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王通15歲時便開始從事教學活動，18歲時有“四方之志”，遊曆訪學，刻苦讀書，“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學問大有長進。
隋文帝仁壽三年（公元603年）考中秀才後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上《太平十二策》，主張“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運天下于指掌”。深得文帝贊賞，但下議公卿時卻被冷落排擠縣通化，遂作《東征之歌》，抒發了懷才不遇的心情。此後，雖被任命為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但不久便因對朝廷失去信心而辭官歸鄉，隻将興王道之志付諸于續述《六經》和聚徒講學的文教事業上去。回鄉後，王通首先确定了續述《六經》的計劃，決心以古代隐逸賢才為榜樣，“退而求諸野”，以著述和教學來為弘揚儒學作貢獻。
就這樣，王通用了九年的時間著成《續六經》（亦稱《王氏六經》），包括《續詩》《續書》《禮論》《樂經》《易贊》《元經》等，共80卷。
主要影響
改進教法
在教法上的改進，主要從《中說》的具體教學記載中可以看到一些，和孔子教育思想在《論語》中體現大緻相同。首先，王通認為，教學和研究必須要随着時代和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并可以不斷充實和改善教材的内容。否則，不縱觀曆史和現實的全面，隻限于一孔之見、一家之言，不變通而隻鑽牛角尖，就會在治學和教人時處處碰壁。正所謂“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為了适應他自己提出的“三教可一”思想，在教學中他注意吸收佛、道等其他教派和學派的思想。他雖然批評道教，但又肯定道家的“至德之世”及自足無為之治：“古者聖王在上。田裡相距，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他就是要以佛道的某些可借鑒的内容來豐富和充實儒學，調節思想界長期以儒學為一統的單調乏味的情況。
因材施教
在教學中王通注重因材施教與兼收并蓄。對于不同的學生，在不同的時間、地點，他的講說和論證就會有所變化。比如在論述天的問題時，他曾與薛收談天與聖人的關系，認為天的功能在于造物；在與杜如晦、董常、賈瓊論天時，則把天解釋為自然；在宇文化及問到天道人事時，他又說“順陰陽仁義”；并在其他場合把天解釋為“氣”、“鬼”等等。如此說來，是不是王通言無定論，論無定據，非也。王通以上述諸物作比，都是為了說明天是有自己的規律的，應該順應他，如果用一個确定的概念來說明或限制它，在當時的認識發展水平上還達不到。在這種情況下，王通根據自己對學生和問學者的了解。因人而異地加以解釋，效果是很好的。而在另一方面，王通也注意向各方面學習和請教，他曾說過“吾将退而求諸野矣”。把求學的重點放在在野的學者、隐士以及佛道高人之中，從他們的各家之言裡吸取營養，豐富自己的思想，充實自己的教學。通過這種兼收并蓄，就可以适應各種各樣學生和朋友所提問題的挑戰，在論道教學之中立于不敗之地。
修養方法
他提出了窮理盡性的道德修養方法。王通在一生為振興儒學奮鬥的同時，非常重視道德倫理方面的建設，尤其重視道德修養問題，并提出了有關的原則和方法。他首先說明了“人心”與“道心”的矛盾，以及如何防止“人心”泛濫和“道心”擴充的問題。在他看來，人的道心即是人類性善的本源，由此善性便可派生“仁、義、理、智、信”五常。如薛收“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在此基礎上，王通根據《尚書·虞書·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說法提出了“思過而預防之”的道德修養任務，欲“存道心，防人心”，而其中最關鍵的便是“以性制情”。王通曾慨歎道，在世人中人心掩蓋道心的現象十分普遍，而“以性制情者鮮矣”。為此，在道德修養方面，王通極力提倡“窮理盡性”的理論。他曾說：“周公之道，約而當，和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于性乎！”并對董常也說：“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其後學姚義也曾轉述王通對窮理盡性的看法，他說：“嘗聞諸夫子矣。《春秋》以物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面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其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蒙養之具耶。……知命則審之以《易》，于是乎可與盡性。……（若）驟而語《易》，則完神；可以聖人知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他把“知命”→“窮理”→“盡性”看作一個完整的修養過程，以《易》這一古代哲學的典型著作和其他儒家經典為主要教材。認為通過學《易》可以掌握窮理的方法，卦可“著天下之時”，爻則“效天下之動”，卦爻結合，即“動以乘時”，産生六種吉兇，概括出人與自然的關系和某些規律。因此，不學《易》不可知命，“無以通理”。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并不輕易與弟子言《易》，亦是看到了《易》哲學的深刻性和重要性，把它當作某個學派，某個階級，某個國家或某個聖賢思想高度凝煉的結果。如果在讀《易》知命的基礎上真正作到“窮理”、“盡性”，則可以做到符合時代的要求。
