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一說是墨西哥一說是日本
辨析：扶桑國與倭國。
扶桑一詞在現代可指日本，但中國史中的扶桑指中美洲某地，現多認同為墨西哥。
非現代的中國書本中，日本多是用倭國，而非扶桑。
釋義
扶桑，亦作“榑桑”，亦稱“扶木”。神話傳說中木名。生于東方，為十曰之居所。《山海經·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曰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曰居下枝，一曰居上枝。”
扶桑與太陽的聯系
扶桑與太陽的聯系是觀測太陽時建立起來的。“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是說“十日”（十天幹）依次經過，與羲和生十日相合。“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是太陽從東方（湯谷，扶桑）升起，到西方（禺谷，若木）落下，夜在歸墟沐浴，太陽雖是同一個但已是又一天。“皆載于烏”與“禺谷”之觀念來自炎帝族，仰韶文化陶器上就已有太陽中的鳥的圖案，朱雀、朱鳥為炎帝族的觀念。《淮南子》說“日中有鵔鳥”，即三足鳥。《大荒北經》“誇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誇父是太陽崇拜最登峰造極的象征。《山海經》真實地記錄了這位炎帝的業績。禺谷之名得自“禺”——誇父（猴）圖騰，當然不一定是從帝榆罔開始，很可能在他之前很久就有了。《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因為若木是日落之地，十日全在下。
中華文化的特征
扶桑在上古時代，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扶桑代表了中國先民的宇宙觀。不但在本土有日出日落之地。而且推廣到全世界，東極西極的觀念與先民的遷徙相結合，湯谷成為墨西哥一個真實的所在。扶桑樹實物是上述論證的證據。三星堆高達3.85米（一說3.94米）的扶桑樹，是世界最高的。瑪雅的人形扶桑樹，與“婼”字相合，表明中美洲确為湯谷扶桑之地——扶桑國，而且瑪雅人有扶桑圖騰。甲骨文，金文“叒”即“若”字，是“桑”字的樹冠形狀。婼為叒首人身，又放在表示祭祖的亞形之中，“婼”，“若”表示圖騰祖先無疑。《左傳·文公五年》有鄀國，《定公六年》楚遷都鄀，《昭公十年》有“叔孫婼”。先秦許多字各有從女和從阝的形式，表示人名，地名，與“若”的情形相同，鄀可以說是中國的扶桑國，其民當為扶桑族。楚缯書上的扶桑樹是中國上古宇宙觀的直接體現。
扶桑的辯論
綜述
《梁書·扶桑國傳》：“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裡……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裡……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雲：‘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裡，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這裡引用了南北朝時期慧深的說法，雖然僅僅為一家之言，但是也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其中稱，文身國、大漢國在北亞，扶桑在美洲，“在中國之東”，是十分準确的。那種認為扶桑即日本的說法根本講不通。慧深遊曆美洲把見聞帶到國内，是正史中關于美洲最明确最直接的記述。有人說法顯和鄭和去過美洲，未必可信，但我們可以堅信，從人類社會進入新石器時代以來，中國人往來于美洲的步伐從未停止過。從加拿大直到南美，表示中國屬性的漢字、銅錢、服飾、雕像廣泛分布于太平洋沿岸，而以墨西哥一帶的文物為最豐富。扶桑國作為美洲最高文明的核心地帶，凝聚了中國古文化的精華。今天，如果你去墨西哥奇瓦瓦州和尤卡坦半島一帶考察，你一定會對《山海經》有更深的領悟！
