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明代兵部尚書-中文百科頻道

節寰袁公傳

（明）黃道周

史周氏曰：嗚呼！二正之際，與阿柄者難言之矣。方其時，室有凝陰，野有亢血。鸱虜号于其外，枭藩伺于其側，堂奧之間，疑檄不絕。然值天子英武，練于情事，絫澤所參，衆志如結，二三賢士大夫黾勉戮力，柴叔輿以質實匡襄于先，于廷益以駿烈克鞏于後，吳永清、羅學古之徒鹹将助竭蹷也。康陵時，人才方興，庭徑各别：許季升瞻遐矚幽，清氣見于禁旅；何世光調停折沖，權用究于天宰；王德華、彭濟物昂低殊态，而裁酌當心。諸常侍即縱橫爪牙自豎，要如蟠蟒學虬，未有吞海之意。諸君子上視王鈇，下祝鼍鼓，乘熟而落之，掇如也。至于魏崔，岸谷所漸，渎嶽易勢。北牙擐甲之士，雄于猰□，天偷斯難。以養外患，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斷，慈者不能衛，義者不能決，賴聖人特起而後天下晏然。計其時即有于廷益、羅學古之才，王德華、彭濟物之健，删傑就厭，則中門近關，兩窦其選矣。然且諸君不能。予觀古人尚哲簡戆，因事蟬脫，如季劄、蘧瑗、晏嬰、樂毅之流，皆值禍難，飄然有以自立。逮于東漢，懷鸩搗椒，以死相勉，以為春秋之義與易殊旨，間有挂冠拂衣，蓋亦疏逖無甚系着意而已。至乘朝車、執宮戈、桓桓德心者，皆有重寄，舍命豹袖之下，即獨行安之，如張然明、皇甫義真其人矣。張然明破諸羌，靜幽并，恥為王曹所賣，發憤申陳窦之冤，卒不得為三公。皇甫義真蕩黃巾，破梁州賊，征赴城門，賴其子堅壽以免，雖卒為三公，亦不大竟其志。當魏崔時，蓋無複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

袁公可立字禮卿，以英年成進士，理蘇郡報最，召入西台，抗疏歸。二十六載始出，仗钺治登萊軍。于時遼左新潰，三韓餘衆大東焉，依東人，遇遼衆，不相主客，時時夜驚，賴公撫綏無事也。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出登萊時，蓮賊初在金鄉，猝與遇，單騎麾之，敗麇散去，徐用登師搗其後，是以有兖東之功。于時毛文龍诪張于島上，劉愛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内，崔霍之交盤于中，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複旅順，而海上晏然。又猝有朝鮮廢立之事，公毅然請讨。既而李倧銜太妃命，稱李珲通□失國人心，改步自贖也。公因請正詞質責之，以濟師助剿為券，與廷議合。是以東事一視公。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為□陷。凡公所發轫者，率視旋轍為重輕如此。公在登可三載，七疏歸，歸而魏焰益肆。

孫樞輔滞塞外，久請陛見,中外洶洶，以為志在君側。而公方有綠野之樂。居亡何，以□警起公為少司馬。公久在東疆，于諸大醜變态甚悉。政府欲借公為功。公既至中朝，觀諸侯動靜，邑邑不樂也，數有所抵牾，欲自請外，以此失魏崔歡。天子猶念公海上勞，予加銜緻仕去。蓋是時緻仕者若鳳□，以為奇表矣。熹朝上賓，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懇辭不受，時論韪之。

凡公值事，多長算，得大體，洞于要會。方為蘇理時，湖州董宗伯以厚赀為亂民所窘，哄甚，兩台檄公解之。公至，即博收訟牒下各縣以殺其勢，徐取一、二倡亂者抵法，事遂定。又值倭警，吳中豪子弟王士繡、喬一琦輩馳驟自命，怨家诋為不軌。兩台急诇之。公獨謂是狂生，無他。卒谳不得實，乃已。衆謂公長者也。

及在登萊，方元宵宴客，有傳遼将李性忠與張爾心謀叛者，諸監司怖甚。公徐命小隊阿殿過沈帥問曰：『李性忠固公所用人，令何狀』？沈帥百口保其無他。公曰：『吾固知其無他，但且令釋兵柄安坐耳』。于是公之整暇再見之矣。

又公為蘇理時，以汛期出海澨。有李弁者邀公飲，示二倭刀。公谛視還之。後半載，報海上擒倭二十人，複夷器，則三刀俱在。公心疑之。亡何而琉球貢使至，稱數月前有飄舟墜此岸，出其人視之，則皆琉球也。衆鹹謂公神明。

及在登萊，毛帥盛自诩滿浦昌城之捷，用兵不滿千，不遺一矢，伏炮機發，使□自踐借，人馬騰踏死者四、五萬。公心疑之，移文東江審其颠末。毛帥以是恨公。公固謂海上去天遠，臣子勿欺，何厭詳者。于是公之練達再見之矣。

又公為蘇理時，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四郡推公秉筆。公伸牍盡雪其冤。同列為縮項。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誣賢太守』？谳成，對中丞誦之，其聲琅琅。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衆鹹謂公強項也。

及在禦史台，值他禦史觸上怒，将廷杖，諸禦史詣政府乞伸救，輔臣以上意為辭。公于末坐抗聲曰：『特相公不肯耳』！輔臣拂然，廉知為公。先是雷震景德門，公上疏陳阙政，如郊祀、講朝六七大事，章未下。政府用是谪公，再收再黜，以底于削甚哉！救之罔效也！

公既用，久踬複起，當事者冀其少艾。公自謂老當愈辣。方在司馬門時，會□□死，袁經略遣僧吊贈，公力诋其辱國。一日，請權貴祗候幹清門，出聲無律；公引咫尺之義折之，雖無所匡挽，而義形之意再見之矣。凡公精神着于為司李、禦史時，即不跻台輔，其精神亦有以自見。

又當定陵鎮靜，以道法宥天下，四五十年間，留賢在野，怨咨不生，士去二正遠,時以名教相厲，若不複知有延熹、建甯之事者。公以已醜理蘇郡，乙未入西台，正當盛時，中貴出掖門，往往避骢。公一日視西城，有内珰殺人者，公辄按捶問抵罪。或語公:『此弄臣，奈何窘之』？公奮曰：『吾知有三尺，何知弄臣』！既上稍厭諸激聒，政府動以賣直沽名抑正論。公乃抗疏曰：『近年以來，議論繁多，言詞激切，緻幹聖怒，廢斥者不止百十餘人，概目為賣直沽名。夫賣直者退，則不直者進；沽名者斥，則毀名者庸。朝有不直、毀名之臣，則民生休戚、人品邪正，誰複為國家昌言乎』？疏上，奪俸一年。嗚呼！國是所歸，往往如此矣。

公多才藝，善持論，急主上之急，積精自衛，無悶毒，故在亂能免，居危不廢。丙丁之間，天子賢達，士夫無出其右者。董先生曰：『公才兼數器，心運四慮，借令一再出，不于毛帥、魏珰之時，得行其意，展四體，韓範之業，豈顧問哉』？又曰：『公護名節，勝于功名。善刀而藏，見機勇退』。夷考當年，與公先後秉機佐钺者，名在刑書，曆曆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

公先鳳陽人。始祖榮以開國功為睢陽百戶，因家焉。八世生公。生有異姿，廣颡稀眉。七歲通毛詩、禮記。未三十聯第，通百家書。安夫人妊時，數盥水，見金鯉蕩漾盎中。及長，數有異兆，自知其名位所屆。壽至七十有二卒。卒之前夕，有巨星隕西南，墜地有聲。子樞博雅有膽識，為戶部郎，别有傳。

贊曰：溪子子貴洞，千将利斷，桑榆決機，不以為晏。然明年有卒，義真不亂，道不可撓，還歸其貫。廷益抱誠，噬膻曷及？濟物微巧，扶繩緩急，剛柔之中，則有袁公。事不可調，睍視未窮。嗚呼才難，睇彼東蒙。（[明]黃道周《黃漳浦文選》）

