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花甲進士
沈德潛出身吳興沈氏一支，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蘇州府長洲縣葑門外竹墩村（今蘇州市姑蘇區楊枝塘）。早年家貧，從二十三歲起繼承父業，以授徒教館為生，過了四十餘年的教館生涯。盡管處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棄學，在奔波生活之餘，勤奮讀書，十六歲前已通讀《左傳》《韓非子》《尉缭子》等書。他早年師從葉燮學詩，曾自謂深得葉燮詩學大義，所謂“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負可見一斑。
沈德潛熱衷于功名，但這樣一個滿腹才學的讀書人，竟然科舉屢不中，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被錄為長洲縣庠生後，四十年間屢試落第。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應博學鴻詞科考試又被朝廷斥貶，他的詩作被禁止流傳。四十歲所作《寓中遇母難日》中自表：“真覺光陰如過客，可堪四十竟無聞，中宵孤館聽殘雨，遠道佳人合暮雲。”凄清之意和不甘寂寞的心情溢于言表。從二十二歲參加鄉試起，他總共參加科舉考試十七次，最終在乾隆四年（1739年）才中進士，時年六十七歲，從此跻身官宦，備享乾隆榮寵。
天子詞臣
乾隆七年（1742年），授翰林院編修。次年遷左中允。累遷侍讀、左庶子、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此時沈德潛已年過七旬，乾隆皇帝召其讨論曆代詩源，他博古通今，對答如流，乾隆大為賞識，稱之為江南老名士，并對大臣們說：“我和沈德潛的友誼，是從詩開始的，也以詩終。”
乾隆十二年（1747年），命在尚書房行走，又擢禮部侍郎。次年，充會試副考官，以原銜食俸。
乾隆十四年（1749年），沈德潛乞歸，乾隆命以原品緻仕，後又為他的《歸愚詩文鈔》寫了序言，并賜“禦制詩”幾十首與他。在詩中将他比作李（白）、杜（甫）、高（啟）、王（士祯）。
七十七歲的沈德潛辭官歸裡，屋居木渎山塘街，著書作述，并任蘇州紫陽書院主講，以詩文啟迪後生，頗得贊譽。後獲特許，在蘇州建生祠，祠址在滄浪亭北的可園西側。
乾隆十七年（1752年）正月，乾隆召賜曲宴，恰逢德潛八十大壽，遂題賜匾額曰“鶴性松身”。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加禮部尚書銜。其間曾為父母乞诰命，乾隆給三代封典，并賜詩，其中有句雲：“我愛德潛德，淳風挹古福。”侍郎錢陳群在旁唱和曰：“帝愛沈潛德，我羨歸愚歸。”賜詩與和詩中巧妙地嵌入沈德潛的名“德潛”、号“歸愚”，一時被傳為藝林盛事。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皇帝南巡，沈德潛及錢陳群迎駕于常州，乾隆賜詩，并稱二人為“大老”。
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帝再度南巡，沈德潛仍迎駕常州，加太子太傅，賜其孫維熙舉人。
身後榮辱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九月七日，沈德潛去世，終年九十七歲。追封太子太師，賜谥文悫，入賢良祠祭祀。乾隆還為其寫了挽詩，以錢（陳群）沈二人并稱“東南二老”，極一時之榮。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蘇東台縣發生徐述夔詩案。已故舉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樓集》詩詞被認為悖逆朝廷，引起一場文字獄，沈德潛因生前在書中為徐寫傳而受株連。乾隆大怒之下，親筆降旨追奪沈德潛階銜、罷祠、削封、仆碑。
