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成長背景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石達開出生在貴縣（今貴港市港北區奇石鄉達開村）北山裡一個比較富裕農民的家庭裡。他的始祖原居廣東省和平縣，石達開的父親石昌輝約在達開五至九歲時便已早逝。丢下了弱妻幼子，家庭境況大不如前。達開少年時，種田之外，兼做生意。買賣雞鴨，做牛販。運炭到平天山礦區出售。石達開财産并不十分多，但也有些錢，他父親才來時替人家放牛才買了一些田，後來自己買牛放牧，才漸漸的富裕起來。
年方十四歲的石達開巳凜然成人，早就挑起維持家計的重擔。他奔走江湖，廣交四方豪傑，與當時在浔梧一帶活動的天地會首領羅大綱、大頭羊張钊有交往，也與平天山礦區工人和廣大農民建立了密切的關系、為後來參加拜上帝會準備了良好的社會條件。所以後來太平軍被困永安州時，能密檄龍山礦工馳援解圍。
參加起義
道光年間，官場腐敗，民生困苦，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石達開十六歲，正在廣西以傳播基督教為名籌備反清起義的洪秀全、馮雲山慕名來訪，邀其共圖大計，石達開慨然允諾，三年後毀家纾難，率四千餘人參加金田起義，被封為左軍主将和“翼王”，意為“羽翼天朝”。
屢立戰功
鹹豐二年（1852年），西王蕭朝貴在湖南長沙陣亡後，太平軍在長沙城下陷入清軍反包圍，形勢萬分危急，石達開率部西渡湘江，開辟河西基地，緩解了太平軍的缺糧之危，又多次擊敗進犯之敵，取得“水陸洲大捷”，重挫清軍士氣，其後，為全軍先導，經河西安全撤軍，跳出反包圍圈，奪嶽陽，占武漢，自武昌東下金陵，二十八天挺進一千八百裡，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令清軍聞風喪膽，号之曰“石敢當”。
鹹豐三年（1853年）3月，太平天國定都金陵，改号天京，石達開留京輔佐東王楊秀清處理政務。定都之後，諸王享樂主義擡頭，廣選美女，為修王府而毀民宅，據國庫财富為己有，唯石達開潔身自好，從不參與。
鹹豐三年（1853年）秋，石達開奉命出鎮安慶，節制西征，他打破太平天國以往重視攻占城池、輕視根據地建設的傳統，采取穩紮穩打的策略，逐步擴大根據地範圍，親自指揮攻克清安徽臨時省會廬州（今合肥），迫使名将江忠源自盡。
由于之前太平天國沒有基層政府，地方行政一片空白，石達開到安徽後，組織各地人民登記戶口，選舉基層官吏，又開科舉試，招攬人才，建立起省、郡、縣三級地方行政體系，使太平天國真正具備了國家的規模；與此同時，整肅軍紀，恢複治安，赈濟貧困，慰問疾苦，使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并制定稅法，征收稅賦，為太平天國的政治、軍事活動提供所需物資。
鹹豐四年（1854年）初，石達開離開安徽，回京述職，太平天國領導層對石達開的實踐給予充分肯定，從此放棄了絕對平均主義的空想，全面推行符合實情的經濟政策。
鹹豐四年（1854年）秋，曾國藩與石達開，在九江、湖口織就羅網，拉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戰。這也是曾國藩、石達開第一次交手。太平軍在西征戰場遭遇湘軍的兇狠反撲，節節敗退，失地千裡。石達開看出兩軍最大差距在于水師，便命人仿照湘軍的船式造艦，加緊操練水師。在湘軍兵鋒直逼九江的危急時刻，石達開再度出任西征軍主帥，親赴前敵指揮，于1855年初在湖口、九江兩次大敗湘軍，湘軍水師潰不成軍，統帥曾國藩投水自盡，被部下救起，西線軍事步入全盛。同年秋天，石達開又揮師江西，四個月連下七府四十七縣，由于他軍紀嚴明，施政務實，愛護百姓，求賢若渴，江西人民争相擁戴，許多原本對太平天國不友好的知識分子也轉而支持太平軍，隊伍很快從一萬多人擴充到十萬餘衆，對手哀歎“民心全變，大勢已去”。
鹹豐六年（1856年）3月，石達開在江西樟樹大敗湘軍，至此，湘軍統帥曾國藩所在的南昌城已經陷入太平軍的四面合圍，對外聯絡全被切斷，可惜石達開适于此時被調回天京參加解圍戰，雖然大破江南大營，解除了清軍對天京三年的包圍，卻令曾國藩免遭滅頂之災。
出走西南