人物生平

職微犯巡撫昭雪太守冤

袁可立進士及第後，首任蘇州府推官。萬曆十九年（1591年），而立之年的袁可立正可謂血氣方剛，初生之犢不畏虎。蘇州自古江南重地，是明代萬曆年間首輔申時行和王錫爵的故鄉，背景不是一般複雜，來此赴任的官員莫不如履薄冰。座師陸樹聲谙熟江南官場，對袁可立的前途十分擔憂。

時“蘇當輪蹄之沖，财富刑獄甲于他郡，公徐而理之。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決，如風掃箨，爰書無隻字出入。”“平反疑獄無葁，揚貞汰垢”，知府石昆玉“倚公如左右手”。

太守石昆玉素以廉直着稱，因按治當地豪橫勢家而得罪應天巡撫李涞，李涞反誣太守有罪，“中丞劾其不職。得旨，下所司堪問。”涞與宰相王錫爵故交，有司懼其威，不敢問，獨可立百辯而雪其冤。“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四郡推公（袁可立）秉筆，公伸牍盡雪其冤。”“谳成，對中丞誦之，其聲琅琅。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節寰袁公傳》）李涞以萬曆十八年四月由蘇、松副使升右佥都禦史巡撫應天，至十九年八月去官，為官一年有餘。

“以七品之卑鬥翻四品之尊，袁可立的不畏權勢和正直氣節，不僅使他聲名遠揚，也成就他為中國曆史上的‘推官’楷模。”（謝志偉《袁可立：有膽有識有奇謀》）

袁可立執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剛毅持正，不避權貴，“至犯令抵罪者，雖寵近必行，似歐陽永叔。”

“衆鹹謂公強項也。”（《節寰袁公傳》）

萬曆二十二年，太宰（吏部尚書）上其事，“以治行異等”受到萬曆皇帝特别召見，擢給事中。其間曾有一林姓給事中巡視蘇州，所有官員畏懼京官，皆伏地行跪拜大禮，獨袁可立按法定禮節作揖不下拜，林給事懷恨在心，借此機會借故竭力阻止袁可立，不得已出任山西道監察禦史，吳民箪酒相留，哭送百裡不絕。

倭警相傾軋明察辨秋毫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袁可立在任蘇州府推官，期間做了不少為後人稱頌的事情。倭寇出沒，吳中一帶實行“海禁”，一些勢家動辄以“通海”的罪名興起大獄，相互傾軋。

秦燈是無錫望族，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力大，閑暇之餘喜歡聽曲唱戲。和太倉王弇州次子王士骕、雲間喬一琦三人為伍。“王能文章，秦善談，喬善書翰，各有時名。”壬辰（萬曆二十年1592）癸巳（1593年）間發生了一場冤案，最終導緻了三人遭受滅頂之災。起因就是關白豐臣秀吉侵朝（朝鮮壬辰倭亂），三人招募鄉兵打算投軍報效，禦倭保家。錢糧想讓江南富戶贊助，結果一來二去就會鬧出一些矛盾。

仇家立即舉報說他們聚衆謀反（說三人在酒樓指天劃地拜把子，秦燈口稱“朕”大逆不道。其實是秦的家丁好說書，曾說一段趙官家當年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段子引得大家哈哈笑，秦便口無遮攔地學說），福建巡撫許敬庵聞之大驚，通報應天巡撫朱弘谟，朱弘谟本就對江南世家有看法，又好大喜功，因此立刻斷定做實，三人被捕入獄。傳到京城，三司大驚，兵部尚書石星怕有出入再次派人查實。“又皆吳越人，錯愕不知所出，第拟旨撫按會勘。”（《萬曆野獲編·江南訛傳》）後經蘇州府推官袁可立查實是一場冤案，朱弘谟怕自己官帽不保便提前定調，判秦燈斬、王士骕入監、喬一琦充軍南彙所。

人犯等被押赴刑場之上，大聲喊冤不止，袁可立覺得疑點重重，頂住巡撫的壓力，堅決不同意草率處決人犯。于是以烏紗和性命将人犯保釋候審，最終洗清了這三人的冤屈。但此時秦、王已先後死于獄。當人犯從法場上被解救出來時，天空無雲而雷，吳中傳為“雷鳴案”。喬一琦活了下來，最終從軍為囯報效，後來在剿滅後金叛亂的薩爾浒戰役中為國捐軀。

“王士骕、喬一琦等，吳中狂生也。會聞海上倭警，因招集鄉勇，挾弓矢以自衛。修郄者以謀逆中之，撫按為之色變。公廉其無他，百口保焉。後會鞫，果不得實。而書生之得免于赤誅者，皆公再造也。”

巡海問琉球斷案奇如神

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蘇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辦涉倭案件時，發現被指為倭寇同黨處以極刑者一時竟多達數百人之多，有些案件甚至殃及婦女兒童。于是他不惜得罪一些急于邀功的高官權貴，對案件進行重審，先後使千餘名無辜百姓和漁民免遭屠戮而獲釋。

一次，袁可立奉命巡海琉球（今日美所謂沖繩者，向為中國藩屬），一個李姓千總邀袁可立共飲，席間出贈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審視之，見刀面光潔如玉，十分精美，但謝絕了千總将刀退還，袁可立憑經驗發現這不是倭刀，而是來源于琉球之物。不數日，海上傳來戰報，說軍隊打了勝仗，擊斃倭寇數百，擒獲20名俘虜和大量物資及船艦。但在審驗時卻沒有戰俘的口供，也沒有證據，案件一籌莫展，但急于報功的軍方要求草草結案将犯人處死。巡按感到棘手，交給推官袁可立查辦。袁可立接手時，有兩人已斃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藥緻啞，即便不啞也因為語言不通而無法辯冤。袁可立據理力争，上奏朝廷将人犯緩死暫系獄中。袁可立仔細地查驗了所有繳獲的物品，驚訝地發現自己曾經見過的三把“倭刀”竟然也在其中，又被當作“戰利品”上報。頓覺案件大有蹊跷，馬上找來李姓千總對質，但千總死不承認誣良為盜，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說就是在海上俘獲的倭寇。

不久，琉球貢使來中國，胸有成竹的袁可立請他們過來指認，貢使辨認出這些全都是琉球良民，是一次在海上運輸糧食時因風失舵而漂流海上才不幸被官兵捕來冒充倭寇的。後來這十八個琉球國民被無罪釋放回到家中。為感謝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建廟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公嘗查盤海上兵饷，一武弁遺公三倭刀，……公疑，而代諸夷求緩死，權系縣獄。未幾，琉球貢使至，始知為本國良民，而以輸糧失風者也，悉縱之還。夷感其德，民服為神五載。”

重案驚朝野定谳诿推官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蘇州府推官袁可立審結了一場轟動朝野的江南重案，這就是明代曆史上有名的“湖州案”，又稱“董範之變”。董份之孫董嗣成提出懲戒家奴。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衆抗議。董份，浙江烏程縣（湖州）人。明嘉靖進士，官終禮部尚書。給事中歐陽一敬劾其黨嚴嵩，诏黜為民。董份在官攀附權貴，居鄉廣占良田。“富冠三吳，田連蘇湖諸邑，殆千百頃。有質舍百餘處，各以大商主之，歲得利息數百萬。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餘艘”。

同時有烏程縣祭酒範應期也稱霸一方，遮上訴狀者千人。右副都禦史浙江巡撫王汝訓和巡按禦史彭應參激于義憤令烏程知縣張應望将範應期拘捕。範不堪其辱自缢而死，範妻吳氏赴京訴冤。萬曆帝怒，命将彭應參、張應望下獄，谪知縣張應望戍煙瘴之地，王汝訓、彭應參等俱削籍為民，連舉薦王汝訓、彭應參的吏部尚書孫丕揚和都禦史衷貞吉等朝中大佬廣受牽連，案件震驚朝野。所涉大小衙門無敢過問，而百姓告狀不止，大有釀成更大民變的危險。

