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早年經曆
朱由檢因父親明光宗是皇祖父明神宗所厭的太子,母親又是太子所薄的婢妾,幼年并不幸福。五歲時,其母劉氏得罪,被其父下令杖殺,朱由檢交由庶母西李撫養。數年後西李生了女兒,照管不過來,改由另一庶母東李撫養至成人。于公元1622年被哥哥朱由校冊封為信王。
繼位為帝
天啟七年八月十一日甲辰(1627年9月19日),明熹宗崩,由于沒有子嗣,朱由檢受遺命于同月廿四日丁巳(1627年10月2日)繼承皇位,時年十七歲。
次年正月初一癸亥(1628年2月5日),改年号為“崇祯”。
剿除閹黨
崇祯帝即位後,勤于政務。同時大力清除閹黨。他抓準時機鏟除了魏忠賢的羽翼,使魏忠賢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
天啟七年十一月初一甲子(1627年12月18日),貶魏忠賢鳳陽守陵,旋之下令逮治。
天啟七年十一月初五戊辰(1627年12月22日),魏忠賢自缢而死,崇祯帝下令磔其屍于河間。
此後,将閹黨二百六十餘人,或處死,或遣戍,或禁锢終身,使氣焰嚣張的閹黨受到緻命打擊。平反冤獄,重新啟用天啟年間被罷黜的官員。起用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予尚方寶劍,托付他收複全遼的重任。
大旱不斷
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國北方大旱,赤地千裡,寸草不生,《漢南續郡志》記,“崇祯元年,全陝天赤如血。五年大饑,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饑,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來,陝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離失所。
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議裁陝北驿站,驿站兵士李自成失業。
崇祯三年(1630年)陝西又大饑,陝西巡按馬懋才在《備陳大饑疏》上說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剝樹皮吃,樹皮吃完,隻能吃觀音土,最後腹脹而死。
崇祯六年(1633年),“全陝旱蝗,耀州、澄城縣一帶,百姓死亡過半”。
崇祯七年(1634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書呂維祺上書朝廷:“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挽輸。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村無吠犬,尚敲催征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為盜,不可得也”。旱災又引起蝗災,使得災情更加擴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并起”,其饑民多從“闖王”李自成。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棄孩,盈河塞路。”
瘟疫爆發
崇祯十三年(1640年),順德府、河間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傳染病的流行,“瘟疫傳染,人死八九”。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進一步發展。在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兇”。死亡人口的比率相當高。廣平、順德、真定等府,類似的記載相當多。左懋第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這時華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從河北地區傳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并死。”“疙瘩”是對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結腫大的稱呼。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間發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轉化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約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北京郊區的疫情也很嚴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傳染,有阖家喪亡竟無收斂者”。昌平州的記載中稱為“疙疽病”,而且“見則死,至有滅門者”。河間府景縣“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傳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吊,有阖門死絕無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邊省份傳播。崇祯七、八年間興縣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傳播到相鄰的地區。從興縣過黃河,就是陝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屬縣相繼發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并災,崇祯十五年持續發生旱災和流行大疫。地方社會處在了十分脆弱的狀态,盜匪與流民并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
