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禮樂制度起源于西周時期，相傳為周公所創建。它和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一起，構成整個中國古代的社會制度，對後世的政治、文化、藝術和思想影響巨大。
禮樂制度分禮和樂兩個部分。禮的部分主要對人的身份進行劃分和社會規範，最終形成等級制度。樂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禮的等級制度，運用音樂進行緩解社會矛盾。
随着西周社會制度的土崩瓦解，禮崩樂壞，中國曆史進入了東周的春秋和戰國時期。春秋時期的儒家創始人孔子面對春秋時期的社會亂相，極力主張恢複西周的禮樂制度，提倡“克己複禮”，認為隻有恢複禮樂制度，實行仁愛，才能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實現“天下有道”的和諧社會。
孔子對禮的解釋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發乎情，止乎禮”
孔子不但主張和提倡恢複禮樂制度，還身體力行。傳說他曾向老子問禮，又曾癡迷于樂，達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境地。
起源
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771年是中國曆史上的西周時期。為了加強統治，周王朝初期的統治者實行了“封諸侯，建同姓”的政策，把周王室貴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西周的屬國。周武王死後，年幼的成王繼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輔政。周公旦是位德才兼備并且忠心耿耿的臣子，曹操曾于《短歌行》中曾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來贊揚他的忠誠與認真。周公在“分邦建國”的基礎上“制禮作樂”，總結、繼承、完善，從而系統地建立了一整套有關“禮”“樂”的完善制度。
禮樂制度是以樂從屬禮的思想制度。以“禮”來區别宗法遠近等級秩序，同時又以“樂”來和同共融“禮”的等級秩序，兩者相輔相成。在統治階級内部所設定的等級具體表現為“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古代舞隊的行列，八人為一行，叫一佾。按周禮，天子的舞隊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士二佾。這樣，階層不同從而使用舞隊人數的不同，是為了給人們灌輸君權至上無人能與之相抗衡的等級秩序思想。
周代的音樂領導機構“大司樂”是世界上出現最早，規模最大的音樂教育與音樂表演機構，它所培養的對象是王和諸侯的長子、公卿大夫的子弟、從民間選拔的優秀青年。主要教授學員們學習六代樂舞與小舞。大司樂教育貴族子弟學習音樂并非是讓他們真正去表演，而是讓他們懂得“禮樂”是一種有效的治國方式。
禮樂制度盛行于中國的商周時期，是維系奴隸制等級觀念的規範，也是奴隸主階級借以鞏固其統治地位的重要手段。《禮記。曲禮》雲：“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别同異，明是非也。”又雲：“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在舉行祭祀、宴享、朝聘、婚冠、喪葬等宗教和政治活動時，均使用禮樂器。禮樂器是表明器主身份、權位的标志物。正如《左傳·成公二年》所雲：“器以藏禮，禮以行義。”又雲：“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喪葬禮是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死者入葬時所享受的待遇，依生前的品級而有所不同。古代墓葬能夠比較完整地保存随葬品和有關遺迹，因而為研究古代的禮樂制度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已有學者提出禮樂制度形成于龍山時代的新見解。
周朝禮樂發展
一個王朝制定一項制度勢必要建立與其對應的部門，來保證制度的實施、管理與完善，并形成與其對應的教育體系，來确保制度的推廣與傳承。
周朝的禮樂制度自然也需要這樣的保障，即周朝王家的音樂機構。周朝王家的音樂機構歸“大司樂”領導，其中的工作人員數目不低于一千四百六十三人。這機構的職務包含音樂行政、音樂教育和音樂表演三方面。但從音樂教育方面來看，該機構是世界上最早的音樂學校。在一千四百六十三人中，除了少數低級貴族以外，有一千二百七十七人屬于農奴階級。由此可見宮廷音樂機構中創作和表演的主要力量是農奴們。
但在音樂行政以及音樂教育方面的各級負責人則都是由貴族承擔的，并且随着統治者對音樂各種事宜的重視程度不同，相應的樂官級别也不同，越是重視，樂官的級别越高，由此可看出，統治階級對音樂活動的階級控制是十分嚴密的。