“董氏一案讓當地主政官員大傷腦筋，‘中丞惶遽無措’，召集浙江兩台（藩台、臬台）商議，最後決定征召能力出衆的袁可立前往處置。”袁可立走訪了因處理此事而剛剛辭職的同鄉前湖州知府劉渙，首先“博收訟牒下各縣以殺其勢”，他通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董家田産多以抵債或低價收購、接受投獻而來。但董、範兩家也勢不讓人，要求官府嚴懲所有參與打砸搶的人。袁可立頂住壓力，左右周旋，竭力保護弱勢民衆一方，除了将少數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亂者抵法”（《節寰袁公傳》），其餘均以民事案件分發到各縣衙門從輕發落，使這一轟動京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經過退還和平價贖回，董家田産所剩已十不及其三，而貧民獲益頗多，董家從此一蹶不振。

抗旨斬弄臣萬民呼青天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袁可立為山西道監察禦史，奉命巡視京都西城，時有皇帝寵幸的弄臣仗勢殺人，百官皆不敢問，可立重捶抵罪，将弄臣的罪行張榜于五都衢。“公一日視西城，有内珰殺人者，公辄按捶問抵罪。”（《節寰袁公傳》）

這時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門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殺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顧可脫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節寰袁公傳》）遂将說者逐門外，衆閹恨之切齒。

然而，皇帝繞過内閣直接下中旨豁免弄臣作奸犯科的罪行。“已而，果得中旨赦之，可立不為動。”（《睢州志·袁可立傳》）

但袁可立并沒有給皇帝留面子，毅然抗旨堅持将弄臣正法于市，萬民呼“青天”。

自袁可立巡城，無論皇親國戚或朝中大僚，凡有貪縱不法，袁可立皆一并彈劾論處。親自審理案件，理雪伸冤，懲治奸吏無數。泰昌皇帝曾贊揚他“詳刑惟允，執法有聞”。“迨（袁可立）奉命巡城，而持斧埋輪，貴戚斂手。”

但由此觸怒權貴和皇帝，為日後的罷官埋下了禍根。

雷震景德門建言罷官籍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五月初九日，禦史袁可立請錄谪臣（《國榷》卷七十七），上疏針砭時弊：“近年以來，議論茲多，緻幹聖怒，擯斥不下百十餘人。豈言事諸臣盡不可用耶？如使諸臣為濟私，孰與緘口持祿，附會保全之為便？使諸臣為市恩，孰與将順曲從，得君固寵之為愈？使諸臣為沽忠賣直，亦必其人有懷忠慕直之心，恥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棄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錄，相率噤口結舌，國家大事誰複為皇上言之！（《睢州志·袁可立傳》）”。疏上，奪俸一年。

九月，景德門遭雷擊，時皇帝寵信後宮，弄權誤國，朝綱廢弛。“時建言諸臣擯斥殆盡，無敢救者。公獨抗疏辯論。”矛頭直指皇帝：“禮祀不親，朝講未視，章奏不以時批答，廢棄不皆錄用，傳造日增，賞罰日濫，非所以盡修省之實。（《睢州志》）”。袁可立尖銳地指出時局之艱危：“西虜跳梁，播酋負固東海，倭患未熄，中原災害頻仍”，并直言問責皇帝道：“若郊視不親，朝講久廢，章奏之批答不時，宮府之賞罰互異，叙遷有轉石之艱，征斂有竭澤之怨。是非倒置，賢奸混淆。使忠者含，直者抱憤，豈應天之實乎？”

。疏上，觸帝怒，繼忤次輔沈一貫，“乃于（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降三級調外任用。因吏部疏捄，于丙申正月奉（旨）降雜職邊方用。因輔臣疏捄，奉旨革職為民”，終于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職為民，沉冤達二十六年之久。“公方與同官奕，聞報，從容斂枯棋入奁，起無變色，策蹇出長安門，衆共惜之。”

朝中大臣為袁可立鳴冤者十數年不絕，帝皆不聽，終萬曆一朝不被起用，史稱“震門之冤”（錢謙益《牧齋全集》）。

罷官期間，袁可立與文友結詩社，教化地方。禮賢父老，調停事務，代民請減賦稅徭役。與同裡大司農李汝華丈量厘清睢州田賦。又于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主持修複睢郡城池，自此“新舊兩城屹立如金湯”（陳繼儒《大司馬節寰袁公家廟記》），睢州人“賴以無恐”，二十年後的崇祯八年，其子袁樞賴此城破家捐資禦頑敵，力保睢城一郡生靈。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陽。“睢泒夫至五百四十名，外加協濟三百名。公曰：‘民力竭矣’。即白之衛輝何守。尋得減免，人人感恱。”

袁可立罷官後從不輕易出入公府，這次親自出面為睢州百姓求情，足可見睢州百姓不堪承受之重。

關外戰事起條陳上方略

泰昌元年（1620年），沉冤得以昭雪，八月十七日起尚寶司司丞，天啟元年（1621）二月初四日升本司少卿，三月二十日奉旨遣祭曆代帝王及孔子祖陵，五月奉命回河南祭告山陵，七月十六日在河南睢州家裡就地晉升太仆寺少卿。泰昌皇帝嘉獎道：“一朝抗疏，二紀歸田。口不言事，恥漢人部黨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毀家之風”（錢謙益《袁可立授奉直大夫》）。天啟皇帝褒獎道：“李署牽絲，冤早清于砑石；柏台焚草，直益奮于埋輪。”（《天啟诰命卷》）”

天啟元年（1621年）冬，封疆多事，沈陽、遼陽相繼失守，全遼淪陷。人人視關門為死地，百官噤口以圖自保。袁可立祭告山陵回京複命，向天啟皇帝大膽提出七項建議：“一收殘兵，以省調募。河西之兵雖敗，關外殘兵瓦解雲散者不下數萬，宜收其殘，省調募西兵便。若拒之不納，必為（虜）用，是籍□兵也。近複議調西兵，曠日持久，何資涸轍，宜數容其入□，馭以□威，稍汰老弱，收轉敗為功之效。一出奇兵，以圖制勝。

聞敵令婦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會兵搗之，踏其虛，可夾擊也；宜急勅登萊撫臣督兵過海，□乘虛搗，絕其饷道，使力有所分，不敢乘勝深入。法曰：攻其必捄也。一明賞罰，以振法紀。若監軍道高出不緻死，以帶甲數萬竄，不宜從熊廷弼之請複使監軍令怠玩而忘其死。況廷弼曲怙，賀世賢何法紀之有，則熊廷弼、高出之頭可斬也；威克厥愛，兵家所違。且論劾廷弼之臣反褫其職，國法謂何，所當急斬逃臣，還逐臣。則賞罰大明，而戡亂之策可次第舉也。一慎防守，以固封疆。尋諸者言，敵與西合一片石。桃林古北喜峰諸隘口，公奏宜守禦築墉；河西既失，則之門戶當嚴。本兵既出視師，當遂駐鎮。調集附近諸軍列營口外。

又自抵都門，置重兵數處勢相聯絡，如常山率然以便策應，則藩屏固而神京可以不搖也。一實京營，以固根本。養馬增士卒，習騎射，至于京營，老弱虛冒不宜緩綜，按籍而數之，營兵不可謂不多矣。然為役占為包攬，聚如烏合，散若魚驚，其精強可用者十之一二耳。宜及此設法核其實數，分為上、中二，嚴加訓練。上者以戰，中者以守。