據史學家不完全統計,明代萬曆和崇祯年間兩次鼠疫大流行中,華北陝、晉、冀3省死亡人數至少在千萬人以上。鼠疫的流行與旱災、蝗災及戰亂的接踵而至,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令人驚奇的是,蔓延多年的鼠疫在清順治元年(1644年)後就消散得無影無蹤,華北各地風調雨順,社會經濟開始複蘇。
内憂外患
為剿流寇,崇祯帝先用楊鶴主撫,後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诏,再用陳奇瑜,複用洪承疇,再用盧象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十三年中頻繁更換圍闖軍的将領。這其中除熊文燦外,其他都表現出了出色的才幹。然用人存疑,以至責無成效皆功虧一篑。李自成數次大難不死,後往河南聚衆發展。
此時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騷擾入侵,明廷苦于兩線作戰,每年的軍費“三饷”開支高達兩千萬兩以上,國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況普遍,常導緻明軍内部騷亂嘩變。崇祯帝求治心切,《春明夢餘錄》記述:“崇祯二年十一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住提督九門及皇城門,以司禮監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中後金反間計,殺袁崇煥。
随着局勢的日益嚴峻,崇祯帝的濫殺也日趨嚴重,總督中被誅者七人,巡撫被戮者十一人。朱由檢亦知不能兩面作戰,私底下同意議和。但明朝士大夫鑒于南宋的教訓,皆以為與滿人和談為恥。因此崇祯帝對于和議之事,始終左右為難,他暗中同意楊嗣昌的議和主張,但一旁的盧象升立即告訴崇祯帝說:“陛下命臣督師,臣隻知戰鬥而已!”,朱由檢隻能辯稱根本就沒有議和之事,盧象升最後戰死沙場。明朝末年就在和戰兩難之間,走入滅亡之途。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錦州失守,洪承疇降清,崇祯帝又想和滿清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因洩漏議和之事被處死,與清兵最後議和的機會也破滅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臨滅頂之災,崇祯帝召見閣臣時悲歎道:“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在陳演、光時亨等反對之下未能下決心遷都南京。
此時,農民軍起義已經十多年了,從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縱橫數千裡之間,白骨滿地,人煙斷絕,行人稀少。崇祯帝召保定巡撫徐标入京觐見,徐标說:“臣從江淮而來,數千裡地内蕩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僅存四周圍牆,一眼望去都是雜草叢生,聽不見雞鳴狗叫。看不見一個耕田種地之人,像這樣陛下将怎麼治理天下呢?”崇祯帝聽後,潸然淚下,歎息不止。于是,為了祭祀難民和陣亡将士和被殺的各位親王,崇祯帝便在宮中大作佛事來祈求天下太平,并下诏罪己诏,催促督師孫傳庭趕快圍剿農民軍。
煤山殉國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陽、荊州、德安、承天等府,張獻忠部陷蕲州,明将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初四日,崇祯帝封吳三桂為平西伯,飛檄入衛京師,起用吳襄提督京營。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勳投降,十五日,大學士李建泰投降,李自成部開始包圍北京,明王朝面臨滅頂之災。明軍在與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兩線戰鬥中,屢戰屢敗,已完全喪失戰鬥力。
三月十七日,農民起義軍圍攻京城。十八日晚,崇祯帝與貼身太監王承恩登上煤山(也稱萬壽山,今北京景山),遠望着城外和彰義門一帶的連天烽火,隻是哀聲長歎,徘徊無語。李自成軍攻入北京。太監王廉急告皇帝,崇祯帝在宮中飲酒長歎:“苦我民爾!”太監張殷勸皇帝投降,被一劍刺死。崇祯帝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勳戚周奎、田弘遇家。回宮後寫下诏書,命成國公朱純臣統領諸軍和輔助太子朱慈烺。又命周皇後、袁貴妃和3個兒子入宮,簡單叮囑了兒子們幾句,命太監将他們分别送往外戚家避藏。他又哭着對周皇後說:“你是國母,理應殉國。”周皇後也哭着說:“妾跟從你18年,陛下沒有聽過妾一句話,以緻有今日。現在陛下命妾死,妾怎麼敢不死?”說完解帶自缢而亡。崇祯帝轉身對袁貴妃說:“你也随皇後去吧!”袁貴妃哭着拜别,也自缢。崇祯帝召來15歲的長平公主,流着淚說:“你為什麼要降生到帝王家來啊!”說完左袖遮臉,右手拔出刀來砍中了她的左臂,接着又砍傷她的右肩,她昏死了過去。同時也揮劍刺死了自己年僅六歲的幺女—昭仁公主。
