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

蔣翊武(1885-1913年)字伯夔，湖南澧州(今湖南澧縣)人。著名近代民主革命家、中華民國開國元勳。1884年12月，蔣翊武生于湖南澧縣一城市平民家庭。1903年畢業于縣立高等小學，入常德師範學堂。20歲時加入革命團體華興會，參加華興會起義，由此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生平

蔣翊武少時勤奮好學，天資聰穎，“為人豪爽，灑脫不拘，關心國事，抱負非凡”。1901年，蔣翊武以優異的成績進入澧州官立高等小學堂學習。1903年，進入常德西路師範學校學習。少年蔣翊武廣泛“搜求披閱”革命書報，了解國内外發展趨勢，思考各種社會、政治思潮，積極投身學運和青年革命活動。

1904年秋，協助宋教仁集結革命力量，謀響應長沙起義。失敗後被開除學籍，從此矢志革命，與劉複基等奔走于沅江一帶，聯絡會黨，組織機關于常德祗園寺，以圖再舉。1906年入中國公學就讀。加入中國同盟會。助楊卓霖創力《競業旬報》，鼓吹革命。

1909年秋，至武昌，任《商務報》編輯。為策動新軍，投第二十一混成協四十一标三營左隊充正目，先後加入革命團體群治學社、振武學社。

1911年1月，振武學社改組為文學社，被舉為社長。9月，文學社與共進會召開聯合大會，被推為軍事總指揮。10月9日，漢口機關部失事，黨人名冊、印信被查抄，起義計劃暴露，形勢十分危急。是日，恰逢蔣從嶽陽防地趕回武昌，毅然決定當晚起義，發布命令。此時，軍警四出搜捕黨人，起義總指揮部被破獲，劉複基、彭楚藩等被捕，蔣乘間逃逸，潛匿新溝以待。10日，武昌起義，全城光複。12日，趕回武昌，任湖北軍政府軍事顧問兼聯絡使，奔走于武昌、漢口之間。提議擴充軍民，組建兩支義勇軍，保衛漢口、漢陽。旋補任湖北軍政府軍務部副部長。11月27日，漢陽失守，黃興離漢，被推為戰時總司令部監軍，後接任護理總司令，負責指揮。不久被排擠去職，改任北軍駐漢招撫使。

1912年6月，為反對袁世凱獨裁專制，維護民主共和，增強革命力量，将文學社并入同盟會。嗣任國民黨參議、漢口交通部部長。袁命其為軍事顧問，授勳二位、陸軍中将加上将銜，他堅辭不受。12月，主辦《民心報》，“揚孫黃，抑袁黎”。

1913年“宋案”發，7月，回湖南參加“二次革命”，任鄂豫招撫使，駐防嶽陽，欲取荊襄，搗武漢，進窺河南。失敗後，遭通緝。8月29日南行至廣西全州府興安縣境，為巡防統領秦步衢所捕，械送桂林。黎元洪聞訊，即電袁世凱請予“迅誅”，袁遂命廣西都督陸榮廷“就地槍決”。9月9日，作《遺書》及《絕命詩》四首，英勇就義于桂林麗澤門外。

1916年，歸葬長沙嶽麓山。1921年，孫中山督師桂林，親往憑吊并立碑紀念，題書“開國元勳蔣翊武先生就義處”。

起義的實幹家

對于辛亥革命來說，蔣翊武的地位舉足輕重。沒有他作為總指揮的一聲令下，武昌起義的槍聲也許并不會在那個特殊的時刻響起；沒有他繼黃興出任總司令，武昌起義的勝利果實也許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早就得而複失。蔣翊武對完成武昌起義的組織準備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武昌起義主要是新軍中革命力量的起義，文學社完全是以士兵為主體的軍中革命組織，是在其前身振武學社、群治學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新軍中力量最大。蔣是文學社的創始人和領袖。