鹹豐六年（1856年）9月，“天京事變”爆發，東王楊秀清被殺，上萬東王部屬慘遭株連，石達開在前線聽到天京可能發生内讧的消息，急忙趕回阻止，并痛斥韋昌輝亂殺無辜，但為時已晚。北王韋昌輝把石達開反對濫殺無辜的主張看成對東王的偏袒，意圖予以加害，石達開逃出天京，京中家人與部屬全部遇難。
石達開在安徽舉兵靖難，上書天王，請殺北王以平民憤，天王見全體軍民都支持石達開，遂下诏誅韋。11月，石達開奉诏回京，被軍民尊為“義王”，合朝同舉“提理政務”。他不計私怨，追究屠殺責任時隻懲首惡，不咎部屬，連北王親族都得到保護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來。在石達開的部署下，太平軍穩守要隘，伺機反攻，陳玉成、石鎮吉、李秀成、楊輔清等後起之秀開始走上一線，獨當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動局面逐漸得到扭轉。但天王見石達開深得人心，心生疑忌，将自己的兩個哥哥封王，對石達開百般牽制，甚至意圖加害。為了避免再次爆發内讧，石達開不得已于1857年5月避禍離京，前往安慶。
鹹豐七年（1857年）9月，天王迫于形勢的惡化遣使持“義王”金牌請石達開回京，但石達開一則不相信洪秀全的所謂“誠意”，二則他一向對洪秀全進入天京後不思進取，隻圖保東南一隅的做法不甚贊成，因此決定按照自己的戰略思想去指揮作戰。然而，石達開還是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德興阿提到，“令李秀成和張洛行帶領太平軍突擊長江下遊清軍駐地，并且還派遣陳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韋志俊，楊來清等各率軍隊回援天京，進攻浙江”。并以“通軍主将”身份繼續為天國作戰。此後，石達開前往江西救援被困的臨江、吉安，擁戴他的安徽太平軍将領大都留守安徽。因沒有水師，無法渡過贛江，救援行動失敗，石達開又于次年進軍浙江，并聯合國宗楊輔清進軍福建，欲開辟浙閩根據地，與天京根據地連成一體。
浙江是江浙皖清軍的主要饷源，為阻止石達開攻浙，清廷急調各路兵馬增援，最終不得不命丁憂在籍的曾國藩重任湘軍統帥，領兵入浙。太平軍在浙江取得許多勝利，但江西建昌、撫州失守後，入浙部隊失去了後方，為免四面受敵，石達開決定放棄攻浙，撤往福建，後又轉戰到江西。石達開建立浙閩根據地的努力雖因内外矛盾以失敗告終，卻牽制了大量清軍，為太平軍取得浦口大捷、二破江北大營、三河大捷等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是冬，石達開經與部将會商，決定進攻湖南，取上遊之勢，再下趨湖北，配合安徽太平軍作戰，并伺機分兵入川。
鹹豐九年（1859年）春，石達開自江西起兵入湘，發動“寶慶會戰”。彼時湘軍正計劃分兵三路進攻安慶，聞石達開長驅直入湖南腹地，軍心全線動搖，隻得将因勢利導，全力援湘。面對湘軍的重兵馳援，石達開孤軍作戰，未能攻克寶慶，被迫退入廣西休整。
鹹豐十一年（1861）年9月，石達開自桂南北上，于同治元年（1862年）初經湖北入川，自此，為北渡長江，奪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據地，石達開轉戰川黔滇三省，先後四進四川，終于同治二年（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過金沙江，突破長江防線。5月，太平軍到達大渡河，此時太平軍據駱秉章奏稿有三四萬人。對岸尚無清軍，石達開下令多備船筏，次日渡河，但當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漲，無法行船。三日後，在大渡河東線防禦的清兵來到對岸，太平軍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漲水所阻，多次搶渡不成，糧草用盡，陷入絕境。南字營都司王松林到太平軍營談判，石達開決心舍命以全三軍。其中，石部三千人被王松林收編，剩餘兩千人保留武器，駐紮大樹堡。後來，兩千人中有七百人過河，遣散或被殺。石達開被押往成都後，清軍背信棄義，夜襲大樹堡剩餘一千多人，除三百老幼存活外，全部被殺。