崇祯帝又砍死了妃嫔數人,并命令左右去催懿安張皇後自盡。懿安張皇後隔簾對朱由檢拜了幾拜,自缢身亡。十九日淩晨,李自成起義軍從彰義門殺入北京城。然後崇祯帝手執三眼槍與數十名太監騎馬出東華門,被亂箭所阻,再跑到齊化門(朝陽門),成國公朱純臣閉門不納,後轉向安定門,此地守軍已經星散,大門深鎖,太監以利斧亦無法劈開。三月十九日拂曉,大火四起,重返皇宮,城外已經是火光映天。此時天色将明,崇祯帝在前殿鳴鐘召集百官,卻無一人前來,崇祯帝說:“諸臣誤朕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至于此。”最後在景山歪脖樹上自缢身亡,死時光着左腳,右腳穿着一隻紅鞋。時年34歲。身邊僅有提督太監王承恩陪同。
崇祯帝吊死前于藍色袍服上大書:“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然皆諸臣誤朕,緻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諸臣驚聞這一變故,大學士範景文及其妻妾,戶部尚書倪元璐與他的一家十三口人,左都禦史李邦華,副都禦史施邦昭,大理寺卿淩義渠,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與其妻何氏兒子孟章明,兒媳萬氏,左谕德馬世奇并其妾朱氏、李氏、左中允劉理順并其妻萬氏、妾李氏及兒子、奴仆婢女滿門共十八人,太長寺少卿吳麟征,左庶子周鳳翔與他的兩個妾,檢讨汪偉與他的妻子耿氏,戶部給事中吳甘來,禦史王章,禦史陳良谟與其妾時氏,禦史陳純德、趙馔,太仆寺丞申佳允,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并母張氏、妻張氏及子,兵部員外金铉并母章氏、妾王氏及弟錝,光祿寺署丞于騰蛟并妻,新樂侯劉文炳并祖母與弟,左都督文耀及妹、子孫男女共十六人,驸馬鞏永固并樂安公主及子女五人,惠安伯張慶臻并阖門男女,宣城伯衛時春并阖家,錦衣衛都指揮王國興,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錦衣衛千戶高文采并一家十七人,順天府知事陳貞達,副兵馬司姚成,中書舍人宋天顯、滕之所、阮文貴,經曆張應選,陽和衛經曆毛維、張儒士、張世禧并二子,百戶王某,順天府學教官五人,俱失其姓名,長州生員許琰,俱死之。諸臣死難,惟孟兆祥守正陽門,死于門下。王章、趙撰罵敵而死。範景文、申佳允、劉文炳、衛時春赴井,金铉、滕之所、阮文貴、張應選投禦河,施邦曜飲藥,淩義渠扼吭,鞏永固及樂安公主、張慶臻自焚。其餘皆投環自缢而死。
三月二十一日崇祯帝屍體被發現,大順軍将崇祯帝與周皇後的屍棺移出宮禁,在東華門示衆,“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梓宮暫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邊。當地平民又将他合葬在田貴妃墓中。清軍入關後.将他移葬思陵。
明朝在中國北方的統治處于崩潰邊緣。之後,南方明朝勢力于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政權。
身後之名
南明朱由崧大臣張慎言初議崇祯帝之廟谥号為烈宗敏皇帝,顧錫疇議廟号乾宗。但不被采用。最終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定先帝谥号為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号思宗,弘光元年二月丙子改上廟号毅宗。唐王朱聿鍵谥為威宗。
順治十六年十一月(1659年),開始谥為懷宗,後以“興朝谥前代之君,禮不稱,數不稱宗”為由,去懷宗廟号,改谥莊烈愍皇帝,清代史書多簡稱為“莊烈帝”。
思陵神主題為: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緻孝莊烈愍皇帝,當為清代所加谥号的全谥。
另有書作守道敬儉寬文襄武體仁緻孝莊烈愍皇帝或果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緻孝莊烈愍皇帝,改廟号欽宗等,又有作廟号烈宗或敬宗,谥号正皇帝。
主要影響政治
智除魏忠賢
天啟帝臨死前叮囑崇祯帝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當時,魏忠賢以司禮秉筆太監提督東廠。魏忠賢的親信田爾耕為錦衣衛提督,崔呈秀為兵部尚書。朝廷内外遍布魏忠賢的死黨。
崇祯帝即位後,魏忠賢不敢公然加害崇祯帝。崇祯帝在入宮當天,一夜未眠,取來宦官身上的佩劍以防身,又牢記皇嫂張皇後的告誡,不吃宮中的食物,隻吃袖中私藏的麥餅。
崇祯像天啟帝一樣,優待魏忠賢和客氏,一面将信王府中的待奉宦官和宮女逐漸帶到宮中,以保證自己的安全。魏忠賢始終無法猜透朱由檢的心思,于是送一些美女給崇祯帝。崇祯帝不好色,對美色毫無興趣。但怕引起魏忠賢的疑心,崇祯帝将送來的4名女子全部留下,仔細搜身,發現4名女子的裙帶頂端,都系着一顆細小的藥丸,宮中稱為“迷魂香”,實際上是一種能自然揮發的春藥。
魏忠賢一計不成,另生一計,就派一個小太監坐在宮中的複壁内,手中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種奇異的幽香,以達到催情的效果。這一招,同樣被崇祯帝識破。崇祯帝對此大發感歎:“皇考、皇兄皆為此誤矣!”
