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中文百科頻道

人物生平

早年時期

同治七年戊辰年十一月三十日（1869年1月12日），章太炎出生于浙江杭州府餘杭縣東鄉倉前鎮。章太炎起初跟從外祖父朱有虔（左卿）學習，自稱：“餘十一歲時，外祖朱左卿授餘讀經，偶讀蔣氏《東華錄》曾靜案，外祖謂：‘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義。’餘問：‘前人有談此語否？’外祖曰：‘王船山、顧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為甚。謂‘曆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餘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闖。’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論，若果李闖得明天下，闖雖不善，其子孫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論耳。’餘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

光緒十六年（1890年），章太炎到杭州诂經精舍學習，诂經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俞樾是從顧炎武、戴震、王念孫、王引之等一脈相承下來的清代著名樸學大師，撰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校正群經，諸子句讀，審定文義，并分析其特殊文法與修辭，治學方法缜密，章太炎受其影響，埋頭研究學問，前後一共有八年之久，期間章太炎收獲頗大。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争中中國被日本侵略者打敗，在民族危機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書齋，聽到康有為設立強學會，“寄會費銀十六圓入會”。并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年末辭别俞樾，來到上海，擔任《時務報》編務。章太炎當時的辦報主張是“馳騁百家”，“引古鑒今”，“證今則不為巵言，陳古則不觸時忌”。他在《時務報》任職不久，文章也隻發表《論亞洲宜自為唇齒》和《論學會有大益于黃人亟宜保護》兩篇。他認為凡是西方國家的長技，都可以被中國所借鑒，并且可以作為改變成法的參考，例如舉辦“有益于黃人”的學會。應該“修内政”，行“新制度”，不能“惟舊章之守”，而須“發憤為天下雄”。他認為“變郊号，柴社稷，謂之革命；禮秀民，聚俊才，謂之革政。”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應該“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實施政治改革。與此同時，章太炎又編撰《經世報》《實學報》和《譯書公會報》。還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上書李鴻章，企求他能把握世界的潮流實行改革。也曾跑到武昌，幫助張之洞辦《正學報》，幻想借助他的實力推動維新變法。不久，維新派推動的百日維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灣。他對戊戌六君子的慘遭殺戮深表憤慨；對康有為“内不容于讒構”而“見诋于俗儒鄉願者”為之解脫；對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的專制驕橫極為仇恨，“讨之猶可，況數其罪乎？”經曆維新新政，他的“革政”思想較前又有發展。

鼓吹革命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夏天，章太炎東渡日本，在京都、東京等地為反清做準備，并與梁啟超等人修好，之後返回上海參與《亞東時報》編務工作。此時章太炎的排滿觀和古文經立場日益明确，在蘇州出版了其著作《訄書》的第一版，由梁啟超題簽。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侵華等相繼發生，慈禧太後等頑固派的賣國原形暴露無遺，章太炎受到極大震動。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議會上，他激烈反對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滿，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脫社，割辮與絕”，撰《解辮發》以明志。對過去設想的“客帝”、“分鎮”也進行了糾正，說是“餘自戊、己違難，與尊清者遊而作《客帝》，飾苟且之心，棄本崇教，其違于形勢遠矣”。進而提出：“滿洲弗逐，欲士之愛國，民之敵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終為歐、美之陪隸已矣。”接着，章太炎樹起反清的旗幟，開始向改良派展開鬥争。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章太炎在東京《國民報》發表《正仇滿論》，尖銳批判梁啟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憲法易之者，為其聖明之主耳。”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1902年2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橫濱，後入東京，和孫中山結識，他們共同商讨推翻清朝之後的典章制度和中國的土地賦稅以至建都問題，《訄書》重印本《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記錄了他倆當時的讨論情況。6月，章太炎返回祖國，為上海廣智書局修改他的譯文，曾譯述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社會學》。他還修改了《訄書》，并立下了編修《中國通史》的志向，認為“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于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于紀傳見之”。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3月），章太炎到中國教育會贊助成立的上海愛國社任教。這時，抗法拒俄運動展開，革命形勢發展，而康有為卻發表了《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于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反對革命黨公開攻擊滿族統治者，以為立憲可以避免革命造成的慘劇，鼓吹光緒帝複辟。章太炎看到後，公開批駁康有為，指出康有為所謂的“滿漢不分，君民同治”，實際上是“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光緒帝隻是“未辨菽麥”的“小醜”，他當初贊成變法，不過是“保吾權位”，如果一旦複辟，必然将中國引向滅亡。章太炎贊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他又為鄒容《革命軍》撰序，說是“夫中國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