主要影響
詩論
沈德潛年輕時曾受業于葉燮，他的詩論在一定程度上受葉燮影響，但不能繼承葉燮理論中的積極因素。他論詩的宗旨，主要見于所著《說詩晬語》和他所編的《古詩源》《唐詩别裁集》《明詩别裁集》《國朝詩别裁集》（後名《清詩别裁集》）等書的序和凡例。沈德潛強調詩為封建政治服務，《說詩晬語》開頭就說：“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時提倡“溫柔敦厚，斯為極則”（《說詩晬語》卷上），鼓吹儒家傳統“詩教”。
在藝術風格上，他講究“格調”，所以他的詩論一般稱為“格調說”。所謂“格調”，本意是指詩歌的格律、聲調，同時也指由此表現出的高華雄壯、富于變化的美感。其說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詩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論詩歌體格則宗唐而黜宋。
他的所謂“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說詩晬語》卷上），“詩至有唐，菁華極盛，體制大備”，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詩别裁集·凡例》）實質上與明代前、後七子一樣主張揚唐而抑宋。所謂“調”，即強調音律的重要性，他說：“詩以聲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别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雲：‘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
但沈氏詩論的意義和明七子之說實際是不同的。因為他論詩有一個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統治秩序、合于“溫柔敦厚”的“詩教”。其《說詩晬語》第一節就說：“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
這首先是從有益于封建政治來确定詩的價值。他也講“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卻提出必須是“關乎人倫日用及古今成敗興壞之故者，方為可存”，如果“動作溫柔鄉語”，則“最足害人心術，一概不存”（見《國朝詩别裁集·凡例》）。所以，按“詩教”的标準衡量，唐詩已經不行了。在宗唐和講求格調的同時，還須“仰溯風雅，詩道始尊”（《說詩晬語》）。因而沈氏的論調，和桐城派古文家雖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時卻認為他們的思想仍不夠純正，還須追溯到儒家經典的态度非常相似。在詩歌的風格上，沈德潛把“溫柔敦厚”的原則和“蘊藉”的藝術表現混為一談，主張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對發露。又說：“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處感人，是即依永和聲之遺意也。”
詩歌史論
由于對曆代詩歌做過廣泛的研究，沈德潛對詩歌史也有一些犀利的見解。
沈德潛的詩歌史論，最值得注意的還是明代部分。清初詩家出于亡國之痛，對明代學術和文學都有不少情緒化的過甚之辭，沈德潛則在距離拉開之後，能以較平和的态度對待明代詩歌，甚至給明代複古派以較正面的評價。《說詩晬語》指出:“永樂以還，崇台閣體，諸大老倡之，衆人應之，相習成風，靡然不覺。李賓之(東陽)力挽頹瀾，李(夢陽)、何繼之，詩道複歸于正。”不僅如此，他又進一步駁錢謙益之說雲:“李獻吉雄渾悲壯，鼓蕩飛揚;何仲默秀朗俊逸，回翔馳驟。