對此，可看出統治者對禮樂制度的重視甚大，以及這個政府工程的浩大。也因而引起了一些人的深思與反對。例如墨子。墨子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他對對音樂持否定态度，反對儒家的禮樂思想。在《墨子·非樂》的上篇中記載，墨子承認音樂能使人快樂，給人以美感，他說：“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耳知其樂也”。但是，“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音樂對于王道、萬民來說沒有任何利處。
其次，他認為音樂解決不了老百姓的“三患”，即“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音樂非但不能“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且增加了勞動人民的負擔，并造成了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墨子認為，王公大人要欣賞音樂，必須制造樂器，造樂器則“必厚措斂乎萬民”;有了樂器，必使風華正茂的年輕男女去演奏，如此又浪費了勞動力;有了音樂，王公大人坐而獨聽，談不上快樂，何況又浪費了那些聽樂的君子、賤人的時間等等。
在音樂教育方面，其實商代的貴族已有專門的學校教育，而在西周，統治階級為了配合禮樂制度的推行，學校教育變得更為完備。建立了所謂的小學與大學。主要教學内容是“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其中又以禮、樂、射、禦為主。音樂教育的對象，主要是貴族子弟(即世子和國子)，但也在自由民和農奴中選拔一些人才，把他們提升到下層貴族的等級中，與上層貴族子弟一同學習音樂。世子是王和諸侯的嫡子，國子是公卿大夫的子女。貴族教育從六歲到二十餘歲，是一個循序漸進、由易而難、由簡而繁的完整的教育體系。
在這個體系中，“禮”、“樂”的比例是很重的。而國子們學習禮、樂的目的，并不像今天這樣是去從事各種音樂表演活動。這種教學目的是要使這些青年在學習了音樂之後，能夠利用音樂來統治廣大的農奴，麻醉他們，防止他們反抗，要人民保持和平态度;他們學習的目的也就自然是要達到統治階級提倡的“禮樂治國”。“西周音樂教育”說到底也隻是西周統治者統治國家的一種手段，通過對各個貴族，以及少數農奴的音樂教育，使等級觀念在他們心中根深蒂固，并使之傳播，從而減小叛亂的威脅，一定程度上的保證了統治者的統治地位。
縱觀世界曆史，無論哪個國家在哪個時代的哪個制度的運行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西周的禮樂制度亦是如此。春秋之後，私學開始興起，逐步改變了禮、樂教育與庶人無緣的局面。各種私學類型很多，教育對象中既有士階層的人士，也有宮廷的專業樂人，還有民間的從樂人員。春秋戰國時期的音樂私學教育主要是指民間音樂教育活動。這時期的官學也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向，其重心開始由王室向諸侯公室轉移，并且，由原來以宮廷一個教育中心為主開始向多個中心轉變。音樂教育的對象與内容也出現了一些變化。
比如，教育對象中除了世子與國子外，還包括了樂師、樂工的教育。涉樂人員的增多，促進了禮樂方面的嚴格規定徹底的被打破，諸侯、卿大夫、甚至士也堂而皇之地用起了“天子之樂”。因而，禮樂制度的被打破也得到了儒家代表人(孔子、孟子、荀子)的痛斥。
但無論思想家們如何評論西周禮樂制度，可以肯定的是，正因為禮樂制度的誕生，周代成為了中國古代曆史上第一個音樂發展高峰時期，它建立了中國最早的較完善的音樂機構，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為中國音樂的發展做出了不可小視的貢獻。單對中國音樂來說，西周禮樂制度無疑是中國音樂史上的一個加速器，它通過帝王的支持、鼓勵與領導，使中國音樂在當時世界音樂界留下了永遠的畫筆。這畫筆永遠昭示着祖先的智慧與才華，同時也激勵着現代中國音樂的前進、發展。
目的
禮樂制度是周代建國初期由周公制定的，其目的之一是為鞏固等級制社會，其次也是吸取商代滅亡的教訓，反對“淫樂”，采取“節樂”措施。禮樂制的實施鞏固了奴隸主階級的社會地位，促進了音樂的發展。但它又使樂成了禮的附庸，使音樂成為以禮為中心的模式音樂，并逐漸趨于僵化。統治階級為了推行“統治”制定了一整套十分煩瑣的禮儀和與之相配合的音樂。
不同場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禮儀有别，所用的音樂也不一樣。如祀天神，“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祭地示，“乃奏太簇，歌應鐘，舞《鹹池》”。（《周禮.春宮》）兩君相見，例用大雅《文王》；諸侯設宴招待他國使臣則用小雅《鹿鳴》、《四杜》、《皇皇者華》、（《左傳.襄公四年》）。又如天子祭祖用《雍頌》，士大夫則不能用。
關于樂隊和歌舞隊的編制，也有嚴格規定。樂隊的規定是：“王宮縣”，即排列成東西南北四面；“諸侯軒縣”，排列三面；“大夫判縣”，排列兩面；“士特縣”，隻排列一面。歌舞隊的規定是：天子用六十四人，列成八行，稱為“八佾”；諸侯用三十六人，列成六行，稱為“六佾”；卿大夫用十六人，列成四行，稱為“四佾”；士用四人，列成二行，稱為“二佾”；（《周禮.春宮》及注）；等等。