魏忠賢幹脆采用更露骨的試探方式。一些無恥的臣工們仍然不停地上疏,為魏忠賢大唱頌歌。崇祯帝讀這些奏疏的時候,總是“且閱且笑”。魏忠賢向皇帝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皇帝請求停止為他建造生祠。崇祯帝的批複不溫不火:“以後各處生祠,其欲舉未行者,概行停止。”這種順水推舟之舉,抑止了朝野上下對魏忠賢的崇拜,又不緻引起魏忠賢的惱怒。
崇祯帝還不斷嘉獎魏忠賢、王休乾、崔啟秀等人。自然,崇祯帝等候時機,暗暗設法削弱魏忠賢的影響力。
當時朝廷中的大臣們,都在尋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有投機的,有不動聲色的,有冒死直谏的。最後倒魏,竟然首先是由魏忠賢的黨羽發動的。天啟七年(1627年)十月十三日(農曆),禦史楊維垣上疏彈劾崔呈秀,卻美化“廠臣”魏忠賢——“呈秀毫無益于廠臣,而且若廠臣所累。蓋廠臣公而呈秀私,廠臣不愛錢而呈秀貪,廠臣尚知為國為民,而呈秀惟知恃權納賄。”
崔呈秀在魏忠賢将門下号稱“五虎”之一,是魏忠賢的得力幹将。而且,由于是魏忠賢的親信,崔呈秀的兒子崔铎雖然目不識丁,居然中了進士。除去崔呈秀,等于斷了魏忠賢一臂。朱由檢免除崔呈秀兵部尚書一職,令他回鄉守制。這掀開了倒魏的大幕。
官員們彈劾魏忠賢的奏疏接二連三地出現。崇祯帝一直不動聲色,任由臣工們攻擊魏忠賢的浪潮一波勝過一波,中間還得面對魏忠賢的哭訴。十月二十六日,海鹽縣貢生錢嘉征上疏,列舉魏忠賢的十大罪狀:一、并帝;二、蔑後;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政、;九、傷民财;十、亵名器。錢嘉征此疏的十條罪名大都可以坐實。
于是,崇祯帝立即開始行動,召魏忠賢,命令太監當着魏忠賢的面宣讀錢嘉征的奏疏。魏忠賢“震恐傷魄”,立即去找他的賭友——原信王府太監徐應元,讨教對策。徐應元勸魏忠賢辭去爵位,也許可以保富貴。次日,魏忠賢請求引疾辭爵,得到崇祯帝的允許。
天啟七年(1627年)十一月一日,崇祯帝斥責徐應元,并再次将魏忠賢貶往中都鳳陽祖陵司香。然而,魏忠賢出京的時候,竟然還帶着衛兵1000人、大車四十餘輛浩浩蕩蕩地向南而去。一這無疑刺激了崇祯帝敏感的神經。于是,崇祯帝接着下了一道谕旨,命錦衣衛旗校将魏忠賢緝拿回京。
天啟七年(1627年)十一月六日,在阜城縣(今河北阜城)南關的旅舍中,親兵散盡的魏忠賢孤零零地呆在客棧中,聽着旁邊房間裡一名書生的《桂枝兒》小曲,最後自缢而亡。而清算魏忠賢餘黨的行動也很快着手進行。
清算閹黨
此時明朝中央政府機構中遍布魏忠賢的死黨,甚至一批魏黨人物以彈劾魏忠賢的功臣自居,以圖混淆視聽。為此,清算魏黨的戰鬥刻不容緩。崇祯帝先後任命曹師稷、顔繼祖、宗鳴梧、瞿式耜等人為給事中,任命吳煥、葉成章、任贊化等人為禦史,以糾彈魏黨為職責,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清算風潮。
從天啟七年(1627年)十一月至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清查閹黨逆案的羅網撒開。除首逆魏忠賢、客氏之外,共列七類:首逆同謀六人,結交近侍十九人,結交近侍減等十一人,逆孽軍犯三十五人,谄附擁戴軍犯十五人,結交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頌四十四人,共計二百五十八人,分别定罪處置。與此同時,崇祯帝下令拆毀各地為魏忠賢建造的祠堂,規定宮中内監不得擅自出京,并要求各地鎮守的太監立即辦理移交手續,火速返回京城。
在定閹黨逆案的同時,崇祯帝逐步展開平反昭雪活動,為一些受閹黨迫害的東林黨人恢複名譽。從理論上講,褒揚正義,鏟除邪惡,崇祯帝都一一做到了。除惡揚善,求的是上下齊心,一心向善。然而,理論用之實踐的結果卻讓崇祯帝品嘗到了政治的苦澀。
閹黨和東林黨的鬥争由來已久,用清初士人的話來說,東林未必都君子,而閹黨未必皆小人也,所謂的清除邪惡一方,褒揚良善一方也隻能是相對而已。兩黨之間的明争暗鬥一直持續到清朝統治初年,一心整饬朝綱的崇祯帝陷入了一場永無休止的戰争之中。
明朝自萬曆以來,黨争不斷,東林黨與宣黨、昆黨、齊黨、楚黨、浙黨之間互相攻擊,終于導緻天啟年間閹黨專政的局面。朱由檢即位之後的首要舉措就是清算閹黨,但這隻能說是第一步,進一步消除黨争是更加令人頭疼的大事。
勤政廉政
據有關史料記載,崇祯帝勤政到為處理公文徹夜不眠。一次,他去慈甯宮拜見宮中最有威望的劉太妃(崇祯帝祖母輩)時,竟然坐着睡着了,劉太妃命人拿來錦被給崇祯蓋上。崇祯醒來後苦澀地說,為處理公文,召見群臣他很少能休息,已經兩夜未眠,說罷與劉太妃相對落淚。崇祯帝白天在文華殿批閱奏章,接見群臣,晚上則在乾清宮看奏章,遇到軍情緊急時便連續幾晝夜不能休息。
崇祯帝是明朝自太祖以來罕見的勤政之君,除了照例應免日期之外,每日視朝,并參加日講和經筵。一日,他參加日講時,由于疲憊不堪,随意把腳放到台楞之上。當時日講官文震孟正好講到《尚書》中“為上者奈何不敬”一句,便擡眼注視皇上翹起的腳,崇祯帝不好意思地以袍袖遮掩,把腳徐徐放下。
可見,他對日講也是認真對待,并非敷衍了事。崇祯帝上任伊始,發出“文官不愛錢”的号召。在随後的日子裡,他一直以身作則:當政17年,宮中沒有進行任何營建,吃穿俱不講究。
罪己诏
人事
(一)将相
(二)太監
軍事
在東北,努爾哈赤在萬曆年間經過30多年的征戰統一了女真族的全部。之後正式稱汗,建立後金,接着努爾哈赤便開始了對明朝的進攻。
崇祯帝啟用已經解職回鄉的大将袁崇煥出任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平息後金叛亂。努爾哈赤被袁崇煥用大炮打死後,兒子皇太極繼承了他的汗位,但是疑心太重的崇桢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結果是袁崇煥被淩遲處死,然後傳首邊關示衆,屍體被北京民衆争買而食,家被抄,但家無餘資。袁崇煥死後,副将祖大壽聞訊大驚,率領部下毀壞山海關而出,直奔錦州,投奔後金。
