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清朝代表着一種特殊的政治風格、政治模式和政治統治。滿洲人從未失去過自己的族群認同，以緻滿漢分殊一直到清末甚至以後都始終存在，而滿漢分殊存在可以解釋為何反滿言論在十九與二十世紀都還能如此有力。
出現标志
羅友枝(Evelyn S. Rawski)于1996 年發表《再觀清朝:清朝在中國曆史上的重要性》，反駁何炳棣1965年《清朝在中國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對漢化的強調，由此又引發後者發表《有關漢化問題的再思考:對羅斯基“再觀清代”一文的回應》。這兩篇文章，成為新清史出現的重要标志。
代表人物
其代表人物有美國學者路康樂（Edward Rhoads）、歐立德（ Mark C. Elliott）、柯嬌燕（Pamela K. Crossley）羅友枝（Evelyn Rawski）等。
代表論著
新清史四書
柯嬌燕的《半透明的鏡子：清代帝制意識形态下的曆史與認同》（atranslucent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歐立德的《滿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華帝國晚期的族群認同》（the manchus way :the eigt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路康樂的《滿與漢：1861-1928晚清和早期共和國族群關系和政治權利》(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羅友枝的《最後的皇族：清代宮廷社會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被認為是這一學派的中堅力量，他們的各自的著作亦是新清史的代表作，并被稱為研究滿族的“四書”。
綜述
1.柯嬌燕：《透鏡：清帝國意識形态的曆史與認同》，( Pamela K.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 ;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Ideology.)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9年。
2.歐立德：《滿族之道：清朝的八旗與民族認同》，(Mark C. Elliott ,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1年。
3.菲立浦·弗瑞：《規劃承德：清帝國的景觀事業》，(Phillippe Foret, Mapping Chengde: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00年。
4.喬迅：《石濤：清初的繪畫和現代性》，(Jonathan S. Hay，Shitao: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劍橋大學出版社2001年。
5.勞拉·霍斯泰特勒：《清朝的殖民事業：近代中國早期的民族志和制圖學)，(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cartographyin .Early Modern China)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1年。
6.曼素恩：《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 Susan Mann , 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7年;（譯注:漢文譯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7.米華健：《嘉峪關外：1759一1864年清朝中亞地區的經濟、民族和國家》，( James P.Millward，Beyond the Pass: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一1864.)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8年。
8.羅友枝：《末朝皇帝：清朝帝制的社會史研究》，(Evelyn S. 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8年。
9.司徒安：《身與筆：中國近代早期作為文本和表演的大祀》，( Angela Zito, Of Body and Brush:Grand Sacrifice as TextJPerformance in Early Modern China)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97年。
特點
既然是“新清史”，首先應澄清的一點，就是究竟“新”在何處？一是強調清朝統治與曆代漢族王朝的區别，強調清朝統治中的滿族因素，一是重視利用滿、蒙等少數民族史料。與中日研究相比，新清史的優勢主要表現在理論方法、研究角度和觀點創新。
第一，理論方法。近二三十年來，西方史學無論從理論還是研究方法上都發生不斷變化，新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舊觀點則不斷更新甚至淘汰。新清史的理論創新，集中表現在用族群理論解釋滿族曆史和滿族特有的八旗制度方面。
第二，研究角度。新清史的關注點，主要有滿族形成、滿族認同、八旗制度、清朝特色、統治模式等。而廣義的新清史，其實并不局限于對滿族與八旗的研究， 還包括對清帝國的“尚武”與軍事擴張、物質文化與精神世界、公私領域的構建與互動、社會性别研究等。不過， 把清朝的“滿族性”作為其研究重點，應無疑義。
新清史試圖扭轉以往對清朝的傳統認識，更注重把滿洲（滿族）而非漢族作為研究中心（主體），更強調滿族對清帝國所作的貢獻。與此同時，更關注滿族主宰下的多民族關系與多元文化的互動。這一角度，有助于矯正“漢族中心論”的認識偏差，從整體上評價滿族在清朝的地位；有助于擺脫清朝史等同于中原王朝史的成見，并使衆多邊地民族跻身于曆史大視野焦距下的中心。
第三，研究觀點。新清史提出一系列新觀點，大多比較宏觀。其宏觀既表現為研究專題的從“大處着眼”，也表現為一些學者将清史置于世界史和比較史的範疇内，與其他領域的學者共同讨論帝國、現代化、殖民、身份等問題。例如，濮德培(Peter C. Perdue) 在《中國向西進軍：1600-1800年清朝對歐亞大陸中部的征服》（2005)一書中，有關滿洲帝國與奧斯曼帝國的比較。
綜合來看，新清史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在許多不同的領域，為了利于考察連續統一體和共時性(simultaneity)進程—既在那些清起着直接或精妙作用的，也在那些超出它們的直接統治的那些地區—我們不應該用二元對立，而是應不斷地去除明顯的界别。為了尋求事情的本真，就要求模糊區别。而且，清的這些特色方面常常并不新鮮，但僅僅是代表着對于現有模式的一系列精妙的運用。而這自身也構成了一個清與衆不同的特點，作為新清史的一個成果，業已引起了我們的關注。
盡管“新清史”的諸多研究概念令人眼花缭亂，但最核心的論點還是可以集中概括為兩大方面： 一是研究對象主體的轉換。“新清史”由摒棄滿族漢化，即以漢族為中心的研究方式，轉以滿族自身為研究主體，強調清朝的“滿洲”元素及其獨特性質。他們或從滿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結構及作用等，來判定清朝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或主張從“滿洲史”的角度用滿文史料進行研究，強調沒有被漢化的“滿洲”認同，以及清朝對邊疆各少數民族實施不同的統治政策才是清朝統治成功的關鍵。這裡，他們引入了種族和族群特性與國家之間關系的理論，提出“新清史”有時也被稱為“中國研究中的種族轉變”等觀點。
二是研究空間的移置，主張将清朝納入世界曆史的範疇，并重新定位在一個亞洲内陸的研究空間。他們認為“可汗體制”對清朝産生了重要影響，故“滿洲政權要包含在草原帝國的範疇之中”，八旗中的遼東漢人，與八旗“滿洲”、蒙古以及東北亞的部族一樣，都認同他們與清政權之間為可汗制關系，認為正是皇權的這種複合與共主性使帝國權力得以多方面的擴張。而清朝對蒙古、西藏、東北和新疆等廣大地區的征服，其意義在于清朝由此構建了其帝國形成的曆史。
如果說“新清史”僅僅在上述研究視角與路徑上偏離了中國學界的研究習慣，那麼它帶給學人的應該是新鮮異樣感覺之後的某些理論思索，因為先前遭到激烈反對的對“滿族漢化”的質疑，已經引起一些中國學者的反思。諸如郭成康的《也談滿族漢化》，即是從清朝如何抵制漢化過程中接受漢文明，并卓有成效地維護了滿族個性的過程，讨論了滿漢文化從沖突到融合并最終以漢文化為主體的雙向互動過程。
定宜莊在其《由美國新清史研究引發的感想》一文中也認為，清王朝的儒化統治無論怎樣的成功，都沒能将其帶到東北、西北以及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這些觀點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新清史”的研究理念以及它所帶來的學術推動作用。在多數“新清史”學者看來，民國以來中國政府對邊疆地區的宣布主權與兩次世界大戰以後風靡亞非拉的“去殖民化”的民族主義運動背道而馳，而從當下已經步入“後現代”和“後殖民”時期的21世紀的角度來觀察就更是一個極大的悖論，在政治上自然也就毫無合法性可言。“新清史”學者出于證明上述理論模式的有效性，不惜曲解史實以強證己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