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江蘇武進人-中文百科頻道

生平簡介

1936年袁行霈出身于一個傳統的讀書人家庭，家庭培養了他對古典文學的興趣。

1953年他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7年北大中文系畢業留校任教，從此開始了教學與科研生涯。

1958年秋先是帶着學生到北京城子煤礦半工半讀，每周三天下礦井挖煤三天上課，持續了兩個多月。接着又到密雲鋼鐵公社勞動了大半年，燒過鍋爐，做過爐前工、木工、鑄工。

1959年夏他又下放到齋堂公社白虎頭大隊勞動。

1960年3月才回到北大。

1962年以後那段狠抓階級鬥争的歲月裡，先生被定為全校的“白專”典型。

文革開始後，很自然地受到批判，下放鯉魚洲“五七幹校”勞動了一年多，在一次翻車事故中，從波陽湖大堤上摔下來，差一點丢了性命。在那種壓抑的氛圍中，先生感到動辄得咎，無所适從，“那是我一生中最不開心的時候”。

1977年高校恢複招生後，袁行霈在北大為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中國文學史、中國詩歌藝術研究、陶淵明研究、唐詩研究、李賀研究、唐宋詞研究等課程。他在教學工作中不斷探索進取，取得較好的效果。

1979年晉升講師。獨自撰寫了《山海經初探》、《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考辨》、《魏晉玄學中的言意之辨與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等論文在1979年發表，開始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1980年任副教授。

1982年至1983年，他應日本東京大學的邀請，前往講授陶淵明研究等五門課程。

1984年成為中文系特聘教授。

1986年取得博士生導師資格。

1992年，袁行霈兼任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國學研究》主編。

1992年至1993年，他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

1994年任大型系列電視專題片“中華文明之光”（150集）總顧問。

1997年以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大學訪問研究，并在哈佛、耶魯、哥倫比亞、華盛頓、夏威夷等大學演講。

1998年再次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

1999年出任北京大學人文學部主任。

2000年又出任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

2004年任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

2005年被北京大學确認為資深教授，享受理科院士待遇，同年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聘為教授（與北京大學聯聘）。

2006年1月18日，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

學術生涯

先生走上學術道路和他從小所受的文化熏陶有很大關系。他出身于一個書香門第，家庭培養了他對古典文學的愛好，啟迪了他對文學的慧心和妙賞。

1953年，先生考進北京大學，從此受到嚴格的學術訓練。1957年畢業，被林庚先生留做助教。在1960年至1964年的幾年間，他和陳贻焮先生一起跟随他們的導師林庚先生主編了《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還參加了林庚、馮沅君主編的《中國曆代詩歌選》的選注工作。做這些工作需要閱讀大量的作品和史料，為他今後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78年先生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縱通”與“橫通”》，文章不長，卻是先生第一次公開地表白自己的學術追求，預示着他學術道路上一個新的開始。文章指出：所謂“縱通”是“就文學論文學，着重研究文學史上各種現象、體裁、流派的發生、發展和衰落；研究一個個時代和作家的成就，及其承上的作用和啟下的影響；力求将上下三千年文學發展的來龍去脈整理清楚”。

所謂“橫通”就是力求将文學和史學、哲學、宗教、藝術乃至自然科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并努力從他們的關聯上，從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滲透的關系上，尋求帶有規律性的東西”。他認為将“縱通”與“橫通”結合起來，從更廣闊的背景上觀察和研究文學發展的曆史，“一定會有很多新的發現，甚至開拓出一些新的學科領域”。

1987年他的《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出版，此後在日本又出版了此書上編的日文譯本，在韓國出版了全書的韓文譯本。此書于1991年獲北京市第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一等獎，于1992年獲國家教委授予的高等學校出版社優秀學術專著特等獎。學界對于這一專著的認可令先生感到欣慰，然而談及這本書的時候，先生屢屢提及的卻是林庚先生所作的序言，其中顯示了兩代學者心靈的脈脈相通，特别是他對導師的感恩之情。