同治二年（1863年）6月27日，石達開在成都公堂受審，慷慨陳詞，大義凜然，令主審官崇實理屈詞窮，無言以對。而後從容就義，臨刑之際，神色怡然，身受淩遲酷刑，從始至終默然無聲，享年32歲
主要影響
政治
石達開在治理安徽、江西的地方政權和在總理天國的中央政權時，表現了非凡的政治才能。
鹹豐三年（1853年）秋，石達開他在“安慶一帶安民”，在安徽省建立了許多地方基層政權，在地方政權中推行了鄉官制度，“以其土人為鄉官”，從而有力地打擊了地主惡霸勢力，使安徽省的政局得到了鞏固和穩定。在經濟上，石達開推行了經天王批準的“照舊交糧納稅”的政策，增加了太平軍的糧稅收入，有利于戰争的進行。同時，還幫助貧苦農民解決了生活上的不少困難，因此，獲得了人民群衆的熱烈擁護。鹹豐皇帝在诏谕中曾說，安徽“各州縣上匪盡授僞職，鄉民率皆從逆”。安徽省廣大人民群衆擁護、支持和參加太平軍，這是使安徽成為太平天國最鞏固的地區的根本原因。江西大部分地區屬太平天國管轄，對鞏固天京起着重要的作用。
鹹豐六年（1856年）十一月，天京變亂結束後，石達開從安徽甯國返回天京，受到太平軍将士的熱烈歡迎。在朝臣的擁戴下，洪秀全加封石達開為“電師通軍主将義（翼）王”，委以總理朝政。
從鹹豐六年（1856年）十一月始，至鹹豐七年（1857年）五月止。在短短的半年中，石達開以驚人的政治手腕，迅速地安定了人心，穩住了因天京變亂而造成武昌再次失守的不利局勢，給太平天國革命帶來了新的希望，使“一個強有力而生長未艾的國家”，展現在人們面前。
軍事
在革命戰争中，石達開英勇無比。金田起義時，石達開僅二十二歲，是太平天國領導集團中最年輕的一人，為太平天國運動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前期：一馬當先
鹹豐元年（1851年）年金田起義後不久，石達開即被洪秀全任命為左軍主将。是年九月，太平軍攻下永安後，洪秀全又封石達開為翼王。從金田至南京迢迢千裡的征途上，石達開一直擔負“開通前路的重任。一開始他與蕭朝貴共同打前鋒。鹹豐二年（1852年）年九月，蕭朝貴不幸陣亡。嗣後，石達開一人勇敢地承擔“開通前路”之重任。在長期的艱苦的革命戰争中，他為革命屢建戰功，因而獲得了天王和東王的信任。
西征：挽救敗局
鹹豐三年（1853年）秋，石達開奉命出巡安慶。他一到安徽，立即與胡以晃、曾大養所率的之西征軍彙合，先後克複桐城、舒城、廬州、祁門、宿松等許多重鎮要地。将安徽省基本上控制在太平軍之手。
鹹豐四年（1854年），太平軍“在湘潭盡敗”。武昌失守，西征軍敗退，到12月8日，曾國藩率領湘軍分水陸兩路向太平軍反撲，從嶽州一直打到九江。其洋洋自得的認為：“長江之險，我以扼其上遊，金陵所需米、石油、煤等物，來路半斷絕”，“東南大局似有轉機。“天王急令翼王石達開上援。”在危急的形勢下，石達開發揮了他機智果敢的軍事才能。其深知當時湘軍聲勢正盛，決定以智取勝。抓住湘軍的弱點，“湘軍将士皆驕”，“分兵勢單，易生間隙。”用計日夜襲擾敵人，造成了敵人的錯覺。撇開了湖口之兵，誘敵深入，使湘軍的“百餘條輕捷之船、二千精健之卒，陷入了潘陽内河。”湘軍“外江所存多笨重船隻，運轉不靈，如鳥去翼”，迫使曾國藩退兵九江。石達開“乘月黑迷漫”敵人疲憊之機，火攻敵水師，使湘軍“各哨崩亂，挂帆上駛”，“輕重盡失，不複成軍。”接着殺了曾國藩的管駕官，幾近活捉曾國藩，石達開乘勝西定。他在湖口、九江兩次戰役中，以少勝多，大敗曾國藩所率的湘軍水師。逼得曾國藩投河自盡。
鹹豐五年（1855年）3月，石達開第三次克複武昌，從而扭轉了敗局，又回軍江西，“一時江西八府，五十多個州縣，都望風歸附，曾國藩困守南昌。””“太平天國在安徽省共收複了二十二個州縣”。此局勢把左宗棠吓的驚呼：“石逆之來犯江西也”，“檄繳遠近，江西士民望風而靡，千裡皆淪于賊，賊兵因糧附從日重”“江西全局岌矣。”曾國藩也驚慌失措，石達開争得戰争的主動權。曾國藩哀歎江西的敗局“為軍興以來各省所未見”。由于石達開率領太平軍打敗了湘軍，取得了第一次西征的重大勝利，占領了武昌、九江、安慶三大重鎮以及安徽、江西和湖北東部的大片土地，為鞏固天京創造了十分有利的形勢。
中期：穩定局勢