扶桑國是指墨西哥
始倡此說的是法國人金捏（De.Guignes），他于1761年提交的一個研究報告中說：根據中國史書，在公元5世紀時，中國已有僧人到達扶桑，而扶桑，他認為就是墨西哥。在中國學者中較早響應此說的是章太炎，他在所著《文始》中也認為扶桑即墨西哥。金捏所說的中國史書，指《梁書》“扶桑傳”。據《梁書》載：“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雲：‘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裡，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如此看來，扶桑國應遠在西半球的美洲。原産于墨西哥的棉花，即具備扶桑木的全部特征。墨西哥瑪雅人的首領稱“Dui--Lu，”其發音正是《梁書》中所說的扶桑國貴人：大小“對盧”。扶桑國有南北二監，南監押輕犯，北監押重犯，重犯子女，男孩8歲為奴，女孩9歲為奴，這也是墨西哥瑪雅人的制度。
扶桑國是指西域某個古國
持此說的人認為，《梁書》中說了扶桑國與中國的距離關系，卻并未提到它與大海有何聯系。《梁書》中說，扶桑國多蒲桃，蒲桃即盛産于西域的葡萄。因此，扶桑國可能隻是西域一帶的某個古國，而非墨西哥或日本。
扶桑國是指山東曲阜
除此之外，還有一說說扶桑國是指山東曲阜。“扶桑”一詞在我國最早見之于屈原詩句“飲餘馬于鹹池兮 總餘辔乎扶桑。”漢朝王逸為楚辭作注：“扶桑，日所扶木也。”《淮南子》中十日居于扶桑的說法，恰與此不謀而合。《說文解字》亦雲：“扶桑神木，日所出。”扶桑既是日出其間的東方神木，那麼它在何處呢？持此說的人認為，所謂的扶桑國，事實上并不存在，而是有人把孔子的出生地－－窮桑，誤傳為“扶桑”了。
扶桑的來曆
扶桑國的來曆出自《梁書》記載的慧深：
日照天台憫寺與《梁書》慧深考證
（中國佛學院學員 弘法 妙真 向佛）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對内心佛性的長期修持，會因佛祖的一個暗示而上升到全新境界。對未知課題的不斷探索，會因黑暗中的一縷陽光而豁然開朗。最近網上發表一篇關于日照市濤雒鎮“石鳯寺重建碑記”的碑文，使我們對佛教史上一個著名人物的研究出現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重大突破。
“石鳯寺重建碑”碑文的内容如下：
佛有三世，世世光明。寺有三劫，劫後複興。
先是，沙門慧深者，山下視餓殍而不見。殍曰：憫者，佛也。深大驚，知為佛祖點化。遂堆碎石為冢掩殍屍，化善緣建寺于冢側，曰天台憫寺。後殍冢每顯佛光，憫寺大興。北魏肇始，佛門不幸，殃及憫寺，深憤而出海，此一劫也。北周武帝禁佛，毀寺塔，逐沙門，憫寺敗落，此二劫也。唐初，有新羅僧智隐重建寺院，曰新羅寺，佛門再興。然建文年間山火驟起，經書寺院毀于一旦，此三劫也。
念我秦氏，自皈依佛門，世代相傳。及至東海而海曲，回歸赢氏故裡，重續先祖香火，乃至子孫滿堂，家業興旺，實乃佛祖之佑也。今合族上下，募善款，置田産，重建寺院，再請高僧，弘揚佛法，普度衆生。是役始于仲春，畢于孟夏，因山形而名，曰石鳳寺。又值我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成道聖日，立碑為證，乃記。
嘉靖乙醜孟夏望日
該碑文記載的“化善緣”建“天台憫寺”的沙門慧深，作者認為與文獻《梁書》中記載的沙門慧深有諸多相似之處。現介紹如下。
慧深的事迹最早見于唐代姚思廉編著的《梁書·諸夷列傳》：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499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雲：“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裡，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而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綿。