同是憲章少陵，而所造各異，骎骎乎一代之盛矣。錢牧齋信口掎摭，謂其‘摹拟剽賊，同于嬰兒學語’。至謂‘讀書種子，從此斷絕’。此為門戶起見，後人勿矮人看場可也。”他的論斷為《四庫提要》所采納，後人亦多許其持論平允。對于李攀龍，《說詩晬語》也将其拟古詩與七律區别對待，褒貶持平:“李于鱗拟古詩，臨摹已甚，尺寸不離，固足招诋諆之口。而七言近體，高華矜貴，脫去凡庸，正使金沙并見，自足名家。過于回護與過于掊擊，皆偏私之見耳。”起初他在《明詩别裁集》裡評李攀龍七律“已臻高格，未極變态”，基本還是沿襲王世貞《藝苑卮言》之說，至此已略有修正，足見經過仔細斟酌，絕非率爾輕發。
沈德潛的詩有很多是為統治者歌功頌德之作。《制府來》《曉經平江路》《後鑿冰行》等反映了一些社會現實。但又常帶有封建統治階級的說教内容，如《觀刈稻了有述》，一方面反映天災為患，民生塗炭的情景：“今夏江北旱，千裡成焦土。荑稗不結實，村落虛煙火。天都遭大水，裂土騰長蛟。井邑半湮沒，雲何應征徭？”另方面卻又勸百姓要安貧樂道：“吾生營衣食，而要貴知足。苟免餒與寒，過此奚所欲。”因此多缺乏鮮明生動的氣息。近體詩中有一些作品如《吳山懷古》、《月夜渡江》、《夏日述感》等，尚清新可誦，有一定功力。
曆史評價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夫德潛之詩，遠陶鑄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獨取義于昌黎“歸愚”之雲者，則所謂去華就實，君子之道也。（《清詩别裁》）
清代學者王昶：先生獨綜今古，無藉而成，本源漢魏，效法盛唐，先宗老杜，次及昌黎、義山、東坡、遺山，下至青邱、崆峒、大複、卧子、阮亭，皆能兼綜條貫。嘗自進其全集，禦制叙言以高、王為比，誠定論也。（《湖海詩傳·蒲褐山房詩話》）
清代詩人袁枚：公逡巡恬淡，不矜持，不驕傲，不幹進，不趨風旨。下直蕭然，繩扉皂绨，如訓蒙叟，或奏民間疾苦流涕言之；或薦人才某某展意無所依回；或借詩箴規，籲堯咈舜，務達其誠乃已。諸大臣皆色然駭，而上以此愈公。（《小倉山房文集》卷三《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悫公神道碑》）
清代詩人張維屏：文悫詩綜貫今古，專尚盛唐，中年以前多精心結撰之作，如造化理所無到者，人方識辛苦……”“晚年情性所至，稱心而言，然亦範我馳驅，不以名位既高肆為野戰。即以詩觀，亦足征神明之強，故天之厚以福澤，非偶然也。（《文獻征錄》卷五）
清代文學家洪亮吉：沈文悫之學古人也，全師其貌，而先已遺神。（《北江詩話》）
晚清詩人文廷式：本朝詩學，沈歸愚壞之，體貌粗具，神理全無。動以別裁自命，淺學之士，為其所刦，遂至千篇一律，萬喙雷同。至紀文達之批蘇詩，逞我臆談，損人天趣，風雅道喪，非此種論議職其咎乎？姚姜塢援鹑堂筆記謂歸愚以帖括之餘，研究風雅，可謂助我張目者也。（《琴風馀譚》）
《清史稿》：①德潛少受詩法於吳江葉燮，自盛唐上追漢、魏，論次唐以後列朝詩為别裁集，以規矩示人。承學者效之，自成宗派。②國家全盛日，文學侍從之臣，雍容揄揚，潤色鴻業。人主以其閒暇，偶與赓和，一時稱盛事。未有彌歲經時，往複酬答，君臣若師友，如高宗之於陳群、德潛。嗚呼，懿矣！當時以儒臣被知遇，或以文辭，或以書畫，錄其尤著者。視陳群、德潛恩禮雖未逮，文采要足與相映，不其盛欤！
民國小橫香室主人：沈德潛歸老山林，主盟風雅，十餘年間，四方人士望走其門，天下以為巨人長德，景星慶雲。（《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八十四）
主要作品
沈德潛《西湖志纂》
