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曆
1954年3月6日出生于南京。1955年7月，母親茹志鵑轉業，随之到上海。1961年入淮海中路小學學習，經常參加區、市兒歌寫作賽詩會。1967年入向明中學，1969年畢業，卻未上過文化課。1970年，赴安徽省五河縣頭鋪公社大劉大隊插隊。1971年加入共青團。1972年考入江蘇省徐州地區文工團，參加樂隊工作，并參加一些創作活動。
1975年，寫下第一篇散文《大理石》，後收入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的知青散文集《飛吧，時代的鲲鵬》，因形勢變化，該合集停止發行，僅每人得到一本紀念，其餘搗為紙漿。1976年，在雜志《江蘇文藝》上發表散文《向前進》。1978年，回上海任《兒童時代》編輯，同年發表首篇短篇小說《平原上》。1979年，發表小說《誰是未來的中隊長》，獲《少年文藝》年度“好作品”獎。
1980年，由《少年文藝》推薦，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期文學講習所學習。半年時間，寫下一系列小說，後集冊為《雨，沙沙沙》，在《北京文藝》上發表，王安憶因此成名。1981年，完成小說《本次列車終點》，後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1983年5月，完成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初稿，發表于雜志《收獲》1984年第3、4期；8月，應作家聶華苓邀請，随母親茹志鵑到美國，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文學活動，曆時四個月。
1985年，在《中國作家》發表中篇小說《小鮑莊》，引起反響，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6年，長篇小說《黃河故道人》與《69屆初中生》先後出版。1987年，被調至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
1995年，長篇小說《長恨歌》開始在雜志《鐘山》上連載，後于1996年首度出版。2000年9月，推出長篇小說《富萍》，該小說入選2000年度中國小說長篇小說排行榜。2000年10月，《長恨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1年12月，當選為第七屆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
2004年9月，進入上海複旦大學中文系任教。2005年1月，以短篇小說《發廊情話》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同年，到香港嶺南大學任駐校作家，教授中文系文學寫作課程。2006年，被聘為複旦大學中文系文學寫作碩士點導師，并當選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2007年12月，連任第八屆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
2011年，出版長篇小說《天香》，當選為第八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同年，與陳思和一起正式創辦複旦大學創意寫作碩士課程MFA，開始招收當代文學研究生。2013年9月，連任第九屆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2016年1月，出版長篇小說《匿名》。
2017年6月，推出小說集《紅豆生南國》，共收錄《紅豆生南國》《向西，向西，向南》《鄉關處處》三部中篇小說，其中小說《向西，向西，向南》獲得第三屆鐘山文學獎中短篇小說獎。
2018年9月，出版長篇小說《考工記》，小說講述一位上海洋場小開經曆變革，逐漸蛻變成一個普通勞動者的故事；12月，連任第十屆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
2019年5月，由王安憶編劇，改編自張愛玲同名小說的電影《第一爐香》開機拍攝。2020年10月，長篇小說《一把刀，千個字》發表于雜志《收獲》2020年第5期，後登上2020收獲文學榜·長篇小說榜榜首。
2021年12月，當選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2022年3月起，任中國作家協會小說委員會主任。
個人生活
王安憶的母親為作家茹志鵑，父親為劇作家王嘯平。
1981年初，王安憶與在徐州文工團認識的某樂團指揮李章結婚。1986年，李章調入上海音樂出版社任編輯，夫妻二人結束了長達5年的分居生活。
主要作品
出版作品
編劇作品