作闆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奴，生女九歲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乃大會，坐罪人于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别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則及七世。名國王為乙祁；貴人第一者為大對盧，第二者為小對盧，第三者為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靈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缞绖。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458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
慧深又雲：“扶桑東千餘裡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發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産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天監六年（507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戶如窦雲。
去過“扶桑國”的僧人
可見，慧深之後《梁書》中還有從罽賓國去過“扶桑國”的僧人：“宋大明二年（458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罽賓國為古代西域國名，其具體地理位置史學界尚無定論，大約位于克什米爾一帶。罽賓國之名見于佛教故事： “佛嘗記曰：‘我涅盤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於罽賓國安人弘揚佛法’。如來寂滅後五十年，阿難弟子有末田底迦，聞佛記大喜，便來此國，宴坐大山嶺，現大神變。龍見而深信問所須，阿羅漢曰：願於地内得容膝地。龍王縮水奉施，羅漢以神通廣身，龍王縱縮水，池空水盡。龍翻請地於阿羅漢，於此西北留一池。龍王曰：五百羅漢常受我供，欲至法盡，若法盡後，還以此國為居地。末田底迦許之。見阿育王經七，毘奈耶雜事四十，善見律六，西域記三”。
去過“扶桑國”的道人
後來，《梁書》中也有從中國去“扶桑國”的道人：“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中（520-527年），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也有民間人士有可能到達過扶桑國：“天監六年（507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
《梁書》成書之後的1000多年裡，沙門慧深和扶桑國的記載并不為世人所重視。但是到了十八世紀卻因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變成了世界關注的話題。1761年12月的《學人》（DesScarans）雜志上刊登了法國漢學家德·歧尼的論文《中國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和亞洲極東部幾個民族的研究》。德·歧尼在文中得出“慧深比哥倫布早1000多年發現美洲”的結論，引起了國内外學者的極大興趣同時也引起了激烈争論。自此以後的200多年來，這種争論一直沒有停息。争論的焦點在于《梁書》中“扶桑國”的記載是紀實還是杜撰。同為北京大學教授的朱謙之先生主張慧深曾經到美洲一說，但是羅榮渠先生卻認為完全是古人杜撰。另外，慧深的身世還有中國人和外國人之争，扶桑國有中國，日本，墨西哥之争。
争論
對于慧深是否到過“扶桑國”，“扶桑國”是日本或是墨西哥，本文作者資料有限，研究不多，不敢妄加評論。現僅就最近新發現的資料，對《梁書》中的慧深是否果有其人，石鳯寺碑文中的慧深是否《梁書》中之慧深加以探讨，請佛學界和史學界的前輩和學者專家指正。