總之，所有這些關于禮樂的規定，都是為了加強人們的等級觀念，最後達到鞏固其統治的政治目的。要順利地推行禮樂制度，必須加強有關禮樂方面的教育，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周王朝設置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禮樂機構——春宮。
職位分配
春宮中有大司樂、樂師、大師等樂官，樂工1400多人，分别負責音樂教育、傳授樂藝、表演和其他音樂事務。他們大多數是受過嚴格專業訓練的音樂家，有明細分工，各司其職。《周禮.春宮》中明确記載了最高樂宮大司樂的職務要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晉”。教學科目主要有樂德、樂語、樂舞（大舞）和小舞四種。由于結合禮教，内容都含有倫理道德觀念。在春宮中還有小師、磬師、鐘師、笙師、鎛師等傳授器樂技藝。周代如此重視音樂教育，無疑會對音樂文化的發展産生促進作用，而各種相關的措施也推動和保證了音樂的發展，從而使周代宮廷音樂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但另一方面，由于過分強調其配合禮教的作用，也給于音樂以很大的束縛，而不能很好發揮其藝術特征，以至到春秋後期，随着新思潮的興起和民間樂的發展這種典禮音樂便日益衰頹不振了。、
樂與禮的關系
樂與禮的關系其一：孔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關于音樂的産生有四種說法：
1、音樂産生于同自然界的鬥争
2、音樂産生于同自然界的模仿（《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戰國·呂不韋著]中記載：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聽鳳凰之鳴，以别十二律）
3、音樂是原始人類表達思想感情的需要（《呂氏春秋·季夏紀·音初篇》中記載：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漪！”實始為南音）
4、音樂産生于勞動生活中（《吳越春秋》中有首相傳為黃帝時期所作的《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
關于樂與禮的關系，從“音樂産生于同自然界的鬥争”這裡入手。
由于古代勞動生産力的低下以及對自然界的認識不夠，人們在面對自然界擺出的種種困難上無力做出科學的鬥争，他們隻能用巫術來禱告上天。《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中記載：“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陰氣蓄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因此中國音樂在誕生的時候就與巫蠱神幻并為一談，并且對人們的影響極大，以緻後來《禮記·樂記》[戰國·公孫尼子著]中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征為事，羽為物。”五音象征五行，五行乃物質基礎萬物之宗，“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征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财匮。”萬物應當各司其職，缺一不可，否則“五者皆亂，叠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既然音樂能關系到國家的存亡，那麼就要非常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提倡禮樂治國，用禮來區分等級，用樂來調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達到君臣和敬、長幼和順、父子兄弟和親的整個社會完全諧和的目的。“禮”并非專門為鞏固統治而誕生，它隻是在特定時期被統治階級拿來利用而已。由此，與“禮”息息相關的“樂”也成為統治者運籌帷幄的棋子，被拿來控制與利用。同時，“樂”在曆史跨入階級社會、私有制産生以後被打上了階級烙印，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統治者的私有物。
樂與禮的關系其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哲學家王船山指出：“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衆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由此可見“聲”與“樂”的區别。“靡靡之音”不等同于“靡靡之樂”，有“亂世之音”而無“亂世之樂”。如果禮是“别異”，“樂”就是一種“和同”的力量，同時它又是一種精神上的愉悅。所以，當“音”能夠成為這種精神上的力量和愉悅時，它才把自身轉化為“樂”。“樂者，通倫理者也”，因此王船山認為，懂得了禮的人未必懂得樂，但懂得了樂的人同時也懂得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