祖大壽給他的外甥吳三桂寫了一封招降信,但這時的吳三桂不從。祖大壽投降後,崇祯帝派薊遼總督洪承疇統領吳三桂等八總兵共十三萬人前往救援錦州,洪承疇在鎮壓李自成的征戰中,立了大功,但在錦州被圍了六個月,食盡,被俘,投降後金,吳三桂逃走。錦州之戰标志着明朝在遼東防禦體系的完全崩潰,在關外隻剩下甯遠一座孤城。
經濟
面對内地農民軍和邊外滿洲軍的層層逼近,朱由檢為了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在正常的稅賦之外增加的遼饷、剿饷和練饷。合成“三饷”。
崇祯三年(1630年),增加又強征“遼饷”,畝加征銀三厘。崇祯十年(1637年),為鎮壓農民起義,開征“剿饷”,每年加派銀三百三十餘萬兩。崇祯十二年(1639年),明廷又加征“練饷”,每年征銀七百三十餘萬兩。
遼饷、練饷、剿饷(曾議,未實施)等“三饷”的加派,成了崇祯一生的最大污點。然而,中國經濟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陳支平先生卻說:“心平氣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過每畝‘九厘’銀,按明末的糧價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這在明末的畝産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應該能理解到,在國家發生戰争時期,适量的增加賦稅乃是無可避免的。滿清入關之初,多爾衮曾大義凜然地指責說:“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饷,以緻民窮盜起,而複加剿饷,再為各邊抽練,而後加練饷。
惟此三饷,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然而又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姿态,稱“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饷、剿饷、練饷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然而,真正的事實卻是:這蠲免“三饷”的谕旨并未嚴格加以貫徹,除多爾衮邊外築城加派九省額外錢糧250餘萬兩、順治親政命抵額糧,及順治末一度加征練饷,“以前項遼饷在萬曆年間加派,故複照舊派征”。
因此,明史學家顧誠在《南明史》指出“順治十八年還食言自肥,恢複了明朝剿饷,加賦五百多萬兩”。
文化
崇祯二年(1629年),欽天監測量日食再次失誤,而同時徐光啟依靠傳教士的幫助,運用西法測量卻相當精确,符合天象。當崇祯皇帝責怪欽天監時,欽天監官員據實說,《大統曆》承《授時曆》已久,他們隻是在開國二百六十年後遵守舊法而已,若因循守舊下去,以後不能無差。禮部就此再奏請開局改曆,才得批準。至此開始,徐光啟以六十八歲的高齡被朝廷委任為管理部事的禮部左侍郎,開創了劃時代的偉業——纂修《崇祯曆書》。
明朝聘請來華耶稣會的龍華民(意大利人,參與短期編制)、羅雅谷(葡萄牙人)、鄧玉函(瑞士人,參與短期編制)、湯若望(日耳曼人)等人參與譯書,編譯或節譯哥白尼、伽利略、第谷、開普勒等著名歐洲天文學家的著作。從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陸續編成書。
《崇祯曆書》是中國最早吸收西方先進天文學知識對中國傳統曆法進行改革的大型學術著作。它全面系統地介紹了西方天文學知識,形成了對中國已相對落後的傳統天文學的沖擊,使中國天文學的發展從此走上了一條吸收和融合西方天文學為主的新路,對推動中國天文學向近代模式發展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崇祯曆書》完成後,明末朝廷已陷入動蕩之中,新曆法還未及頒行,幾個月後李自成即攻入北京,推行新法之事功敗垂成,終明之世未得實施。
社會
明代,煙草經由呂宋(今菲律賓)、越南、朝鮮三條路線傳入中國,最初被當作草藥而流行于軍隊中。很快,這種“煙瘾”就由軍中蔓延到民間。至明末,煙草已經在民間被大範圍吸食,相關的種植、販賣産業也發達起來。
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吃煙的危害,社會上還流傳一種說法,說永樂以下的明代皇帝,都是“燕王”的後代,京城又是“燕京”,“煙”字諧音“燕”,“吃煙”就是“吃燕”,有吃掉燕王之後、攻破燕京之義,坊間甚至傳唱“天下兵起,遍地皆煙”的童謠,這不能不引起明朝統治者的恐懼。
因此,崇祯帝兩度發布“紅頭文件”,要求國民戒煙,禁止官員在衙門等官府機構内吸煙,私藏或出售煙草都有可能被處死。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禁煙。
轶事典故好學不倦
崇祯帝還是一個好學不倦的皇帝,博覽群書,舉凡《四書》《五經》《資治通鑒》《通鑒綱目》《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皇祖明訓》《帝鑒圖說》等典籍幾乎朝夕不離手。他還命令武英殿中書,畫曆代明君賢臣圖,寫《正心誠意箴》,制成屏風,分别安放在文華殿、武英殿,以便随時激勵自己。
年号起名
