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
按照羅迦陵自己的說法，她是一名中法混血兒。父親路易·羅詩是一名法國水手，母親沈氏，原籍福州閩縣。1864年，羅迦陵出生在上海縣城内九畝地（今黃浦區露香園路、大境路一帶）。羅迦陵出生不久，父親回國，六七歲時母親也去世，因此她是由親戚撫養長大。羅迦陵雖然識字不多，但她自幼聰明伶俐，機智多謀。為生活所迫，她曾經做過外僑女傭，許多書報都說她在虹口做過專門接待外國水手的“鹹水妹”，其實并無證據。不過，羅迦陵确實閱曆相當豐富，還學會了說英語和法語。
多重身份
猶太大亨的中國妻子
羅迦陵在幫傭期間，結識了一名新沙遜洋行地産部職員，出生在巴格達，在印度孟買長大，隻身來滬的猶太人哈同。不久哈同發現，羅迦陵雖然隻是一名出身低微的中國女子，但她擁有過人的機智，性格大膽潑辣，相信她有“旺夫運”，正是幫助他事業發達的理想配偶。1886年9月24日，哈同和羅迦陵在閘北青雲裡用猶太教儀式舉行了婚禮。
自從與羅迦陵結婚後，哈同的事業就開始蒸蒸日上。結婚的次年，哈同就擔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1898年又改任更重要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1901年，哈同脫離新沙遜洋行，自己獨立創辦哈同洋行，專營房地産業。在哈同經營房地産業的過程中，最為關鍵的一個行動無疑是他對南京路的開發。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租界内的商業中心還位于南部靠近舊城的廣東路和福州路，南京路當時還很冷清。不過，随着1899年公共租界向西、北、東三面大規模拓展後，從宏觀角度來看，不久這裡必将成為全上海新的商業中心。
南京路和福建路口有一座虹廟，羅迦陵經常到那裡燒香，聽信該廟住持的勸說，便鼓動丈夫多多購進南京路兩側的地産。随後又出資60萬兩，用名貴的鐵藜木鋪設南京路的路面，使這馬條路成為上海最為平整的道路，一方面方便了人們的出行，博取了做善事的好名聲，提升了哈同洋行的社會形象；同時也使其在南京路的房地産大為增值。不久，在1908年，東西橫貫上海的該市第一條有軌電車線路走向也正是沿着南京路，那裡成為上海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很快店鋪雲集，又成為上海商業最繁華的黃金地段，在數年間地價上漲千倍以上。一首民謠這樣稱贊他：“哈同哈同，與衆不同。看守門戶，省吃儉用；攢錢鋪路，造福大衆。築路，築路，财源亨通。”
哈同去世前，占有南京路地産的44%，永安公司、新新公司、慈淑大樓(今東海大樓)的地皮都是哈同的産業，兩側凡是“慈”字頭的房産，如慈裕裡、慈慶裡、慈順裡、慈豐裡、慈永裡等，也都是哈同的産業。
1904年，哈同開始在滬西靜安寺路購地300畝，花費70萬兩銀元，由羅迦陵聘請烏目山僧人黃宗仰設計，到1910年建成了上海最大最豪華的一座私人花園，并以羅迦陵的名字命名為愛俪園（哈同花園），園内亭台樓閣、假山湖沼，完全是典型的中國式園林，據稱是模仿了《紅樓夢》中大觀園的設計，因而号稱海上大觀園。整個園林共有景點60餘處，每處均冠以美麗的名字，是當時上海最大、最為豪華的私家花園。
太隆居士
由于羅迦陵笃信佛教，在愛俪園内建有佛教建築頻伽精舍，按照佛經中極樂世界的說法，設計七重行樹，七重羅網，七寶蓮池，八功德水，成為上海的佛教聖地。到抗日戰争爆發以前，這裡曾經招待了無數南來北往的僧侶。