1911年1月30日，正是農曆春節，蔣翊武、詹大悲等在黃鶴樓舉行會議，宣告文學社成立，蔣被推為社長。文學社的宗旨是“推翻清朝專制，反對康、梁的保皇政策，擁護孫文的革命主張”，因此得到廣大新軍士兵的擁護，入社人數與日俱增。文學社人員在新軍中長期忍耐，紮根在士兵中間，埋頭苦幹，一個人一個人地争取，不斷積蓄力量，使文學社成了一支組織嚴密、機構健全、運轉靈活而又能獨立作戰的隊伍，為推翻清王朝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蔣制定了一系列組織建設和革命運動的方略，把工作重點放在革命力量比較薄弱的第八鎮，利用一切機會和關系，親自深入各标營士兵中，反複進行革命宣傳，發展社員，壯大力量。同時還分派社員到湘、川、皖、蘇各省新軍中為聯絡員，又于軍隊之外，建立機關部、通訊部等秘密組織。随着社員的迅速增多和起義時機的日見臨近，一些小的革命團體陸續并入文學社，也促使了文學社和共進會的聯合。

文學社和共進會是武昌起義的兩個主要革命團體，為統一革命組織，壯大起義力量，5月10日，蔣翊武在文學社會議上，主動提出與孫武領導的共進會合作，随後立即派劉複基前往洽談，從而使兩大團體成功實現聯合，由此奠定了起義成功的組織基礎。

蔣翊武落實了武昌起義的軍事準備。文學社吸收和發展社員主要以新軍士兵為對象，因此，文學社組織發展的過程與在軍事上準備武昌起義的過程是一緻的。文學社成立後的半年中，它的細胞組織幾乎已布滿湖北新軍各部隊，社員人數幾乎達到湖北新軍的三分之一，到武昌起義前夕已經成為湖北新軍中人數最多的革命團體。

與此相比，共進會深入新軍内部，要晚得多。為密切與新軍關系，促進新軍反正，蔣翊武與劉複基等親自入黎元洪部當兵，在士兵中進行活動，吸收了不少社員。另一方面，黃花崗起義、成都保路運動風潮，使蔣翊武認為革命時機日趨成熟，便加緊策劃武昌起義，在8月親自制定了起義計劃。因此，盡管在武昌起義的前一天晚上，蔣翊武發布了第一号武裝起義命令之後，出現了總指揮部遭到破壞，他被迫轉移，劉複基也慘遭殺害的意外情況，起義軍還是執行了蔣原來下達的命令，一夜之間使起義如期成功。這是蔣腳踏實地為起義作了充分軍事準備的結果。

蔣翊武為武昌起義的輿論準備作出了獨到貢獻。蔣以文學社經費資助《大江報》，使之成為文學社機關報，為武漢地區革命運動大造輿論。他确定了報紙面向新軍，紮根基層，以廣大新軍下級官兵和勞動群衆為主要宣傳對象的原則，給各标營“送義務報一份，以供同志閱覽”；在各标營設立特約通訊員和分銷處，建立通訊網；為照顧不同水平的讀者，規定了文章盡量使用淺近白話；報紙新聞大多直指克扣軍饷，官僚内幕以及不合輿論之處，使新軍士兵與文學社心聲相應，思想迅速革命化，“軍中官長畏報如虎，恨報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堅。

《大江報》之聲譽因之與日俱增，銷路大暢”。8月1日，軍警查封了《大江報》，但《大江報》的宣傳功效已深入武漢人民心中，為武昌起義的爆發起到了極大的輿論推動作用。所以，武昌起義能在新軍士兵中首先發動，是與蔣大造革命輿論分不開的。

蔣翊武推動完成了武昌起義的領導準備。黃花崗起義失敗之後，文學社便與共進會訂立正式聯盟，共謀起義。9月1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昌雄楚樓10号，正式舉行聯合會議，決定成立統一指揮、統一計劃、統一行動的最高機關———湖北革命軍總指揮部。還集中讨論了起義方案：一緻推舉文學社的蔣翊武為起義總指揮，共進會的孫武為參謀長；革命軍總指揮部設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學社總機關部内；總指揮部下設軍事籌備處于武昌，設政治籌備處于漢口；制造炸彈的秘密據點設于俄租界漢口寶善裡14号，由孫武主持。派居正、楊玉如二人赴滬，邀請宋教仁諸人來鄂主持大計。

