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火神派的宗師和傳人：火神派的開山鼻祖是鄭壽全。鄭壽全（1824-1911），字欽安，四川邛崃人，清同治年間，在成都開創了“火神派”，《邛崃縣志》稱其為“火神派首領”。以重視陽氣，善用附子幹姜等辛熱藥著稱，人譽“鄭火神”，“姜附先生”，譽滿川蜀。
鄭欽安中年設帳授徒，自然桃李衆多，傳人不在少數。從有限的資料中可知，入室弟子有盧鑄之（1876—1963）先生，光緒十六年從師于鄭欽安先生學醫達11年之久，繼承鄭欽安學術思想，屢起沉疴，時人尊呼為“盧火神”。兒子盧永定傳其衣缽，在60餘年實踐中善用大劑附子、桂枝、生姜等品，屢起沉疴痼疾，民間亦尊為“盧火神”。盧永定有弟子黎昌瓊，今在成都七院工作，臨證亦常用大劑量附子、生姜等品，屢愈頑疾。
火神派自清末由蜀中名醫鄭欽安先生(1824~1911)創立至今，經盧鑄之，盧永定，盧崇漢、彭重善等名醫傳承、歸納、升華形成了一套成熟完整且具獨特理法方藥體系的法脈，以注重生命陽氣，擅用姜、桂、附子而著稱，具有十分鮮明的學術特色。扶陽醫學傳承中湧現出的諸多中醫名家，為中華醫術傳承做出傑出貢獻，同時也為扶陽醫學增光添彩。
另有鄭仲賓先生（1882-1942），“少時師承鄭欽安”，後畢業于京師大學堂，蜀中名醫，解放前逝世。私淑鄭欽安者應該更多，舉其要者錄之。
傳人
吳佩衡(1886——1971)，四川會理縣人，雲南四大名醫之一。推崇鄭氏學說，認為“鄭欽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實踐中闡揚仲景醫學的真理，其獨到之處，能發前人所未發，我認為在治療疾病上很有價值，可以作為中醫科學化的基本材料。”解放後任雲南中醫學院院長，可謂桃李滿門。兒子吳生元繼其衣缽，現為雲南中醫學院附院主任醫師。
祝味菊（1884—1951），浙江人，弱冠入蜀，從劉雨笙等研讀醫經，滬上名醫。門人有王兆基、徐伯達、徐仲才、胡覺人、陳蘇生等。兒科名醫徐小圃早年偏重于“小兒純陽，無煩益火”的理論，用藥主“清”。後因其子患“傷寒”垂危，自治不效，請祝味菊用附子等藥化險為夷，乃虛心向祝氏求教，亦成擅用附子大家。
另一滬上名醫陳耀堂（1897～1980），亦曾從學于祝味菊，自謂：“餘臨診四十年來，平時喜用溫劑，而尤常用附子，對疑難重症，則能應手取效。”
吳佩衡與祝味菊二公均以善用附子著稱，人譽“吳附子”、“祝附子”，聲名似乎著于鄭欽安，為火神派增輝不少，當然這可能與年代久近有關。
唐步祺，87歲，四川名醫。祖父唐蓉生私淑鄭欽安，唐步祺幼承庭訓，研習鄭氏之學，民間譽為“唐火神”。唐步祺老先生終身鑽研火神派思想，晚年窮十五年之功撰成《鄭欽安醫書闡釋》一書，堪稱火神派代表人物，其弟子遍及海内外。
範中林、補小南、劉民叔(1897—1960)等川蜀名醫，貴州名醫李彥師等，均能發揚火神派思想，擅用附子，而有“某附子”之稱。
其它還有重慶龔志賢、成都戴雲波、無錫張劍秋、湘潭朱卓夫(1893—1969)、西昌張紫衣、雲南李繼昌先生等皆受火神派影響，以擅用附子著稱。限于眼界，其它未知的火神派傳人更是不知凡幾。
回顧一下，醫史上除張景嶽以擅用熟地而稱“張熟地”，餘師愚以擅用石膏而稱“餘石膏”以外，象火神派這樣衆多醫家享有“某火神”、“某附子”之譽者，可說絕無僅有，足證其用藥風格之鮮明，曆代薪傳不斷，影響堪稱深遠。單從這一點上可以說，其它醫派都遠不可及。
學術思想
鄭欽安提出的陰陽辨訣作為陰陽的辨證綱領，經世緻用，在寒熱錯雜、真假難辨的情勢下，判認起來可靠而實用。其現實意義在于，對許多慢性病如肝炎、腎炎、前列腺炎、糖尿病、高血壓、腫瘤、血症等，通常按照濕熱、熱證、陰虛來認證的病變，辨認出其陽虛陰盛的實質，用扶陽法治療均取得可靠療效。
唐步祺先生稱：“數十年臨床經驗，凡遇陽虛症，如一般所稱之腎炎、肝炎、肺炎、心肌炎、胃炎等，隻要臨床症狀有陽虛之實據，即不考慮炎症，辄以四逆湯加味治療，往往取得滿意效果，益佩鄭氏之卓見。”
重視陽氣，強調扶陽，是火神派的理論核心。臨床擅用附子，是其顯著特點。
歸納鄭欽安擅用附子、幹姜的經驗和獨特風格，可以概括為廣用、重用（從幾十克到幾百克）、早用、專用等幾個方面，這是火神派最突出的特點。衆多火神派醫家均有以大劑量姜附治愈急危重症的驗案。
對陰證的認識十分精到，尤其對陰寒偏盛導緻虛陽上浮、外越所引起的假熱證，鄭氏又稱為“陰火”證。此為火神派學術思想最精華的部分。