革命講學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獄，中國同盟會派員至滬迎章太炎赴日。他在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主編中國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他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演說，述“平生的曆史與近日辦事的方法”，認為最緊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他所說的宗教，就是佛教。他說：“我們中國，本稱佛教國。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徹上下，這是最可用的。”國粹就是語言文字、典章制度與人物事迹。他說：“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說中國必定滅亡，黃種必定剿絕。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别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曉得，我想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之心，必定風發泉湧，不可遏抑的。”認為“古事古迹，都可以動人愛國的心思”。1906年寫《革命之道德》。章太炎在《民報》上發表了不少政論，基本上是宣揚同盟會的革命綱領的。在《民報一周年紀念會祝辭》中強調：“掃除腥羶，建立民國。”《民報一周年紀念會演說辭》說：“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華民國，不怕不立。”由章太炎手撰，以“軍政府”名義發表的《讨滿洲檄》，更明确指出：“自盟而後，為掃除鞑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有谕此盟，四萬萬人共擊之。”

章太炎在論文中強調革命黨自身的建設，認為“優于私德者亦必優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無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較然明矣”。指出革命者必須“确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應該做到“知恥”、“重厚”、“耿介”、“必信”，要有“革命之道德”。章太炎在論文中深刻揭露改良派“競名死利”、“志在千祿”的醜态。并說：“夫其所操技術，豈謂上足以給當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論，不可以為成文之法；雜博之記誦，不可以當說經之诂；單篇之文筆，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華辭，不可以備瞽蒙之頌；淫哇之賦詠，不可以瞻國政之違。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視經方陶冶之流，猶尚弗及，亦曰以是嘩世取寵而已”。指出改良派的“謀立憲”，隻能使“豪民得志，苞苴橫流，朝有黨援，吏依門戶，士習嚣競，民苦騷煩”，表示堅決反對。他還在《民報》上刊發别人批駁《新民叢報》的文章。章太炎在《民報》上發表的文章，大都針鋒相對，文字銳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起，章太炎在《國粹學報》上發表若幹學術文字，并在東京開設國學講習班，“宏獎光複，不廢講學”。此前，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章太炎與近代古文經學另一重鎮劉師培定交，此後因學術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遂發生被劉師培與妻子何震誣蔑叛變事件。又與孫中山、汪精衛、黃興等因《民報》不合，乃由提倡光複轉入專心論學，著有《文始》《新方言》《國故論衡》《齊物論釋》等。其中《國故論衡》為近代學術史上有數之巨制，開辟了漢語言文字學、經學、文學及哲學、心理學的現代化研究的先河。宣統元年（1909年）又編有《教育今語雜志》，撰寫若幹白話述學著作，以普及學術。

民國之初

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之後，章太炎提出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錯誤口号，主張解散同盟會，并和一些立憲黨人在一起，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聘任章太炎為總統府樞密顧問，他不願常駐南京，返回上海。2月中旬，在讨論建都問題時，章太炎主張建都北京，認為“中國本因舊之國，非新辟之國，其良法美俗，應保存者則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張也”。他依戀舊制度，說“專制非無良規，共和非無粃政”，“政治法律，皆依習慣而成”，主張中央“特建都察院”，“限制元首”，地方“廢省存道”，而對代議民主制則表示反對，主張“限制财産”，又以“奪富者之田以與貧民”為“大悖乎理”。