修身要求
王通還提出了與“窮理盡性”相一緻的其他修身要求，即主張“正心”“誠”“靜”“誡”“敬慎”“聞過”“思過”“寡言”“無辨”“無争”等。這些主張是頗有特點的，一方面，他是在儒學讨論的傳統問題上加以強調與發展的。如主張“正心”、“誠”、“聞過”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老莊佛釋的某些思想，主張“無辨”、“無争”、“寡言”、“靜”、“誡”，使傳統的儒學道德修養的理論更加豐富。當然，王通在此提出的某些主張并不像後來宋儒強調得那麼過分，走極端，而是有限度的。如在主靜時，他也強調說“動失之繁，靜失之寡”。應該主張動靜适中，并非片面追求靜。值得注意的是，王通提出的道德修養的種種主張，并非隻針對文人雅士和黎民百姓的，也是對君主帝王的要求。王通始終強調行王道要首先做到“正主庇民”，而注重道德修養是“正主”的最有效的方法。他說：“古之明王誰能無過？從谏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于上則臣補于下；臣谏于下，則君從于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隋唐之際許多著名政治家，如魏征、房玄齡、杜如晦等人能抗顔直谏，多是受王通這一思想的影響。雖然，不少史家考證魏、房、杜等人和王通沒有師生關系，但在交友、談論與切磋之中亦不免受其影響。
轶事典故
王通死後，衆弟子為了紀念他，弘揚他在儒學發展中所作的貢獻，仿孔子門徒作《論語》而編《中說》（又稱《文中子中說》《文中子》等）一書，用講授記錄的形式保存下王通講課時的主要内容，以及與衆弟子、學友、時人的對話，共為10個部分，是後人研究王通思想以及隋唐之際思想發展的主要依據和參考，其中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問易篇、禮樂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關朗篇等。
《中說》雖在形式上仿效《論語》，但在内容上卻有所創新，并有明顯的時代特點。首先，王通以昌明王道、振興儒學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卷首《王道篇》中記有：“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為了扭轉這種狀況必須注重教育和人才。他認為一個國家的興衰要依靠各種人才，而人才的養成必經學校的培養，有了合格的人才王道才能倡明，儒學才能振興。
其次，王通認為人性都是善的，都具有本然的仁、義、禮、智、信“五德”。這在人身上體現為人的本性，在宇宙及廣大的社會中則稱作天理。隻有通過教育才能幫助人們養成完全的人格，達到“樂天知命，窮理盡性”的境界，最終被造就成“君子”“聖賢”。
然後，王通處于儒佛道三教争衡碰撞的思想動蕩時期，傳統儒學教育的正統地位受到嚴重威脅，而且儒家思想本身也出現陳舊和僵化的現象。為了振興和發展儒學，王通認為一味地排斥佛道并非良策，而應探索一條融彙三教的合理途徑。為此，他明确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張，以積極的态度吸收佛道思想及方法之長，為儒學的改造和發展提供有益的養料。在《中說·問易篇》中就記載了王通的這一思想：“（一日王通）讀《洪範谠義》，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征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他在回顧了儒佛道興衰和古代學術發展的曆史之後，認為這三教可以在相互吸收、取長補短的基礎上朝着“使民不倦”的目标努力，共為加強對民衆的思想控制出力。在此，王通并沒有明确提出援佛道入儒的思想，隻是在這三者之間尋求可被利用的共同點，為當時的統治者提供治世良方。當然王通的立足點還是在振興儒學上，認為佛道的某些内容應該适應儒學的傳統。
最後，王通十分注重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改造與發展。他一生著述頗豐，在隐居教授之餘“續孔氏《六經》近百餘類”（王績《遊北山賦》自注），為學生提供了大量的經學輔助讀物。至于他為什麼著《續六經》，在《中說》裡他自己說：“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此而已矣。”非常明确地說明地是依據儒學發展的曆史線索，主要結合兩漢以後社會、習俗、學術、思想以及曆代的統治得失等具體情況，對儒家傳統思想進行闡發的。
所論雖然在大的框架上不出孔子思想的範圍，但在思想内容上确有不少新的見解，特别是注意了曆史變遷給社會各方面帶來的變化，讀後可以開闊思路，從多角度深入地鑽研問題。比如作《續詩》，王通認為是表明“化俗推移之理”，其基本精神是與傳統儒學的主旨一緻的，他說：“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征也，吾得《時變論》焉。”他在吸收前人《時變論》思想的基礎上，看到晉、宋、北魏、西魏、北周、隋六朝的文學作品已不像《詩經》那麼古樸純美，已經變成王道不明，風俗不正的“俗品”。因此，他改變了《詩經》風、雅、頌的結構排列方法，而細分為化、政、頌、歎等四大部分，借以體現美、勉、傷、惡、誡五種情感意識，突出強調了詩的政治傾向和說教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