走訪調查
據石鳯寺碑文的記載，天台憫寺位于山東省日照市天台山。于是我們赴天台山石鳯寺遺址對碑文中提到的天台憫寺和沙門慧深的身世進行了走訪調查。
天台山地處日照南部海濱，山雖不高，卻有拔地而起之感，背後三面環山，一面向海，是一個古人祭祀太陽神的地方。兩個月之前剛剛在主峰發現3000多年前的太陽神祭壇，被國家文物部門命名為天台山遺址。另一側山頭上有被當地人頂禮膜拜的圓形巨石，叫太陽神石，還有幾處反映古人太陽崇拜的石刻與岩畫。據新華社報道，考古專家認為《山海經》中記載的古人祭祀太陽神的湯谷（也叫旸谷）就在日照地區。而這個湯谷就是天台山太陽神祭壇和太陽神石之下的山谷，坐西朝東，面向大海，正是古人祭祀太陽神的地方。當地老百姓也将這條山谷稱做望仙澗，據說是當年秦始皇到天台山求仙訪道時所賜。日照一帶在春秋戰國時期是方仙道的誕生地，天台山史稱“人間仙境”，有道家河上公和安期生修仙悟道的遺迹。晉皇甫谧《高士傳》記載：“安期生者，琅琊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秦始皇離去後，安期生委棄金寶不顧，留書始皇：“後數年求我于蓬萊山”。始皇得信，“即遣使者徐市（音福）、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辄遇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并海邊十數處”。天台山尚留有安期祠遺址一處。
石鳯寺就坐落在湯谷的中部，其上部谷頂是太陽神石和太陽神祭壇遺址，下部是一個正在建設中頗具規模的水庫。石鳯寺坐北朝南，背後有一個山頭，古代叫扶桑山，據說因山上長滿桑樹而名。當地老百姓叫做雞呴呴喽山，因山頂上有一巨石形成的引頸長啼的玉雞而命名。村民說大羿射掉九日之後，剩下的一個太陽吓的鑽到東海裡不敢出來，是這隻玉雞每天早晨将太陽從東海裡面喚起來。漢東方朔在他的《神異經。東方經》裡面有記載：“蓋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潮水應之矣”。
石鳯寺遺址現僅存兩個土丘，寒風蕭瑟，荒草萋萋。其中一個較大的土丘下部有裸露的用石塊砌成的牆基、散落的基石和大量殘磚碎瓦，村民說這就是石鳯寺遺址。一側另一個土丘較小，很少見到瓦片，估計這應該就是碑文中“每顯佛光”的“殍冢”了。石鳯寺遺址周圍因為開采山石而變得滿目蒼夷。村民告訴我們說有一個叫鞠志國的留美博士從2008年自費到這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護山上的曆史文化遺迹。現在開采山石的活動已經停止了，這使我們感到十分欣慰和感動。另外，鞠博士還開辟了一個非常好的網站，介紹天台山的遠古太陽文化，我們從他的網站上獲得不少有用的資料。可惜鞠博士回美國探親去了，沒有見到。
天台山下有好幾個村莊，均以秦姓為主，明洪武年間自東海（現連雲港）遷徙而來。天台山在解放前一直是秦家大戶的山場，他們在這裡重建石鳯寺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村民帶領我們參觀了鞠博士從石鳯寺遺址找到的石刻菩薩造像。造像已經殘破，僅存身軀，令我們這些善男信女無不痛心疾首。從佛像造型和雕刻手法來看，與唐代石刻造像極為相似。此外，村民還為我們講述了清朝初年石鳯寺廟會上戲班子因“木刀殺人”而引起石鳯寺敗落的故事，但對于新羅寺、天台憫寺和慧深和尚所知甚少。曆史年代久遠，加之當地比較貧窮，老百姓受教育水平低，造成文化的斷代不足為奇。
我的遠祖與圃隐先生
為了更深入挖掘天台憫寺和慧深的資料，我們從網上又找到兩篇與新羅寺和石鳯寺有關的短文。
一篇是由韓國人寫的“我的遠祖與圃隐先生”：
“據祖上傳說，我的先祖來自韓國永川市，新羅時期（唐朝）被販賣到中國的東部沿海（日照縣）作奴隸，後來在日照縣的新羅村居住了許多世代。在唐宋期間，日照因為有鹽場和鹽官，成為琅琊一帶富庶繁華之地，那裡的新羅村人口也最多。明洪武年間，圃隐夢周先生出使中國到日照縣。那時我的遠祖任新羅村村長，圃隐先生及其随行人員就住在新羅村裡。由于長期漢韓混居，那時山東沿海這樣比較典型的新羅村已不多見。新羅村情況不是太詳細，隻是說在日照縣南面的一個大鹽埠和碼頭附近。離碼頭不遠處有一座小山，曾經是遠古中國人祭祀太陽神的地方，新羅村就坐落在其中一條山谷之中，人們以曬鹽捕魚和務農為生。