南北議和告成，袁世凱上台，章太炎幻想袁世凱“厲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在用人問題上，以為“同盟會人材乏絕，清流不歸”。反對“政黨内閣”，提出“取清時南方督撫有材名者以充閣員之選”。說什麼：“漢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敗隋之故吏。”主張“循舊貫”，用“老吏”。将中華民國聯合會與一些小政團合并，改組為統一黨，以後更與民社等并為共和黨，推黎元洪為理事長。

袁世凱給了章太炎一個總統府高等顧問的頭銜，不久又委任為東三省籌邊使，調出北京。章太炎興緻勃勃地跑到東北去“興辦實業”，設東三省籌邊使署于長春，拟《東三省實業計劃書》，提出“設立三省銀行，以圓易吊，使民易知”，并鑄造金币。“欲鑄金币，又不可不預浚金源，非開辦金礦，收買金砂，不足以供鼓鑄。又請開浚松花江、遼河，去其淤梗，以利交通”。還拟“組織報館”，“設會研究”。但沒有多久，宋教仁遇刺，血的教訓使他猛醒過來，他沉痛地《挽宋教仁》：“願君化彗孛；為我掃幽燕”，開始對袁世凱不信任了。4月，章太炎托事南行。5月，他又親赴武昌，拜谒了黎元洪，在湖北緻電袁世凱，請求免除梁士诒、陳宧、段芝貴、趙秉鈞“四兇”的職位。接着，由武漢到了北京，袁世凱設法籠絡章太炎。5月25日發令“章炳麟授以勳二位”，“冀以歆動”。6月4日，章太炎離京來滬。而他早先提議在東北籌設實業銀行的借款，财政部長梁士诒不肯蓋章，章太炎“實業計劃”落空，感到“大抵政府之與我輩，忌疾甚深，罵亦阻撓，不罵亦阻撓”，于是決計“辭差”，“奉身而退”。

遭袁迫害

民國二年（1913年）4月，章太炎從長春返回上海。7月，孫中山、黃興舉兵武力讨袁，章太炎卻不信賴，說什麼“讨袁者亦非其人”。他既罵袁世凱“用心陰摯，正與西太後大同”，又說孫中山“與項城一丘之貉”。“謂宜雙退袁與孫、黃，改建賢哲，仆則承命”。以為“若為久遠計，凡一政黨，非有實業為中堅，即有俠士為後應，無此即不足以自樹。非實業則費用不給，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俠士則氣勢不壯，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以為總統改選，“大抵仍宜推舉黃陂，必不肯任，然後求之西林”。“黃陂之廉讓，可望責任内閣；西林之果毅，可望廓清貪邪”。黎元洪（黃陂）也好，岑春煊（西林）也好，都是清朝舊官僚，民國新軍閥，章太炎對這些人寄以厚望，他已彷徨歧途了。

6月，章太炎與湯國梨結婚。8月，章太炎“冒危入京師”，一方面看到“京邑崎岖，道路以目”，以為“吾雖微末，以一身撄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曉然于彼之兇戾，亦何惜此孱形為”，表示不畏強暴，敢臨虎穴；另一方面又以為“共和黨勢漸擴張，此為可熹”，“連日議員入黨者，已增三十人矣，骥老伏枥，志在千裡，況吾猶未老耶？”但是，袁世凱對章太炎還是不肯放松，對他加緊迫害，把他軟禁起來，梁士诒、趙秉鈞等還欲“捏造證據，置章于死”。

民國三年（1914年）1月，章太炎欲乘車離京，為軍警所阻。7日，“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诟袁世凱之包藏禍心”，仍被監禁。曾決意絕食，“以死争之”，自雲：“不死于清廷購捕之時，而死于民國告成之後，吾何言哉！”直到民國五年（1916年）袁世凱死後，才被釋放。在監禁期間，編成《章氏叢書》初編。