太平天國戰争期間，江南地區的佛教受到了毀滅性打擊。1909年，她出資20萬元，聘請黃宗仰主持，曆經四年，刊印了全套《大藏經》40帙（帙号為“天”至“霜”）414冊1916部8416卷，稱為《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簡稱《頻伽藏》。這是中國近代出版的第一部鉛印本《大藏經》。
1913年，羅迦陵聽從康有為的建議，在愛俪園内創辦了僧侶學校華嚴大學，聘請從湖北來滬的月霞法師主講。招生規模六十人，訂為預科三年、正科三年，方可畢業。開課之後，月霞法師任主講，親為學生講授《華嚴經》，率學生坐禅。他的師弟應慈法師在校襄助，擔任副講。這是中國近代佛教複興的重要事件。不過，華嚴大學僅在哈同花園上課一學期，羅迦陵提出要求，要全體學僧于每月朔望，為羅迦陵頂禮問安。
學僧無法接受，月霞法師乃率領全體師生離開愛俪園，遷往杭州海潮寺。華嚴大學雖在哈同花園上課僅一學期，然若無羅迦陵居士之支援，則華嚴大學即無由誕生，則于民國初年（1912年）的佛教複興運動亦大受影響。以一在家奉佛婦女，提倡僧侶教育，頗難能可貴，也開中國佛教近代史的新紀元。
資助教育
哈同夫婦熱衷于中國古典文化，還在園内開辦了倉聖明智大學，這是一所從小學到大學的全日制學校，學生的膳食、住宿和學雜費全部由園内提供。課程則側重于中國古代文字、古董和典章制度，聘請的學者包括王國維、章一山、費恕皆、鄒景叔等。他們還曾出巨資收集河南安陽出土的大批甲骨，并請著名學者羅振玉等在愛俪園進行整理，所以中國的不少甲骨文專家是從這裡走出去的。國畫大師徐悲鴻也曾經在這裡工作和生活過。學校鼎盛時亦曾有學生1600餘人。
滿清王朝的皇親國戚
1909年，羅迦陵應邀前往北京，被隆裕太後的母親認為義女，于是羅迦陵與隆裕太後成了幹姐妹。後來，宣統皇帝的弟媳又認哈同為義父。民國初年，哈同夫婦又去北京給幹娘拜壽，受到清宮款待，封羅迦陵為正一品夫人，又賜給60名太監回上海使喚。全盛時期園内有管家、警衛、仆人、和尚、尼姑、教師、學生近800人。據與羅迦陵親近的人回憶，她在家中頗有賈母和慈禧太後的風範，頗為講究排場。花費最巨的是她的兩次祝壽，一次是1922年71歲的哈同與59歲的羅迦陵做“百卅大壽”，一次是1933年哈同去世後羅迦陵做七十大壽，這兩次祝壽當時均轟動了整個上海。
哈同夫婦終其一生都非常相愛。哈同大量的産業均以羅迦陵的名字命名：愛俪園、南京路迦陵大樓、慈淑大樓、杭州西湖别墅羅苑等，其名下的裡弄名稱也都以“慈”字冠名，如慈安裡。
哈同夫婦一方面以吝啬節儉着稱，另一方面又熱衷于參與當時上海的各項慈善活動。他們沒有自己的親生子女，但收養了20名中外孤兒，全都住在愛俪園中。由哈同領養了11名外國孤兒為養子女，均從父姓；羅迦陵則領養了9名中國孤兒為内侄子女，均從母姓，他們是：羅友良、羅友蘭、羅友三、羅友啟、羅友仁、羅友翔、羅馥貞、羅慧秀、羅岫梅、羅轉坤和羅補幹。
1931年6月19日，哈同在愛俪園病故，留下土地450餘畝，房屋1200餘幢，30萬平方米以上，1931年英國領事估計，哈同财産值400萬英鎊。英國駐華法庭鑒證了哈同生前所立的遺囑，決定把其全部遺産歸其妻羅迦陵繼承；又根據英國法律向遺産繼承人羅迦陵征收了稅金達1700餘萬銀元的遺産稅。
哈同病故後，羅迦陵終日卧床，不理家事，緻使愛俪園逐漸呈現荒蕪的景象。1941年10月3日，羅迦陵去世，11月12日葬于愛俪園。葬禮耗費約20萬元。但因哈同夫婦二人留下的2份遺囑有很大出入，引發曠日持久的哈同遺産案。不久太平洋戰争爆發，哈同花園被日軍占領作為營地，又遭受數次火災，園内建築被破壞殆盡。1949年以後，新政府征用了愛俪園，在舊址上建造了中蘇友好大廈（今上海展覽中心）。