據說圃隐先生曾為新羅村辦了三件大事。第一，出資在新羅村對面新羅寺附近建設新羅書院，成為新羅村有史以來第一所學校；第二，到新羅村東側小山頂上約 800年樹齡的白果樹下賦詩，以“日照縣”為名，詩文曰：“海上孤城草樹荒，最先迎日上扶桑。我來東望仍搔首，波浪遙望接故鄉”。抒發了新羅人懷念故鄉的情懷。白果樹為第一代新羅移民所植，是人們出海時的坐标，也是人們眺望大海遙望故鄉的地方。後人将詩文刻碑置于白果樹下以示紀念；第三，從新羅村帶了幾個年輕人回到韓國，我的遠祖也有幸成為回到故鄉省親的第一人。
如今我在古稀之年有幸從海外回到日照來探訪先祖曾經居住過的地方。但是新羅村、新羅寺、新羅書院都不在人們的記憶之中，白果樹也不見了蹤影。經過反複考察，終于找到了那個鹽埠和碼頭。這個鹽埠和碼頭在日照縣舊址南約20公裡，叫濤雒鎮，在明清時期因販鹽而成為一個繁華碼頭和重鎮。鎮南面有座小山叫鳳凰山，山上的确曾經有一棵古老的白果樹，此山不大，但是俯視大海，白果樹的确是人們出海當坐标用的。但是白果樹的樹齡以及來曆人們就無從說起了。遺憾的是，鳳凰山因采石而滿目蒼夷，山上的白果樹在文革期間被砍掉了，那塊刻有圃隐先生詩文的石碑也無人知曉。在鳳凰山的西側有山叫做大寨山，山頂平台上似乎有石頭壘的寨牆的遺迹，淹沒在雜草叢中，十分荒涼，給人以有人居住過的樣子。據村民講，山下的山谷叫望仙澗，是秦始皇到這裡祭祀太陽神和求仙祭祖時賜名。望仙澗中有一佛教寺廟，叫石鳳寺，因鳳凰山而命名。如今石鳳寺已經不在，隻有部分石頭牆基埋在泥土裡，大量的破磚碎瓦散落在草叢中。根據磚瓦的年代判斷，有的磚瓦可能在宋明之間，有的較為滞後，屬于清朝産物。據村民說，石鳳寺曾經發生過一件怪異的故事。當地人有一在石鳳寺趕廟會的習俗。據說清朝時期有一年，廟會上演戲的演員用木刀砍下一個人頭，從此石鳳寺就敗落了。這個石鳳寺是否就是原來的新羅寺呢，值得考證。山谷的谷頂上有一塊圓形巨石叫太陽神石，是遠古先民祭祀的寶石，文革期間被紅衛兵破四舊打掉了一塊，殘石仍然可見。
這一切都似乎說明，這裡應該是我的先祖居住過的地方，親切之感油然而生。但是望着這面目全非的模樣，我心中又充滿了悲傷。使我不禁想起美國的一部叫做 “根”的電影，那電影叙述的是美國黑人追尋先祖蹤迹的曆程。而我的先祖有誰來追溯呢，他們的屍骨或許就埋在這裡的泥土裡呢。唯有寫下這份永恒的記憶，使我的子孫記得，盡管中韓兩國的血液在我們身上流淌，但是腳下的這片熱土是我們的新羅祖先曾經居住生活過的地方，這裡有他們的痛苦，他們的歡樂，他們的愛情，他們的夢想，經常來看看，永遠不要遺忘”。
日照教案與秦氏國寶
可見，天台山下的确有個新羅寺，并且與新羅人有關，這與石鳯寺重建碑記所描述的一緻。
另一篇是居住在台灣的老家為天台山附近上元村人寫的“日照教案與秦氏國寶”。
“參天之樹，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吾海曲秦氏，自明初遷至照邑，落腳團嶺埠，迨明朝末葉，傳至五世祖嘉祥公字肖東者，獨善經營，擁有田産五百頃，遍及日照北鄉與南鄉，于是财産益豐，鄉望尤隆。吾濤雒一支，獨居上元，下元一帶魚米之鄉，遠祖祀日之地，更是人丁興旺，書香傳家。無奈其後戰火連綿，民不聊生，流離失所，天各一方。餘攜妻兒孤居海島，天各一方不聞鄉情鄉音，淪落天涯唯有海上望月，思鄉情節，苦不堪言。
年間友人來訪，談及故鄉故人，其情也切，其意也濃。尤念及日照教案與秦氏國寶流失海外，每每心痛。然世人知情者甚寡，恐吾輩百年後無人續之，乃記。
日照教案乃清光緒年間之事件。初為鄉民與德天主教會個别教友之争，後為教會與鄉民之沖突，乃至德人派兵鎮壓，使我鄉民和地方政府慘遭損失。此次教案史料多有陳述，然教案期間，德國士兵對日照地區文物之破壞與掠奪，未見記載。友人在國府外交部任職多年，期間出訪德國，曾見日照家鄉之文物于皇家私人博物館。友人回國後委派專人調查，但适逢戰亂，不了了之，甚為可惜。
