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楊氏一族原居楓橋（今屬紹興諸暨），楊維桢曾祖楊文修，字中理，乃宋代名醫，人稱楊佛子，著有《醫衍》、《地理撥沙圖》。後楊氏蔔居全堂，全堂東南有桐岡山，西南有鲚鯉尖，村中有池名泉塘，村以池名，諧音全堂，池旁卧有鐵崖山，“因岩石呈鐵色而得名”，今人俗稱小山頭。
母親李氏，“夢月中金錢墜懷，而生維桢”。兄弟三人，維桢居中。維桢生于元貞二年（1296），之所以号鐵崖，因其父楊宏在鐵岩山麓築樓，紅樓植梅百株，樓上藏書萬卷，并将梯子撤去，令其與從兄楊維翰（1294～1351，字子固，号方塘，元末畫家）專心攻讀，每天用辘皿傳食，苦讀五年，時人稱其為“楊鐵崖”，因擅吹鐵笛，自号鐵笛道人。楊維桢自幼穎悟，能“日記文章千言”，黾勉讀書，為增見識，少時又遊學甬東。
泰定四年（1327）中進士，任天台縣尹，因依法懲治作惡縣吏，遭奸吏報複被黜。繼任職錢清鹽場司令，因請求減輕鹽稅不允，決意投印去官，方獲準減額三千，但以忤上故，十年不獲升遷。元修遼、金、宋三史，他作“正統辯”千言，總纂官歐陽玄贊歎：“百年後，公論定于此矣”。後調任江西儒學提舉，因交通受阻，未成行。值兵亂，浪迹浙西。張士誠據浙西，屢召不赴，戲答：“江南處處烽煙起，海上年年禦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後張士誠令其弟張士德上門求教，楊維桢站在元政府立場修書一封，臧否張士誠。信中責備張士誠“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廪不上輸”，罵他自選官吏，不繳糧食，确為實情。此外，指出張四個優點“兵不嗜殺，聞善言則拜，儉于自奉，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以及四個缺點“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将帥、守令、親族等“為閣下計者少而身謀者多”，“狃于小安而無長慮”，“身犯六畏，釁阙多端”。預言他“不有内變，必有外禍”。
楊維桢後以冒犯丞相達識帖睦迩而徙居松江（今屬上海市），築園圃蓬台。門上寫着榜文：“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辍車，恕老狂。”在松江時與張堰楊謙、廊下陸居仁、呂巷呂良佐等交往甚深，吟詠唱和，詩賦相樂。呂良佐倡設“應奎文會”，他為主評，與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詩文，一時天下學士慕名前來赴會者，不可勝計。他又周遊山水，頭戴華陽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兒唱歌，酒酣以後，婆娑起舞，以為神仙中人。
其父築室鐵崖山中，環繞書樓種梅花數百株，聚書數萬卷，。登藏書樓後去掉梯子，如此讀書5年。從政後，益聚書。如收藏有《太平綱目》20策、《洞庭雜吟》50卷，《瓊台曲》、《曆代詩谏》200卷等詩文集。藏書印有“廉夫”、“楊廉夫”二印。值兵亂，浪迹浙西山水間，晚居松江。明初，朱元璋召他修書，作《老客婦謠》詩以拒絕。詩學李賀，明初有人稱其為“文妖”。工行、草書，書風炯異于時人，傳世書迹有《城南唱和詩卷》、《真鏡庵募緣疏卷》、《張氏通波阡表卷》、《遊仙唱和詩冊》等。