林庚先生在序言中說：“人之會心，或囊括宇宙，或隐于針鋒，靈犀脈脈，若相問答。行霈為學多方，長于分析，每觸類而旁通，遂遊刃于群藝，嘗倡邊緣之學；舉凡音樂、繪畫、宗教、哲學，思維所至，莫不成其論詩之注腳。本書上編蓋由淺入深，沿波以探源；下編則青山曆曆，峰巒自見。仿佛兩條坐标軸構成一幅坐标圖，交輝映照，互為表裡。話固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譬喻又總是跛足的，不知其可耶非耶。多年來行霈時叩我柴扉，每縱談終日，樂而忘返；蓋習以為常，亦性之所近也。”

1987年他應邀到日本愛知大學講學，此後不久出版的《中國文學概論》就是這次講學的講稿。1994年，先生與弟子孟二冬教授、丁放教授合著的《中國詩學通論》出版，随即獲第二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全國高等學校第二屆優秀社科成果獎二等獎。随着學問的精進和學術成就的積累，先生對做學問的見解愈加高屋建瓴。他認為做學問無非是兩種方法：一種是把複雜的事情說得簡單明白；另一種是對簡單的事情，作出深入細緻的分析。

先生認為，學問也和詩歌一樣具有氣象。“學問的氣象，如釋迦之說法，霁月之在天，莊嚴恢弘，清遠雅正。不強服人而人自服，無庸标榜而下自成蹊。”而形成這種氣象至少有三個條件：第一是敬業的态度，對學問十分虔誠，一絲不苟；第二是博大的胸襟，不矜己長，不攻人短，不存門戶之見；第三是清高的品德，潛心學問，堅持真理，堂堂正正。先生說，具有大家氣象的學者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他們學術的格局和視野開闊，能夠左右逢源，遊刃有餘，處處顯示出總攬全局的能力；他們的學問都具有開山之功，開拓新領域，建立新學科，發凡起例，垂範後學；他們都是學問和道德并重，用正直、誠實、剛強成其寬容、獨立之氣象。

1995年，教育部請袁先生主編面向21世紀教材《中國文學史》。他約請了19所高校的29位學者，營造了良好的學術氣氛，大家團結一緻，經過兩年半的努力，完成了全部書稿，共四卷。他不但将這部書定位為教材，也定位為學術著作，因為好的教材都應反映最新的學術成果，并有獨到的見解。他為這部書花費了大量心血，從組織班子、草拟編寫要點、确定全書體例、拟定編寫工作條例、統改編寫大綱，直到全書初稿完成後對全書進行統改潤飾定稿，以及看校樣，他總是事必躬親。他還親自撰寫了總叙論、第三卷叙論，以及第三卷的兩章。

他利用去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研究的機會統改書稿，在哈佛大學的圖書館夜以繼日辛苦了将近四個月。他手提着一箱子書稿，從中國到美國，又從美國返回中國。他說自己從不做挂名主編，這部書就是證明。關于這套教材的編寫方針，先生提出“守正出新”四個字，先生還确立了撰寫文學史的三條原則：文學本位、史學思維、文化學視角。這與先生關于詩歌藝術研究經驗的總結（博采、精鑒、深味、妙悟）同樣有其個人特點，即強調會通化成。

傅璇琮先生認為該書“打破傳統概念，開拓研究視野，展示了學術發展的新方向”；楊義先生認為全書的總緒論和各編的緒論，“從文化學的大視野考察了文學與政治社會、宗教信仰、學術思潮、傳媒和受衆等諸因素的聯系，荦荦大端，層次分明，有些地方寫得非常大器”。該書在1999年8月出版，2000年獲北京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2001年獲得第五屆國家圖書獎，2002年又獲得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至今已經印刷了多次，被許多高校采用。這是對他們這個集體的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