戰士全都驚醒，他們紛紛提槍對冷面殺手射擊。

王自知逃脫無望，于是将槍口迅速對準太陽穴，摳動槍機，把最後一粒子彈留給了自己。

事後檢證：兇手自殺所用手槍，正是保衛部被盜的兩支手槍中的另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