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白圭，名丹，戰國時期洛陽著名商人。其師傅為鬼谷子，相傳鬼谷子得一“金書”，鬼谷子将裡面的緻富之計（将欲取之必先與之”，“世無可抵則深隐以待時”）傳于白圭。
白圭曾在魏國做官，後來到齊、秦，也是一名著名的經濟謀略家和理财家。《漢書》稱他是經營貿易發展工商的理論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商場如戰場，隻有随機應變，巧用計謀，方可立于不敗之地。在今天激烈的商戰中，商界仍以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為經典，奉“治生之祖”白圭為高人。
随着農業、手工業生産的發展，社會分工的擴大，必須通過社會交換互通有無，工商業的出現勢在必然。古都洛陽作為政治、經濟的中心，工商業的發展有着悠久的曆史。早在西周，這裡就設有“泉府”作為金融管理機構，“空首布”作為貨币廣泛流通，表明商業的發展相當繁榮。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盡管周室國力衰微，但洛邑的商業貿易繁榮，人員往來頻繁。《史記·貨殖列傳》載：“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又載：“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張儀列傳》說：“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蘇秦傳》說：“周人之俗，治産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充分說明，當時的洛邑不僅是政治、文化中心，還是全國性商貿中心。不少外地商人不遠千裡來洛陽經商，這裡因此居住着大量的外地人口。所謂“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商，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商”，此時有名的富商巨賈弦高、白圭、呂不韋都曾往來、活動于洛陽。
經商如孫吳用兵，審時度勢；如商鞅變法，順應時機。白圭對經商的時機把握得恰到好處，靠賤買貴賣獲取利潤。他在谷類成熟的時候收購糧食，出售絲織品、漆類；在蠶繭收獲的季節，收購帛絮，出售糧食，并提出了著名的“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商理念。白圭還認為真正的商人，不應惟利是圖，應當有“智、勇、仁、強”四種秉性，具備姜尚、伊尹等人的智慧、計謀，方可成就大業。這一經營準則，直到今天仍為商界廣為運用和提倡。
除白圭外，周代還出現了一批十分有成就、有影響的商人。鄭國弦高就是其中之一。作為商人，弦高深知國家的安危對自己事業發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對國家的存亡非常關注。他赴洛邑經商，途經滑國、犒勞秦師、智退秦軍的故事，一直流傳到今天，他也因此成為曆史上愛國商人的典型代表。
白圭（前370年———前300年），（前463年———前365年），名丹，戰國時人，出生在東周的都城洛陽，梁（魏）惠王時在魏國為相，期間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黃河水患，後因魏政治腐敗，遊曆了中山國和齊國後，棄政從商。《漢書》中說他是經營貿易發展生産的理論鼻祖，先秦時商業經營思想家，同時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經濟謀略家和理财家。
白圭通過觀察市場行情和年成豐歉的變化，奉行“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營方法，豐收年景時，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用觀察天象的經驗預測下年的雨水多少及豐歉情況。若當年豐收，來年大旱，就大量收購糧食，屯積貨物。
