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中國科學家和教育家-中文百科頻道

人物簡介

竺可桢，氣象學家、地理學家、教育家。中國近代地理學和氣象學的奠基者。領導創建了我國第一個氣象研究所和首批氣象台站，并在台風、季風、氣候變遷、農業氣候、物候、自然區劃等方面有開拓性的研究。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地學系，成為當時培養地學英才的搖籃。以求實精神領導浙江大學工作，培育了多方面的人才。長期領導中國科學院工作，積極倡導并組織和參加中國地學、生物學、天文學、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及自然科學史研究等多方面工作，主編了《中國自然區劃》、《中國自然地理》等叢書，是我國地理學和氣象學界的一代宗師。

人物生平

少年英才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紹興東關鎮（今屬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一個小商人家庭。童年起，學習勤奮，并萌生愛國思想，敬佩宋代詩人陸遊和明代學者王陽明等人的學識和思想。竺可桢幼時聰明好學，從2歲開始認字。

1905年以各門功課全優的成績從小學畢業，當年秋季入上海澄衷學校，以品學兼優，為人熱情正直，被同學推為班長。

1908年春，同學要求撤換不稱職教師舉行罷課，學校一度停辦，竺可桢乃于暑假後轉入複旦公學學習。

1908年，美國國會正式通過退還部分“庚子賠款”，将中國留學潮引向美國。此時的竺可桢，正就讀于唐山路礦學堂（今西南交通大學），他“最熱烈的希望是要出洋到歐美”。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礦學堂（今西南交通大學）學習土木工程，學習成績居全班第一。

美國留學

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費生，他因中國是以農立國，遂選入伊利諾大學農學院學習。畢業後，即轉入哈佛大學地學系，潛心研讀與農業關系密切的氣象學。

1914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的任鴻隽、楊铨等人提議組織一個科學社，并創辦雜志向國内介紹科學知識和科學思想。不久，科學社及其刊物就随其創辦人一同轉到了哈佛大學。

1915年10月，科學社正式定名為“中國科學社”。竺可桢成為“中國科學社”第一批成員，并積極參與社務活動。他從《科學》第2卷第2期發表文章以後，成為《科學》雜志最重要的作者之一。

1915年，竺可桢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後，留在哈佛繼續深造竺可桢也是中國科學社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由留美學生創建的中國科學社及其刊物《科學》雜志，使科學救國思想的宣傳有了相對固定的陣地和代表人物，并最終促使科學救國思潮的形成這期間，他先後發表了《中國之雨量及風暴說》、《台風中心之若幹新事實》等多篇論文。

1917年，被接納為美國地理學會會員，并獲伊麥荪獎學金。

1918年，竺可桢以論文《遠東台風的新分類》獲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學位，随即懷着一腔報國為民的激情，于秋季返回闊别了8年的祖國。

回國研究

竺可桢回國後，不受官職厚祿，先受聘到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講授地理和天文氣象課。他自編講義，内容新穎、豐富，體現了當時最先進的地理和氣象學說，還在課外帶領學生參觀實習，深得同學愛戴。他的教學成績與負責精神，也深為校方重視。

1920年秋，竺可桢改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授氣象學、地理學等。這年冬天，在南京師範學校的基礎上，開始籌建東南大學，1921年竺可桢任地學系主任。在此期間，發表了有關東南亞台風、天氣型、曆史上氣候變遷和闡述發展科學地理學等一系列專著，并當選為中國科學社講演委員會主任（1923年）、中國氣象學會首屆理事（1924年）、副會長（1925年）等職。後因東南大學領導鬧派系，竺可桢自1925－1926年曾轉任商務印書館編輯、南開大學教授各一年。

工作中的竺可桢

工作中的竺可桢(3張)

1927年，重返東南大學任地學系主任。期間曾受中國科學社派遣，至東京出席第三屆泛太平洋科學會議。

1928年，應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長之聘，在南京北極閣籌建氣象研究所，辭去中央大學地學系主任職務，任氣象研究所所長。出版了所著的中國第一本近代《氣象學》。自此至1936年4月，全力創建北極閣氣象台的地面和高空觀測、天氣預報和氣象廣播等業務，推動全國氣象台站建設，培訓氣象人才，帶頭開拓氣象研究，8年中發表論著約50篇。