饷以因之，庶緩急可賴也。一多儲資糧，以防未然。籠天下鹽鐵之利，則軍帥無侵漁，逴行無絕饷，而中國可高枕矣。城守之計，以食為本，則糧饷之儲不可不預目。今宜尋訪于忠肅公故事，通州之儲悉運入京師。而又谕令在京勳戚巨室之家各莊蓋藏，母置城外。即有不測，城守固矣！一破格用人，以期實用。圖複建骠騎之功，以佐懸官之空乏；自東事屢敗，而文臣武臣相繼陷沒，主爵者苦于無人可用。臣讀聖谕，以公侯懸賞，欲得出奇建功之人，洋洋聖谟，急于求才矣！然是出奇建功之人，況下僚伏草莽如田疇、魏勝者更夫不少，若循資以求，則真才安得脫穎而出？今吏、兵二部宜出招賢文榜，令各陳所長，赴部實騐，果異赝鼎，列名上聞，群策并舉，無難滅矣。”（《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疏上，天啟皇帝一一嘉納允行。

天啟二年（1622年）三月初七日，擢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三月十四日“充廷試讀卷官，侍經筵。”

取倪元璐、黃道周、王铎等三十六人為翰林院庶吉士。這年的袁可立除了和孫承宗一道擔任殿試考官外，還負責為天啟皇帝講述經史，“君臣之間有聚會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這為日後袁可立出鎮登萊、晉位中樞奠定了基礎。

授命立危疆節鎮撫登萊

後金占領遼東半島及沿海島嶼後，對明朝的威脅日趨嚴重。有識之士紛紛出謀獻策：“登萊惟北岸旅順口，實咽喉總區。誠宜得一大将，量提水陸兵駐紮。”此時的登萊不僅下轄遼東的錦州等地，還擔負着光複遼東的重任，同時也是遼東前線的後勤和練兵基地，而首任登萊巡撫陶郎先剛剛因貪贓被免，繼任者非特别出類拔萃的人不可擔當。遼東經略袁應泰自殺，熊廷弼和巡撫王化貞遭逮捕論死。朝野震動，京師戒嚴。天啟帝日夜為邊事所憂，先後将孫承宗和袁可立兩位帝師忍痛推出赴邊。天啟二年四月十四日，帝以“彈壓登萊非公不可，于是以節钺授公。”

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禦史“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命飛挽，以專征。而爾振迅宏才，旌旗立為色變。（《天啟诰命卷》）。

袁可立拜命就道，從河南睢州出發路經金鄉，适逢山東白蓮教亂起，袁可立發登兵“七千餘名”與山東巡撫趙彥調兵剿而撫之，袁可立“星馳至兖，申以法令，陷陣登陴。”嚴緝首者，脅從不問，令流民各自還鄉生産。

“于時毛文龍诪張于島上，劉愛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内，崔霍之交盤于中”（《節寰袁公傳》）。天啟二年八月“兩路之師須與文龍會合，并王紹勳、管大藩俱聽登萊撫臣（袁可立）催督，結縱連衡，相為犄角。”

（《三朝遼事實錄》）袁可立銳意規劃，整肅軍紀，打造戰艦，操練水師，并收留和安置大量逃難遼民。沿海增置炮台，練兵用戚繼光“水軍先習陸戰”之法，使登萊武備大為增強，成為遼東前線的海島基地。

袁可立撫登三載，厲兵秣馬，積有戰船四千艘，組成了一支五萬餘人的水陸師軍隊，與樞輔孫承宗、津撫李邦華、總兵毛文龍、沈有容戮力策應，形成“百裡棋布，鼎足傳烽”的犄角之勢，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帶的平安，并大大牽制削弱了後金對明山海關一帶的戰鬥力。袁可立拓地築城，招集安置逃難流民，屯兵各島間，步步向前推進海上防禦，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就地蜷縮無以西窺。

這期間，袁可立在同年焦竑的推薦下結識了和自己同年同月出生的徐光啟，徐光啟在兵器方面的才幹很快得到袁可立的充分賞識，後來二人在戰略思想上都主張加強對朝鮮的控制。袁可立倚皇城島和旅順一線為基點，向東向北拓地築城數百公裡。

“時白蓮妖人徐鴻儒猖獗于西，毛文龍跋扈于北，高麗亦不靖，征調繁興所在驚惶。可立籌劃鎮定之，民得安堵。”（梁秉锟《萊陽縣志》）袁可立撫登期間，小海沿岸水榭遍布，歌樂之聲，通宵達旦，盛況空前。在袁可立的治下，一時出現了“峰頂通望處，逐設煙墩，屯田農幕，處處相望，商船戰艦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數”的繁榮整饬景象（《敬亭集》）。而兵戎之盛甚稱規模：“劃城一面，出納戰艦，黃龍青雀，首尾相接，萬橹千帆，簇簇其中。”有明一代，登萊巡撫計十四任，袁可立最有作為，收難民，練遼兵，是唯一被列入登州名宦祠的登萊巡撫。（《登州府志·祀典》）“是年（1623年）四月，上念公勞苦邊事，賜白镪文蟒以寵異之。”

首輔孔貞運贊歎道：“讀大司馬節寰袁公撫登章奏，知老成禦侮，其綢缪定傾如此”。

其撫登數年，“海無傳烽，亭有息鼓”。天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皇帝嘉獎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禦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沖于千裡，文武為憲于萬邦。”（《天啟诰命卷》）。樞輔孫承宗與袁可立共議戰守，十分倚重。他評價道：“讀後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裡洞徹，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體，仰酬國恩。”（孫承宗《答袁節寰登撫》）

海陸相犄角奇兵斬獲多

袁可立受命贊理東征軍務，備兵防海，“節制兩鎮，凡一應兵馬錢糧、征收調遣、防剿功罪盡歸經理”（《明熹宗實錄》）。當其之時，“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幕下”（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兩路之師須與文龍會。（《三朝遼事實錄》）他運籌帷幄，節制悍将毛文龍、指揮大将沈有容和張盤往來攻襲于遼海各島間，戰線綿延上千公裡，

多次挫敗後金對明朝沿海一帶的侵擾，取得了策反劉愛塔、夜襲金州、收複旅順、智取牛毛寨等戰役的勝利，充分展示了他作為一代軍事家的智謀和韬略。黃道周評價道：“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複旅順，而海上晏然。……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節寰袁公傳》）

天啟二年（1622年）十二月，北方地區發生地震，袁可立（萬曆年間曾因雷震景德門直言進谏遭罷官）利用地震的“示警”作用向朝廷奏報，要求撥付足夠的費用“修戰艦，備器械，預籌毛帥之接濟。”

天啟三年三月，袁可立奏報朝廷：“登萊之水師實榆關之犄角，臣與鎮道圖畫者數月。諸凡操練将士、修驗船隻、合并營伍、簡汰官兵稍有次第。”他親自挑選出精兵“三千六百人，俾總兵沈有容領之先發”，“出海于旅順、皇城、廣鹿、平山等島，相機進勦”。而副将李性忠所領數千遼左健士，袁可立“于三月十二日餞而送之，囑以相機進止以固榆關，以聯毛帥。”

大兵所到之處，“舳舻相接，奴酋膽寒。”

這時袁可立的布局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目的，那就是大兵壓境以圖策反後金複州總兵劉愛塔。

天啟三年六月初四，袁可立令屬下的兩鎮兵馬奇兵出襲，沈有容起兵“自皇城島掩襲旅順南四衛”策應于南，毛文龍“自皮島掩襲鎮江九連城”抄襲于北，後金軍隊遭受重創。朱家龍從千家莊出襲，王輔從鳳凰城進軍。在南岸沈有容的策應下，毛文龍命大将張盤率部從麻洋島登岸，相機規取後金所占領的金州和旅順。總兵毛文龍則自統八千馬步精銳，從鎮江、湯站一路進擊剿殺。