想讓糧價增長，就專買下等谷物；想讓成色提高，就專買上等谷物。為掌握市場的行情及變化規律，經常深入市場，了解情況，對城鄉谷價了如指掌。白圭雖為富商，但生活儉樸，摒棄嗜欲，節省穿戴，與他的奴仆們同甘共苦。
白圭經商速戰速決，不誤時機。他把經商的理論，概括為四個字：智、勇、仁、強。他說，經商發财緻富，就要像伊尹、呂尚那樣籌劃謀略，像孫子、吳起那樣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樣果斷。如果智能不能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善于取舍，強不會守業，無資格去談論經商之術了。
白圭的這些經商理論，為後世商人效法和借鑒。宋朝時，真宗皇帝把白圭封為“商聖”。可見，他在經商方面開創了商業經商體系的始祖，民間甚至還有把他稱為“财神”。
早年為官
戰國時期，社會發生着巨大的變化，社會經濟制度改革進一步深入，新興的封建地主制先後在各國确立。生産力迅速提高，市場上的商品量急劇增加，人民的消費購買能力也迅速增長。
長期的兼并戰争改變了過去小國林立、交通阻塞、市場分割的情況。在這一切因素的推動下，商業的發展出現了一個飛越，工商界的天下，已經被新興于春秋末年的自由商人占領了，這個時期出現了大批的巨商大賈，而被後世尊為百代商人之祖的白圭，就是其中最為著名的一個。
據說曾經在魏惠王初期擔任魏國的相。那時，魏國都城大梁靠近黃河，經常遭受洪水之災。白圭施展了他傑出的治水才能，解除了大梁的水患。白圭自稱自己治水的本領比大禹還高超，他說，千裡長的大堤，常常因為小小的螞蟻窩而導緻崩潰，于是，他治水的時候，派人沿着大堤檢查，堵塞了所有的螞蟻窩，于是，大堤固若金湯，水患也消除了。
後來，魏國的政治越來越腐敗，白圭看到這一情形，就毅然離開了魏國，到中山國和齊國遊曆。這兩個國家的君主都想把白圭留下，幫助自己治理國家，可是白圭卻都婉言拒絕了。
有人問他為什麼，白圭回答說：“這兩個國家沒有必行之事，那麼信用已經到了盡頭了；不注重聲譽，那麼名譽已經到了盡頭了；沒有仁愛，親情已經到了盡頭了；旅行的人沒有幹糧，居家的人沒有食物，财力已經耗盡了；不能用人，又不能自己奮發圖強，事功已經到頭了。一個國家出現了這五種現象，一定會滅亡的。”
離開齊國之後，白圭曾經到過西方的強國秦國，當時正值商鞅變法之時，白圭對商鞅重農抑商的政策很是反對，于是沒有在秦國做官。白圭經過一番遊曆之後，對各諸侯國的政治局勢看得更是透徹，也對政治産生了很深的厭惡，于是他放棄從政，轉而走上經商之路。
棄政從商
白圭的出生地洛陽自古商業就很發達，洛陽人善為商賈，緻力于商業和手工業，追逐利潤是洛陽人的傳統。出生于此的白圭有極高的商業天分，很快成為戰國時期首屈一指的大商人。戰國時期，商業迅速發展，商人的隊伍非常龐大，因此也魚龍混雜，有的公平買賣，正當經營；可是也有很多商人囤積居奇，壟斷市場，很多大商人還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
于是，當時人們将商人分為兩類，一類稱為“誠賈”、“廉商”、“良商”，另一類稱為“奸賈”、“貪賈”、“佞商”，而白圭正是戰國時期良商的典型代表。戰國時期的商人大都喜歡經營珠寶生意，大商人呂不韋的父親就曾經說，經營珠玉可以獲利百倍。但是白圭卻沒有選擇這一當時最賺錢的行業，而是另辟蹊徑，開辟了農副産品貿易這一新行業。
白圭才智出衆，獨具慧眼，他看到當時農業生産迅速發展，敏感的意識到農副産品的經營将會成為利潤豐厚的行業，提出“欲長錢，取下谷”的經營策略。白圭認為，“下谷”等生活必需品，雖然利潤較低，但是消費彈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勝，一樣可以獲取大利，于是他毅然選擇了農産品、農村手工業原料和産品的大宗貿易為主要經營方向。