1929年起，屢次被選任為中國氣象學會會長。

1933年，參加第五屆泛太平洋科學會議中國代表團做首席代表。

1934年，與翁文灏等發起成立中國地理學會。

1935年，派人設立拉薩測候所，被選為中央研究院評議員。

1936年，任浙江大學校長（兼氣象研究所所長）。

抗戰爆發，敵焰迫近杭州時率校西遷江西泰和。西遷中，電告教育部并建議将存浙文瀾閣四庫全書内遷。獲同意，由浙江大學協助運存貴陽。

1938年，敵騎入贛，率校再遷廣西宜山，倡立“求是”校訓。

1939年冬，敵騎犯桂，12月率校遷黔北。

1940年初定居遵義、湄潭，直至1946年夏複員返杭。正當竺可桢忙于勘察第三次遷校新址時，他的次子竺衡和夫人張俠魂相繼病逝，竺可桢在這突來的打擊下，以極大堅毅忍住精神創痛，順利完成了遷校任務。至此6年中，竺可桢銳意發展浙江大學，開展科學研究，提高學術與教學水平，擴充院系，設分校，培植良好學風，使浙江大學聲譽大增。

1940年3月15日，竺可桢與陳汲在重慶舉行婚禮。

1940年12月14日，陳汲生一女孩，小名毛毛，大名竺松。

1946年，組織浙江大學遷回杭州，增設醫學院。他本人被選為國際氣象學會氣候學委員，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大會。

1947年，“于子三案”發生，而圍繞所謂“于子三系自殺”的定谳，竺可桢與國民黨當局幾成決裂之勢。而圍繞安葬和紀念于子三，竺可桢亦與“學運”方面發生摩擦，幾乎受到“杯葛”。

1948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4月下旬，婉拒教育部長杭立武電催赴滬去台，隻身赴滬暫居。7月應邀至北平參加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全國教育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8月先後參加人民政協籌備會議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讨論制訂《共同綱領》過程中，提出專列發展自然科學一條的建議，被采納。10月1日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主要分管自然科學研究方面的組織領導工作。根據國家關于科學研究工作的方針，竺可桢廣泛征求意見，制定調整、建立研究機構的原則，并組織實施；選聘研究人才，組織與高等院校的合作，大力開展科學研究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竺可桢一直擔任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親自主持籌建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

晚年生活

1949年11月，新中國成立後僅1個月，中國科學院即宣告成立。中國科學院成立以後，竺可桢被任命為副院長、生物學地學部主任，主要負責地學、生物學領域的學術組織與領導工作。

1950年，當選為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副主席。

1953年，開始冬小麥的物候觀測工作，繼而又進行了棉花、水稻的物候觀測。

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兼任生物學地學部主任。

1955年6月，時任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在學部成立大會的報告中，正式提出了要在院内設置一個“綜合考察工作委員會”，專門負責綜合性的考察工作，以适應全院日益繁重的綜合考察任務。

1956年1月1日，在竺可桢的推動下，“綜合考察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竺可桢親自擔任了委員會主任。

1957年起，把農作物物候的觀測工作推向了全國。

1961年，在竺可桢的指導下，由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主持建立了全國物候觀測網，制定了物候觀測方法（草案），确定國内共同物候觀測種類。

1962年6月，他以72歲高齡加入中國共産黨。

1963年，他聯合其他科學界代表由他領銜向人民代表大會呼籲開展自然保護工作。

1964年，竺可桢發表了《論我國氣候的特點及其與糧食生産的關系》，分析了光、溫度、降雨對糧食的影響，提出了發展農業生産的許多設想。毛澤東看到此文非常高興，專門請竺可桢到中南海談。對他說：“你的文章寫得好啊！我們有個農業八字憲法，隻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彌補了八字憲法的不足。”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是中科院惟一一個可以不參加中科院黨組活動的黨員副院長，由于周恩來的保護，他沒有直接受到暴力沖擊。整個“文革”期間，他既沒有受到正面批判鬥争，也沒有遭到抄家之禍。