天京事變後，清軍乘太平天國内讧，加緊了對太平天國的圍攻。長江中遊的重鎮武昌失守，于鹹豐七年（1857年）1月清軍又包圍了九江；曾國藩又派出另一路湘軍從湖南進入了江西。而安徽的江北戰場上清軍攻占了廬州、舒城等地進逼桐城，使太平軍的根據地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和破壞。一系列的内外危機，造成了對太平天國極為不利的形勢。
而當石達開回京輔政之後，周密的審度了全局，确定了以防禦為主，進攻為輔的反擊清軍圍攻方針，決定守江西而反擊淮南，借以減輕九江的壓力而威脅武昌。在軍事上，石達開采取攻守兼施，以攻為主的策略。陳玉成和李秀成于鹹豐七年（1857年）初，開始執行石達開的反攻計劃，進攻安徽，一舉收複了舒城、六安、霍邱等許多失地，造成了對武昌的嚴重威脅。“石達開一為賊中主謀，本年連陷舒、六等處，并救援溧水，皆石逆之計。若該逆授首，則餘賊漸不足慮。”五月初，太平軍進入了湖北地區，迫使敵人從九江上援湖北。太平軍的軍事形勢基本上得到了穩定，并且已經開始好轉。同時，石達開特别注重對江西的防守。在此期間，曾國藩之湘軍，在江西基本上無什麼進展。在東線，江北大營雖幾次發動對句容、溧水等地的攻擊，但也毫無效果。
文學
石達開以能詩聞名于世。可惜他在十多年戎馬倥偬的生活中，無暇吟詩作賦。所以沒有較多的作品遺留下。後人僞造石達開詩文的現象比較突出。
石達開在安慶易制與經略江西之後，湖南人傳說他是湖南拔貢，鹹豐帝甚至下旨令查明，證明石達開在當時已經廣有"才名"，後來梁啟超僞造石達開遺詩，一時無人懷疑，翼王的能詩之名更為人知。辛亥革命前後許多革命志士，把石達開選作古為今用的對象。為了激發民氣，鼓吹革命，就托他的名寫了許多僞詩，八方流傳，到處宣揚。
不過石達開的确會寫詩。他在鹹豐十年（1860年）駐節慶遠府（今廣西宜山），曾率部下10人遊覽城郊白龍洞，共留下11首五律，一首古風，格律工穩，四聯皆對仗，但他意境剛強有餘，回味不足，是典型的“武将詩”，不算一流佳作。目前保留下來的石達開詩詞隻有兩首半：白龍洞五律；1861年石達開在貴州化屋基和苗民歡宴，寫過一首七絕：“萬顆明珠一甕收，君王到此也低頭。五龍抱住擎天柱，吸得黃河水倒流”；所謂“半首”則是指那篇以古風體寫成的出走告示。
曆史評價
李秀成：皆雲中中，而獨服石王，言其謀略甚深。
陳玉成：太平軍将領“皆非将才，獨馮雲山石達開差可耳”。
曾國藩：查賊渠以石為最悍，其诳煽莠民，張大聲勢，亦以石為最谲。
左宗棠：狡悍著聞，素得群賊之心，其才智諸賊之上，而觀其所為，頗以結人心，求人才為急，不甚附會邪教俚說，是賊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
駱秉章：①能以狡黠收拾人心，又能以兇威钤制其衆，是“首惡中最狡悍善戰”。
②其枭桀之氣，見諸眉宇，絕非尋常賊目等論。
周洵：真奇男子也！（《蜀海叢談》）
陳澹然：石達開威儀器量為不可及。（《江表忠略》）
美國傳教士瑪高溫：這位青年領袖，作為目前太平軍的中堅人物，各種報道都把他描述成為英雄俠義的——勇敢無畏，正直耿介，無可非議，他性情溫厚，赢得萬衆的愛戴，即使那位頗不友好的（金陵庶談）作者也承認這一點。該作者為了抵消上述贊揚造成的美好印象，故意貶低他的膽略。正如其他清朝官方人士以及向我們口述曆險經過的外國水手聲稱的，翼王在太平軍中的威望，駁斥了這種蓄意貶低的說法，不容置疑，他那意味深長的“電師”的頭銜，正表示他在軍事上的雄才大略和他的性格。他是一個有教養的人，一個敢做敢為的人。
四川布政使劉蓉：枭桀堅強之氣溢于顔面，而詞句不卑不亢，不作搖尾乞憐語。臨刑之際，神色怡然，是醜類之最悍者。
黃彭年：①此賊舉止甚穩，語言氣概，不亢不卑，寓堅強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納履從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入史傳，豈不炳耀千載？如此人不為朝臣用，反使為賊，誰之過欤？
②其枭桀堅強之氣，見于詞色，非真心反正之歸順。
民國貴港縣長黃紹耿：夫翼王起自草茅驅除異族，雖失敗，于當時而其轟轟烈烈之偉績，不獨為貴縣之人傑，亦為吾省之人傑，且為吾國有數之人傑焉。
居正：欲飲黃龍血，人頭作酒杯。破家還漢業，攬辔鐵群才。羽翼原無黍，豆箕實可哀。蜀山稚不逝，魂魄好歸來。
汪精衛：太平人傑。