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即明熹宗朱由校駕崩後十餘日,朱由檢在皇極殿即皇帝位,改年号為崇祯。在選擇年号問題上,朱由檢頗有斟酌。當時閣臣提供四個年号供他選擇,一為“乾聖”,朱由檢說“乾為天,聖則安敢當”;二為“興福”,朱由檢說“中興甚好,亦不敢當”;三為“鹹嘉”,朱由檢認為“鹹旁為戈,今方欲息幹戈,勿用”,于是選擇崇祯為年号。
僧尼相配
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天清軍内犯,兵部主事沈迅提出了一個荒唐的建議,請求崇祯帝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編入裡甲,三丁抽一,可得兵數十萬。崇祯帝居然認為沈迅的建議十分有理,其言可行,立即将沈迅改任兵科給事中。
崇祯夢“有”
明末清初學者談遷記載,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的一天,崇祯帝夢見有人寫了個“有”字,醒來後告訴太監,有人說這是吉兆。不久,會極門收到一件匿名上疏,說“陛下夢後,諸臣革革以為祥,臣竊以為非利,蓋‘有’字,則‘大明’去其半矣!”崇祯帝龍顔震怒,命令搜捕上疏者,但卻找不到。有人說上疏者就是李自成派出的奸細。
後來這個事件演變為“崇祯測字”的民間傳說。李自成攻打北京前,派軍師宋獻策潛入北京,喬裝成測字先生。恰逢崇祯帝微服私訪,出來散心,看到測字攤,便說:“來,為朕測個字!”宋獻策由此便知他是崇祯帝。
崇祯帝看到路邊“大有糧店”,寫了個“有”字,并詢問大明國運。宋獻策說:“這是大明江山都去了一半了!”崇祯帝說:“先生,我問的朋友的‘友’!”宋獻策說:“這個友是反字出頭,恐怕大明江山朝不保夕,連一半也剩不下了。”
崇祯帝又說:“我問的不是朋友之友,是子午卯酉的酉。”宋獻策心說:“你還有準主意呀!”宋獻策說:“皇上乃萬乘之尊,酉字上添二點,下添寸,現在尊字下邊缺大腿上邊沒腦袋,光剩中間一骨節還活什麼勁兒?”
密室藏畫
崇祯帝上吊後,在其身上的遺言旁邊又有一行書寫到:“文武百官全都倒東宮行在去。”原來崇祯帝以為内閣諸臣已經看到了他所寫的朱書,卻不知道實際上内傳将朱書送入内閣時大臣們早已四散逃命了,内侍放在桌子上便走了,因而文武群臣并沒有一個人知道此書。當初大内中有一間密室,看管的十分嚴密,相傳其中有劉誠意所藏的秘記在内,說沒有重大變故不能随意開啟。
到此時事情緊迫,衆人開啟來看,看到是一副繪圖三軸,最末一軸圖像酷似崇祯帝模樣,身穿白背心,光着左腳,披頭散發懸在空中。于上吊後的崇祯帝的情況沒有任何區别。
大明陪臣
崇祯十七年,有個朝鮮人崔孝一來到在北京昌平縣城外的崇祯帝墓前,絕食七日而死。像這樣微不足道的事,中國史書是絕不會記載的,但朝鮮的正史和野史卻大書特書,贊美這人是“千古義士”。
史料記載
《明史·卷二十三·本紀第二十三·莊烈帝一》
《明史·卷二十四·本紀第二十四·莊烈帝二》
《明季北略》
《崇祯長編》
《崇祯實錄》
《國榷》
藝術形象
人際關系家世
高祖父:朱厚熜(明世宗)
高祖母:(追尊)孝恪杜皇後
曾祖父:朱載坖(明穆宗)
曾祖母:孝定太後李氏
祖父:朱翊鈞(明神宗)
祖母:王貴妃(既王恭妃,追封孝靖皇後)
父親:朱常洛(明光宗)
嫡母:郭皇後(孝元皇後)
養母:李康妃(西李)、李莊妃(東李)
生母:劉淑女(追封孝純皇後)
後妃
周皇後,1644年明亡之際自盡殉國。
袁貴妃,1644年明亡之際自盡卻未死。清朝入關後,後由清廷贍養其終身。
田貴妃(田秀英),寵妃,1642年病死。與崇祯帝、周皇後葬昌平天壽山思陵。
(以上三位詳細事迹見各自單獨詞條)
王順妃,原為選侍,因血崩症病逝,追封為順妃。
王妃(第一)、王妃(第二)(根據《國榷》記載,有兩位妃子都姓王,封号不詳)
劉妃、方妃、沈妃(見于《國榷》)
子女
兒子
獻愍太子朱慈烺,母周皇後,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初四日生,1644年李自成封為宋王,李敗退時不知所終。
懷隐王朱慈烜,母周皇後,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三生,不久薨,崇祯三年追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葬于翠微山之原。
定哀王朱慈炯,母周皇後,1644年不知所終。
永悼王朱慈炤,母田貴妃,1644年不知所終。據《清實錄》,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朱三太子案中的“王士元”自稱為崇祯第四子(即朱慈炤)。
悼靈王朱慈煥(1636-1640),母田貴妃。據《崇祯實錄》和《明史》,他五歲時便夭折,谥悼靈王。但在民間,仍為“朱三太子”傳言的主人公之一。《清稗類鈔》稱,康熙四十七年朱三太子案中的“王士元”自稱系朱慈煥。
悼懷王(1637-1639),《明史》稱他姓名失考,網絡上有朱慈燦的說法,母田貴妃,崇祯十年生,崇祯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卒,追封,同年九月十六日葬翠微山之原。
悼良王,母田貴妃,三歲殇。
女兒
坤儀公主(名不詳),母周皇後,早夭。
長平公主(1629年-1646年),《明史》稱為周皇後所出,明亡時被父親砍斷左臂,未死,驸馬周顯。1646年病逝。
昭仁公主(名不詳)(1639年-1644年),母不詳,1644年思宗不忍其落與賊手,悲痛之餘親手殺死。
另有三女皆早逝,生母無考。(以上母不詳的4位公主,其中之一是袁貴妃所生)
後世紀念明思陵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六日,多爾衮以李明睿為禮部侍郎,負責大行皇帝的谥号祭葬事宜,李拟上先帝谥号端皇帝,廟号懷宗,并議改葬梓宮,後因已葬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田貴妃園,不必改葬,改田貴妃園為思陵。