1972年前後，當時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中國科學院的領導體制很不健全，一些領導人不便對外，竺可桢與吳有訓副院長一起，承擔了大量工作，為發展當時民間外交和溝通對外科技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去世，享年84歲。

主要影響

學術成就

曆史氣候學的奠基人

竺可桢是曆史氣候學的創建人、奠基人，其中曆史氣候變遷是他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一個領域，蜚聲國際科學界。竺可桢在曆史氣候學上另一大貢獻是曆史物候學。竺可桢曾經在國内建立了40多個氣象站和100多個雨量測量站的中國氣象觀測網。他一方面重視物候的觀察記錄，自1921年留學回國的第二天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他每天觀察并記錄物候和天氣；另一方面廣泛收集曆史物候資料，他與宛敏渭合撰的《物候學》一書中收集有豐富的曆史物候資料和研究成果，這在其他國家的物候著作中是少見的。

現代氣象科學的貢獻

作為中國現代氣象科學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始終關注并“盡畢生之力”開展氣候變化研究，他關于氣候變化的一系列奠基性研究，對于人們今天認識這一全球重大問題，具有基礎的科學意義。

在曆史地震學上的貢獻

竺可桢在曆史地震學方面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他和李四光共同領導的中國科學院地震工作委員會所組織編制的《中國地震資料年表》及有關研究工作。

在自然科學史研究上的貢獻

竺可桢畢生領導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發掘事業，目的在于闡明中華民族在世界科技發展中的傑出貢獻，以激發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研究曆史上的中外科學文化的交流，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系。他本人也在天文學史、氣象學史、地理學史、科學通史等方面進行研究，發表過許多論文。

“可持續發展”思想貢獻

作為“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先行者，竺可桢始終從科學視角，關注着中國的人口、資源和環境問題，他不僅在學理上大力關注可持續發展的相關理論問題，而且知行合一，在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傾力躬親，從世界可持續發展思想形成的曆史進程看，他的這些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國科學家較早地、獨立地關注并研究人口、資源和環境問題，是中國科學界對“可持續發展”理念具有前瞻性的早期探索。

教育成就

竺可桢明确提出大學要培養以天下為己任的領袖人才。

在竺可桢擔任浙江大學校長的13年之中，浙大從原來文理、工、農三個學院16個系的規模，發展到文、理、工、農、師、法、醫七個學院25個系（最多時達30個系）、10個研究所，教授也由原先的70餘名發展到200餘名，在校學生也由原來的500餘人增至2000千餘人。先後成為國家高級專門人才的浙大學生（諸如錢人元、程開甲、胡濟民、葉笃正、谷超豪等）也達3500餘人。換言之，這些人才後來幾乎全是新中國科學教育事業的骨幹力量。

為紀念竺可桢校長，後人于2000年5月成立了浙江大學竺可桢學院。

政治成就

竺可桢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修改者之一。

文學成就

竺可桢從1917年在哈佛大學讀書時就養成了記日記的習慣，其中主要記錄了氣象研究的各種資料。由于戰亂，隻保存下來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記，共計38年37天，約800萬字，這對中國近現代科學史特别對中國科學院院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價值。

竺可桢一生著作繁多，如果不算其日記的話，他一生的著作是300萬字左右。從1966年起，他就差不多沒有專門的學術論文問世了，在八年之中他的文字幾乎隻有信函。這是其主要文學作品。