參與護法

民國五年（1916年）6月，章太炎由北京南返。這時，孫中山也在上海，曾兩電黎元洪規複約法，尊重國會；章太炎也認為“約法、國會，本民國固有之物，為袁氏所摧殘”，主張維護。此後，他多次和孫中山一起參加會議，基本主張與孫中山尚相契合。8月，章太炎南赴肇慶，去看望岑春煊，更出遊南洋群島，一直到年末才回國。孫中山緻電黎元洪，認為章太炎“碩學卓識，不畏強禦，古之良史，無以過之，為事擇人，竊謂最當”，推舉章為國史館長。

民國六年（1917年）3月，段祺瑞召集督軍團在北京開會，商讨對德宣戰。5月7日，國會讨論參戰案；10日，段祺瑞組織“公民請願團”等，包圍國會，毆辱議員。章太炎和孫中山兩次緻電黎元洪，要求嚴懲“僞公民犯法亂紀之人”，“嚴懲暴徒主名”，“勿令勢要從旁掣肘”。6月7日，張勳率軍北上，與段派集議，電黎“調停須先解散國會”。孫、章聯電陸榮廷等南方各省督軍、省長，指出：“調停戰事之人，即主張複辟之人；擁護元首之人，即主張廢立之人。”“叛人秉政，則共和遺民必無噍類”。又聯名緻電陳炯明：“國會為民國之命脈，調和乃借寇之資糧”，“今者群盜鸱張，叛形已著，黃陂與之講解，實同降伏”。

7月1日，張勳複辟。3日，章太炎與海軍總長程璧光等在孫中山的住處秘密商議，籌劃反對張勳的複辟舉動。接着，與孫中山、廖仲恺、朱執信、何香凝乘海琛艦由上海啟程赴廣州，于7月17日抵粵。當有人詢以讨逆計劃時，章太炎即答以：“餘此次偕孫中山來粵，所抱之希望頗大”，“讨逆之舉，即為護法而起，惟不違法之人而後可以讨逆”。永豐、同安、豫章三艦抵達黃埔，孫、章一起前往迎迓。廣東各界開歡迎海軍大會，孫中山、程璧光到會，章太炎亦參加。9月1日，國民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章太炎任護法軍政府秘書長，《大元帥就職宣言》就是章太炎起草的。《宣言》中說：“民國根本，掃地無餘，猶幸共和大義，浃于人心，舉國同聲，誓殲元惡”，誓“與天下共擊破壞共和者”。此後，因護法軍政府中派系鬥争激烈，章“欲西行”，孫中山勸以“不當先去以失人望”，章太炎表示願為軍政府争取外援，到雲南聯絡唐繼堯。當他抵達昆明後，多次向唐繼堯進言，促唐繼堯東下，但唐繼堯始終是托故不出。

背離孫文

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工人革命運動日漸發展，章太炎卻由反對軍閥割據逐漸演變為贊成軍閥割據。民國九年（1920年）11月，湖南通電湘省自治，章太炎随即在北京《益世報》發表《聯省自治虛置政府議》，認為宜虛置中央政府，軍政則分于各省督軍。接着，又主張使地方權重而中央權輕，各省自治為第一步，聯省自治為第二步，聯省政府為第三步，還必以本省人充軍民長官。這種聯省自治說，和孫中山的統一主張背道而馳。民國十年（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職，章太炎以為非法，并以“聯合自治不可反對為獻”。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上海發表《和平統一宣言》，章太炎以為“統一利害，久處南方者自知，若謂借此以緩最高問題，則亦非計”。次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接受了中國共産黨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分析和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各種錯誤的、反動的政治流派，包括“聯省自治派”，宣告取消不平等條約；孫中山又系統講述了三民主義。10日，決定應馮玉祥的電邀，“即日北上”。章太炎對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表示不滿，發出《護黨救國宣言》，“冀以同盟舊人，重行集合團體”。不久，馮玉祥組織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章太炎也組織了辛亥革命同志俱樂部，背離孫中山。

