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灰皮書”是上世紀60年代初才開始有的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一種特殊産物，它的出現直接是為了配合當時的“反修”鬥争，即為了“中蘇大論戰”的需要，當時中宣部指示若幹出版機構組織翻譯出版一批僅供“内部發行”的政治和文藝的讀物(即所謂“灰皮書”，文藝類的也有人稱為“黃皮書”)，其中主要是當時被稱為“新老修正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的著作，以及反映“修正主義思潮”的外國文學作品(特别是蘇聯的作品，即“鼓吹‘人性論’、‘資産階級人道主義’”的文學作品等)，作為“反面材料”和“毒草”，“供内部參考”和“供批判之用”。
曆史背景
“灰皮書”對應的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蘇兩黨之間的分歧和破裂，作為标志，則是1956年“蘇共”的“二十大”。毛澤東在翌年的《在中國共産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長時間以來，人們對于教條主義作過很多批判。這是應該的。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
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産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别，抹殺無産階級專政和資産階級專政的區别。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于是這才有了“灰皮書”。
“灰皮書”的編譯、出版，是根據中央領導的指示，由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康生具體負責。據說其名稱和發行辦法也是康生提出的。康生說，這些“壞書”用一種顔色紙做封面，人們一看就知道是壞書了。
書目内容
1960年底，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許立群兼任中央編譯局局長，中宣部理論宣傳處處長王惠德兼任副局長。人民出版社組織翻譯出版了一批“老修正主義、機會主義分子”著作的單行本，如考茨基的《社會民主主義對抗共産主義》、《陷于絕境的布爾什維主義》，伯恩施坦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鮑威爾的《布爾什維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托洛茨基的《俄國局勢真相》、《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評傳》、《蘇聯的發展問題》等。
“灰皮書”開始是為了批判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由此上溯到其源頭的以伯恩施坦、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修正主義”(所謂“老修正主義”)，出版了一批包括蒲魯東、拉薩爾、巴枯甯、伯恩施坦、考茨基、福爾馬爾、阿德勒、鮑威爾、希法亭、饒勒斯、米勒蘭、王德威爾得、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的著作。
此後，随着中蘇矛盾和分歧越來越尖銳，為了配合“反修”鬥争，“灰皮書”大量出版，圍繞關于時代的特征、帝國主義的性質、和平共處、和平演變等一系列問題，緻力于批判南斯拉夫的鐵托以及蘇共赫魯曉夫等的“修正主義”，包括歐洲的陶裡亞蒂、多列士等，甚至上溯到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以及托洛茨基等。
閱讀對象
“灰皮書”不公開發行，有的在封底印有“内部參考”字樣。由于發行範圍極窄，控制很嚴，普通人很難看到，其閱讀對象也主要是高層領導幹部和學術理論界的人物。不過随着時間的流逝，這些書籍漸漸被人所知，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熱門讀物，啟蒙了許多渴求“新知”的知識青年。
影響
“灰皮書”為當時封閉狀态中的人們打開了一個了解外部世界的小小窗口，影響了好幾代的青年。如當時在北京，就有一個以趙一凡為中心的傳閱圈子。至于它所涉及的異端思想，如政治和經濟體制的改革、人學和哲學新潮、文學啟蒙，等等，不僅後來直接催生了如朦胧詩派和星星畫展等文藝流派的出現，更間接地為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傳達和釋放了某種程度的信息和心理預期。
意義
“灰皮書”成為現在人們深入了解曆史的一個新鮮話題，曾攪起一個持續的“回憶熱”，衆多過來人對它進行了充滿情感的回眸，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沈展雲所著的《灰皮書，黃皮書》，不過，相比較民間的研究，與之相關的官方研究以及相關檔案和回憶等依然阙如（曾任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的張惠卿、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的孫繩武、出版家沈昌文、翻譯家草嬰等有片斷的回憶，可惜當事人陸定一、胡喬木、胡繩、陳原、王子野、包之靜、曾彥修等未及留下回憶)。“灰皮書”是研究中國國史的一個很好切入口，雖然目前還是一片空白。
話題
“灰皮書”留下了一個話題：如今應該怎樣看待這些著作？
“灰皮書”等的出版，是理論和實踐雙重錯誤的産物，但錯誤之中包含着十分複雜的信息，其中甚至也不乏真金的閃铄。
比如所謂“灰皮書”的“灰色”性質，後來鄧小平于1980年在《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中說：“資本主義要比封建主義優越。有些東西并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的。”關于第二國際等等，鄧小平則在1980年在《處理兄弟黨關系的一條重要原則》的談話中指出：“歐洲共産主義是對還是錯，也不應該由别人來判斷，不應該由别人寫文章來肯定或者否定，而隻能由那裡的黨、那裡的人民，歸根到底由他們的實踐做出回答。”
鄧小平在1989年會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說：“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