至今，哈同夫婦的房産仍屬于法律上未了訴訟的标的物，按滬房(1987)第548号文精神由房管機關代管。
遺産争奪
羅迦陵繼承哈同全部遺産。哈同在留下巨額遺産的同時，也留下了一份謎團重重的遺囑。這份遺囑是哈同夫婦以英國律師勞敦、葛立芬為證人簽署的，一式兩份，内容相同，簽訂的時間是1931年2月10日。遺囑規定，如果哈同死後7天之内其妻羅迦陵不死，則羅迦陵将繼承全部遺産；如果7日之内羅迦陵去世，那麼遺産歸遺囑執行人管理，由遺囑執行人監護繼承人成年後，按遺囑規定将遺産分割給各繼承人。這份遺囑規定，在扣除贈與其他養子女的款項以及包括喪葬費在内的一切開支以後，哈同的兩個養子大衛·喬治·哈同和羅弼·維多·哈同分别獲得遺産的70%和30%。遺囑的執行人是哈同的大管家姬覺彌和高易律師公館的律師拉亥脫。
這份遺囑為什麼強調7日之内羅迦陵不死才能繼承遺産呢？難道羅氏也重病纏身、行将就木？
原來哈同信奉猶太教，根據猶太教的習俗，丈夫去世後妻子一般在7日内殉節而死，所以哈同在遺囑中特地注明。當時羅迦陵還不足70歲，身體非常健康，也沒有殉節的打算，故順利繼承了哈同的全部财産。
正當羅迦陵為獲得哈同全部遺産沾沾自喜的時候，又出現了一個難題，原來根據英國遺産稅法的規定，哈同留下的巨額财産需繳納1700萬元的遺産稅。羅迦陵一下拿不出這麼多現金，無奈之下隻好将地處市中心的16處房地産作抵押，貸款1800萬元繳納稅金。這筆貸款年息6.5厘，約定期限為10年，但直到羅迦陵去世也沒有還清。1949年後債權人還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要求扣押羅氏的抵押物以及其他财産。
中東不速來客要求繼承遺産
哈同去世後，首先對其遺産繼承提出異議的是哈同的伊拉克本家。
1931年9月，哈同的堂兄弟愛士拉·阿道爾·哈同來到上海，向英國駐滬最高法庭提起訴訟，要求繼承哈同的遺産；次年3月，又有一名來自伊拉克的哈同遠房親戚向法庭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他們獅子大開口要繼承全部财産，否認羅迦陵的繼承權。法庭認為哈同已加入英國國籍，是受英國保護的公民，按照英國法律哈同遺囑有效，其中國妻子繼承有效。
1934年年初，哈同的侄孫（也有侄子說）愛士拉·散利·哈同代表他的12名（也有10名說）兄弟來到滬上，再次向英國駐滬法庭遞上了訴狀，聲稱根據伊拉克法律，哈同遺産應由他們12人平均繼承，但鑒于羅迦陵年老孤寡，又與哈同結婚多年，所以同意分給她四分之一作為照顧，但法庭同樣駁回了這些伊拉克人的要求。
巨額财産的誘惑鼓舞着伊拉克軍團的鬥志，羅迦陵去世後，愛士拉·散利·哈同又分别向汪僞政權法院及國民黨上海地方法院提出訴訟，但均未成功。對于此事，長期在哈同花園編撰書目的李恩績在其《愛俪園夢影錄》中作了詳盡的描述：“一方面是老東家（指哈同）的嫡親胞侄。據說照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新建的伊拉克國家法律，老東家的全部遺産，應該歸他們血統最近的胞侄承繼。老太太(指羅迦陵)就算與老東家是配偶，因為沒有血親關系，所以半點兒份也沒有。大概伊拉克國還停留在宗法社會的時代，所以法律如此，原也不足怪的。”
羅迦陵遺囑陷真僞之争
哈同夫婦沒有親生子女，但他們收養了幾十名中外養子女，最後正式承認的有22位，中外各占一半，其中中國籍的大都随羅迦陵姓羅，外籍養子女則随了哈同姓氏。