轶事典故

交往宗仁

抗日戰争開始後，蕭一山在西北聯大任文學院長，并取得國民參政員頭銜。1943年，李宗仁任漢中行營主任時，蕭一山正執教西大，經過同鄉、青年軍二0六師師長方先覺的介紹，認識了李宗仁。李宗仁待人頗為誠懇，沒有什麼官僚架子，一般地方人士，對李都有好感。李因蕭表示鄙視蔣介石，就引為知己。李氏莅臨北平伊始，蕭一山便将故都的知名教授學者介紹給了這位軍政大員，并在中南海建立了“教授雙周座談會”。李宗仁是一位頗具心胸的人物，對學者們無不竭誠接待，揖讓相見。如北大胡适之、清華甘介侯等，都是李宗仁的座上常客。随後，李宗仁敦請蕭一山任秘書長，蕭感戴知遇，欣然拜命。1946年初，在李宗仁的授意下，蕭一山在北平創辦了一份對開大報《經世日報》。由李宗仁擔任報社董事長，蕭一山任報社社長。1960年，蕭一山到美講學。時李宗仁居美有年，外傳李宗仁有回大陸定居之意，美、台方面便對李氏加強監視，一時間李氏住宅親友卻步，門可羅雀。而先生不顧環境險惡與外界阻撓，毅然走訪了李宗仁，使李氏大有“人生一死渾閑事，裂眦穿胸不汝忘”之感。後李終于沖破艱險回到大陸，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和一山是終身的朋友。”足見兩人的深厚友誼。唐代詩人王昌齡“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的詩句，似可一狀此情了。

特殊學生

蕭一山對青年人的提攜愛護與激勵自不待言，他的學生和學友數不勝數。其中，他與學生黃現璠的關系頗為有趣。黃現璠比蕭一山大三歲，由于黃現璠家貧，上學較晚。黃氏于1926年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時，蕭一山已在北京師範大學兼課，成了黃現璠的老師。黃現璠四年本科期間，因生活困難，需課餘時間去謀職助學，恰好蕭一山創辦“北平文史政治學院”，聘用黃現璠為老師。黃氏即在該學院幹了三年，與蕭一山交往日深。其後，蕭一山創辦《經世半月刊》《經世叢書》時，都有邀請黃現璠投稿。兩人雖不在同地，但始終有書信來往直到蕭一山去台。他們的關系也可是亦師亦友的關系。蕭一山被學人譽為清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黃現璠有”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和壯史研究第一人等稱。兩人都在學術上作出巨大的貢獻。他們這種少見的師友關系也算傳奇。

求是精神

大學精神是大學的靈魂,是反映大學在長期辦學曆程中所擁有的理想、信念、價值取向，以及逐步形成的傳統、風格和特色等的一種文化形态。它是維系大學運轉的内在精神力量，是學校的凝聚力的體現。

上世紀上半葉，蔡元培、竺可桢、蔣夢麟、梅贻琦、張伯苓等教育家分别對大學精神作過深入而精辟的闡述，并在各自的教育實踐中孜孜以求，發揚光大。其中，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桢當樹一幟。他在繼承學校傳統的基礎上，大力倡導并親自實踐，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浙大“求是精神”，影響了一代代的浙大人。

“公忠堅毅，天下己任”的愛國精神

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長不久，日本侵華戰争就全面爆發了，國家到了最危急的時刻，因而他對大學培養目标的認識，尤其關注嚴酷的社會現實，充滿了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1936年秋，他在開學典禮上向新生提出了兩個簡單但意味深長的問題“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自己問問，第一，到浙大來做什麼？第二，将來畢業後要做什麼樣的人？”他告誡學生“萬勿存心隻要懂了一點專門技術，以為日後謀生的地步，就算滿足”，而要成為“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尚，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顯然，竺可桢所要培養的不是一般的實用人才，而是棟梁之才。這種人才固然要有廣博的知識，但必須具備“求是”的品質。他們既要努力學習，尋求學問之“是”，更要胸懷大志，追求振興中華之大“是”。

“隻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科學精神

在竺可桢的心目中，具備“求是”品質的英才除了要愛國以外，還必須具備以下三方面的素質：一要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頭腦”，養成“缜密深沉”的思考習慣。他指出，一個國家的興旺發達最需要的不是科學技術本身，而在于國人是否擁有科學的頭腦。“若是一般國人無科學頭腦，則雖滿街引擎，遍地電氣，科學還是不能發達”。二要具有“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氣概、“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不盲從、不附和。

竺可桢認為科學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的人必須要突破常人之所見、所識、所思，不為習俗所惑，不随大勢所趨，一切以理智為依歸，敢于向傳統的權威提出質疑與挑戰，就象西方近代的科學先驅者布魯諾、伽利略、達爾文、赫胥黎那樣，即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三要具有創新的意識和能力。在竺可桢看來，“大學所施的教育，本來不是供給傳授現成的知識，而重在開辟基本的途徑，提供獲得知識的方法，并且培養學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學者有主動求知和不斷研究的能力。”

