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背景
19世紀50年代後期，馬克思認為伴随着1857年爆發的經濟危機必然會出現革命的新高潮。他立即着手總結自己15年來經濟研究的成果，以便從思想上武裝戰鬥的工人階級。按照馬克思的計劃,他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命名的巨着共六分冊:
①資本;
②土地所有制;
③雇傭勞動;
④國家;
⑤對外貿易
;⑥世界市場。
本書是這部巨着的第一分冊的前兩章。後來馬克思改變了寫作這部巨着的原定計劃，而着手寫作《資本論》。他把本書的内容加以概括寫進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中，并把本書稱為《資本論》的"初篇"。
内容簡介
全書由三部分組成,即《序言》、《商品》章、《貨币或簡單流通》章。
《序言》馬克思在序言中簡單地介紹了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動因及經過，介紹了他從19世紀40年代起研究政治經濟學所得出的主要結論。對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内容作了精辟的概括，闡明了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系，從而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基本的規律。馬克思在序言中得出的革命結論，對指導國際無産階級和各國共産黨人進行理論研究和科學實踐具有重大意義。《序言》具有巨大的獨立的科學價值。
《商品》馬克思從分析商品出發,考察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分析商品開始而不是從分析價值開始，這是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和古典經濟學家的價值理論的重大區别之一。馬克思揭示了商品具有二因素，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商品是這二者的統一。商品具有二因素是由于生産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引起的，勞動二重性學說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也是使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同古典經濟學家的勞動價值論區别開來的一個重要标志。馬克思由勞動二重性，進而考察了形成價值的勞動所特有的社會性質。D.李嘉圖由于不理解這種性質，緻使他看不到貨币的本質與價值決定于勞動時間的規定之間的聯系，得出了錯誤的貨币數量論。
《貨币或簡單流通》馬克思在第二章中考察交換過程時,揭示了由于商品的内在矛盾而必然産生貨币,闡明了貨币作為一般等價物的本質。馬克思還詳細地考察了貨币的各個職能，并指出貨币的職能是曆史發展的産物。因此，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實現了在價值理論和貨币理論上的革命變革。
馬克思在制定他的經濟學說時，一直重視把對經濟範疇的探讨與對資産階級經濟理論的批判結合起來。因此，馬克思在這本書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末尾都附有關于這些問題的理論的曆史考察，包括《關于商品分析的曆史》。《關于貨币計量單位的學說》和《關于流通手段和貨币的學說》。這些論述為創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史奠定了基礎。
本書的出版為馬克思徹底完成政治經濟學領域中的革命變革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也從根本上抨擊了當時在羅曼語國家流行的蒲魯東主義。
内容節選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我把已經起草好的一篇總的導言壓下了，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别上升到一般。不過在這裡倒不妨談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
我學的專業本來是法律，但我隻是把它排在哲學和曆史之次當作輔助學科來研究。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于林木盜竊和地産析分的讨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先生就摩塞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後，關于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
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進”願望大大超過實際知識的當時，在《萊茵報》上可以聽到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帶着微弱哲學色彩的回聲。我曾表示反對這種膚淺言論，但是同時在和《奧格斯堡總彙報》的一次争論中坦率承認，我以往的研究還不容許我對法蘭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評判。我倒非常樂意利用《萊茵報》發行人以為把報紙的态度放溫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經落在該報頭上的死刑判決撤銷的幻想，以便從社會舞台退回書房。
自從弗裡德裡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範疇的天才大綱（在《德法年鑒》上）發表以後，我同他不斷通信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當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魯塞爾時，我們決定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态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亞的出版所，後來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于情況改變，不能付印。
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願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在我們當時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衆表達我們見解的各種着作中，我隻提出恩格斯與我合着的《共産黨宣言》和我自己發表的《關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着作《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隻是論戰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寫的關于《雇傭勞動》一書，彙集了我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上對于這個問題的講演，這本書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離開比利時而中斷。
1848年和1849年《新萊茵報》的出版以及随後發生的一些事變，打斷了我的經濟學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倫敦才能重新進行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館中堆積着政治經濟學史的大量資料，倫敦對于考察資産階級社會是一個方便的地點，最後，随着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産階級社會看來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決定我再從頭開始，批判地仔細鑽研新的材料。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屬于本題之外的學科，在這方面不得不多少費些時間。但是使我所能夠支配的時間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謀生的迫切需要。
八年來，我一直為第一流英文的美國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寫作真正的報紙通訊在我隻是例外），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時時間斷。然而，由于評論英國和大陸突出經濟事件的論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經濟科學本身範圍以外的實際的細節。
我以上簡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經濟學領域進行研究的經過，這隻是要證明，我的見解，不管人們對它怎樣評論，不管它多麼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卻是多年誠實研究的結果。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
“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
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