赴台之際，族中老祖曰：秦氏國寶者，古人碑刻也。吾濤雒秦氏世居上元，下元風水寶地。經祖上幾代悉心經營，村西山場盡屬秦氏。說來也奇，此山場竟與秦氏宗族有不解之緣。山場原名柴山，古時山颠堆柴為火以祭天為”柴”，取此意而名之。山上有圓形巨石，人稱太陽石，四時祀之，風俗古來有之。山澗有洞甚深，曰老母洞。洞中祀女娲，羲和，香火不斷。洞口立一碑，字體甚古，傳為莒國君所立，文稱照邑乃遠古一崇日部落之領地，赢姓始祖少昊伯益在此立國，莒國乃赢姓之脈。老祖又曰：秦皇東巡琅邪，三上柴山而祭祖求仙，太陽石下之山谷望仙澗之名乃秦皇所賜，山上尚留秦皇望仙台遺迹。望仙澗老母洞下尚有一寺，文曰該寺初名新羅寺，為唐代新羅人所建。寺一側有新羅書院，為明初高麗大儒鄭夢周所建。然寺與書院于建文年間毀于山火，經秦氏重建，取名石鳳寺，香火甚盛。石鳳寺廟會一年一度，為濤雒一大盛事。無奈某年廟會上戲子以木刀殺人，石鳳寺從此一蹶不振。時至清末，石鳳寺與老母洞幾成廢墟，然莒國君祭祖碑，石鳳寺重建碑，鄭夢周所題”日照縣“之碑猶存。
據老祖所傳，濤雒自漢代設鹽官，曆代為繁華商埠與重鎮。清末德傳教士在下元建有教堂教區。日照教案發生，下元教堂亦遭破壞。德國兵駐下元，撤離之前動用馬車數輛，運走望仙澗之莒國君祭祖碑，石鳳寺重建碑，鄭夢周所題“日照縣”之碑三塊。友人在德皇室私人博物館所見之文物乃此三碑刻也。其後下落不明。
歲月無情，轉眼已是風燭殘年，光陰日短也。願吾秦氏後人，莫忘秦氏國寶尚魂遊海外，尋之索之，使其回歸故裡。秦氏幸甚，民族幸甚。切！切！！”。
顯然，文中新羅寺和石鳯寺與前面的“石鳯寺重建碑記”是一緻的。因此，天台憫寺、新羅寺、石鳯寺确有其事，沙門慧深确有其人，史料和遺迹俱在，不容置疑。
依據
那麼，天台憫寺之慧深是否就是《梁書》中之慧深呢？答案似乎是比較肯定的，主要依據如下：
第一，從年代上講，《梁書》中的慧深與天台憫寺之慧深的年譜一緻。《梁書》中的慧深在齊永元元年（499年）來至荊州。此前的行蹤有《高僧傳》可提供一些信息（《高僧傳》為梁朝僧人慧皎編撰，他與慧深幾乎是同代人，因此記載比較可信）。書中載宋文帝時，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幾個有名的弟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别提到：“沙門慧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并以戒素見重”。《高僧傳》還記載，慧基“以齊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齊建武三年是496年，上溯八十五年，慧基的生年為公元411年，則是東晉安帝義熙七年。他“年滿二十，度蔡州受戒”，這時應該是公元 431年，即宋文帝元嘉八年。後來他“遍曆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人”，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間，即公元431-452之間的事情。慧深無疑也是在這個期間在三吳之地成為慧基的弟子。
根據“石鳯寺重建碑記”，沙門慧深在日照市天台山下見到餓殍，受點化而建天台憫寺的時間應該在北魏（386-557年）之間，更确切地說應該是在北魏太武帝的禁佛行動（444年）之前。而慧深“憤而出海”的時間為444年之後。
如此說來，在年代上看，《高士傳》之慧深有可能就是《梁書》之慧深也就是天台憫寺之慧深。如果屬實，慧深的行蹤應該是這樣：431年之後444年之前這段時間内在江南三吳之地成為慧基的學生，444年之前到日照天台山建天台憫寺，444年之後“憤而出海”。考慮到北魏太武帝的滅佛行動不會立即殃及到比較偏遠的日照地區（當時叫海曲縣），慧深的出海時間很有可能在450年之前，直至499年來到荊州，期間有近五十年的光陰，可能正是慧深遠遊海外之時。而罽賓國的比丘遊行至扶桑國的時間是458年，比慧深稍晚。可見德·歧尼提出“慧深比哥倫布早1000多年發現美洲”的觀點不虛。
但是僅憑這一條尚不能說上述三慧深是一人，因為我國僧人衆多，重名的情況比比皆是，曆史上巧合的事情也有。
第二，從地理上看，《梁書》中慧深應該是齊魯一帶僧人，日照屬齊魯之地。