天啟三年（1623年）春夏間，努爾哈赤下令大肆屠戮旅順和金州一帶的百姓，袁可立令登萊水師“聯絡諸島，收複旅順”，以圖解救淪陷區内的流散百姓。這時的後金“出沒于長山、旅順間，漕艘賈舶多為所梗。”袁可立在“去鼍矶島四百裡”的水域廣布水師，“逾鐵山聯廣鹿島”，又“于皇城島設參将、守備各一員，練兵三千，以為登萊外薮。又設遊兵兩營，飛樯往來策應于廣鹿諸島。制炮設墩，旌旗相望。”（《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奴小至則避之洲，大至則遁之海，用三肄疲敵之法，然後用登、萊兵圖四衛之南。”“無事則更番防守，有事則合并策應。又設南遊、北遊兩營，各分訊地，偵邏于廣鹿諸島之間，時東時西，忽遠忽近，使敵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勞為逸，反客為主，布帆草筏于是絕迹。”（《節寰袁公行狀》）”後金望而生畏。當年七月初二日，張盤率領軍隊和登萊招撫的遼民混編的隊伍一舉打下金州，乘勝收複要塞旅順、望海堡和紅嘴堡等戰略要地，使遼南數百裡土地重新收歸于明朝。

秋收之後，後金軍再次大肆侵略旅順等地，掠奪糧食等戰略物資，駐守複州的後金軍更是橫行無忌，四處擄掠百姓。“當秋成熟，（虜）猶率衆至南衛收獲。公（袁可立）移書沈帥，乘其收割蘊崇之時，用火攻（虜），将吏用命，于是年九月乘風縱火，（焚）其積聚，舉兩月之捆載為之一空。公曰：‘怨深矣！忿兵可防也。’”（《節寰袁公行狀》）憤怒的後金調集更多軍隊對明軍進行反撲。袁可立上言“謀貴萬全，兵須審勢，知彼知己，能為可勝。”《明熹宗實錄》）他綜合各方情報，“先期集兵分道以應，并夜酣戰，俘斬無數”。

“（天啟三年）十月，（虜）果馱載（火炮），分兵兩路襲我，而諸将亦分兵以應，逼夜酣戰，大獲全勝，（虜）遂移營遁去。”

袁可立利用遼民對後金的痛恨，令明軍乘夜以火把襲城，徹夜透明，喊殺聲震天，後金大敗。當年十月初五，大将張盤率領明軍于城中設伏，再次大敗後金軍，并乘勢收複複州和永甯。後金“器械、铳炮俱擲棄而奔。”明朝野相慶，以為“設鎮以來自未有此捷也。”

在袁可立的精心籌劃下，明朝沿海大部分要地失而複得，後金“四衛已空其三，沿海四百餘裡之地奴盡棄之而不敢據，所餘者酉虜千人而已。”（《明實錄》）金州和旅順等地的收複，等于是在遼海開辟了遼東戰場的新局面，使登萊、旅順、皮島、寬叆等地連為一線，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後金對山東半島的軍事威脅，令明朝二千裡海疆重新得到鞏固，并完成了對後金的海上軍事封鎖，加重了後金占領區内糧食等戰略物資的緊張狀況。

但金州孤懸海外，難于堅守，不久張盤又被金人逼退到麻洋島。但明軍此番作為已大挫後金軍心，收到了預定的軍事牽制和打擊效果。

袁可立欲“乘甯前駐防之衆，朝鮮助兵之初”的空前戰力擴大戰果，命“大兵出關東下，旅順犄角夾攻”，以圖實現“恢複之功”。（《明熹宗實錄》）天啟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後金利用海水結凍的時機，以萬餘騎兵繞襲旅順，想報上次慘敗之仇。袁可立對此已有充分估計，他對登萊和東江兩鎮的水師進行了新的布局，令明軍在旅順城外設伏，命“嚴正中等兵住守旅順和雙島之間，與張盤互制。袁進等兵住西訊中島之間，與覺華犄角。”（《明實錄·袁可立奏疏》）。而沈有容則率水師遊離于各島間奇襲策應毛帥，明軍在張盤的帶領下死守城池，直到火藥用盡，猶堅守不降。後金無計可施，遣使議和，被張盤立斬于軍前，大敗之，後金落荒而逃。天啟五年正月，袁可立僅僅離開登萊半年，大将張盤就因為缺乏調度和後援就身陷重圍而死，這是後話。

終袁可立之任，後金與明軍水師屢戰多敗，疲于奔命，不複有勇與之再戰矣。袁可立治軍嚴明，“所過雞犬不擾，則李西平三代之師也”。首輔孔貞運評價道：“公久曆海上，凡地形險易，軍儲盈縮，将吏能否，虜情向背皆洞若燭照，故登萊終公之任銷鋒卧鼓。”

不戰屈人兵策反劉愛塔

從天啟三年（1623年）二月開始，袁可立在逐步完善對東江和登萊兩鎮兵馬布局的同時，還精心設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姻婿劉愛塔。七月二十六日上疏道：“今二月内，總兵沈有容執有生員金應魁，奴酋僞授世襲總兵駐複州劉興祚即劉愛塔密禀一紙，内稱彼欲反正内應，以報中國。因求臣免死加銜牌票。臣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甯以判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憑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明熹宗實錄》）。登州總兵沈有容不願意接納劉愛塔，但袁可立認為這是戰略良機，随“給與免罪牌及加銜劄付，并許降後代請封官。”（《睢州志》），命“沈總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明熹宗實錄》）但不久中軍王丙告密，後金“将愛塔并李永芳長子械去，殺其弟劉興仁及王丙。屠城，驅其餘民于永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裡，劉愛塔找了一個酷似自己的金兵以酒灌醉斃後縱火燒之，金人勘驗竟信以為真。

袁可立策反劉愛塔，對後金軍心打擊是空前的，一時漢官降将瓦解殆盡。“公納劉愛塔之降，以開奴攜二，一時中國叛将被奴誅夷殆盡。虜因棄金、複諸城，而舉四百裡喪地複歸版圖焉。“

盡管後來由于閹黨排擠導緻袁可立離任而使這一誘降計劃受阻，但劉愛塔還是在崇祯初年歸順明朝。隻可惜劉愛塔歸順後沒有受到經手者袁崇煥的重用，甚至毛文龍還謊稱劉愛塔為其陣前招降而徹底否決了劉愛塔主動歸順袁可立的初衷。但劉愛塔一心報效國家并最終戰死疆場，有大宋李顯忠之風，這是明清戰争史上明朝誘降滿清級别最高的将領，為遼東間諜戰之著名戰例，至今為研究明清戰争史者所稱道。

劉愛塔以“狸貓換太子”的“詐死”手法瞞過後金，金人還曾經給予劉愛塔十分優厚的待遇，努爾哈赤以姻婿待之。袁可立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間計”使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一直是金人一塊無法愈合的曆史硬傷。滿清取得政權後，康幹兩世大興“文字獄”，在自己編修的《明史》中對曾經影響過明清戰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龍、劉愛塔等一概削去不予立傳。

籌饷多募兵節制毛文龍

“公（袁可立）故奇其（毛文龍）膽智。”

袁可立為了向前推進沿海防禦，曾多次替毛文龍向朝廷募兵請饷，他說：“奴酋逆天順犯，于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大張撻伐之氣。據所報功級解驗，前後大小三十餘戰，斬首共一千九十七級數逾，上捷者共五次，總獲器械、弓箭等件共五萬。當我聖主宵旰之時，人心危懼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應陛應賞應恤之官兵相應敕部，行巡按禦史複勘，再為議序，以侯俞旨施行。（《三朝遼事實錄》）”甚至在地震時還在向朝廷上疏請求“預籌毛帥之接濟”。由于袁可立對武将的重視，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員“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毛文龍）為奏請”

的反對和非議。

袁可立早年含冤罷官二十六載，複出後擔任過天啟皇帝的老師，此次東征受顧于上命，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裡”之志。縱觀明代巡撫節鎮登萊，袁可立是唯一從大局出發長時間有效支持毛文龍的登萊巡撫，他禦文龍多得牽制之功，毛文龍的主要戰績和榮譽都是在這一時期取得的。

