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
《吉檀迦利》、《飛鳥集》、《眼中沙》、《四個人》、《家庭與世界》、《園丁集》、《新月集》、《最後的詩篇》、《戈拉》、《文明的危機》
人物思想
梵我合一
泰戈爾自己曾經說過：“我覺得我不能說我自己是一個純粹的詩人，這是顯然的。詩人在我的中間已變換了式樣，同時取得了傳道者的性格。我創立了一種人生哲學，而在哲學中間，又是含有強烈的情緒質素，所以我的哲學能歌詠，也能說教。我的哲學像天際的雲，能化成一陣時雨，同時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裝點天上的筵宴。”
季羨林先生在他的研究着作中指出：盡管泰戈爾也受到西方哲學思潮的影響，但他的思想的基調，還是印度古代從《梨俱吠陀》一直到奧義書和吠檀多的類似泛神論的思想。這種思想主張宇宙萬有，同源一體，這個一體就叫做“梵”。“梵”是宇宙萬有的統一體，世界的本質。人與“梵”也是統一體。“‘我’是‘梵’的異名，‘梵’是最高之‘我’。”“人的實質同自然實質沒有差别，兩者都是世界本質‘梵’的一個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關聯。”泰戈爾以神或“梵”為一方，稱之為“無限”，以自然或現象世界以及個人的靈魂為一方，稱之為“有限”，無限和有限之間的關系，是他哲學探索的中心問題，也是他詩歌中經常觸及的問題。泰戈爾跟印度傳統哲學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點放在“人”上面，主張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認為隻有在人中才能見到神。
季羨林先生還指出：“既然梵我合一，我與非我合一，人與自然合一，其間的關系，也就是宇宙萬有的關系，就隻能是和諧與協調。和諧與協調可以說是泰戈爾思想的核心。”泰戈爾認為“完全的自由在于關系之完全的和諧”。泰戈爾從這種哲學觀點出發，宣傳愛的福音，認為“真正增強文明的力量，使它真正進步的是協作和愛，是互信和互助”。不過，泰戈爾也并不否認矛盾的存在，他的思想裡多少有些辯證法的因素，他承認自然、社會、人的思想都是在流轉變化的。在泰戈爾的思想中，‘韻律’占極高的地位，這是他的最高理想，最根本的原理，是打開宇宙奧秘的金鑰匙。”
詩與詩人關系
泰戈爾是一位具有浪漫主義風格的詩人，從詩歌創作的角度看，他特别關注詩與詩人的關系。1903年，泰戈爾讀了英國詩人丁尼生的傳記之後寫了“詩人的傳記”一文，主要讨論詩人和他的作品的關系問題。他認為，由于詩人已經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他的作品，詩人的作品能夠給我們一個他的真實形象，而詩人的傳記隻是記錄了詩人的外部活動，因此，通過研究詩人的傳記不能真正認識詩人。他指出：“詩人不是用創作詩歌那樣的方式，創造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不是詩”（第22卷：37）。泰戈爾并不否認詩人的生活與他的詩歌有着内在的聯系，但他認為隻有但丁那樣的超凡出衆的詩人，才能同時在詩歌和生活實踐中展現自己的天才，“但丁的詩凝結着但丁的生活，如果我們把兩者結合起來讀，那麼我們将會更清己而不是他的客體對象”；“藝術的主要目的是表現人格，而不是抽象的和分析性的事物”。
在“旅洲紀行”一文中，他認為隻有作為藝術客體的創造者，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主體，指出：“隻有在文學中人才是主體。也就是說，人是文學的标志和目的。……正是人與人交往的本性及其結果，才使得人成為文學的主體，因此，文學的标志和目的隻能是作為人的‘我’，絕不是被我看到了的一切外在的事物”（第19卷：270一72）。可見，具有主體性的人是泰戈爾詩學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所謂主體性詩學就是在文學的性質和文學的各種關系中特别強調文學與人的關系，特别強調文學創作中作者的主體地位。主體性文學理論在東西方都有深厚的曆史淵源，但在西方，對文學主體性的認識和強調是從浪漫主義開始的。深受西方浪漫主義影響并具有浪漫主義氣質的詩人泰戈爾，在詩歌創作和詩歌理論中體現出鮮明的主體性特征，“詩人的傳記”一文可以說是他主體性文論思想的前奏。