總指揮

1911年10月9日淩晨，蔣翊武由嶽州駐防地趕回武昌，立即與劉複基在小朝街機關部召集各标營代表商議起義事宜。臨近中午，突然傳來孫武在漢口帶人制造炸彈失事，機關遭到俄租界巡捕破壞，起義名單、旗幟、文告落入俄巡捕之手的消息。于是，蔣立即以總司令名義下達“十條十款”起義令，命令在當晚12時整，以南湖炮隊鳴炮為号，城内外各軍一齊行動。命令由龔霞初等人用複寫紙謄寫二三十份，下午4點由專人分送到各标營，蔣還特别囑咐給炮隊送命令的同志：“事關全局，最為緊要。”同時，蔣發函嶽州，準備響應。當晚，小朝街總指揮部遭到破壞，蔣翊武與劉複基、彭楚藩、楊宏勝等人被捕。蔣因蓄有長辮，身穿白布長衫，貌似鄉野學究，警官對其未加注意，随意将他押在花園裡，他在同志的幫助下越牆逃走，劉、彭、楊三人于10日淩晨慘遭殺害。然而，給炮隊送命令的同志因故贻誤了時間，起義炮聲未響。

蔣脫險後，于10日天亮時即派胡培才等人去各标營傳令：改在當天夜間，依照九日原令起義，以争死生于須臾。接着又于午前9時半，連續下達“攻擊之合同命令”、“給水攻隊之命令”、“給火攻隊之命令”等五道命令。晚上8時，工程營在營代表熊秉坤帶領下打響了首義第一槍，各路勇士紛紛響應，迅速占領敵署，清吏望風而逃。自此，武昌首義成功。駐武昌城内外新軍合計約4000人，除少數營隊外，都參加了起義。參加起義的第31标第二營右隊嚴榮華說，武昌起義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間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蔣在10月9日果敢地發布第一道起義命令是非常重要的。革命黨人在接到命令後，早就有了起義的思想準備，各标、營代表，即文學社和共進會的中、下級幹部們，既明白了起義的全盤計劃，又了解到本單位的作戰任務。

文學社在武昌起義中起到了主導作用。據考，在總指揮部與軍事籌備處關鍵性的43個職務，總共由33人分擔。這33人中，文學社成員占20人，共進會僅8人，擁有雙重會籍者5人。共進會成員，主要承擔草拟文告、制定旗幟、配制炸彈等事務。

起義成功後，蔣翊武積極推動各省反正，由此引發了全國規模的辛亥革命。他在劉公、孫武等領導人不在的情況下，獨自承擔起指揮的責任，按照起義前約定，立即派人赴湘，敦促湖南革命黨人即刻舉義響應。湖南都督府首任軍務部部長閻鴻飛回憶道：“武昌起義的第三天，湖北派藍綜、龐光志到長沙，攜有蔣翊武的介紹信。

他們先到體育社找焦達峰、閻鴻飛兩人。”10月28日，黃興抵達武昌出任戰時總司令，蔣翊武為總司令部經理部長兼顧問，協同指揮陽夏戰争，調度全軍後勤。當時漢陽民軍約在13000人以上，後增到2萬餘人，另有民夫數千人修築工事，全部給養由蔣負責。蔣還協助黃興将漢陽民軍整編為第一軍，在漢陽四面設防，亟謀反攻。黃對蔣十分倚重，稱贊他“智勇雙全”。11月27日，漢陽失守，黃興辭職赴滬，武昌危在旦夕。當黎元洪準備放棄武昌時，蔣翊武與張振武堅持“與武昌首義名城共存亡”，蔣在衆人推舉下，以監軍繼任總司令。接着，他命張廷輔等沿江布防，又派董必武等率兵重創清兵，使武昌轉危為安。

革命家

蔣翊武不争權。作為武昌首義的總指揮，蔣翊武理所當然應該在軍政府中擔任重要的職務，但是，在共進會的操縱和蔣翊武缺席會議的情況下，軍政府給蔣預留的位置卻隻是軍務部副部長，擔任起義軍參謀長的孫武地位反在他之上，成了軍務部部長。不少共進會的人，甚至非革命黨人也擔任了政府其他部的部長。蔣翊武卻認為無關緊要，因為革命的目的不是争權奪利，而是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于是，他把精力投入到了漢口軍政分府的建設、漢口保衛戰和漢陽保衛戰中。