關于袁可立對毛文龍的節制，明朝廷是有明确事權的，“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屬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甚至明兵部所要求的底線就是“撫不能制鎮則易撫，鎮不能制夷則易鎮”。毛文龍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斷被加秩晉階，開始恃功自傲，而其時朝官對毛文龍的質疑聲浪日高。天啟三年十月，皇帝嘉獎道：“巡撫佥都禦史袁可立厥治行勞哉，賜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帥驕愎不協，蠱于兵，滿蒲、昌城襲報用敢獻功。”（《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乃滿浦、昌城之捷，謂兵不滿千，未交一戰，不遺一矢，而使（虜）自相踐踏，其被炮死者二萬有餘，馬之走死者三萬有餘，止餘真夷二萬。公（袁可立）心頗疑之，私謂敷實而後報，不失于慎。”

“于是移檄東江，核其虛實。而毛帥嫉公如仇，嗾言官尋端中之。”

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戰報和軍饷，由此為毛帥忌恨。嗾使言官閹黨分子宋祯漢苟合自己的幾個同年東林黨宋師襄

、方有度

、龐尚廉、李喬侖

等輪番惡意攻擊袁可立，以至于天啟皇帝看不過去，不忍心這位含冤26年的老臣再次受到流言中傷，公開打抱不平切責道：“大臣去留悉聽上裁，言官論人當存大體，不必連章抟擊。”

，因言官忘攻無稽，“上不聽，旋以平蓮功加秩（袁可立）兵部侍郎。”

“有後人考證認為，這些言官中既有閹黨也有東林黨，大多為同年進士的他們組成了那個時代的職業訛詐集團，經常抱團制造輿論，集中攻擊某人以謀取實際利益或政治資本。”（《生死冤家——毛文龍與袁崇煥（中）》）時朝中閹黨橫行，黨派相攻者無虛日，而閹黨也欲除掉袁可立以剪孫督師之翼。袁可立沒有意氣用事，沒有“一葉障目”，而是“力柔其（毛文龍）骨”

，虛懷以待，勸毛“臣子勿欺”（《節寰袁公傳》），他認為毛文龍的存在事關明金戰争大局，不是随便找個人就能替代的。為了避免陷入無休止的内耗和口水戰，最後是自己選擇了“功成身退”，但天啟帝十分眷顧于袁可立，接連七次上疏辭官方得予告。袁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禦，導緻了後來一系列悲劇事件的發生，這可能也是毛文龍和當時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

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鎮總兵，曾在平倭和收複台灣戰争中立下過赫赫戰功，經他招募和訓練的大量登兵多奉袁可立之命陸續增援策應毛文龍。然毛文龍跋扈欺瞞，二人矛盾日深，袁可立多次居間調和無果，以至于後來毛文龍有頭大不掉之勢，于是才有“登撫（袁可立）倚重沈帥而與毛帥相左”（《石隐園藏稿》）的局面。天啟四年，魏忠賢當權，葉向高、趙南星、高攀龍等清流相繼遭罷，袁可立也于此時去職。袁可立去，孫承宗左臂有失，沈有容無有所依，也決然随袁可立而去。自此，初具規模的登萊防務漸趨瓦解。

一年後，邊事告急，袁可立再被召入兵部，此時孫承宗已被迫下野，袁可立與閹黨終日周旋，大廈将傾，亦是獨木難支。

馭兵多方略杯酒釋兵權

天啟三年（1623年）春節過後，登州迎來了一年一度的元宵節燈酒會，期間忽然接到兵部令，說是山東巡撫趙彥應濰縣縣令的請求上奏朝廷要求袁可立發大兵平叛，濰縣縣令說駐防濰縣（今濰坊）的李性忠和張爾心部要發動兵變攻打濰縣，得知情報的将官大驚失色，一時不知如何應對。且登萊水師向以遼兵為多，此事處理不好恐擾軍心。而濰縣一帶的官民更是惶恐不已，亂作一團。

接報後的袁可立并沒有應兵部和山東巡撫之請馬上發兵，他私下馬上派人找到總兵沈有容了解核實李性忠和張爾心的最新情況，因為二人都是奉袁可立之命經沈有容召集和訓練過來的遼将，他對二人更加了解。沈有容向袁可立擔保說二人對大明忠心可嘉，隻是軍中和地方上因為物資供應的問題的确存在一些矛盾，至于叛亂之事還望再三斟酌核實。但為确保無虞，袁可立命登萊道監軍譚昌言持令書飛騎以犒酒的名義解除了二将的兵權，并持委任他用的令牌對二将予以安撫。監軍對衆将官傳達袁可立令狀曰：“遼将吾将，遼民吾民也，誰敢輕言發兵者？”并飛箭告谕濰營兵士，合營将士皆感泣袁可立赦免之恩，從此更加聽命。而時已至午夜時分，酒會正酣，一場驚動大明兵部和山東、登萊兩地巡撫的未遂事變被平息于帷幄之中。“其馭事多方略，類如此。”（《睢州志·袁可立傳》）

“癸亥春，濰縣有報，張爾心約同李副将性忠謀以元宵舉兵叛者。報至之時，兩監司在座，皆驚惶失色。公徐命小隊呵殿而過沈帥，尋性忠何狀。沈以百口保之。公曰：‘但令解其兵柄，無患也。’複移文縣令無張遽而遧，衆始安。蓋遼人□扈，自其性（忠）渡海，依登萊，覉孤畏人，惟鼻息是仰。居久之，東人以為是刀斧之餘，遇之橫，而遼人不受前恭後倨。仇是飛語所加者，皆遼将也。公蓋洞識其情，每從鎮靜雲。”

朝鮮起禍變聲罪勸濟師

明末陸路為後金所阻，朝鮮軍政多歸登撫節制。天啟三年（1623）四月二十九日，屬國朝鮮弑君篡權，國王李珲為其侄李倧所篡，違背明朝一貫主張的普世價值，負責節制朝鮮的登萊巡撫袁可立第一個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對意見：“看得廢立之事，二百年來所未有者，一朝傳聞，豈不駭異。”（李民宬《敬亭集》）。他上疏明政府：“李珲襲爵外藩已十五年，于茲矣，倧即系親派，則該國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豈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聽大妃具奏，待中國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廢伯，李倧之心不但無珲，且無中國，所當聲罪緻讨，以振王綱。”

但鑒于當時明朝正與後金用兵，袁可立又疏請“謂奴方欲西寇，當令倧犄角用命，戮力殄掃，以蓋前衍。”袁可立從全局和實際出發退而求其次，“但封疆要事，民力不給，即當遣使宣赦，播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臣民讨逆複辟。若果李倧迫于妃命，臣民樂以為君，亦當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頒赦诏。令祗奉國妃，如國初之待李成桂者，亦皇上不怒之威也。”（《國榷》卷八十五）“請正詞質責之，以濟師助剿為券，與廷議合。”（《節寰袁公傳》）。

天啟三年（1623年）六月十一日，朝鮮派出328人的龐大使團來登州拜見袁可立說明事變始末，以求獲得明政府的冊封。

但袁可立關于“仁祖反正”的主張一直攪動着朝鮮曆史的神經線，尤其是袁可立所上《請讨篡逆疏》中“又系倭夷之婿，廢立之舉，實借倭為之。”之語（《兩朝從信錄》），更令朝鮮人切齒痛很，直到今天韓國的史學家們仍在不停地改寫這段殘忍篡權曆史，同時鑒于現代國際實用主義格局，他們想盡量把中華文化的曆史因素最大限度地去除殆盡。後來在清廷開館延修《明史》之際，朝鮮曾多次派出龐大使團來中國在清朝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禦狀，“至于結交清朝大臣常明、留保等人，不惜财物賄賂，以更正《明史》所記為務。”（楊豔秋《<大明會典>、<明史>與朝鮮辨誣》），《永憲錄》和《池北偶談·朝鮮疏》等史料記載甚詳。