創作特點
作品主題
王安憶的小說多以平凡的小人物為主人公，非常注重挖掘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經曆與情感。在藝術表現上，她早期的小說創作多傾向于感情抒發，近期創作則趨于冷靜和細緻。從王安憶的作品裡，讀者還可以較為明顯地感受到一種寬厚的愛，她賦予故事中的人物以“英雄性”，着重表現人物美和善良的方面。換言之，王安憶的小說講的多是平常故事，柴米生計，但她深入探讨的卻是故事背後強大而仁慈的自然規律，這是她對人性和人的生存狀态及本體世界的關懷，這使得她的作品有了超乎尋常的意義。同時，王安憶的作品中又時刻表現出女性的溫柔，以及謹慎、内省、多思的品格。
早期“雯雯”系列
20世紀80年代，《雨，沙沙沙》《本次列車終點》《69屆初中生》等作品使王安憶在文壇上初露鋒芒，這些作品大多以“雯雯”為主人公，描寫了青春期女孩“雯雯”的情感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矛盾，表達了“雯雯”對于理想愛情與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品的基本格調是積極向上的，帶有一代人的文化印記。《本次列車終點》以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為主，講述了“四人幫”被打倒後，大批知識青年返城後的生活處境。王安憶意在用生活本身去打動人，展現返滬知青的生活，從而達到啟發大衆的作用。《雨，沙沙沙》不再以宣傳主流思想作為目标，而是關注人的精神世界，小說中，王安憶講述了青年女工雯雯的故事。下班的雯雯錯過了末班公交車，正當她感到失望時，一位素不相識的小夥子主動提出要送她回家。在與小夥子的交談中，逐漸燃起了雯雯對于愛情的向往。故事較簡單，但在當時有劃時代的意義，文章以雯雯的感情世界為主線，表達了女孩對浪漫自由愛情的向往，暗合了新時期文學的發展方向。
尋根文學
20世紀80年代初，尋根文學一時間成為文學界關注的對象。王安憶也創作出了《小鮑莊》與《大劉莊》，這兩篇作品立足于鄉村世界，反思傳統文化。其中《小鮑莊》在文壇上引起了強烈反響。作者以自己早期在安徽插隊的經曆為創作素材，講述了小鮑莊的仁義之子撈渣的故事。撈渣因搭救洪水中的鮑五爺而失去生命，去世後的撈渣仍舊造福于小鮑莊，全村人因撈渣的死而繼續獲益。村人不同程度地改善了生活，村莊因撈渣受到了社會關注，繼而擺脫了貧困。這篇文章表面上看似褒獎撈渣，但實則具有諷刺意味。撈渣作為全村最有仁義品質的人，是全村人的未來。撈渣的去世象征仁義在小鮑莊的消逝，而村人把撈渣作為榜樣的動機，僅僅是為了從撈渣身上獲利。
女性、情感主題
20世紀80年代後期，王安憶創作出了“三戀”系列：《小城之戀》《荒山之戀》和《錦繡谷之戀》。“三戀”因其大膽涉及性愛而在文壇上引起廣泛關注。在“三戀”中，王安憶颠覆了傳統的女性禁忌，深刻地展現了性愛在女性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小城之戀》揭示了處于青春期的女孩所受到“自然本能”與社會道德的雙重壓迫，最終“自然本能”戰勝了社會道德。《荒山之戀》中的“金谷巷女孩”不安于現狀，象征了人本能欲望的強大力量。《錦繡谷之戀》描述了女編輯在一次筆會中與一位男作家的婚外戀故事，五天會議結束後，女編輯重返現實世界，成為理性規範中的女性形象。在作品中，王安憶表達了“毫無起色”的婚姻生活對女性生命力的磨損，使女性在日複一日單調乏味的婚姻生活中喪失生命的活力。
《發廊情話》以城市街道口的一間窄小發廊為叙事地點，寫經常來此聊天的閑人中，有一位曾經開過發廊的上海淮海路上的女孩子，她講述自己如何因高超的理發技術認識了戲劇學院的老師光頭客，結識了吃過官司的老法師，又講述了老法師複雜的人生曆程，最後她解釋道，她老公就是老法師。這篇小說借助發廊閑人的講述，寫出一個上海普通女子的愛情婚姻故事。同時，它也表明了王安憶對城市不同情況下普通女性婚姻之路的思考。
城市文學
王安憶以上海為背景創作出了《鸠雀一戰》《好婆與李同志》《長恨歌》《富萍》等作品。這些作品蘊含着上海特有的文化底蘊，個人對城市的反思。《鸠雀一戰》寫了小妹阿姨一輩子為人服務，但到頭來連一間栖身之所也難以獲得的悲劇。《富萍》展示了鄉下人在上海的生活。雖然生活很艱難，但那些棚戶區的人們依然保持着純真善良的生活品行。生活的貧困、粗俗并未使他們的内心變得粗粝，他們依然保持着人性的光輝。《長恨歌》從普通市民的口常生活變化角度，通過描摹一個城市普通弄堂女性王琦瑤從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的人生命運變遷，以寫城市女性口常生活史變遷為依托，勾勒出一個城市命運的變遷；以塑造女性形象為城市代言人，集中刻畫出一個地域城市上海的形象。