當軍政府對武昌防禦憂心忡忡之時，蔣翊武受命于危難之際，繼任總司令，對武昌防禦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南北議和，槍聲剛停，某些政客不甘心他出人頭地，馬上策劃以老同盟會員譚人鳳取代了蔣的總司令的職務，使蔣大權再次旁落。蔣又以大局為重，不計個人得失，毅然出任“北軍招撫使”，積極策反北軍，且卓有成效。如果不是他不争權，文學社和共進會就難以融合，武昌起義的曆史也許要重新改寫。

蔣翊武不拉山頭。首義領導者中，以“三武”最有名，其中孫武是同盟會員，在南京臨時政府組建時期，他到南京向孫中山跑官不成，怒從心起，到上海拉攏一些失意政客和軍人，創立“民社”（口号是“反孫倒黃，捧黎擁袁”），完全與同盟會撕破臉。張振武曾是孫中山的追随者，在武昌起義和湖北軍政府建立過程中，曾是一位堅定的革命黨人，但他的思想認識水平卻停留在比較狹隘的層面上，後來也是“民社”的發起人之一，許多言行明顯傾向于以黎元洪為首的“武昌集團”。

當孫中山被迫下野，同盟會處于困難之際，唯獨蔣翊武立場堅定，不改初衷，繼續追随孫中山，将文學社整體加入同盟會，這是他有别于另外“二武”的一個根本方面。一向壓抑文學社的共進會成員李作棟說：“三武比較起來，孫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翊武純樸，即敵對者亦表示好感。”還說：“劉公才幹不如孫武，孫武品質不如翊武。”

蔣翊武不搞特殊化。當軍政府設部授官時，曾打算對官長實行高薪，蔣翊武帶頭竭力反對，最後決定自都督以下各官概支月薪20元，班長12元，士兵10元。這個規定表現了蔣和起義初期革命志士們積極向上、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

蔣翊武不圖虛名。蔣翊武曾被中央政府授予“陸軍中将加上将銜”，他推辭沒有接受。回鄉省親時，澧州将縣城“多安橋”改名“翊武橋”，将東門改稱“翊武門”，将正街改稱“翊武街”。然而，蔣并不希望這樣做。他從長沙乘船到津市，然後棄舟步行20裡，悄悄地繞道回到了家裡。次日，澧州要員紛紛來家拜訪，他對鄉人申明，自己“無功可紀，不得享此殊榮，将通衢要道冠以己名尤屬不妥”，希望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橋梁、街道、門樓恢複過來。

蔣翊武不怕死。二次革命爆發時，蔣翊武在給父母的訣别信中表示：“兒誓志殺賊，保障共和，否則不生還也。”他讨袁失敗、不幸被捕後，袁世凱電令廣西方面将他就地槍決。蔣看了電報，索紙要筆，為遺腹子取名，留下三封遺書和四首七言絕句，表達了他對民族前途命運的憂慮及對後人的期待。第二天，被押赴桂林麗澤門外行刑時，士兵環立，圍觀者無數。蔣端坐于大紅氈上，向觀衆宣講革命，聽衆動容，有些為之痛哭。行刑士兵凝神靜聽，遲遲不肯開槍。領頭的排長見狀，擔心有變，突然從背後向蔣開槍。時為1913年9月9日。湖北革命黨人溫楚绗回憶說：蔣“從容就義，無半點乞憐，尤令人肅然起敬”。