“大不自多，海納江河”的開放精神

浙大校歌開頭兩句寫道“大不自多，海納江河；惟學無際，際于天地”，這是竺可桢等老一代浙大人開放精神的一個寫照。竺可桢是一位辦學思想非常開明的教育家，他既有早年接受儒家傳統文化教育的經曆，又留學美國接受了現代科學和民主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包容、開放、民主”的辦學理念。他堅持民主辦學，雖然是一校之長，但卻從不獨斷專行，而是集衆家之長，共同管理學校。他成立了校務委員會和各專門委員會作為學校最高權力機構，凡重要規章制度、重大校務問題，概由校務委員會和專門委員會審議決定。

在竺可桢的領導下，專家學者貫徹教學民主思想，秉持學術自由理念，使得全校的學術氣氛非常濃厚。在引進人才上，竺可桢豁然大公，“決無門戶之見”。他“三顧茅廬”恭聘馬一孚先生，禮聘前校長邵裴子先生，敦聘原先在不同學校任教、具有不同學術經曆的學者來校，進一步反映了他開放的胸襟。

自強不息、永不氣餒的奮鬥精神

竺可桢不僅倡導“求是精神”，更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為師生樹立了“求是”的典範。在他的宣傳、帶動和影響下，“求是”成為浙大的精神内核，内化到浙大人的思想、意志及品質之中。抗戰西遷期間，浙大集聚了一大批年僅三、四十歲但學問精湛的中青年教授，如蘇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貝時璋、談家桢、蔡邦華、梅光迪、張其昀等，他們“不憚生活之困苦”，筚路藍縷，艱辛探索，不僅在學術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并以其創造性的思維，熏陶、培養了一大批青年學子。

如著名生物學家貝時璋教授，“一家四口居泥牆草屋，晚間一盞油燈，幾根燈草”，生活異常艱辛，但教學和研究不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1944年入學浙大的李政道先生後來回憶道：“一年‘求是’校訓的熏陶，發端了幾十年來我的細推物理之樂。”在“求是精神”的激勵下，竺可桢長校十三年間，浙大共培養三千多名學生。這些學生畢業後，在不同的領域開拓創新，成為改造社會、“轉移國運”的棟梁之材。

竺可桢倡導的“求是精神”被一代代浙大人奉為圭臬，傳承弘揚。浙江大學師生們正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培養高素質創造型人才為根本，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學而不懈奮鬥。“求是精神”永遠激勵着浙大人奮勇前進，不斷開創新的輝煌。

人際關系

竺可桢的第一人妻子張俠魂是當時中國第一個乘飛機上天的女性，關于他們的婚姻，《吳宓自編年譜》中提到：“張默君（張俠魂的姐姐）來波城（波士頓），為妹擇婿，得竺君‘年少美才’，甚喜。商談結果，竺君與張妹訂婚。竺君今年回國，任國立東南大學地理系教授兼主任，與張妹結婚。雖未見面而訂婚、結婚，結果亦甚圓滿。”

竺可桢功成名就，張俠魂功不可沒。後來，竺可桢任浙江大學校長，與張家的支持也有一定的關系。張俠魂出身望族，畢業于上海女校，湖南人，性格活潑開朗，文章書法都很有功底。婚後，張俠魂随竺可桢來到武漢。從此，竺可桢結束了在食堂、飯館吃飯的單身生活。

1938年暑假，由于日寇入侵，浙江大學西遷，竺可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遷校工作上。7月23日，在桂林考察的竺可桢接到夫人張俠魂患了痢疾的電報，随後，竺可桢返回泰和，在浙大長堤上見到等候在那裡的大女兒竺梅，竺梅說媽媽的病好些了；當竺可桢聽到“衡（幼子）沒了”，眼淚簌簌流下。

他回家後看到張俠魂因患痢疾病卧在床，已經病危了。竺可桢強忍悲痛，撫慰夫人。張俠魂和竺衡得的是痢疾，由于戰争，醫療條件太差，8月3日上午，張俠魂不幸逝世。半月之内，竺可桢接連喪妻失子，遭到了沉重的打擊。竺可桢痛苦異常，在日記中寫下《挽俠魂》等詩多首。其中有依陸遊《沈園》詩原韻吟成的悼亡詩：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鳳去隻留台。