白圭有一套獨到的經商術，他把自己的經營原則總結為八個字“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具體的做法是在收獲季節或豐年，農民大量出售谷物時，适時購進谷物，再将絲綢、漆器等生活必需品賣給這時比較寬裕的農民；而在年景不好或是青黃不接時，适時出售糧食，同時購進滞銷的手工業原料和産品。
而且白圭所說的“與”，是予人實惠，當某些商品積壓滞銷時，一些奸商坐待價格貶得更低再大量購進，而白圭卻用比别家高的價格來收購；等市場糧食匮乏時，奸商們又囤積居奇，白圭卻以比别家低廉的價格及時銷售，滿足人民的需求。白圭的這種經營方法，既保證了自己能夠取得經營的主動權，獲得豐厚的利潤，又在客觀上調節了商品的供求和價格，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農民、個體手工業者以及一般消費者的利益。無怪乎白圭自诩為“仁術”。
白圭為國理财，常從大處着眼，通觀全局，在經營上從不嫌棄小惠小利，也從不靠詭計進行欺詐。他将貨物流通與發展生産聯系起來，既能使經營生财，又使生産有利其發展，他認為隻有以足補缺，以豐收補欠收，使全國各地物資互相支援才能在輔民安民的同時為國家理财緻富。
具體做法是：如果一個地方盛産蠶繭，就購進這些産品，而用谷物等其他當地缺少的東西去換。如果一個地方糧食豐産，就去購進他們的糧食，然後用絲、漆等類必需品去和他們交換。這樣就使全國的貨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從中賺取利潤，可謂一舉兩得，利國又利民。
白圭還很注重扶植農民的生産，以保證和擴大自己的商品來源。他曾經向農民供應優良的谷物種子，既為自己獲取了利潤，又幫助農民增加了産量，使自己掌握了更充足的貨源。白圭把自己的商業經營建立在發展農業生産的基礎之上，通過商業來促進農業生産，通過農業生産的發展來推進商業經營。
這種經營理念是前所未有的，這比商鞅變法時重農抑商的政策無疑高明了很多。戰國時期的商業，尤其是以權貴富豪為對象的珠寶經營利潤極高。但是白圭選擇的“下谷”等生活必需品的經營，面對的卻是廣大比較清貧的平民百姓，因此白圭奉行了薄利多銷的經營原則，不提高商品的價格，而是通過加快商品流通、擴大銷售的方法來獲取更多的利潤。農副産品的經營受農業收成的制約很大，因此，把握時機，尤其是掌握年景豐歉變化的規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知識淵博
白圭具有高超的把握時機的本領，他根據古代的歲星紀年法和五行的思想，運用天文學、氣象學的知識，總結出一套農業收成豐歉的規律，并遵循這個規律進行交易，豐年糧價低廉收購糧食，到歉年糧價上漲時出售，從豐年和歉年的價格差中可以獲得成倍的利潤。白圭的這套商情預測理論，其實就是一種農業經濟循環論，這表現出白圭極高的知識水平和高遠的眼光。
白圭在當時還很擅長觀察天氣變化，注意提前儲備糧食物資來救災救荒，輔民安邦。在豐收之年就趁糧價低時大量買進，等災荒發生時就以低于市場的價格低價賣出，幫助人民度過災荒。這樣在輔民為民的同時，财富也成倍地增加。白圭還有一個讓現代人汗顔羞愧的經商思想：“欲長錢，取下谷，長石鬥，取上種。”
意思是說如果為了省錢而買谷物自己吃，就買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為了做種子來年豐收，那就請買上等的種子。他不但為對方着想，還計劃得合情合理，既要節儉，又要豐産，可謂将思想做到了家。這種經營思想和真誠為顧客着想的人在如今也是很少見的。
許多商家如果真把顧客當做上帝來對待，就應該處處為顧客着想，而且要像白圭那樣想在前邊，這才是最有效的最讓人欽佩的經商策略。白圭創造性地繼承、應用了前人的智慧，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商業理論和經營策略。他曾經極為自負地說，他治理生産，經營買賣，就像古代的伊尹、呂尚運用謀略治理國家，孫子、吳起用兵，商鞅行法一樣。白圭運籌帷幄、穩操勝券的經營，證明他是完全有資格如此自負的。
廣收門徒
