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簡介
社會是何以可能的？這是社會學大師齊美爾追問的問題。而這本書無疑是回答“中國社會是何以可能的”一本經典。不在于答案的可信與否，關鍵是給人諸多啟發。整本著作中，論點最精當、論據最充分、論述最嚴密的首推吳晗的《論紳權》，從魏晉門閥制度到北宋考試制度，再到元朝之後的軍法治臣，吳晗一步一步将紳權與皇權從共存、共治到降而為奴役的過程剝絲抽繭揭露無遺。對曆史材料信手拈來，運用自如。但是，幾篇文章讀下來，字裡行間也隐隐透出吳晗對自由知識分子的仇視和輕蔑，說古代那些熱衷于維護自身财産和特權的士大夫，用今天的名詞來講，就叫做自由主義者。
作品目錄
作品鑒賞
第一，費孝通與吳晗的觀點差異并不明顯。費老的觀點鄭也夫已經進行了很好的歸納，那就是皇權的獨享性、知識分子以及政統和道統。費老的觀點雖然引申至先秦、秦漢，并精彩地解讀了《論語》中的師儒道統思想，但其所描述的現象與士紳、皇權的關系仍然是明清時代的。其中，費老剖析的政治權利獨享性、紳權的非近代性以及政統與道統的關系均直指明清時代的國家-社會特征。反觀前十幾年争論激烈的“市民理論”、“公共領域”等話題，費老的論述更加直接而實質。最近幾年香港、台灣學者有重新重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意義的傾向，更是令我感覺費老主編的這部論文集的重要性。
吳晗在書中的幾篇論文論證詳細，論述邏輯缜密，是一等一的論文，毋庸置疑。但是，吳晗的觀點在本質上并不與費老相左。吳晗的論述時間尺度是兩千年的，從貴族到士紳的轉變，從豪門到草根的變化，從坐而論道到跪伏在地的退化，盡管正确無疑，但皇權依然并不随之逐漸強大。不論豪門、貴族還是進士、舉人，隻是皇權周圍附屬物的變化而已，并非皇權本身的變化。因此，在這一點上，吳晗與費老的相同點遠大于差異。
第二，士紳之所以是士紳的原因——知識。費老在士紳論述中強調道統的延續性與力量。其實，道統中所内涵對“禮”的規範與知識是其存在的核心。把握這個主幹是區分士紳與非士紳的關鍵。具備知識的人在傳統時代（主要是宋代以降）是持有“禮”的化身，是鄉間中具備話語權的代表，也是享有經濟、政治權利的群體。他們的行為可以進行多方面的讨論，因為他們本身就具備着多面的角色與多元的分層。
他們是上層政權與村之間的連接環節，他們在其中作惡與施善均是正常且并不矛盾的表現。當然，這樣說并不意味着士紳在明清兩朝沒有變化，明清易代對于士紳層的規訓需要注意。同時，明代王府莊田在清代的覆滅也是理解華北社會變化的關鍵。總之，士紳之所以是士紳，在于知識的獨享性與政治上的特權性。那麼，士紳所擁有的知識進入近代之後的變化，帶給中國什麼呢？
第三，士紳的繼替與中國後士紳時代的近代化之路。史靖的《紳權的繼替》十分精彩，他看到了近代教育與傳統教育的全方位差異。也由此解讀了紳權的衰落原因。但1948年，他們不會想到，在科舉制度廢除之後40餘年，近代教育的出現也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弊端。真正的弊端在于“皇權”的借屍還魂，在這種弊端不除的基礎上，所有的教育均無效。近代教育也會由此而變質，成為新“皇權”的附庸。
可能，鄉村再無士紳，但城市中官員的子弟依然會是官員，城市中的流浪者依然是流浪者。擁有知識與否已經變得不再是區别身份的要素，知識的光環退去時，權利與物質的無限擴張已經将社會帶入無限的深淵之中。擁有知識的人不再顯赫，無知的人登上高位。高位之人不再有傳統時代的施善與教化責任。傳統時代是有問題的，但是現代社會呢？原有的問題是否真的被修正，新的問題是否又出現了呢？
作者簡介
費孝通（1910.11.2-2005.4.24），江蘇吳江（今蘇州市吳江區）人，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28年考入東吳大學醫預科，1938年獲得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博士學位，1944年加入民盟，1982年被選為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院士，1988年獲聯合國大英百科全書獎。
費孝通從事社會學、人類學研究，寫下了數百萬字的著作。費孝通在其導師馬林諾夫斯基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該書被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裡程碑”，成為國際人類學界的經典之作。費孝通先後對中國黃河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進行實地調查，提出既符合當地實際，又具有全局意義的重要發展思路與具體策略。同時，開始進行一生學術工作的總結，提出并闡述了“文化自覺”的重大命題，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學術自述與反思》、《從實求知錄》等著作，被譽為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