明太祖派翰林詹同奉印登門召其纂修禮、樂書，婉辭不去，答曰“豈有老婦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以明不仕兩朝之意。為躲避官府，回到家鄉全堂。兵丁追至，路遇，楊維桢将紫暘宮念作柴湯官，兵丁以其不識字，任其自去。洪武三年，再被有司敦促，無奈赴京，賦《老客婦謠》一首再明不複出仕。抵南京，見朱元璋，奏稱：“陛下竭吾所能，不強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書叙例略定，即乞歸家。朱元璋礙其名望太大，不敢過于勉強，行前宋濂贈詩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還。”至家，易箦，急撰《歸全堂記》，擲筆而亡。曾做絕命詩：“昨日追随阿母遊，錦袍人在紫雲樓。譜傳玉笛俄相許，果出金桃不外求。”史載楊維桢葬于松江幹山，與好友錢惟善、陸居仁合稱三高士墓。幹山位于松江縣西北機山東，相傳幹将曾鑄劍于此，故名。另據今全堂村人相傳，楊維桢當葬于桐岡山，惜無史可查。死後，宋濂為他寫了《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志銘》。
主要影響
詩文
楊維桢在詩、文、戲曲方面均有建樹，曆來對他評價很高。楊維桢為元代詩壇領袖，因“詩名擅一時，号鐵崖體”，在元文壇獨領風騷40餘年。他的樂府詩有很多詠史、拟古之作。創造手法上有浪漫主義的特點，好馳騁異想，運用奇辭，受李賀影響很深。他的五、七言絕句則學習南朝樂府和劉禹錫竹枝詞，語言通俗，風格清新，很有民歌味道。他的詩中有不少反映客觀生活、具有現實意義的作品。其詩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他長于樂府詩，多以史事與神話為題材，詭異谲怪，曾被人譏為“文妖”。其詩好比興叠出，奇想聯翩，所創《西湖竹枝詞》，通俗清新，和者衆多。著有《東維子文集》、《鐵崖先生古樂府》等。
楊維桢個性倔強，不逐時流，《明史·本傳》謂其“載華陽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兒歌《白尋》之辭，自倚鳳琶和之，賓客俱翩跹起舞，以為神仙中人”，可見其風流灑脫如此，其嘗在《夢洲海棠城記》中謂：“吾嘗謂世間無神仙則已，有則自是吾輩中人耳”他劇其間，與陸居仁、錢惟善、倪雲林、宋仲溫、柯九思、張雨等諸才俊之士相契，飲酒賦詩，揮毫弄墨，放浪于形骸之外，遊藝于筆墨之間，使其個性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書法
楊維桢的書法亦如他的詩一樣，講究抒情，尤其是草書作品，顯示出放浪形骸的個性和抒情意味，楊維的傳世墨迹約十餘件，且都是五十歲後所書，故無法探求到他早年時學書的來龍去脈，但從其楷、行草諸體具備的遺作中來看，可其功力深厚，其書由诏追溯漢魏兩晉，融合了漢隸、章草的古拙筆意，又汲取了二王行草的風韻和歐字勁峭的方筆，再結合自己強烈的藝術個性，最後形成了他奇崛峭拔，狷狂不羁的獨特風格，與趙孟頫平和、資媚、秀美、曲雅的風格形成鮮明的對比，因其書不合常規，超逸放轶，劉璋在《書畫史》中評曰：“廉夫行草書雖未合格，然自清勁可喜。”吳寬《匏翁家藏書》則稱其書如“大将班師，三軍奏凱，破斧缺箋，倒載而歸。”他晚年的行草書，恣肆古奧，狂放雄強，顯示出奇詭的想象力和磅礴的氣概。
楊維桢書法能将章草、隸書、行書的筆意熔于一爐，并加以發揮。他的字，粗看東倒西歪、雜亂無章，實際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說把趙孟頫比作優美的代表，那他則是壯美的典範。書法的抒情性在他這裡得到充分的張揚。他反對摹拟，主張不工而工。他認為“摹拟愈逼，而去古愈遠”，主張詩品、畫品、書品與人品作統一觀，認為書品無異于人品。于此，我們也找到了他怪異書風的精神來源。
黃惇評其作品粗頭亂服，不假雕飾，常以真、行、草相互夾雜，并以卧筆側鋒作橫、捺筆畫的章草波磔；結字欹側多變、長短參差、大小懸殊；章法則字距大于行距，在貌似零亂錯落中，凸顯其跳蕩激越的節奏旋律。其代表作有《題鄒複雷春消息卷》、《城南唱和詩冊》、《真鏡庵募緣疏卷》等。《中國書法全集-康裡巙巙、楊維桢、倪瓒》卷收有他兩件立軸書，書于1363年《溪頭流水詩草書軸》不僅在作品章法款式已見立軸書的成熟模式，筆法多變，結字諸體雜揉，倔犟超逸，足顯其書法的趨于偏激的表現主義風格。