沈德潛的著作，有《沈歸愚詩文全集》七十三卷，清乾隆刻本，二十四冊。全集包括《歸愚詩鈔》二十卷、《詩鈔馀集》十卷、《詩馀》一卷、《歸愚文鈔》二十卷、《文鈔馀集》八卷、《矢音集》四卷、《歸田集》三卷、《八秩壽序壽詩》一卷、《說詩晬語》二卷、《浙江通省志圖說》一卷、《黃山遊草》一卷、《台山遊草》一卷、《南巡詩》一卷、《沈德潛自訂年譜》一卷等。
人物争議
從67歲中進士到97歲離世，沈德潛在他人生最後30年裡風光無限，但他死後10年（乾隆四十四年）即被奪去贈官，罷祠削谥，并遭仆碑之辱，究其原因也是因詩而得禍，他被卷進了兩起文字獄。
乾隆二十六年，沈德潛将自己編好的《國朝詩别裁集》呈送給乾隆，請求為之作序。乾隆看了這部詩選後，感到很不愉快，他對沈德潛把錢謙益的詩放在首位表示不滿，他認為錢謙益是個有才無行的文人，“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亂民也；有國法存，至身為明朝達官而甘心複事本朝者，雖一時權宜，草昧締構所不廢，要知其人則非人類也。其詩自在聽之可也，選以冠本朝不可，在德潛則尤不可”（《禦制文初集》卷十二《沈德潛選國朝詩别裁集序》）。乾隆對這部别裁集很有意見，但當時并沒有追究沈德潛的責任，隻是命内廷翰林重新修改，再去刊行，還給沈德潛找了台階下：“豈其老而耄荒，子又不克家門，下士依草附木者流，無達大義具巨眼人捉刀所為，德潛不及細檢乎？”（《禦制文初集》卷十一《沈德潛選國朝詩别裁集序》）沈德潛對此感激不盡：“'谕：國朝詩不應以錢謙益冠籍，今已命南書房諸臣删改，重付镌刻，外人自不必議汝也。體恤教誨，父師不過如此矣。”（《沈德潛自訂年譜》）。
沈德潛的《國朝詩别裁集》雖卷進了錢謙益詩文案，但對他的名聲影響并不大，沈德潛死後獲罪的主要原因是卷進了徐述夔的《一柱樓詩》案。
徐述夔是江蘇泰州人，有《一柱樓小題詩》刊刻流行。在《一柱樓詩》前有一篇沈德潛寫的《徐述夔傳》作為序文，在傳中極力稱贊徐述夔，“稱其品行文章皆可為法”（《清史稿卷三百五．沈德潛傳》)徐述夔死後，其孫徐食田與東台監生蔡嘉樹之弟弟奪田産，兩家結怨。
蔡嘉樹看到《一柱樓詩》裡面有許多詩句如“明朝期振，一舉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諧胡）兒擱半邊”等，于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投書上告，但當時的地方官員未能及時處理。同年八月，又有如臯縣民童志磷投書到江蘇學政劉镛處，劉镛立即禀呈乾隆。乾隆對此案極為關注，對作傳的沈德潛，乾隆開始還是網開一面：“至沈德潛為此等人作傳贊揚，亦屬非是，念其已經身故，姑免深究。”
說詩晬語
但随着案情的展開，乾隆的态度發生了變化。他曾谕令各級地方官員嚴查不法詩文，但江蘇的地方官員竟敢怠慢，令其大為光火，對沈德潛，乾隆昔日的恩寵一掃而盡：“沈德潛并無為國家出力之處，朕特因其留心詩學，且憐其晚成，不數年擢為卿貳。乞休後，複賞給尚書銜，令其在籍食俸，恩施至為優渥，理應謹慎自持，勵圖報效，乃敢為逆犯徐述夔作傳，視其悖逆之詞恬不為怪，轉為贊揚，實為喪盡天良，負恩無恥，使其身在，必當重治其罪。”（《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一零六九）乾隆讓大學士九卿們讨論如何處置沈德潛，最後決定奪官罷祠，削谥仆碑。
至于沈德潛為什麼要給徐述夔寫傳，後來乾隆也弄清楚了：“徐述夔家饒于赀，德潛為之作傳，不過圖其潤筆，貪小利而谀大逆。”（《懷舊詩》，《禦制詩四集》卷五十九）。乾隆雖然治了沈德潛的罪，但他對沈德潛的感情還是很複雜的。乾隆四十四年，他寫了一系列的《懷舊詩》，列了大學士梁詩正、刑部尚書張照、吏部尚書汪由效、刑部尚書銜原刑部侍郎錢陳群、禮部尚書銜原禮部侍郎沈德潛五人。在詩的序言裡，乾隆不無辛酸地寫道：“今作懷舊詩，仍列詞臣之末，用示彰瘅之公，且知餘不負德潛，而德潛實負餘也。”（《禦制詩四集》卷五十九）
史料索引
《清史稿·列傳第九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