興甯武威石氏五修族譜委員會：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是近代中國叱咤風雲的人物，是太平天國中文武兼全，出類拔萃的軍事家、政治家，無論資曆、功勳、貢獻、威望都是首屈一指，堪稱太平天國傑出的領袖。
轶事典故
武學大家
在武學修為方面，《北平國術館講義》将石達開與許宣平、達摩祖師、宋太祖、嶽武穆、張三豐、戚繼光、甘鳳池等人并論為中國曆史上的拳術名家。據《清稗類鈔》《太平天國野史》記載，石達開的拳術“高曰弓箭裝，低曰懸獅裝，九面應敵。每決鬥，矗立敵前，骈五指，蔽其眼，即反跳百步外，俟敵踵至，疾轉踢其腹臍下。如敵勁，則數轉環踢之，敵随足飛起，跌出數丈外，甚至跌出數十丈外者，曰連環鴛鴦步”，這種武藝号稱“戳腳拳”，傳說石達開還曾傳授給士兵，用于作戰。
石達開不僅武功出衆，而且内外兼修，他和陳邦森比武的故事已成為的掌故。根據文字記載，兩人相約各自擊打對方三拳，受拳者不得還擊，“邦森拳石，石腹軟如綿，邦森拳如著碑，拳啟而腹平。石還擊邦森，邦森知不可敵，側身避，碑裂為數段”。
太平石碑
據舊時的《長甯縣志》記載，“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初，太平軍翼王石達開率兵二十餘萬，由張懋江導引，從興文入長甯，紮營百餘裡。”史料顯示，當年石達開曾率領20萬太平軍，攻破了長甯縣城。并在在龍峰山上駐紮了近一月。龍峰古城牆還保存有一塊刻有“天下太平”字樣的石碑，據考證龍峰山峰頂寺就是太平天國遺址。
人際關系
家世
石達開是廣東省興甯縣石氏崇山公脈下四房第十六世孫。他的九世祖石相宏率六子遷移到廣東省和平縣下車鎮石頭塘落居。和平縣石氏是從廣東興甯、龍川移居來的。興甯石氏四房六世石柏系：第十三世石鳳佑，妣黃氏，生三子：石潤财、石潤貴、石潤祿。譜記：石潤祿（第十四世），生二子：石昌隆、石昌輝。石昌輝，妣周氏。綜上所述，他的第十一世祖石元啟昆弟石元開及侄孫石鳳佑（第十三祖）先後從廣東和平縣遷居到廣西貴縣北山裡那邦村。到了他的高曾祖石永旺（石家十二世）落籍桂平縣白沙。後來石永旺的兒子石風橢（石達開曾祖父，為石家十三世）又從桂平遷居貴縣北山裡。
家庭
主要作品
現存比較确定的石達開真詩僅以下三首《廣西白龍洞提壁詩》《駐軍大定與苗胞歡聚即席賦詩》《五言告示》。
石達開僞詩包括：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中收錄“石達開遺詩”五首（一首尚有争議）；南社詩人和革命黨人高天梅為鼓吹民氣、号召革命僞造的“石達開遺詩”二十首；《梵天廬叢錄》所輯“入川題壁”一首（“大盜亦有道”）；《太平天國全史》載“翼王在川遺詩”兩首（“一擲孤籌計本非”“垂翅無依鳥倦飛”），其他已知的石達開僞詩還包括：李法章《太平天國志》僞托一首（“孤鼠縱橫慣噬人”），《石達開詩鈔》載《緻湘鄉石龍軒先生》四首；《壯族文學史》載“出六合”一首；新《筠連縣志》載“翼王題詩”一首等。
後世紀念
翼王亭
翼王亭，位于廣西貴港（貴縣）東湖公園。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由李宗仁、白崇禧為紀念石達開所建”建，亭柱上的對聯“忍令上國衣冠淪于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系白崇禧手書，就來自一篇僞造的《石達開檄文》。以他名字命名的紀念建築光“翼王亭”，就有貴港、宜山、石棉、南甯、黃石5座。
1966年，碑亭上所有的人物題字均被毀抹。1986年，時貴縣政府在東湖公園石達開系列紀念物的官方修繕工程中，将翼王亭上李、白、黃、于四人的題詞近原字迹進行補書恢複。
石達開紀念碑
石達開紀念碑，位于廣西貴港縣中山公園。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年由白崇禧倡導、貴港縣長黃紹耿為紀念石達開所建，高二丈餘。碑身西面镌李宗仁的碑文題字，東面有汪精衛的“太平人傑”題字和國民政府司法院長居正的題詞。貴港市政府于2007年将該紀念碑列為市級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
貴港市達開高級中學