同時，王安憶在部分小說中所投入的一個新關注點，是對城市中犯罪者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思考。《米尼》《我愛比爾》和《遍地袅雄》體現了這方面的思考。《米尼》叙述的是上海城市普通弄堂女孩子米尼如何走上歧路的故事。小說中，米尼從此岸走向彼岸的命運軌迹體現出城市女性在愛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現實困境，她們的人生選擇大多是一種無奈。《我愛比爾》涉及的也是城市女性犯罪問題，講述上海藝術學院大學女生與外國男性之間因性愛問題走向歧路。《遍地袅雄》寫的是處于城鄉交替地帶的男性在城市中因出租車被劫後逐漸走上歧路的故事。
藝術特色
描寫手法
王安憶在小說創作中力求以稠密細膩的工筆手法創造出小說的意境之美，呈現生活的原生狀态，同時展現人物在命運的旋渦中豐富不定的生活方向。王安憶創作手法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細緻全面地鋪墊細節，以營構出一種氣氛。《長恨歌》中，上海胡同潮潮膩膩、撲面而至的氣息，十裡洋場中西雜兼的風情，故事的升起和隕落間猶如女人強留風韻的傷感，這些是由形形色色的景觀、風俗、習慣和生活的細末調研而成，單看一個細節看不出的，它騰升在實物之上，在它們須臾的呼吸間若隐若現。《上種紅菱下種藕》中，秧寶寶的目光觸及之處，那些最細微的變化和觸動是伴着滴水穿石式的耐心出現于文字之中；那種在新時代漸漸突起的振奮大膽的精神不是依靠豪言壯語凸現出來，而是在不經意的瑣瑣碎碎的生活中漸漸顯露；那種面對過去的流逝不自覺的怅然甚至連主人公都覺察不出，可是竟慢慢在讀者心中升起。
叙事風格
王安憶一直堅持着以“小”見“大”的日常叙事，以一個人物的命運映射一個時代的發展軌迹。從《長恨歌》到《考工記》，從滬上名媛王琦瑤到世家子弟陳書玉，他們都是被曆史席卷着向前奔去的凡人，他們雖然不是時代舞台中心的人物，但都以自己的視角見證着曆史的滄桑巨變，并将一切宏大的命題都融進了日常生活的點滴之中。日常離不開人們身處其中的生活空間。《長恨歌》開篇，王安憶便用将近2萬字的篇幅寫了主人公王琦瑤的生活空間弄堂，并由此延伸開去，講述了上海三種不同住房空間的各自特征。到了《考工記》，王安憶選擇将鏡頭對準老宅，對它的裡裡外外、曆史淵源進行了精細的考量。
類型化人物
王安憶在小說創作中通過塑造類型化的人物形象來達到對人類生存困境的概括。她沒有塑造傳統的現實主義文學認可的立體逼真的圓形人物，而是着意塑造有着獨特色彩的類型化的人物。王安憶認為，小說是一種寫實的藝術，如果沒有人物就喪失了具體的内容。以前的理論強調人物性格，注重表現特殊環境中的特殊人物，她覺得是一種局限。在長篇小說中，人物一定靠思想來支撐，和思想相比性格是很狹隘的東西。因此，王安憶塑造的人物更多強調概括性和思想性。如在《小城之戀》《荒山之戀》等作品中，王安憶文本中的人物很多沒有具體的有個性的姓名，隻是以“他”、“她”、“大提琴手”、“金谷巷女兒”，這就減弱了人物的個性化和具體化，“她”和“他”的情愛故事便不是某一個人的，人物的生命經驗具有了抽象性和概括性的意義。
在《叔叔的故事》和《長恨歌》等作品中，“叔叔”同樣也代表着那一輩的有着坎坷經曆、身心遭遇折磨但又被欲望毀滅的僞理想主義者。王琦瑤追求華麗安穩的物質生活最後卻繁華落盡，她的夢想代表了上海的小女人們的夢想。所以“叔叔”的文革經曆和王琦瑤的情愛故事就具有了廣泛的和普遍的意義。在《小鮑莊》《弟兄們》和《姊妹們》等作品中，王安憶對人物形象的描繪塑造不再分主次輕重，筆墨均分，所以“小鮑莊”裡幾個人物難分彼此，《弟兄們》中的老大、老二、老三也極易混淆，作者想探讨“純粹精神上的交往到底可以達到怎樣的深度”，追求人物所凝聚的獨特的精神意向和内涵，來達到對人生的勘探和思考。《紀實與虛構》中的叙述者“我”是整個工業社會的人類沒有家園的孤獨無依感的寫照。《歌星口本來》中阿星的悲槍代表了時代的一部分人因時代變化而理想失落，以後的人生道路無以為繼的悲嗆。
獲獎記錄
人物評價
她寫于20世紀80年代的《流逝》《逐鹿中街》等作品，對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作了精細的展示，家人、鄰裡間複雜微妙的關系刻畫得極具浮雕感，而在其代表作之一的《長恨歌》裡，昔日上海小姐王琦瑤數十年的命運沉浮奏出了20世紀舊上海的一曲挽歌。有人或許會覺得王安憶筆下的這些人物有些扁平化，内心世界不夠豐富。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王安憶要創造的正是這樣一種田園詩，它摒棄了人物内心的深度開掘，緻力于發現日常生活中的美感與溫情。（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宏圖評）
過去30年，王安憶不斷在寫作中突破自我，每篇作品都試圖在轉變方向從而産生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她用中文創造了一個現實社會、一座城市、甚至一個國家。（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