寂寞的先驅者

蔣翊武本來應該是一個特别值得大書特書的人物。第一，他成功地開創了一條策反和改造新軍，而不是聯合會黨來推翻清廷的道路。孫中山一貫重視會黨，對新軍看法比較守舊，認定那裡是革命的死角，基本未顧及過。再者，在選擇起義地點方面，隻重華南，沒有想過在長江流域發動起義。當宋教仁、譚人鳳等同盟會領導人把戰略重點移向華中時，蔣早已在那裡打下了紮實的基礎。第二，武昌首義是推翻中國幾千年封建帝制的關鍵所在，文學社和共進會是這次偉大起義的主要力量。作為文學社社長、湖北革命軍總指揮，蔣翊武對武昌首義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比起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被曆代傳誦的辛亥志士，蔣的名字被提起的頻率卻少得多。所謂“沉寂的英雄”，用來形容他再确切不過了。為什麼蔣翊武身後寂寞？筆者認為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是軍政府中盤踞高位的黎元洪、湯化龍一夥，極力分化和打擊革命黨人，削弱文學社特别是蔣翊武的影響。黎原是清朝高官，與蔣翊武等革命黨人本不是一路人，當上軍政府大都督以後，以“首義元勳”自居，對真正的首義元勳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二次革命前，自然千方百計将蔣翊武邊緣化。二次革命後，又與袁世凱相勾結，置蔣于死地，極力屠殺文學社成員。

二是共進會一些領導人，特别是孫武，身居要職後，“與憲政派漸漸接近，舊日患難朋友反見疏遠”，身為軍務部長，卻醉心于“擴充勢力，植營私黨”，不惜認敵為友，以友為敵，竟至“擁黎以自重”，與湯化龍“一文一武，同惡相濟”，極力打壓為首義成功作出了很大貢獻的文學社。孫武就任軍務部長後采取的一個重要行動，就是在10月25日的會議上改組軍政府，将民政部所屬各局改為内務、理财、外交、司法、編制、交通等部，一批共進會成員被安置在部長級位置上，在部長名單中，隻有外交部長、同盟會員胡瑛與文學社有一定的關系。他們甯肯接納舊軍官和立憲黨人，就是不能安置一起共謀大義的文學社成員。

蔣翊武及他所領導的文學社成員處于權力中心圈外。起義剛成功，占得政治先機的共進會成員就開始打壓、排擠文學社成員，後來甚至暗殺了文學社骨幹張廷輔、祝制六等人。更有甚者，共進會會員蔡漢卿（蔡希聖），在辛亥首義中曾沖鋒在前，舍生忘死，當上黎元洪的“戒嚴司令”後，卻搖身一變，對文學社同志大開殺戒，被人稱為“屠戶”。

三是地域觀念作怪。共進會是在同盟會成立兩年後，由一些同盟會員另起爐竈建立起來的，主要發起人劉公、居正、孫武均是湖北人。文學社的主要領導人基本清一色是湖南人（詹大悲除外）。熟知中國政治生态的人，馬上就會想到，這種鄉土分野的省籍意識，肯定會有日後兩個組織的嫌隙與不和，武昌首義發生在湖北首府武昌，不少湖北人，尤其是共進會的領導人，不願意把功勞記在外鄉人身上。更有甚者，當蔣翊武提出由黃興出任“兩湖大都督”時，共進會的部分成員竟然喪失革命理性，不願意湖南人黃興地位在湖北人黎元洪之上，借口文學社的主要領袖是湖南人，反而給蔣翊武扣以“地域觀念”的帽子，否定了蔣的建議。

共進會的不少領導人本來是黃興的部下，他們對黃興的這一态度，說明他們自己的地域觀念（當然還有其他原因）是何等強烈！四是組織合并的結果。辛亥革命老人李六如說：“文學社與同盟會，是在武昌革命運動醞釀成熟之際，才發生聯系，受其領導。起義後，文學社員集體加入了同盟會，故後來談武昌起義者，隻知有同盟會，而文學社及共進會反被遺忘。”

另外，同盟會雖然由興中會、華興會和光複會組成，由于種種原因，孫中山、胡漢民、廖仲恺為代表的興中會一直被多人視為同盟會正宗，而蔣翊武為代表的文學社人物中，隻有極少數同盟會員，且主要同華興會有曆史淵源，按照曆史學家李劍農的說法，“它的組織行動，并不必由同盟會本部的命令”。于是，和同盟會曆史淵源較深的共進會成員，包括不少同盟會會員，自然更多地講同盟會對武昌首義的貢獻，而不會刻意去講蔣翊武。