貴港市達開高級中學，位于貴港縣城區郁江北岸，民國三十年（1941年）10月20日由地方士紳為紀念石達開所建。原為貴縣私立達開中學，取紀念石達開之意，先借用縣立公醫院後座（現總工會舊址）上課，錄取了新生兩班，林伯均為首任校長。于10月20日在縣立公醫院後座（現總工會舊址）舉行成立典禮。
人物争議
出走之謎
出走原因
一種說法認為石達開率部出走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農民小生産的經濟地位所然，沒有明确的政治綱領和共同的信仰，因此當太平天國内部發生的矛盾無法解決時，分裂就不可避免。
該說法認為洪秀全對石達開的不信任和洪仁達、洪仁發對石達開的轄制，是造成洪石分裂的重要原因。洪秀全作為農民領袖，具有濃厚的帝王思想，而且狹隘自私。天京事變後，“過着脫離群衆的腐朽的帝王生活、教主生活，養尊處優，壯志消磨殆盡。經過楊秀清的擅權逼封和韋昌輝的暴亂屠殺後，更是時刻疑慮别人篡奪他的王位。"“不從楊韋事件中吸取教訓，團結起來一緻對敵，反而猜忌開國元勳和重臣們，使親者痛，仇者快。”石達開居于輔政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在洪秀全看來，這對他很不利。石達開回京後，洪秀全心有不悅，并專用與挾制石達開、胸無大志的安、福兩王，因為他與安福二王結怨，所以被迫出京。為避免步楊秀清後塵，石達開決心分裂。”所以該說法認為“對于石達開的出走，洪秀全應負主要責任”，并把洪秀為“一己之王位，任人唯親，妒賢忌能，猜忌功臣，破壞團結”視作嚴重錯誤，并認為安福二王并未“陰圖戕害”石達開。稱安、福兩王隻是“洪秀全維護洪氏王朝、牽制和排擠石達開的工具。”
羅爾綱認為石達開“對洪仁發、洪仁達的挾制，應該委曲求全，忍辱負重以求内部團結；對洪秀全的疑忌．應該用忠貞的行動，以消釋洪秀全的疑忌。後來忠王李秀成也給洪仁發等欺壓，也給洪秀全猜忌，李秀成對付洪姓隻是委曲求全，忍辱負重。雖然得不到團結的結果，但洪姓也沒有再進一步殺害他。”
持“洪秀全責任說”者“認為石達開文武兼備，雖有君臣之别，但确具有與洪秀全分庭抗禮的地位和威望。”這也正是封建帝王思想嚴重的洪秀全疑忌石達開、對其感到畏懼的根本所在。洪秀全深知石達開是一個桀骜不馴的實力派人物，很容易由于戒心而将隐忍退讓視為是韬晦之計和陰謀手段。所以他們認為“委曲求全不可能達到加強團結的目的。”“”石達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衆望所歸、卻又被懷疑為要篡權，而楊秀清之鑒不遠，加之對洪秀全性格的了解以及洪氏兄弟的逼迫，這一切使石達開很難産生委曲求全的想法。
該說認為石達開拒絕取代洪秀全是因為他效忠盡忠，絕不會做楊秀清第二。同時朝中文武人心歸向石達開，如果犯顔直谏，會被看成是逼篡逆行。“而且，洪秀全對石達開已不受兵事，他的處境十分被動，并且洪秀全會将石達開深得民心的擁護形勢當作威脅。石達開既不能委曲求全，又不能誅洪自代，而且就當時石達開的地位和形勢來說，出走是必然之舉。”
另一種說法認為石達開出走是分裂革命。說石達開是“分裂主義者”。認為石達開天京出走，是他本人的“内因”起了決定的作用。洪秀全的錯誤“押制”，加速了他出走的進程。石達開不走“取而代之”這條路，可能出于他難以建立新的宗教政治體系。正如外國傳教士說基督教在天朝組織中根深蒂固，支配整個機構。一旦廢棄，“就違反起義以來所有的文告，并且摧毀了整個的政治系統。”全局必将瓦解。而洪秀全的“地下天國”之主是大家公認的。況且前車之鑒楊秀清的功勞、權勢、地位，是石達開比不上的。因此，石達開下定出走決心。
該說認為“石達開出走決非一時沖動，而是經過精心謀劃、深思熟慮，作好充分準備的。”石達開和其助手确定出走方法、選擇出走路線、草拟出走《布告》、估計出走後果、推測天王态度、制定拉人措施、設計新的旗号。由天京“南門出走”，後“由銅井渡江，逃往江北。”粘貼出走《布告》，宣布解散天國正統政權，願意跟随他的前往安慶，并散布親奉密诏來拉攏太平軍精銳，又不斷派人活動，不擇手段地把“合朝好文武将兵帶去”。同時，試探性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号。“改國号、年号為太平安國丁巳元年。”，無疑是要另樹旗幟。“石達開輔政僅半年，能對出走謀劃得這樣周詳，決非一日之功。”
出走人數