晚年抗日

民國十四年（1925年），“五卅運動”發生，章太炎發出《為上海英租界巡捕慘殺學生之通電》。“以為英捕而不治罪，固不足以肅刑章；英捕而果治罪，亦未必足以防後患。惟有責成外交當局，迅速收回租界市政，庶幾一勞永逸，民慶再生”。

民國十六年（1927年），章太炎賦詩自述：“見說興亡事，拿舟望五湖”。随着北伐軍的不斷向北推進，章太炎因與國民黨政治主張不同，發表《讨蔣介石》全國通電。

1928年後自稱中華民國遺民。晚年在蘇州講學，組織國學會，欲“甄明學術，發揚國光”。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刻《章氏叢書續編》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鬥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之華衮，粹然成為儒宗”。但是，當帝國主義蹂躏中國，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時候，章太炎起來譴責國民黨“怯于禦亂而勇于内争”。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北上見張學良；次年，又與馬相伯等聯合發表“二老宣言”、“三老宣言”：“對于當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僅作消極之抵抗，同時更應動員全民族積極收複失地、根本消滅僞國”，呼籲抗日。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一二九運動發生，宋哲元進行壓制。章太炎緻電宋哲元：“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之主張何如，何論其平素。”

12月24日，上海學生北上請願，國民黨加以阻撓，章太炎“對學生愛國運動深表同情。但認政府當局，應善為處理，不應貿然加以共産頭銜，武力制止”。請願學生經過蘇州時，又“派代表慰勞，并囑縣長饋食”。他“瞻顧民族之前途，辄中心忉怛而未能自己”，臨終前，在《答友人書》中還說：“北平既急，縱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難兼顧。蓋非常之時，必以非常之事應之。令共黨之在晉北者，其意不過欲北據河套，與蘇俄通聲勢耳。此輩雖多狙詐，然其對于日軍，必不肯俯首馴伏明甚”。盡管章太炎不可能對共産黨有真正認識，但他對共産黨的堅持抗日戰争、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還是覺察的。盡管章太炎晚年的行為也有使人失望之處，卻堅持了愛國主義晚節。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鼻窦癌病逝于蘇州錦帆路寓所。

主要影響

學術成就

章太炎一生經曆了戊戌維新改良運動和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兩個曆史時期，走過曲折的道路，是中國近代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和社會活動家。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機械唯物主義和生物進化論，在他的著作中闡述了西方哲學、社會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現在《訄書》中，認為“精氣為物”，“其智慮非氣”；宣稱“若夫天與上帝，則未嘗有矣”，否定天命論說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識宗和西方近代主觀唯心主義影響。随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他退居書齋，鑽研學問，粹然成為一代儒宗。在學術上，他涉獵甚廣，經學、哲學、文學、語言學，文字學、音韻學、邏輯學等方面都有深湛造詣。關于儒學的著作有《儒術新論》《訂孔》等，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學答問》，上探語源，下明流變，頗多創獲。其宣揚革命的詩文，影響亦很大。一生著述頗豐，約有400餘萬字，但文字古奧難解。主要著作由後人編入《章氏叢書》《章氏叢書續編》和《章氏叢書三編》，自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章太炎全集》，網羅繁富，有中國文化百科全書之稱。

章門弟子衆多，當時的北京大學，有名的教授，大都出之于章太炎的門下，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魯迅）、沈兼士等。章太炎為人戲谑，以太平天囯為例，封黃侃為天王，汪東為東王，朱先生為西王，錢玄同為南王，吳承仕為北王。當年二十七歲的胡适獨樹一幟，在大師環伺的北京大學，教起《中國哲學史》，其講義《中國哲學史大綱》頗多沿襲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下卷“諸子學”諸篇的觀點。胡适實為章太炎中年以前學術衣缽的繼承者。但此時章太炎本人的學術已經有所轉向，故對胡适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不甚滿意。