情感靈感
泰戈爾認為詩的基礎或關鍵不是詩人的才學和詩人的外部活動，他指出：“日常談吐、書信、交往、活動和教育不是詩的基礎，它的基礎是一個偉大感情沖動的傳播，好像它是偶然的，非人為而産生的——它是超越詩人的知識的”（泰戈爾第22卷：39）。這裡強調了兩個因素，一是情感，二是靈感；也否定了兩個因素，一是知識，二是刻意的努力。類似于我國古代詩學家嚴滄浪所謂：“詩有别裁，非關書也；詩有别趣，非關理也”。不同的是，嚴羽是在詩歌品評鑒賞基礎上的理論感悟，而泰戈爾是在長期、豐富的創作基礎上的經驗之談。
除了情感和靈感之外，泰戈爾還特别重視想象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他指出：“事實是，人的心不斷豐富着不清晰的感情，那些感情總用短暫的痛苦、短暫的感情、短暫的事，遮蓋着世界人類的巨大心靈的天空，然後在天空不斷盤旋着。某個詩人依靠富有吸引力的想象，把這些感情中的一束束情感，縛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使它們在人心面前清晰起來，由此我們獲得了歡悅。”又說：“人心的某個特殊面貌，聚集在某個詩人的想象裡，通過美顯示出自己多彩多姿的驚人光彩，文學評論家應該就這個問題進行思考”（泰戈爾第22卷：116—117）。顯然，泰戈爾把想象作為詩歌創作和評論的基礎。
主體詩學
泰戈爾認為傳記作家很少在意詩人豐富多彩的人格和内心世界，而詩人在他的詩中表現的比他的實際生活更真實，“瓦爾米基的讀者從瓦爾米基的詩裡創造着詩人的生活傳記，那個生活傳記與瓦爾米基的實際生活相比更為真實”（第22卷：38）。總之，他認為詩人的生活傳記不如其作品更能表現詩人的自我，也就是說，詩歌是詩人的人格的表現，而不是詩人的生活的再現。這樣的具有主體性的詩學思想在他中後期的論着中有更深刻的表述。
關于死亡
泰戈爾對死亡有着超乎尋常的認識，他說：“生命作為一個整體永遠不會把死亡看得很嚴重，在死亡面前它歡笑、舞蹈和遊戲，它建設、貯藏并相愛。隻有當我們把個别死亡的事實同生命整體分離時，我們才會看到它的空虛并變得沮喪。我們忘記了生命的整體，死亡隻是它的一部分，就好橡是從顯微鏡中看一塊布，它看起來像一張網，我們注視着那些大大的洞，由于想像而顫抖。但事實是，死亡并不是最終的真實，它看起來是黑暗的，有如天空看上去是藍色的，但是死亡并不是變黑了的實體，正像天空并不在鳥的翅膀上留下它的顔色一樣。”“在泰戈爾筆下，死亡充滿着詩情畫意，令人心向往之。他在《吉檀迦利》的最後階段，用了20餘首詩歌贊死亡，抒寫在死亡中與神同一的過程。
善惡觀念
泰戈爾是個樂觀主義者，他認為世界是朝着絕對的善發展的，堅信惡最終将轉化為善。詩人認為，我們之所以有痛苦，是因為我們感受到有限，但這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并不是最終的，歡樂亦是如此。因此，善惡且不是絕對的存在，但對于有限的我們來說卻是真實的，必須通過《薄伽贊歌》中的業溶血，也就是通過無私善行的實踐而與無限者的活動統一起來，以獲得宇宙生命或道德生命。
他說，“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無限中證悟了人生，這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生觀，也就是我們通過内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對整個人生的看法。佛陀的教義是要把這種道德力量修煉至最高程度，要懂得我們的行動範圍不應束縛于狹小的自我領域内。”“當佛陀沉思使人類從痛苦的束縛中解脫的途徑時，他已經達到了這種真理：即當人類通過把個别融合于普遍而獲得最高的目标時，人類就從痛苦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正由于如此，泰戈爾對佛陀推薦備至，詩作無處不體現着這種從一切處去體會個體和整體的聯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