傳世墨迹有《鬻字窩銘》、《真鏡庵募緣疏》、《夢遊海棠城記》、《壺月軒記》、跋鄒複雷《春消息》圖等，楷書有《周上卿墓志銘》。楊維桢善行草書，筆法清勁遒爽，體勢矯捷橫發，富于個性，自成一種特殊面貌有“大将班師，三軍奏凱，破斧缺斤，例載而歸”之勢。傳世主要作品有《真鏡庵募像疏卷》、《鬻字窩銘立軸》（故宮博物院）、《城南唱和詩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草書《夢遊海棠城詩卷》（天津市文物管理處）、《竹西草堂記卷》（遼甯省博物館）、《晚節堂詩》（現藏日本）、《沈生樂府序》等。其餘墨迹多見于書劄及書畫題中。
書學觀點
楊維桢在《聲詩意序》中說：“東坡以為詩為有聲畫，畫為無聲詩。蓋詩者，心聲；畫者，心畫。兩者同體也。”而在《圖繪寶鑒序》中說：“予曰：書盛于晉，畫盛于唐宋，書與畫一耳。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夫其畫法即書法所在。”詩、書、畫都是表達人的情性、心聲，但人的情性是各不相同的，因而“評詩之品無異人品。人有面目、骨骼，有情性、神氣，詩之醜好高下亦然。”書畫的品格亦無異人品。他說：“畫品優劣，關乎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才賢、山林道釋、世胄女婦，苟有天質超凡人聖，可冠當代而名後世矣。”這表明楊維桢将詩、書、畫品與人品緊緊地連在一起，這樣的藝術作品風格論似乎古已有之，并無新見，但卻自有其切入的角度，歸入楊維桢藝術性情說的整個框架。楊維桢看到作品形式外觀（格調）與人的情性神氣的内在聯系，并作為品評的标準，這已是對人品、書品、畫品說的一個具體發展了。故他在《跋李西台六帖》中說：“西台（李建中）和林和靖絕相類，涪翁（黃庭堅）評之，謂西台傷肥，和靖傷瘦。和靖清苦之士也，瘦之傷為不誣；西台之書類其為人，典重溫潤，何肥之傷也哉！”
他不同意黃山谷（黃庭堅）并非否定李西台（李建中）書法的評價。他說“李西台出群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但摹手或失其筆意，可恨耳。”肥而不剩肉，指肥中仍有骨。但摹手隻摹其形肥，于是失掉筆意。楊維桢認為李西台線條形态的豐肥，是與他典重溫潤的個性分不開。李西台的情性，決定了他的書法形相的豐肥溫潤，因而談不上“傷肥”。楊維桢和黃山谷從不同的角度看待李西台書法形相的成因，各有其合理性。在楊的眼中，林和靖書法面目的清瘦，也是他清雅絕俗性格的外現。這個“瘦”指線條的勁健挺細，用筆平穩，不作大幅度提按，這種審美趣尚，也是其性格的外觀。總之，楊維桢重視書家情性、個性與書法面貌的内在聯系，為形式外觀找到了一個内在的依據。
音樂
楊維桢于音樂的造詣也極深，特别是善吹鐵笛，其“鐵笛道人”的别号即因此而來。
主要作品
傳世墨迹有《鬻字窩銘》、《真鏡庵募緣疏》、《夢遊海棠城記》等，楷書有《周上卿墓志銘》，著作有《春秋合題着說》、《史義拾遺》、《東維子文集》、《鐵崖古樂府》、《複古詩集》等。楊維桢善行草書，筆法清勁遒爽，體勢矯捷橫發，富于個性，自成一種特殊面貌有“大将班師，三軍奏凱，破斧缺斤，例載而歸”之勢。傳世主要作品有《真鏡庵募像疏卷》、《鬻字窩銘》（故宮博物院）、《張□城南詩卷》（上海博物館）、草書《夢遊海棠城詩卷》（天津市文物管理處）、《竹西草堂記卷》（遼甯省博物館）、《晚節堂詩》（現藏日本）、《沈生樂府序》等。其餘墨迹多見于書劄及書畫題中。
轶事典故
二十歲時，楊維桢赴甬東從師求學，父不惜賣掉良馬，以充足其遊學費用。楊維桢則節衣縮食，把錢多用于買書。學成歸來，父親見到楊維桢帶回《黃氏日鈔》之類一大疊書，欣喜地說：“這比良馬更難得!”