西風蕭瑟湘江渡，昔日雙飛今獨來。

結發相從二十年，澄江話别意纏綿。

豈知一病竟難起，客舍夢回又泫然。

從中可以看出竺可桢對妻子的一片深情。每年的8月3日，竺可桢總要設家祭紀念張俠魂，十幾年後依然如此。

張俠魂去世後，多位親友見竺校長公務繁忙，子女年幼，勸他早日續弦。其中物理學教授丁緒賢的太太陳淑想把她的堂妹陳汲介紹給竺校長。陳汲是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畢業生，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陳源的胞妹。陳汲的形象和氣質，在新月派文人的筆下有記錄，胡适對陳汲的印象深刻。

1939年9月18日，竺可桢與陳汲登上峨眉山金頂，熱烈相擁，喜定終身。下山後，于9月21日晚在嘉定飯店請訂婚宴。一年之餘的相戀終于水到渠成，1940年3月15日，舉行婚禮。陳汲生性賢惠，品貌端莊，隻因陳源、陳洪兩個哥哥長年在外，她要照顧雙親二老，才遲遲于36歲時成婚。

1940年12月14日，他們有了愛情之果，生一女孩，小名毛毛，大名竺松。此後幾十年，陳汲輔佐竺可桢，關愛學生，撫育子女，直至走完生命的旅程。

曆史評價

社會評價

中國科學院評價：縱觀竺可桢精彩的科學人生，人們由衷地敬佩他崇高的科學精神、求實的科學态度和對中國科學史事業的巨大貢獻。早在哈佛念書時，竺可桢就确立以研究中國科學史為己任；回國後雖忙于教書、創辦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和主持浙江大學，但他的科學史研究引領着中國，影響了世界；建國後，作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他組建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使國家的科學史研究事業走上了正規化、職業化的道路。正是他一生的執着追求，才有今天中國科學史研究的繁榮景象。

名人評價

李約瑟稱贊竺可桢“具有遠見卓識，同情他人，和藹可親……許多在中國工作過的西方科學家都對他的成功幫助，深表感謝”。李約瑟曾親赴浙大參觀，盛譽其為“東方劍橋”。

胡煥庸先生1996年在《中國古宇宙論》序言中說：“大家知道，吾師竺可桢先生曆來重視科學史的研究。正是在竺先生的倡導和推動下，我國的科學史研究，四十年來得到蓬勃發展。”

路甬祥：竺可桢先生是中國現代氣象學和地理學的奠基人，在台風、季風、中國區域氣候、農業氣候、物候學、氣候變遷、自然區劃等領域，取得過輝煌的成就；竺可桢先生是中國現代教育的先行者和實踐家，他執着的“求是”精神、先進的教育思想和卓越的辦學成就，在中國教育史上書寫了光輝的篇章；竺可桢先生是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學院學部的奠基人和卓越的領導者之一，領導和指導了中國自然區劃綜合考察、國家大地圖集編纂、地學規劃制定、自然科學史研究等工作，為新中國科技大廈的奠基立業、為中國科學院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陸大道：“竺可桢在地理學學科發展方向、地理學研究機構的設立和學術帶頭人的培養、若幹重大任務決策等方面，在長時期内（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特别是在50年代）都發揮了主要作用，是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奠基人，處在中國近現代地理學發展中做出傑出貢獻的第一人的位置。”

後世紀念

故居

南京頤和路西側的珞珈路48号大院内，一座灰色的磚木結構2層小樓裡住了不少市民，這與其它公館常年大門緊閉有所不同。這座小樓最早的主人，正是被譽為中國“氣象學之父”的竺可桢。竺可桢20世紀30年代擔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時，建起了這座别墅。1936年，竺可桢調往杭州，離開南京故居。1962年竺可桢加入中國共産黨，認為私人住房應該歸國家所有，便将這座房子交給了南京市政府。2012年，竺可桢舊居列入南京市第四批文保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