哲學思想

章氏的思想受到多方影響，因為變化的曆程相當繁複，依其《菿漢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則轉俗成真，終則回真向俗”十二字予以歸結。大抵而言可以光緒二十四年（1908年）著成《齊物論釋》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習樸學、諸子學以及西方進化論和社會學，在因蘇報案入獄之後，則改習法相宗，而後思想便以唯識學為尚，認為先秦諸子之學皆不足比拟，固可謂“轉俗成真”。

自《齊物論釋》著成之後，章太炎因齊物思想的啟示，不再僅以唯識為唯一标準，轉而認為凡“外能利物，内以遣憂”之學皆有價值，開始對古今中外的學術思想進行重估。即進入“回真向俗”的境界。形成章太炎思想的背景主要來自四個淵源：一為受乾嘉學派考證學的影響，講求客觀實證；二為跟随晚清諸子學興起的潮流，對荀子、莊子、老子三家思想加以揄揚，尊子貶孔；三為受到嚴複的影響，在其早年的文章中尤其多以進化論作為理論架構；四為佛學，尤其是佛學中的唯識論，是章氏後期思想的支柱，使其思想體系中充滿個體主義、相對主義的色彩。除了這四大淵源外，顧炎武、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學誠、戴震、孫诒讓等人的思想也對章太炎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革命思想

戊戌變法之後，章太炎既對清朝統治不滿，又同情康、梁；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沒有轉向革命。他提出了“客帝”和“分鎮”的課題，認為滿洲貴族，是客帝；中國的“共主”應為“仲尼之世胄”。隻要清朝皇帝承認過去民族壓迫的錯誤，擁護孔子後裔，做“虛君”，自己退居為齊桓公、晉文公般的霸主，發憤自強，那麼反滿情緒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滿人，而地割于白人”。“分鎮”也是章太炎在外國侵略、清政腐朽的情況下提出的一種改良設想。認為政治危急之際，“猶賴有數鎮稍自奮起，足以扶危而定傾”。因此，不能削弱藩鎮，而“甘心于白種之陵籍”。藩鎮和立憲政并不矛盾。“闆蕩之世，非得藩鎮以尊攘，則憲政不立”。他舉明治維新為例，“若皇德貞觀，廓夷歸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歸之一憲，藩鎮将奔走趨令，如日本之薩、長二藩，始于建功，而終于納土，何惠自擅？”此後，進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與瓜分而授之方鎮。”他反對滿洲貴族統治的喪權辱國，而對漢族地主階級還存幻想。他向往的還是明治維新式的“革政”。在旅台期間，他曾将所寫論文彙成《訄書》。光緒二十五年5月，由基隆去日本，7月下旬，由日返國。

章太炎認為共和政體不如專制政體。章太炎闡述的，有三層意思：代議制的民主共和政體不能行之于中國；政黨與議員勾結，這種共和政體還不如專制政體為宜。結論是建立共和政體隻能是不得已之舉。認為清朝推翻後，中國還是行專制政體為好。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主編《民報》時，曾主張社會主義，與片山潛等日本社會主義者過從甚密，并由此反思西方的進化論及現代文明，撰寫了《俱分進化論》《五無論》等著作。

曆史評價

胡适則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年）中說：“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隻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症，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922年）稱章太炎為清學正統派的“殿軍”。

魯迅在1936年臨終時回憶其師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诟袁世凱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

汪炳評價他是一位“有革命業績的學問家”。

薛慧山說他是“權威性的國學大師，推翻滿清的革命先進”。

謝俊美認為他應該是一位“有革命業績的大學問家”。

人際關系

夫人：湯國梨（1883年9月-1980年7月）

弟子

東京時期

錢玄同（疑古）、許壽裳、朱希祖、黃侃（季剛）、劉文典（叔雅）、汪東（旭初）、沈兼士、馬裕藻、龔寶铨、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啟明）、胡以魯、易培基、陶煥卿、錢家治、朱宗萊、餘雲岫等