元至正八年始，由江蘇蘇州昆山顧德輝發起主持的“玉山雅集”，精神領袖便是楊維桢，一直到元末，大小雅集50餘次，上百名士參與，集詩文3300餘篇，真乃千古流芳；元至正十年，由浙江桐鄉濮院濮鳳後人濮允中發起，楊維桢擔任主評裁，舉辦“聚桂文會”，500多個東南名士會聚而來，楊維桢撰寫了《聚桂文集序》，成為元末中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文學盛會。
性情
楊維桢為人寬厚，與人交，無疑貳。對出身貧賤而有才德的人，禮之如師傅；對無才德的人，則即使是王公也白眼相對。平素樂道人善，尤不記人小過。特别是對學有長進的青年人，即使有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為批點，粘于屋壁，以示來客。遠近的人都稱道楊維桢是一個忠厚長者。楊維桢性格狷直，行為放達，導緻仕途挫折，但不以此為意。
思想
他的思想比較複雜，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傳統的“異端”傾向。肯定人性的“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價值範疇。他說：“堯舜與許由雖異，其得于自然一也。”（《自然銘·序》）意謂堯舜為聖人，許由作隐士，都出于自己的生活意欲，他們的選擇并無高下善惡之分。《贈栉工王輔序》一文表達了同樣思想，認為無論是醫蔔工賈，還是公卿大吏，謀生方式各異，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謂“耕雖不一，其為不耕之耕則一也”。他希望栉工王輔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樣，大家都是為了吃飯，盡管方式不同，其間沒有貴賤的區别。強調“自然”，當然和《莊子》有關系，但在楊維桢這裡，已經全然沒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識，而是用相當平淡的态度來看待人們在社會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現出對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
人際關系
曾祖父：楊文修，字中理，乃宋代名醫，人稱楊佛子，著有《醫衍》、《地理撥沙圖》。
父親：楊宏。
母親：李氏。
曆史評價
《四庫全書總目》：維桢以橫絕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矯之，根柢於青蓮、昌谷，縱橫排奡，自辟町畦。其高者或突過古人，其下者亦多堕入魔趣。故文采照映一時，而彈射者亦複四起。
宋濂為之作《楊君墓志銘》稱：“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間，日‘鐵崖’君，聲光殷殷，摩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
張雨在《〈鐵崖先生古樂府〉序》中說：“三百篇而下，不失比興之旨，惟古樂府為近。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禦之，李季和（李孝光）、楊廉夫（楊維桢）遂稱作者。廉夫又縱橫其間，上法漢魏而出入于少陵（杜甫）、二李（李白、李賀）之間，故其所作古樂府辭，隐然有曠世金石聲，人之望而畏者，又時出龍鬼蛇神，以眩蕩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
顧嗣立：至正改元，人才輩出，标新立異，則廉夫（楊維桢）為之雄，而元詩之變極矣！
楊鐮先生在《元詩史》中論及楊維桢時說：“不論持怎樣的詩學觀點，元代詩人是以虞集、楊維桢、薩都剌為代表則無可否認。元詩風格，在虞集與楊維桢的詩篇之中有典型的體現。楊維桢是否為元代最有成就的詩人，可以也應該有争論，但他無疑是最有影響的詩人。”
黃仁生評述楊維桢的創作時認為：“從總體上說，他的全部詩歌實際上都是吟詠情性、表現人性之作，比較完整而深入地保留了詩人主觀精神世界構成和活動的印迹，形象而深刻地展示了作者身心矛盾的内涵與本質。”
楊循吉：鐵崖平生以文字為遊戲，……觀其落筆層層疊疊乃能發許多議論，亦可謂宏且肆矣。
吳寬：如“大将班師，三軍奏凱，破斧缺析，倒載而歸。”
徐有貞：鐵崖狂怪不經，而步履自高。
安世鳳：楊鐵奇人也，不遇其時，不償其志，遂奇其歌辭并奇其蹤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