對于石達開出走的人數，學術界同樣具有争議。史學著作把石達開1857年5月底離京時帶走的隊伍人數略為誇大，一種說法稱帶走了近20萬人，另一說法稱有十餘萬人，更有隻說大隊人馬。因此，史學上稱石達開拉走大隊人馬，大鬧分裂，而證明石達開出走人數多寡，對诠釋石達開的出走意圖很有幫助。但據何桂清稱：鹹豐七年五月十一日（1857年6月2日），石達開已經從銅井渡江逃往江北。石達開隻在小鎮渡江，而且一天之内就渡完，人數明顯不多。
6月9日，石達開率領軍到達安徽無為州，清方福濟，鄭士魁等的奏折中稱：“五月十八日，石達開從金陵率幾千人前往長江上遊時，到處張貼僞示，傳谕各賊。大概是因為洪秀全對其猜忌過深，懼害脫逃。由此得知石達開離京時帶走的人數不過數千人，因為清方官員對于太平軍人數一般隻會多報，不會少報。
10月5日，石達開率軍離開駐紮了四個月的安慶，這時他身邊已經從初時的幾千人陸續彙集成了數萬人的軍隊，都是主動前來投奔追随的。不過由于調派至長江下遊及回天京的軍隊甚多，再加上石達開既然志在救援天京，當不可能抽調重兵。《李秀成自述》稱石達開早在回天京時便“将回靖難勤王的部隊交給陳玉成管代”，是他在江西和安慶的精銳部隊的一部分。他為了顧全天京防務，也并沒有就近帶走。以将領論，除了陳玉成、李秀成、韋志俊等被指示援救天京外，安慶張朝爵、陳得才，無為朱鳳魁，賴冠英，葉芸來，還有梁立泰，陳坤書，這些都是受石達開節制多年的舊部，但他們都沒有跟随石達開南下。而跟随石達開離開太平天國轄區征戰的将領中，隻有張遂謀，賴裕新，傅忠信，餘忠扶等幾人而已，除石達開親族外，記載所知丞相僅一人，檢點也隻有三人，還有後來遠征軍中被提拔起來的的朱衣點，彭大順，吉慶元，汪海洋，譚體元等。
出走意圖
關于石達開率部出走的意圖，史學界的觀點有兩派：一派認為是另立旗幟，自建政權。理由是石達開剛剛出走，洪秀全就撤去了洪仁發、洪仁達的王爵，并與廣大将士“百計挽留”，石“不僅悍然不顧”甚至殺害挽留他的将士，其與天國決裂之心昭然若揭。另一派認為是保存天國力量，挽救天國危機。理由是石達開出走是為了避免另一次内部殘殺；選擇“出師再表真”的道路，是為了在同清軍殊死的戰鬥中表白自己對天國的忠誠，扭轉天京上遊戰場的不利形勢。
學者劉煥性認為石達開出走的意圖是經曆了變化的。從時間上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鹹豐七年（1857年）2月至鹹豐九年（1859年）2月。在這一階段石達開的意圖主要是避禍自保，不再同天京的洪氏集團發生聯系。鹹豐六年（1856年）石達開返回天京主持政務後，洪秀全雖任命他為“通軍主将”，卻不授以兵事。這樣石達開無法施展才幹，而洪氏兄弟竟有“陰圖戕害之意”，石達開隻有逃離天京，茫然失措，毫無頭緒；隻是抱定不再與洪氏集團有糾葛。石達開出走之初，内心躊躇，對之後缺乏明确長遠的目标與打算。
第二階段從鹹豐九年（1859年）2月至同治二年（1863年）6月。這一階段石達開的主要意圖是入據四川，自建政權。這一決策是石達開在攻占江西南安府後作出的。此前，清軍與太平軍正在江西、安徽一帶殊死戰鬥，加之第二次鴉片戰争，清軍暫時放松了對石達開的圍追堵截，而石達開已走出了消沉失望的陰影，軍勢振作起來。在張遂謀等人的幫助下，他決定避開争鬥激烈的長江中下遊地區，相機入川。他認為清廷和洪秀全政權短期之内均奈何不了對方，雙方之間的膠着将為石達開勢力的發展創造有利空間。但石達開沒有預見到《北京條約》簽訂後，外國侵略者會同清政府勾結在一起，共同鎮壓太平天國；而戰争長期在太平軍占領區進行，又大大增加了太平天國的經濟和軍事困難，從而使洪秀全政權日益窘迫。再加之長期的孤立作戰，沒有固定的根據地和穩定的後方，缺乏能吸引民衆的政治綱領，更使石達開進退失據、無所适從、軍心渙散、戰鬥力削弱。
投降之謎
一種說法根據石達開給四川總督駱秉章寫的信載在唐友耕年譜中，認為“乞降信是秘密的，唐友耕是與石作戰的總兵，經過他手，說明這封信不是乞降信。”另外，信開頭就表明了石達開的立場一一甘願以“一人而自刎，全三軍以投安"，最後申明，如駱不允許所請，決不會束手待斃，一定反抗到底，表明石達開寫的不是乞降信。他并非投降叛變，隻是因為石達開的想法幼稚、天真，沒認識到地主階級的殘忍性。希望以個人的生命換取部下廣大将士的不死，在假意答應後，就信以為真，這正好中了敵人的計策，無代價地犧牲了自己，也犧牲了他的廣大将士。該說認為石達開親赴敵營是乞死以救部下，并非乞降以求生。石達開是農民階級的領袖，沒有認識到地主階級的本質，在生死問題，上了敵人的當，所以說石達開被俘不能以叛徒論。