剛正持朝剛忤逆魏忠賢

天啟四年五月初三，皇帝谕戶、兵、工三部及内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特谕！”

天啟五年四月二十日，上傳兵部：“方今邊疆多事，擇将須用謀勇兼全的好人”（《明熹宗寶訓》）。十一月十八日，邊事告急，廷推袁可立兵部添設右侍郎。

六年閏六月初九，為右侍郎。

七月二十八日改兵部左侍郎。

時尚書馮嘉會老庸媚黨，兵部事實賴可立署理。

袁可立主張武力抗清和積極防禦，尤重海防建設，與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他對滿清颠複大明政權的陰毒與狡詐認識得異乎尋常的深刻，反對袁崇煥與後金議和，“經略遣人為（老酋）吊祭，公（袁可立）恨其（袁崇煥）辱國非計，飏言于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舉矣。’公歎曰：‘以此封拜，不慮贻笑後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馬（馮嘉會）聞之逆珰（魏中賢），珰大恨之。令偵事者日伺公門，卒無可中者。會南戶部尚書缺，廷推公，逆珰傳票緻仕。

“

。三年後袁崇煥終因“通款”獲罪遭殺身，然其時毛文龍已被袁崇煥擅殺，袁可立苦心經營的海上防線牽制之勢已漸趨瓦解，緻滿人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

三殿大工正興，兵部左侍郎有閱視之責，“逆珰魏忠賢與崔司馬柄肆虐，有事大會無不呈面媚顔，公獨屏居人後，不假辭色。”

“呈秀倚許秉彛通忠賢，至是殿工興，忠賢借督工無日不與呈秀相見，屏人密語移時，呈秀授黨人姓名。”（《明史鈔略》）

天啟六年（1626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九卿科道官公推袁可立南京戶部尚書，再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本來魏忠賢也有意依賴袁可立的才望來支撐和平衡多事的明兵部，但出于全面奪權的目的，閹黨已經無法隐忍袁可立的忤逆不順，下決心将袁可立排擠出朝。袁可立當堂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門時呼？”（《睢州志·袁可立傳》），遂被迫緻仕歸裡。魏忠賢以心腹劉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時北則崔呈秀為本兵，自袁可立去職，天下兵馬大權閹黨一手握定。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節寰袁公傳》）。雖有輔臣竭力挽留，但袁可立“自此絕意仕進”。皇帝感帝師之誼，念登萊戰功，特授兵部尚書，準馳驿乘傳歸。

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十二日，以三殿告成功加太子少保。“懇辭不受，時論韪之。”（《節寰袁公傳》）。诰封三世，父如子官。吏部考功郎蘇繼歐上疏為袁可立鳴不平，後被魏忠賢迫害緻死。

袁可立為人公正廉直，識大體，顧大局。天啟年間，魏忠賢專權，東林黨人遭受打擊，朝中黨派紛争。袁可立深為國事所憂，本意排除黨争取中立，且終日忙于遼務，但思想傾向東林，與高盤龍、馮從吾為同年，關系很好，魏忠賢由是恨他，同時一些激進的東林人士甚至聯合閹黨分子宋祯漢尋釁攻擊他。然黨禍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東林黨領袖高攀龍緻書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于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答袁節寰中丞》），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于筆端。從此袁可立走向了與閹黨鬥争的前台，每議事“數有所抵牾，欲自請外”。閹黨也每以袁可立有意“軋己”而欲勾陷之，派出大批爪牙“卒日環伺公門，思坐以不法”，但終因袁可立素享清望，加上“公受上眷知亦深矣“

，閹黨終“而無可乘借”。

袁可立做事幹練果斷，是晚明少見的既清廉又能幹的官員。盡量遠離黨争多做事，為清流官員在晚明黨争紛擾的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在群閹環伺的情況下主持遼務多年，成效頗豐，十分難能可貴。董其昌說：“公護名節，勝于功名”。其時朝野為魏忠賢頌功建祠者不可勝數，後來烈皇帝欽定逆案，查實“贊導、詞訟”過魏忠賢的大小臣工數以千計，獨可立不與。黃道周說：“夷考當年，與公先後秉機佐钺者，名在刑書，曆曆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

（《節寰袁公傳》）

崇祯即位後，戰事日急，“己巳（1629年），虜薄都城。公條上方略，密緻當事。”朝廷每有再起之議，袁可立皆謝絕不出。“屢以起廢推毂于铨曹，公淡然弗屑也。”“及撫按薦牍屢騰，而公雅尚高潔，其視一官若敝屣也!”

“公乞骨骸者七。”可立剛直成性，再削再廢，所用未盡其才，亦明末一大憾事，“不于毛帥、魏珰之時，得行其意，展布四體，韓範之業，豈顧問哉！”（《節寰袁公傳》）。

其門生故吏節烈者獨多，即在朝亦為清流。門生黃道周撰有《節寰袁公傳》，以文章風節高天下，綱常萬古，節義千秋。門生倪元璐官至戶部尚書，曾作《袁節寰大司馬像贊》。劉理順為崇祯七年狀元，親赴睢州督理“袁尚書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祯死煤山，倪劉二公雙雙殉國，并仆從十數人，壯烈為亘古未見。王铎早年家貧，曾得到袁可立的器重和推薦，親為袁撰寫神道碑和墓志銘。高攀龍為東林黨首，為袁可立同年。缪昌期、周道登，俱與袁可立交從過密。袁可立是孫承宗的積極支持者，共同主遼，滿人蜷伏。戶部尚書李汝華，與袁可立同鄉，子孫數代延世交好，為睢州美談。

董其昌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題《袁可立像》曰“忠誠幹國，正直立朝”，并以八十一歲高齡親為袁可立撰寫《節寰袁公行狀》：“嗚呼哀哉！念其昌與公同舉于蘭陽陸宗伯（陸樹聲）先生之門。……雖天涯契闊，合并恒難。要以風義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

以閹黨柄權，二公相繼請告歸。中央電視台《國寶檔案》欄目《疏林遠岫圖》，對袁可立和董其昌一生的故交佳話進行了生動報道。

臨行觀海市賦詩傳千古

天啟四年（1624年）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即将離任，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數年難得一遇的海市蜃樓：“島下先湧白氣，狀如奔潮，河亭水榭，應目而具…。忽艨艟數十揚帆來，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顧錯愕。急罷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見，乃知是海市。”（《寄園寄所寄》）。遂詩興大發，在蓬萊閣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觀海市》詩（《山東海疆圖記》），成為中國古代罕見的“海市”實錄。字由董其昌書寫，溫如玉刻石，成珠聯壁合之珍品。公元一九九四年，河南省睢縣圖書館館長劉學升将這一珍貴石刻複制于袁可立的别業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歸故土，傳為睢陽文化佳話。

董其昌與袁可立同年，少年時曾夢及必與袁可立同舉進士，後來二人果然同舉于陸樹聲尚書之門，并在王椷的《秋燈叢話》中為後人留下了令曆代命相學家競相探索的曆史迷題。

袁可立“生平于書無所不窺，旁及書畫，真草秀潤流麗，隸書風骨道勁。而畫梅蒼古，則趙孟頫也。”

“至其精思淵識，即小而居室器物一經量度，指授無不造妙。兼以早善筆禮，真、行、草、隸皆有古人風緻。複工畫梅，棱杆如抽鐵。”（《睢陽尚書袁氏家譜》）至今在蓬萊閣蘇公祠内留有其詩文手迹刻石，其骨力透穿石，與其人品相得益彰。