白圭是商業這個行業最早收授門徒的人，他通過嚴格的挑選，收了一些學生。“白圭招生的标準是很高的，他認為一個優秀的商人，要具備以下條件：要通權變，能夠權衡利弊，把握時機，出奇制勝；要勇敢果斷，當機立斷；要有仁愛之心，能夠明白取予的道理，遵守“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營原則；還要有耐心，有毅力，能夠固守等待，不輕舉妄動。
在戰國時期，雖然商人在古代“士、農、工、商”的行業劃分中，位居最後一位，商人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一直都是比較低的，但是白圭卻将當時社會的最高道德規範來作為商人的基本素質要求，将經濟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軍事，他說：“吾治生産，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他認為經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質，更要有仁義之心，這和治國統兵要求同樣高，沒有那麼高的素質想向我請教也不會告訴你訣竅，可見白圭所要求的商人是一個具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和高尚的道德品質的人，這和他以仁為本的經營理念是相合的。
白圭還強調商人要有豐富的知識，同時具備“智”、“勇”、“仁”、“強”等素質，要求既有姜子牙的謀略，又要有孫子用兵的韬略，否則經商是很難有大成就的。
主要影響
白圭的自成體系的商業經營思想，對後世産生了極大的影響。一直到明清，最大的商幫———徽商還保留了許多兩千年前白圭的遺風。近代著名的民族資本家榮宗敬也還恪守白圭“人棄我取”的經營原則，而南洋最著名的華僑企業家陳嘉庚所奉行的“人棄我取，人争我避”的經營思想，而當代著名自由撰稿人，創業投資家唐永生他也提出了“人棄我取，人取我舍”的經營理念，也是對白圭經營理論的繼承和發展。著名的曆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裡就曾經高度評價白圭，并說“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而白圭又被後世的商人奉為自己行業的祖師爺，他的經營思想，對今天的經營者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值得經營者用心地揣摩研究。
預測市場行情
白圭理财思想的中心内容是“樂觀時變”，即預測市場行情變化并據以進行理财決策。其中，“時”是指市場行情，“觀時變”就是預測市場行情變化。他提出了“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理财決策思想。其中，“人棄我取”是指當商品供過于求、人們不願問津時，就趁機買進。他深知“賤下極則反貴”的道理，所以趁其供過于求，價格低廉時買進。“人取我予”則是當自己手中的商品供不應求、價格大漲時，就趁機賣出。這就是“貴上極則反賤”的道理。白圭說的“時變”也包括農業豐歉對商品價格和供求的影響。他認為在兇災之年，糧食歉收，但其他農副産品未必減産。因此，社會出現豐年糧價比其他農副産品價格相對較低、災年相對較高的情況。于是，白圭就在豐年買進價格較低的糧食，賣出價格較高的農副産品；在災年則賣出糧食，買進農副産品。要想做到這一點，必須能預測農業豐歉，而不能等到豐歉已表現出來之後。因此，白圭對預測農業豐歉也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論。
理财決策必須加以貫徹
理财不可遲疑觀望，坐失良機。《史記·貨殖列傳》說白圭“趁時若猛獸鸷鳥之發”，極為生動地描述了他理财決策中雷厲風行的精神。
理财要善于用人
白圭認為理财要選好人。怎樣才能選好人？他提出了“智”、“勇”、“仁”、“強”四項要求。這是他的用人标準。他認為，一個好的管理者在與被管理者共事時要“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他已經認識到，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工作成果同他們的人品、情緒、心理有重大關系。因此，在用人時不主張靠強壓和利誘，而是用“同甘共苦”的共事方法在他們内心引起一種“激發動機”。這一思想今天看來仍然非常先進。