1937年9月30日，羅迦陵又簽了一份遺囑，為了與以前的哈同遺囑相區别，這份遺囑被稱為“第二遺囑”。遺囑内容拟定得極為詳盡，除向社會、宗教界及政府捐贈外，中外養子女、洋行職員和花園老職工、羅迦陵親信的仆人、随從都分到了相應的款項，她寵愛的管家姬覺彌一人獨得了400萬元的龐大産業。
哈同遺囑與羅迦陵遺囑最大的區别是對待中外養子女的态度不同，羅氏遺囑中各位養子女分配的遺産數額基本一樣，而哈同遺囑中格外照料的外籍長子大衛·喬治·哈同由于劣迹斑斑受到羅迦陵的嚴厲懲戒，不僅被剝奪了養子的資格，就連分給他的14萬元遺産也必須在其惡行改善後才能撥付，否則不享有繼承權。6名中國養子中除去早逝的長子羅友良，剩下的羅友蘭、羅友山、羅友啟、羅友仁和羅友翔均擔任了新成立的羅氏慈善事業基金委員會理事，而外籍養子女則無可置喙。
由于“第二遺囑”是羅迦陵死後由其中國養子羅友啟發現的，所以外籍子女認為是假冒的赝品，不予承認；中方養子女則認為遺囑有羅迦陵的親筆簽名，是真實有效的。李恩績的《愛俪園夢影錄》對此事也有記述：“中國養子女們所根據的是老太太的遺囑，後來稱為第二遺囑。這遺囑也是個英文本，一共有9頁，真所謂洋洋萬言……當時在旁人看來，這第二遺囑似乎更合法，也更合理，應該有效。但據外國養子女們說，這遺囑是假的，所以非但根本不生效力，而且做這假遺囑的人，還該負刑事責任。”
圍繞着“第二遺囑”的真僞，中外養子女之間又展開了訴訟，但經過兩次庭審以後，法庭并未作出裁決。正在這時，太平洋戰争爆發，日軍開進公共租界，并控制了法租界，哈同花園随即被日軍接管，這場官司最終不了了之。
中外養子女遺産争奪戰
在這場遺産争奪戰中，外籍子女以長子大衛·喬治·哈同為首，中方則以羅友蘭擔當領軍人物。
1944年10月，在高易律師公館的策劃下，大衛·喬治·哈同與大部分中國養子女達成了一份和解協議，協議約定中國籍養子女承認1931年2月20日的哈同遺囑為唯一合法有效遺囑，其他遺囑均無法律效力；作為回報，大衛·喬治·哈同分給他們部分财産。此協議由高易律師公館擔保，大衛·喬治·哈同還當場支付了部分款項，這份協議後來由于抗戰勝利并未完全執行。
抗戰結束後，與大衛·喬治·哈同簽訂協議的中國籍養子女紛紛發表聲明，稱協議是在遭逼迫的情況下簽訂的，應屬無效，重新要求按照羅迦陵的遺囑執行财産分配。與此同時，姬覺彌、英國駐滬最高法庭指定的遺産管理人也都拿出所謂的合法材料，要求執管羅迦陵的全部遺産。
在上海名人杜月笙、國民黨要員吳國桢、潘公展的調解和斡旋下，哈同家族終于在1946年達成了協議，承認哈同遺囑有效，承認第二遺囑中捐贈政府的部分有效，大衛·喬治·哈同和羅弼·維多·哈同分給中國養子女們比上一次更多的财産作為補償。
具體分配方案是：将遺産中尚存的金銀珠寶估價後，88%分給大衛·喬治·哈同和羅弼·維多·哈同，12%分給羅氏兄弟；大衛·喬治·哈同分得土地260多市畝，占總數的58.3%，房屋15萬多平方米，占總數的48.2%(包括除羅弼·維多·哈同以外的其他外籍養子女分配數在内)；羅弼·維多·哈同分得土地60餘市畝，占總數的13.3%，房屋5萬多平方米，占總數的13.7%；羅友蘭等分得土地70餘市畝，占總數的17%，房屋6萬平方米，占總數的19%；姬覺彌等其他人分得餘下的土地50餘市畝，房屋4.7萬平方米。
1947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根據和解協議宣布此案結案，長達16年的哈同遺産繼承案至此塵埃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