由于袁可立在明末抗清鬥争的軍事統帥中是堅定的主戰派将領，并在其兵部任職期間強烈反對與後金“議和”，而建州之事又是滿清統治者之大忌，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所涉傳記史料均遭删削。史無前例的“文字獄”興起，袁可立的老家商丘一帶更因為夏邑彭家屏一案而成為血洗的重災區。清乾隆四十二年，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因載有董其昌所撰寫的《節寰袁公行狀》，因該文多有所謂“诋斥滿洲語句”的地方，該書及其作者竟因此險遭毀版和殺頭之災。直到清朝光緒年十七年（1891年），董其昌書丹的“袁尚書大石坊”仍被睢州知州王枚以“年久失修”為借口強行拆毀。

金陵陷落後，袁可立的兒子袁樞秉父志“死忠死孝”

不仕滿清，抑郁絕食數日而卒，死後六十年才得以被睢州人公祭，入祀鄉賢祠。“（康熙）河南巡撫都禦史李公以事久論定，允州人請，檄祀公于瞽宗。”（田蘭芳《石寓袁公葬墓志銘》）

“袁氏自司馬至賦誠、賦谌三世矣，詩學盡其家傳雲”。（《睢州志·袁樞傳》）受清朝文字獄所累，多所毀失。

歸裡還前願建造袁家山

道教經典着作《道藏輯要·在陸肇祥》記載道：“袁可立降生之日，淮（袁可立父）夢呂帝（呂洞賓）引一小童雲：‘汝家世代行善，且知敬信我，今将小徒為爾後。曰：異日此地當出仙人’。即以此肇祥。”六十年後袁可立真的來到了傳說呂洞賓現身的地方登萊任巡撫督理大兵抗清防海，并在海戰中遇險受到過呂洞賓的保佑。袁可立退休後在睢州南城别墅陸園中建起袁家山道場供奉呂洞賓，數百年來一直困擾着南來北往的命相和道教學者競相探索。

袁家山又名小蓬萊，本為袁大司馬平泉舊墅，别稱“陸園”，内建呂祖廟，是一處全國罕見的明代船形建築群，現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袁家山建成後，數百年來都以“袁家山”名稱相沿襲。清康熙年間，狀元彭定求搜集成書的《道藏輯要》稱“袁家山”，這是到目前為止見諸史料的最早記載。關于袁家山的建造，《道藏輯要》記載：“襄邑（睢縣）有袁家山，明兵部尚書袁可立在陸園地也。四圍林樹高聳，岩壑水水，木清華景逾濯錦。額曰：‘夢覺迷津’。後供呂帝阖目睡像，趺坐胡床前。設丹爐，最後高亭四敞，豁達清虛。上供長生大帝及八洞仙祖聖像，皆飛現雲中。前後壁之間，留題聖迹頗多。……而晚（袁可立）尤愛道，故于在陸園崇建殿宇數重，位置悉系夢中指點。皆隐寓丹訣之秘，至今靈應昭然焉。”

“當司馬公在前明時，宦曆中外，逮乞休歸田，築别墅、池林、山榭，逶迤十餘裡，不絕名花美石，極一時之勝”（《袁任墓志銘》）。“公營别墅于牟駝崗，以娛兩尊人。偕夫人長跪，柔旨酒奉以為壽，旦夕善事之。又築園城南，命歌者擊鼍（tuo）鼓雲，璈聲琅琅，爽振驷伐，以寫其胸中砰訇磊落之氣。”（《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狀》）

史載袁可立任登萊巡撫期間曾“造艅艎為海防”，他緻仕歸裡睢州後懷念軍旅生涯便仿照這種大型船艦形制在睢州南城一汪碧水自己的别墅“陸園”中設計建造了袁家山道場，供奉呂洞賓等八仙衆神，随後數百年間在睢州一帶形成了帶有強烈地方色彩和民俗文化性質的“袁山”文化現象。袁家山的建造還有一個神奇的傳說：明天啟二年（1622），明皇帝派袁可立以右佥都禦使巡撫登萊一帶，招募水師“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一次袁可立與抗倭名将沈有容乘艦船出海指揮将士至琉球與倭寇（一說後金軍）作戰，戰船行至大海中間，忽然狂風大作，惡浪掀天，兵船險有傾複之危，昏暗中恍惚呂洞賓現身于袁可立面前，袁可立急忙禱告保佑，煞時風平浪靜，一仗取勝，歸朝後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袁尚書以為呂祖顯靈相助，歸裡後大興土木，建袁家山道場以還願，内設呂祖廟，以後世代香火不絕，明清兩代成為睢州遠近聞名的大道場，世稱袁家山。又仿山東蓬萊閣體制而建，風景異常優美，稱“小蓬萊”。遠遠望去，袁家山恰似一艘戰船蕩漾水中，與周圍碧水構成一派山水園林景象，列睢州八景，曰“仙峰滴翠”。數百年來，雄偉的氣勢有增無減，引無數名人學士競相歌詠。

天子賜祭悼崇祀名鄉賢

崇祯六年（1633年）十月十一日，袁可立薨，與徐光啟同年生死。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帝譴使至睢州祭

葬，首輔孔貞運親為墓銘。崇祀山東登州府名宦祠、河南歸德府睢州鄉賢祠，并在袁尚書府第前街衢之中修東西過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馬”，右曰“宮保尚書”，“規模高大，雕工精巧，額字亦佳，分列縣公署兩旁”，可謂盛典（《河南通志稿》）。“訃聞，上遣官視葬，有司陳祭，博士弟子員鄉三老俎豆之于學宮之旁。”（《大司馬節寰袁公家廟記》）

首輔孔貞運指出：“使天假數年,則公(袁可立)将奮謀決策,焚冒頓之虎落,犁老上之龍庭,以抒我皇上東顧之憂。”對扶危定傾的袁可立來說是中肯而貼切的。

其府第後院“藏書樓”下為許定國刺殺南明大将高傑處。袁尚書墓在州城東南，載《河南通志》。着有《弗過堂集》、《撫登疏稿》、《韻學要覽古詩選》、《評選古唐詩》等。

個人作品

著有《弗過堂集》、《撫登疏稿》、《韻學要覽》、《古詩選》、《評選古唐詩》等。

人際關系

先祖

始祖袁榮，安徽鳳陽府颍州(今阜陽)人，于明洪武二年以武功仕睢陽衛，後代世襲衛百戶，稱睢州東關“百戶侯”，遂家于睢州，生子亨、義、宏。二世宏、三世傑、四世林。五世錦，官陝西韓城縣教谕。自此“振振森森，書香不絕”。六世永绶、永康，永康生江、淮、河、洛、渭，七世淮即袁可立之父。三世皆以可立貴，稱“三世司馬”。八世可立，累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加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世稱其族“睢陽尚書袁氏”。(《河南通志稿·睢縣》：“睢袁氏有兩族，大司馬可立裔為‘尚書袁’，指揮裔為‘兵馬袁’，并非一家也！”)。

兒子

袁樞：

字伯應，号環中，又号石窩(一作“寓”)。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大梁兵巡道。善騎射，有邊才，工詩賦，為明末書畫及收藏鑒賞大家，曾藏有《潇湘圖》、《夏山圖》、《蕭翼賺蘭亭圖》、《層岩叢樹圖》、《秋山圖》、《山陰圖》、宋《松桂堂帖》等，藏品流散天涯不為世所知者殊多。張庚《國朝畫征錄》卷首列傳。明亡抑郁絕食而死。

女兒

三人：無名，皆稱“袁氏”。都嫁給了當時的名士。

孫子

1.袁賦誠：知名守令，載《碑傳集》。

2.袁賦谌：蘊借善收藏。

3.袁賦諴，早卒。

[參見互動百科·袁可立、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孔貞運《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狀》、倪元璐《袁節寰大司馬像贊》、陳繼儒《大司馬節寰袁公家廟記》、孫承宗《答袁節寰登撫》、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何出光《蘭台法鑒錄》、錢謙益《袁可立诰命五道》、《明實錄》、《國榷》、《睢州志》、《睢陽尚書袁氏家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