火神派對常見的慢性咽炎、口腔潰瘍、牙龈腫痛、舌瘡、口臭、頭痛、面赤、目赤、内傷發熱等所謂“上火”——“假熱證”的辨認可靠而準确，療效可信而持久。可以說，火神派的學問不止在擅用大劑量附子上，更重要的是對“假熱證”的辨認上，這是眼下醫界多數人仍不知覺的東西，也是發掘、倡導火神派的現代意義所在。
火神派是否火走一經，劍走偏鋒，隻會用附子、四逆湯？有人不免質疑這一點。其實各家流派都是基于一定的學術觀點而建立的學術體系，其議論必然有所側重，強調一說，這是可以理解的。全面研究其著作，不難發現各家雖各有側重，但始終都未離開辨證論治這一最根本的原則。
誠如李中梓所說：“（金元）四家在當時，于病苦莫不應手取效，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謂補前人之未備，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卻相發明，豈有偏見之弊？”“子和一生豈無補劑成功？立齋一生甯無攻劑獲效？但著書立言則不及之耳。”鄭氏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濫用，而是在準确辨證，認定陰證的前提下施之。他說：“總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虛實，相其陰陽，觀其神色，當涼則涼，當熱則熱，何拘拘以姜附為咎哉?”可見立論施法并不偏頗。
事實上，火神派絕非一味追求溫熱，對陰虛、火熱等陽證的辨治也積累了豐富經驗。他們不僅擅用姜、附，而且也擅用硝、黃、石膏等涼藥，對白虎湯、承氣湯等清熱瀉火劑的使用也都十分純熟。
火神派以其鮮明的用藥風格活躍于醫林。在當代，除傷寒派外，還在為醫家所賞識而發揮作用者，火神派無疑占有重要地位，這當然有其内在原因和現實價值。
理論特點
學術上以《内經》為宗,“洞明陰陽之理”,“功夫全在陰陽上打算”。“病情變化非一端能盡,萬變萬化,不越陰陽兩法。”(鄭欽安語)
臨床上則“用仲景之法”,用藥多為附子、幹姜、肉桂等,附子常用至100ｇ以上甚至300ｇ,尊附子為“百藥之長”(祝味菊語),用方則多為四逆湯、白通湯、麻黃附子細辛湯等,這是火神派最鮮明的特點。
用藥上雖有執滞之嫌(其它醫派如寒涼派、溫補派亦有此特點),但該派持論還是公允的,并不專用姜附,其它藥當用者則用,并不偏頗,“予非專用姜附者也,隻因病當服此”(鄭欽安語)。
對附子的應用有一整套鉸為成熟的經驗,包括其配伍和煎煮方法,如祝味菊用附子多配伍磁石、棗仁等;吳佩衡大劑量投用附子時,必令久煮3ｈ以上,以口嘗不麻舌口為度。理論總是抽象的,實踐才是具體的。
火神派的著作
鄭欽安的《醫理真傳》成書于清同治八年(1869),這是火神派的奠基之作,《醫法園通》成書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該書羽翼了《醫理真傳》。鄭氏還著有《傷寒恒論》。據《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統計,鄭欽安三種醫著在1869—1940年間曾多次刊印,共有30種版本流傳于世。在清末,刊行版本種類之多,刊行頻率如此之高,除了經典醫籍和陳修園的著作外,能如此流行和傳播的醫書是少見的。1962年雲南中醫學院将《醫理真傳》和《醫法園通》作為教參資料翻印;1987年、1990年四川巴蜀書社先後校點出版《醫理真傳》和《醫法園通》(唐步祺);1993年,中國中醫藥出版社校點刊行《醫理真傳》和《醫法園通》(餘永敏等);199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發行上述兩書;1996年四川巴蜀書社出版《鄭欽安醫書闡釋》(唐步祺),含鄭氏所著三本著作。鄭欽安火神派思想可謂薪火燈傳。
《醫理真傳》謹遵仲景立法垂方之苦詣，以乾坤坎離大旨立論，以真陽為人身性命之立極，探求陰陽盈縮、生化至理、内外病因、虛實病情、用方用法活潑圓通之妙義。中醫界獨樹一幟的火神派．因注重人身真陽，且善用姜、附而得名，鹹奉蜀南臨邛鄭欽安為鼻祖．所著《醫理真傳》、《醫法圓通》、《傷寒恒論》為此派開山之作。
其它火神派傳人的著作主要有:祝味菊:《傷寒質難》、《祝味菊醫案選》等;吳佩衡:《麻疹發微》、《傷寒論新注》、《吳佩衡醫案》等;盧鑄之:《鄭欽安先生醫書集注》、《金匮要略恒解》、《盧氏醫學心法》、《盧氏臨證實驗錄》等;劉民叔:《素問痿論釋難》、《傷寒論霍亂訓解》、《腫脹十三方》、《華陽醫說》、《魯樓醫案》等。範中林:《範中林六經辨證醫案選》等等。這些都是研究火神派思想的重要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