大報壇
1704年,即明朝亡國六十年時,朝鮮肅宗為報答壬辰戰争中向朝鮮派遣援軍的明神宗而修建了“大報壇”。到了1749年,朝鮮英祖又增加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思宗崇祯皇帝的神位。對朝鮮來說,這三位明朝皇帝對朝鮮的恩惠最大。明太祖曾賜予國号“朝鮮”,對朝鮮有“大造之恩”;壬辰戰争中明神宗救援朝鮮,有“再造之恩”;
1636年末清軍侵入朝鮮(即丙子之役),崇祯皇帝對朝鮮有所謂的“東援之恩”——朝鮮向清稱臣很久之後,才知道崇祯曾打算在丙子之役時救援朝鮮。
萬東廟
朝鮮儒臣宋時烈曾得崇祯皇帝禦筆“非禮不動”四字,摩刻于清州華陽洞之山崖,後囑托其弟子權尚夏建祠于華陽摩崖下,以祭祀明神宗和明毅宗(崇祯帝)兩皇帝,權尚夏遂在崇祯皇帝殉社所屬幹支的甲申年(1704年)建立了“萬東廟”,以祭祀兩位皇帝。
大統廟
1831年,流亡朝鮮的明遺民後裔王德一修建了祭祀明太祖的大統廟,後增加祭祀明神宗和崇祯帝。九位明朝義士的後人仍然會在每年崇祯忌日這天舉行盛大的祭祀儀式。2016年,漫畫家狐周周發現大統廟供奉的崇祯帝畫像其實是清朝順治帝畫像,便請該廟主人撤下,并答應為他們合成一幅崇祯畫像。其後大統廟便供奉的是狐周周以崇祯父母形象為原型合成的崇祯畫像。
紀念碑
1944年,為明思宗去世300周年。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籌備會延請傅增湘撰文,陳雲诰書丹,潘齡臯篆額,經故宮博物院許可,立該碑于老槐樹旁。
曆史評價史書評價
《明史·本紀第二十四》: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将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聲色,憂勸惕勵,殚心治理。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
乃複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禮優厚。是則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明史·流賊傳》:莊烈之繼統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于中,不搖于外也。
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内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利自全之心。言語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
其所任為阃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于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災流行,饑馑洊臻,政繁賦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并發,厥症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賊,而其緻亡之本,不在于流賊也。
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将,卒緻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曆代評價
南明大臣把崇祯帝擡舉到千古聖主的地步,如禮部郎餘煜在議改思宗廟号時說:“先帝(崇祯)英明神武,人所共欽,而内無聲色狗馬之好,外無神仙土木之營,臨難慷慨,合國君死社稷之義。千古未有之聖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稱。”
清初張岱:“古來亡國之君,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窮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慮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幾無曠,即古之中興令主,無以過之”。“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驟于行法”。
明遺民屈大均:“先帝宵衣久,憂勤為萬方。捐軀酬赤子,披發見高皇。風雨迷神馭,山河盡國殇。禦袍留血诏,哀痛幾時忘!“
清人蕭徵模詠崇祯皇帝的詩歌寫道:心匪不仁計則窮,減夫派饷事重重。可憐三百年夭下,斷送憂勤惕勵中。
多爾衮:①崇祯之亡,天數已定。彼時總有良臣,也濟不得事。②崇祯皇帝也是好的,隻是武官虛功冒賞,文官貪贓壞法,所以把天下失了。
順治帝:谕工部曰:“‘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為闡揚,恐千載之下,意與失德亡國者同類并觀。朕用(因)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憫恻。爾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
又于所谥懷宗端皇帝加谥數字,以揚盛美。’又嘗登上陵,失聲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與若皆有君無臣。’上為後代所惓懷如此,況其臣民乎!”