理财要處理好财務關系
白圭對“仁”的解釋是“能以取予”，意思是懂得并善于處理“取”和“予”之間的财務關系。作為大商人，白圭獲取利潤的胃口是很大的，而利潤是從交易對手和幫助自己經商的人身上賺來的。這些都是“取”。但是，光“取”不“予”，就很快會無處可“取”了。他已經認識到，要“予”交易對手一些利益，要“予”幫助自己幹活的勞動者一些利益。财務關系改善了，自身的利益才更容易實現。
理财要薄利多銷
白圭追求大利，但他認為大利不一定要靠經營昂貴商品或靠在交易中賣高價來實現。昂貴的商品非一般人購買力所能及，銷量有限；低廉的商品反而是大衆必需品，需求量大，照樣有利可圖。因此，白圭在理财實踐中提出“欲長錢，取下谷”的觀點。“下谷”是指廣大民衆消費的谷物，價格低、利潤少，但銷量大，經營“下谷”同樣可以實現比較大的利潤。
後人評價
靠投資來緻富，說易也易，說難也難。說易，隻要知道賤買貴賣四個字足矣；說難，誰都知道賤買貴賣能賺錢，但是，誰又能知道什麼時候賤、什麼時候貴呢？所謂“貴極反賤，賤極反貴”，話是沒錯，可問題在于，“貴極”的确切價位在哪兒？“賤極”的标志又是什麼？恐怕隻能靠預測。所以說到最後，預測才是投資者的看家本領。
史學家司馬遷寫過一篇《貨殖列傳》，裡面提到一位名叫計然（一說計然不是人，而是一本書，但這種說法不被多數《史記》注家所認可）的投資者，這位計先生就和現在的股民一樣，喜歡依據并不重要甚至幹脆毫無關聯的單一信息，做出莫名其妙的預測來。
據司馬遷記載，計然是這麼預測的：“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穰是豐收，毀是水災，饑是饑餓，旱是旱災，歲就是木星，金、水、木、火分别指木星出現的方位。計然的意思是，如果木星出現在西方，那年肯定豐收；如果木星出現在子宮，那年會有水災；如果木星出現在東方，那年會有饑餓（按先秦星象學說，木星現于東方應是豐收年，所以可能是司馬遷寫錯了，或者我參考的《史記》版本有誤）；如果木星出現在黃道中央，那年會有旱災。
計然把天體運行當成關聯信息，僅憑木星的方位就對農業前景做出了預測，這樣預測究竟有沒有道理，也用不着天體物理家和氣象學家來評判，看看2004年的木星方位就知道了。衆所周知，2004年木星進入黃道十二宮的巳宮，五行方位的火位，按計然所說，歲在火，有旱災，可那年不但沒旱災，而且雨水特多。
假如計然确有其人，那麼他應該是春秋戰國人，在春秋戰國這位先生做什麼投資我們不得而知，倘若生在今天，恐怕做期貨比較适合，而且隻做小麥大豆玉米水稻，平日不看大盤，偶爾夜觀天象，一瞧木星在西方出現，就做空——今年豐收，糧價要降；一瞧木星在黃道中央出現，就做多，因為旱災将出，糧價要漲嘛。憑借現在的天文觀測手段，他還可以推算出今後千馀年的木星方位，換言之，可以推算出今後千馀年的農業前景和氣象狀況。
《貨殖列傳》裡還有一位奇人，此人姓白，名圭，司馬遷說他“樂觀時變”，換言之，也喜歡通過觀察天象來預測年景。據白圭總結：“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太陰就是太歲，是古人虛拟出來的天體，軌道與木星重疊，方向與木星相反（常有注家把太陰譯成月亮，其實月亮每月運行一個周天，每年遍曆黃道十二宮，不會有哪年在卯、哪年至午的說法）。
白圭的意思是說，太歲進入卯宮，當年豐收，次年歉收；太歲進入午宮，當年旱災，次年豐收；太歲進入酉宮，當年豐收，次年歉收。這位一預測就是兩年，比起計然隻預測當年來，顯然更牛一些。計然有沒有發财我們不知道，而白圭次次預測都很準，真正做到了賤買貴賣，理所當然發了大财，所以“天下治生祖白圭”——搞投資的都拜白圭為祖師爺。
在我看來，白圭通過太歲運行來進行預測，也并不比計然高明多少。他們二位在曆史上号稱“治生鼻祖”，其實跟個别股民看見下雨就買電力股一樣，玩的就是瞎撞。不過不能不承認，這世上很多成功，還真就是瞎撞撞出來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