五是文學社社員犧牲過多的結果。辛亥首義中，文學社成員在革命中貢獻最大，犧牲最慘，陣亡大半。誰會料到，在首義成功的武漢，由于孫武的關系，一些原共進會系統的人大多淪為黎元洪的鷹犬，日以尋殺文學社同志為能事，使得湖北革命力量遭到極大摧殘，嚴重影響了反袁鬥争在湖北的開展。共進會會員陳孝芬評價說：“文學社社員張廷輔師長被暗殺，使文學社的同志寒心，共進會手握兵權的師長蔡漢卿和其旅長杜邦俊，甘願與黎元洪禦用師長王安瀾、杜錫鈞等朋比為奸，助纣作惡，日以尋幫誅戮文學社同志為快，孫武從未加以制止，任其所行，以見媚于黎元洪保全其祿位，遂緻仇恨日深，形成勢不兩立。文學社中堅分子幸存者不及十之一二。”又說：“辛亥以後，共進會同志變節的多，文學社則罕有，這也是事實。要知道文學社的同志在1913年（民國二年）以内存在的為數甚微。”既然如此，蔣翊武身後寂寞也就不奇怪了。

個人作品

編輯

1913年臨刑前，蔣翊武寫了四首絕命詩（也有說其實合為一首）。

其一

當年豪氣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

嗟我寂冤終無了，空留弩劍作寒鳴。

其二

隻知離亂逢真友，誰識他鄉是故鄉？

從此情絲牽未斷，忍餘紅淚對殘陽。

其三

痛我當年何昧昧？隻知相友不相知；

而今相識有如此，滿載仁聲長相思。

其四

斬斷塵根感晚秋，中原無主倍增愁！

是誰支得江山住？隻有餘哀逐水流。

主要貢獻

蔣翊武是文學社的創始人和領袖。

蔣翊武為中國民主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堅持輿論造勢，積極宣揚民主革命的思想，曾先後參與或主辦過《競業旬報》、《商務報》、《大江報》、《民心報》等，反映出強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借公開鼓吹“大亂”，大掀革命狂瀾；他積極運動新軍，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他在主持振武學社和文學社時，便把運動新軍作為主要工作，為民主革命高潮的到來積蓄力量，作好充分的組織準備；他尋求聯合壯大革命同盟，始終把尋求革命團體的聯合作為壯大革命隊伍，取得革命成功的必要途徑；他緊緊追随孫中山，誓死捍衛民主共和，始終以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為宗旨，奉孫中山三民主義相号召。

人物評價

1916年，謝春軒曾作挽聯多副，其中一聯寫道：“立功在楚北，殉節在粵西，推翻專制，擁護共和，英雄成敗均千古；奮迹于涔陽，首丘于嶽麓，昔年歡迎，今日追悼，故鄉風雲又一時。”

孫中山高度評價蔣翊武為“辛亥武昌發難，以公功為冠”，并稱蔣翊武為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

後世紀念

蔣翊武墓

位于長沙市嶽麓山半山亭上方、麓山寺正門下約20米處。1916年9月，護國戰争勝利後，蔣翊武的遺骸自桂林歸葬長沙嶽麓山，湘人為他營建漢白玉墓塔，墓區為一空曠平地，占地約400平方米。墓冢居中，花崗石砌平台四級，上方有方形頂碑塔，高約4米，花崗石琢成，中嵌漢白玉墓碑，高2米，寬0.7米，碑心朝東，楷書“蔣公翊武之墓”六字。墓前有片石山道導入，墓後青松赤楓。是湖南省文物保護單位。

蔣翊武碑

1921年孫中山親筆題寫了“開國元勳蔣翊武先生就義處”十二個字镌刻于碑上，囑胡漢民先生撰書碑文：“蔣公翊武，澧縣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發難，以公功為冠。以武昌防禦使守危城，卻強敵，事定即引去，當道縻以官爵不受。癸醜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為賊将所得，賊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麗澤門外。今年冬，大總統督師桂林，念公勳烈，特為公立碑，而命漢民書公事略，以昭來者。公之死事與瞿、張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義之志則一也。中華民國十年十二月胡漢民謹記”。

蔣翊武就義處紀念碑是廣西壯族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桂林市區翊武路南段東側。青石砌築。碑座為3層踏階，每層邊長2.75米，高0.8米；碑身為四方形椎柱體，通高4米。碑北面刻孫文題字。其餘3面刻胡漢民所撰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