康熙帝:①明季所行,多迂闊可笑。建極殿後階石,高厚數丈,方整一塊,其費不赀,采買搬運至京,不能舁入午門,運石太監參奏此石不肯入午門,乃命将石捆打六十禦棍。崇祯嘗學乘馬,兩人執辔,兩人捧镫,兩人扶秋,甫乘,辄已墜馬,乃責馬四十,發苦驿當差。馬猶有知識,石何所知?如此舉動,豈不發噱?總由生于深宮,長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②有明天下,皆壞于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愍帝即位,未嘗不勵精圖治,而所值事勢,無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朕年少時,曾見故明耆舊甚多,知明末事最切,野史所載,俱不足信,愍帝不應與亡國之君同論。
崇祯帝殉國幾年後,有幾位朝鮮官員引用崇祯帝“荒淫亡國”及光海君為例勸谏國王李倧(仁祖),李倧表示:“崇祯皇帝因國勢微弱,不能支保,實非淫虐無道之主也。設有可言之事,我國之道,禮當隐諱而已、悲怆而已,何敢形諸文字,與無母之人(指光海君)并論哉?”
傅維鱗:帝恭儉聰明,凡禮樂刑政,皆其自出。至于防邊固圉,無不竭盡心力。第人經積玩,不能仰體帝心,以緻衄缪,天祿永終,非帝之罪也。烈烈而死,從來亡國,未有如帝者。
鎖綠山人《明亡述略》:莊烈帝勇于求治,自異此前亡國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無知人之識。君子修身齊家,宜防好惡之癖,而況平天下乎?雖當時無流賊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決矣。
全祖望《明莊烈帝論》:“莊烈(朱由檢)之明察濟以憂勤,其不可以謂之亡國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則亦有不能辭亡國之咎者。”
乾隆帝:至明之亡國,由于神、熹二宗紀綱隳而法度弛,愍帝嗣統時,國事已不可為。雖十七年身曆勤苦,不能補救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與荒淫失國者一例而論。
孟森:①熹宗,亡國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澤猶未盡也;思宗,自以為非亡國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無臣。夫臣果安往?昔日風氣未壞,正人君子,屠戮之而不能遽盡,故無君而猶有臣;至崇祯時,則經萬曆之敗壞,天啟之椓喪,不得挽回風氣之君,士大夫無由露頭角矣。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
②綜帝之世,廟堂所任,,以奸谀險谄為多且久,文武忠幹之臣,務摧折戮辱,或迫使陣亡,或為敵所禽。至不信外廷,專倚内侍,卒緻開門引入。而當可以恤民時,君臣銳意刻剝,至臨殉之日,乃歎曰“苦我民”,使早存此一念,以為辨别用人之準,則救亡猶有可望,乃有幾微大柄在手,即不肯發是心,猶不自承為亡國之君,何可得也!
郭沫若寫《甲申三百年祭》,認為崇祯皇帝“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為政“刻薄寡恩”,“急劇失措”;“對于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看上去盡管像是想要有所作為的“明君”,會做些表面的仁義功夫,實際上卻是“十分‘汲汲’的‘要譽’專家”,對種種積弊并不真心設法去解決。
姚雪垠:明朝當時的情況,處處限制着崇祯皇帝的行動,正有種種使他不能施展自己“中興”抱負的約束。
樊樹志:崇祯皇帝朱由檢在位十七年,以身殉國時年僅三十三歲。他受命于危難之際,力挽狂瀾,清查魏忠賢閹黨逆案,撥亂反正,營造新政,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從萬曆到天啟,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弊政,壓垮了明朝的統治架構,内憂與外患同時襲來。
張德信:特殊的宮廷生活環境、坎坷多事的命運,造就朱由檢的畸形性格。在皇權遞争之中,在朝野黨争之際,在抵禦後金、對付農民起義之時,表現出聰穎自信而又猜忌多疑、形似謙恭而又剛愎自恃、勤心圖治而又急躁專斷等複雜情性.最終導緻悲劇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