另一種說法根據石達開的信認為，石達開要求駱秉章“宏施大度、胞與為懷，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請免誅戮”，即為他的部衆向清軍乞生。石達開要清軍“宥我将士，請免誅戮"，而且還要“禁無欺淩，按官授職，量材擢用”，“顯然意為放下武器，向敵投降。”再次，石達開表示他自己不“求榮以事二主”，為了他的部下不被殺害，即使要他“自刎"或被殺也“死不為辱。該說認為“石達開他考慮到他自己的經曆和地位與一般部将不同，不能不有死的準備。”最後，石達開提出如果駱秉章不同意，他的部下不會“束手望天”，以此來威脅清軍将領一定要答應他的投降條件。“這封信的要害是以他的部衆放下武器，向敵投降來作為敵人不殺他的部衆的條件”，是一封乞降信。“即使按照他向清軍提的條件全部實現，也不能證明石達開不是投降，最多隻能說明他是有條件的投降而已。”
死亡之謎
石達開之死的官方記載，見四川總督駱秉章在奏稿中稱同治二年（1863年）6月27日，石達開被淩遲處死。
對于石達開的死因，民間的一種說法較為詳細，說石達開并沒有被清軍圍困住，而是突圍出來了，之後他也沒有回歸太平軍中，而是帶着餘部和大量的金銀珠寶逃進了貴州與廣西交界的叢山中，并在那裡修築了一座山寨，藏兵駐軍以待東山再起。然而沒過幾年天京被清軍攻破，洪秀全病逝，太平天國徹底失敗。石達開也失去了再次出山抗敵的雄心。
另一種說法則說當時投降的是與石達開長得極為相似的他的養子，他本人則在清軍圍剿當時就帶着幾個心腹化裝逃走了。據說，還有人曾在四川見過隐居的石達開。
藏寶之謎
據《寶藏的故事》記載，石達開率領的太平軍覆滅于大渡河前，把軍中大量金銀财寶埋藏于某隐秘處。石達開當時還留有藏寶示意圖，圖上寫有“面水靠山，寶藏其間”八字隐訓。
同治二年（1863年）5月，石達開大軍約3萬人到達大渡河邊的紫打地（今石棉縣安順場附近），在安順場附近活動了近一個月。石達開派小隊渡河偵察後，又在紫打地進行船隻糧草的準備，但最後搶渡時因山洪暴發，搶渡不成，糧盡援絕，最後全軍覆沒。據安順場當地百姓傳說：石達開率3萬大軍走到大渡河時，有個愛妃生了兒子，石達開犒賞三軍用了三天時間。結果三天過後，大渡河漲水了，導緻軍隊無法渡河。
而曆史學家一直在考證石達開部隊在安順場附近的活動，有一種說法是石達開在此挖洞藏寶。抗戰期間，劉湘秘密調了1000多名工兵前去挖掘。在紫打地口高升店後山坡下，從山壁鑿入見到三個洞穴，每穴門均砌石條，以三合土封固。但是裡面僅有零星的金玉和殘缺兵器，當開始挖掘第三大穴時，蔣介石他速派古生物學家馬長肅等率領“川康邊區古生物考察團”前去幹涉，并由“故宮古物保護委員會”等電告禁止挖掘。不久，劉湘即奉命率部出川抗日，掘寶之事被迫中止。後來，根據研究人員赴現場考查後判斷：該三大洞穴所在地區和修築程度，似非為太平軍被困時倉促所建。石達開有沒有藏寶也成了曆史未解之謎。
功過争議
學者在對石達開後期活動的評價上則存在着較大分歧，一種意見認為，石達開出走天京，是為洪秀全所逼，責任在洪不在石。石達開出走和遠征之後，一直把矛頭指向清朝封建統治，堅持對清軍作戰，最後兵敗被俘，慷慨就義，有始有終，保持了農民革命英雄的本色。
另一種意見認為，石達開前期功績卓著，應予肯定，但後期所犯錯誤也是十分嚴重的。鹹豐七年（1857年）6月，石達開率部出走，大搞分裂活動，給太平天國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害。但是另一方面，石達開始終打着太平天國旗号，奉太平天國正朔，堅持反清，所以仍屬太平天國内部的矛盾。最後，由于個人英雄主義惡性發作，受騙被俘，晚節有虧。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石達開在後期走上了分裂主義道路，率部離開老根據地，企圖到四川割據一方，從而，斷送了太平天國革命的大好形勢，造成了兵敗的後果。
藝術形象
影視形象
1988年香港TVB電視劇《太平天國》黎漢特飾演石達開
2000年電視劇《太平天國》王詩槐飾演石達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