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鐘嵘《詩品》：“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
孫綽、許詢、桓、庚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玄學始興曹魏正始年間，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主張“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
而後阮籍、稽康繼起，為文為詩皆“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西晉初主要玄學家有向秀、郭象。向秀作《莊子注》，“發明奇趣，振起玄風。”魏晉玄學是儒家唯心主義哲學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變種。西晉末年至東晉時期，玄學思想侵入文學領域，出現了盛行一時的“理過其詞，淡乎寡味”的玄言詩。
玄言詩的代表孫綽、許詢并稱“孫許”。南朝鐘嵘《詩品·下》：“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玄言詩曾經盛極一時，但多被淘汰。
孫綽(314—371)，字興公，太原中都人。早年有隐居之志，曾作《遂初賦》以明志。初為着作佐郎，襲封長樂侯。後為征西将軍庚亮參軍、太學博士、尚書郎，遷散騎常侍，領着作郎。詩以老、莊思想為指歸，枯淡寡味，無形象感。今存《答許詢》、《贈謝安》、《蘭亭》等詩。
少數詩篇比較清新淡泊，有一定真情實感。如《秋月》中“疏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撫葉悲先落，攀松羨後凋。”頗流楊生動。孫綽賦亦着稱于時。名作有《遊天台山賦并序》。有“赤城浮起而建标，瀑布飛流而界道”之句，極清新流麗。
據說孫綽作此文攝自負。“孫興公作《天台山賦》成，以示友人範榮期，雲：‘卿試擲地，當作金聲。”(《晉書·孫綽傳》)散文有《丞相王導碑》、《太宰郄鑒碑》、《太尉庚亮碑》、《司空庚冰碑》等。
今有明人輯《孫廷尉集》傳世。許詢，字玄度，生卒不詳。高陽(今屬河北)人。兒時聰慧，人稱神童，及長，風情簡素，有才藻。曾召為司徒掾屬，不就。曾與王羲之遍遊會稽名山，參加過蘭亭集會。五旨詩聲譽頗大。筒文帝曾稱其詩“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世說新語·文學篇·引》)今僅存《竹扇詩》一首及《白塵尾銘》等文。但許詩實際是以玄言哲理敷衍成篇，“淡乎寡味”，藝術成就不高。
起源
自魏晉以後，社會動蕩不安，士大夫托意玄虛以求全身遠禍。到了西晉後期，這種風氣，逐步影響到詩歌創作。尤其是東晉時代，更因佛教的盛行，使玄學與佛教逐步結合，許多詩人都用詩歌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對玄理的領悟。
《文心雕龍·時序》篇說：“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老子）之旨歸，賦乃漆園（莊子）之義疏。”《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檀道鸾《續晉陽秋》還指出“過江（指東晉）佛理尤盛”。
這個詩派的出現，雖反映了魏晉玄學對文學的影響，但其實質則與王弼、何晏、阮籍、嵇康等早期玄學家不盡相同。西晉後期，玄學已成為門閥士族的思想理論，這種理論又經東晉支遁諸人之手，與佛教思想結合起來，反映當時士大夫逃避現實的精神狀态。
發展概述
玄言詩興盛于東晉，一方面是魏晉玄學及清談之風興盛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與東晉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關，東晉玄言詩的發展，與佛教的遊行大有關系；東晉文人的心态：玄釋合流心隐與适意，因循自然與玄理的闡發。
玄釋合流，給東晉玄言詩人的思想和生活帶來很大影響。
思想上，支遁注《逍遙遊》之新義，為衆人所接受。東晉士人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又處于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環境中，沒有采取老莊以至阮籍、嵇康那樣鄙棄功名、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追求“心隐”，無論在朝在野，隻求适意而已。以幽雅從容的風度，過着風流潇灑的生活當時方内名士與方外高僧無不追求這種生活方式，而這一生活的主體，便是山水、清談和詩酒風流。東晉玄言詩便是在這一背景下産生、發展的。
公元318年，司馬睿在建康即帝位，建立了東晉王朝。此時北方五胡交戰，兵連禍結，并時時觊觎江南。東晉王朝建立之初，曾數次北伐，均告失敗。北方既不可恢複，江南又山清水秀，南渡士人就在此安居下來。起源于中朝的清談之風，也被過江諸人帶至東晉，并且風氣日熾。是否善于談玄，成為分别士人雅俗的标準。
東晉曆史上兩位最重要的宰輔王導和謝安，皆善玄談，處理朝政也務在清靜。“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晉書•庾亮傳》）；“為政務在清靜”（《晉書•王導傳》）。謝安“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晉書•謝安傳》）。這種心态對東晉文人影響很大。玄言詩的興盛，便是在這種心态下老莊玄理與山水之美相混合的産物。
風格特點
關于玄言詩的特點，《續晉陽秋》、《宋書•謝靈運傳論》、鐘嵘《詩品》皆有一緻的看法：玄釋合流。成為東晉孫、許等人玄言詩的重要特點。
玄釋合流，在當時相當普遍，如王導、謝安、簡文帝、孫綽、許詢、王羲之、殷浩等人與名僧支道林、竺法深、釋道安、竺法汰等過從甚密，佛學與玄學受到同樣的尊重。名士如孫綽、許詢皆精通佛理，名僧支遁等又深于老莊之學，玄佛互相滲透。
《世說新語•文學》記載支遁在瓦官寺講《小品》，竺法深、孫綽等皆共聽。又載：“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即後來的簡文帝）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
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另外，名士孫綽曾作《道賢論》，以“竹林七賢”配七位名僧。
孫綽那篇自诩為“擲地作金石聲”的《遊天台山賦》，即将玄言與佛理融合為一，如“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于三幡”。亦玄亦佛，老釋參用。
東晉玄言詩的特點，鐘嵘《詩品序》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從現存玄言詩來看的确淡乎寡味，缺乏形象。玄言詩人雖多與名僧交往，但玄釋合流，主要體現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在現存的玄言詩中，沒有多少佛學的痕迹，即使在名僧支遁的詩中，也是以抒發老莊玄理為主。
玄言詩中也有形象性較強的作品，大都借山水以抒情，試以孫綽《秋日詩》為例：“蕭瑟仲秋月，飂戾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謠。疏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霜。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撫菌悲先落，攀松羨後凋。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澹然古懷心，濠上豈伊遙。”
此詩寫仲秋時分萬木蕭條的景物和作者的感慨。“撫菌”句用《莊子•逍遙遊》“朝菌不知晦朔”語義，寫悲秋之感，寓人生短促之意。“攀松”句用《論語•子罕》“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語義，寫自己的節操志向。“垂綸”二句直抒厭棄市朝之情。末二句用《莊子•秋水》的典故，說自己這種逍遙林野的生活，跟莊子的濠上之遊沒有什麼區别。
支遁的《詠懷詩》五首也是典型的玄言詩，第一、二首直叙老莊哲理，語言枯燥，内容玄虛；後三首有遊仙詩的意味，形象與玄理也未能統一。第四首中所說“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正是東晉士人“心隐”生活的絕妙寫照。
釋道安的弟子慧遠及其道友、文友，開始以佛理入詩，如慧遠的《廬山東林雜詩》，在寫山水遊樂的同時，抒發佛理。劉程之、王喬之、張野各有一首《奉和慧遠遊廬山詩》。其馀如張翼有《贈沙門竺法頵》三首、《答庾僧淵詩》，王齊之有《念佛三昧詩》四首，或詠佛理，或寫佛境，也受到玄言詩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