北京時期

吳承仕等

蘇州時期

龐俊（石帚）、沈延國、徐複、朱季海、王仲荦、諸祖耿、姚奠中。

兒女

章太炎長子章導，經前國務總理李根源介紹，曾娶蘇州尚書第彭氏長女為妻，後離異。次子章奇。長孫章念馳，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章太炎共育有四個女兒，都是古字命名，艱深難懂。

三個女兒到了适婚年齡，都沒人提親，原是因為想提親的人不懂讀她們的名字，不敢提親。章太炎得悉此事後，在宴會中有意說出她們名字的念法，三個女兒的婚事才不至于因為“不會念名字”而耽誤。

長女，章㸚（音“li”），女婿龔寶铨。二女，章叕（“綴”的古字）。三女，章㠭（“展”的古字），女婿朱鏡宙。四女，章㗊（雷的古字，音“ji”）。

長子：章導

主要作品

《章氏叢書》，1915年右文社鉛印本，1919年浙江圖書館木刻本，1924年上海古書流通處木刻本。

《章氏叢書續編》，北平1933年。

《章氏叢書三編》，1939年章氏國學講習會鉛印本。

《章太炎全集》1-8集（尚未出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94年點校本。

《革命道德說》（1906年）

轶事典故

夢做閻王

民國四年（1915年），袁世凱想做皇帝，生怕章太炎反對，先期誘至北京，幽于龍泉寺；章太炎憂憤之餘，夢做閻羅王。當時有報宗仰和尚書雲：仰上人侍者：快接複曹，神氣為開，所問幻夢事狀，今試筆述，願上人評之。去歲十二月初，夜夢有人持刺，請吃午餐，閱其主名，則王鏊也。（王鏊，蘇州人，明武宗時賢相。）走及門外，已有馬車；至其宅中，主人以大餐相饷；旁有陪客，印度人、歐洲人、漢人皆與。各出名刺，漢人有夏侯玄、梅堯臣。

餘問王公：“讀史知先生各德，而素無杯酒之歡，今茲召飲，情有所感。”王曰：“與君共理簿書事耳！梅君則總檢察，吾輩皆裁判官，以九人分主五洲刑事；而我與君，則主亞東事件者也。”

餘問王曰：“生死為壽量所限，輪回則業力所牽；大自在天尚不能為其主宰，而況吾侪？”梅氏答曰：“生死輪轉，本無主者，此地唯受控訴，得有傳訊逮捕事耳。傳訊者不皆死，逮捕則死矣。既判決處分後，至彼期滿釋放後，又趣生諸道，則示非此所主也。”餘念此論，頗合佛法，與世俗傳言焰摩主輪回生死者不同。

因複問言：“鐵床銅柱，慘酷至極，誰制此法者？”皆答曰：“此處本無制法之人；吾輩受任，亦是閻浮提人公舉，無有任命之者。法律，則參用漢、唐、明、清及遠西日本諸法，本無鐵床銅柱事也。受罪重者，禁捆一劫；短則有百年。而笞杖之與死刑，皆所不用。吾輩尚疑獄卒私刑，以鐵床銅柱，困苦獄囚，因曾遣人微往視之，皆雲無有。而據受罪期滿者言，則雲确受此痛。”

餘曰：“獄卒私刑，非觇察所能得，吾此來當與諸公力除此敝何如？”王答曰：“固吾心也。”遂返。明日複夢到署視事。自後夕夕夢之，所判亦無重大案件，唯械鬥謀殺，詐欺取财為多。如此幻夢不已，而日曜（星期日）之夜，則無此夢。餘甚厭之。去歲夢此二十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