對《梁書》“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499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雲”的解釋有兩種，一種認為“其國”為扶桑國，文法上講得通。這樣慧深就成為扶桑國人，非中國人。但這一說法與大量的事實相左。另一種解釋是“其國”為“齊國”的諧音，暗指慧深為齊國人。深層的意思可能是梁以北魏為外族僞朝而不加以承認，所以《梁書》也不好提及北魏，隻能含糊地以“其國”代之。
說慧深來自齊魯之地，更重要的是因為慧深對“扶桑國”的命名說明他對中國古籍《山海經》等文獻很熟悉。在《山海經》中，扶桑與湯谷的聯系十分密切“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是古人祭祀太陽神的地方。而湯谷又與天台山有密切聯系，““大荒之中有山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淵”。天台憫寺位于日照市天台山中，天台山主峰上有遠古太陽神祭壇遺址，有扶桑山，被考古專家認為就是《山海經》中記載的湯谷。可見這一帶應該是中國遠古時期的“扶桑古國”。這進一步說明《梁書》中慧深為齊魯之人，乃天台憫寺之慧深。
學術界
對于學術界關于慧深是否到過“扶桑國”，扶桑國是中國、日本、墨西哥的争論，作者才疏學淺，不敢妄加評論。但是願意從佛界的角度，為探索這一課題提供一點新的思路。
第一，佛家不打诳語，這一點是連俗人都清楚的事實。從慧深的師承和佛性修養來講，他沒有編造謊言的可能，同時也沒有編造謊言的必要。因為499年距離北魏太武帝禁佛（444年）已經過去多年，況且荊州也不屬于北魏管轄，時過境遷，慧深有何理由編造謊言呢？
第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死于452年，慧深自海外歸來時（499年）太武帝已經不在位。他不回屬于北魏轄區的日照天台憫寺而到屬齊的荊州，說明慧深仍然心有餘悸。
第三，學術界有人以《梁書》中扶桑國有“名國王為乙祁；貴人第一者為大對盧，第二者為小對盧，第三者為納咄沙”的記載，提出慧深所說的“扶桑國”純為杜撰之說。理由是“對盧”為高麗官名，怎麼會出現在扶桑國的官職中？但是仔細閱讀《梁書》關于扶桑國的記載，‘對盧’一說并非慧深原話，而是《梁書》作者的叙述。《梁書》在引用慧深原話時非常慎重，都是用引号标注出來的。如果是杜撰，也隻能說‘對盧’一職是由姚思廉所杜撰，或者是姚思廉聽他人所講，不能加在慧深的頭上，更不能否定扶桑國的真實性。相反，南美洲特别是墨西哥原著居民與我國的東夷人在文化上，特别是太陽崇拜習俗上，有許多相似之處，慧深用他所熟悉的“湯谷扶桑”的故事命名一個遙遠的但是在文化上又有許多相似之處的國度難道不是順理成章嗎？
總結
上述分析說明，《梁書》中慧深就是天台憫寺之慧深。他在431年之後在三吳之地求學于慧基門下，于444年之前到天台山并建天台憫寺，444年之後因迫于北魏太武帝的禁佛“憤而出海”，到過大漢國、扶桑國、女國等許多地方（盡管這些國家到底在哪裡還不确定，也可能是中國東部沿海一帶，有待于專家考證），在外弘揚佛法約50年之後于499年到荊州。
從石鳯寺碑文上可以看出，慧深在北魏禁佛期間“憤而出海”的主要目的隻能有一個，那就是為了尋找一方淨土，弘揚佛法。他在公元444年前後踏上了東行弘法之路，比唐僧玄奘貞觀元年（627年）西行求法早了近200年，比鑒真唐天寶二年（743年）東渡日本早了近300年。有人把慧深比作中國的哥倫布。如果慧深到過的“扶桑國”的确就是墨西哥，那麼慧深與哥倫布至少有兩點不同。其一，哥倫布于1498年8月發現美洲大陸，比慧深晚了1000多年；其二，哥倫布出海的目的是開疆拓土，追求經濟利益，是經濟之旅。而慧深的目的是尋找一方淨土，弘揚佛法，是精神之旅。《梁書》寫到：“宋大明二年（458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應該說，緻使扶桑國“教令出家，風俗遂改”的先驅者當是來自天台憫寺的慧深大師。
佛法無邊，曆史的長河并沒有淹沒慧深大師的真迹，時間愈長，彌現珍貴。盡管當年的佛教聖地現已面目全非，能有留美多年的博士回到深山對聖地加以保護，仍然使我們感到萬分感動。遺憾的是我們沒能見到這位博士，不知道他經曆了怎樣的心路曆程，但是我佛慈悲在這裡彰顯無疑。衷心希望我們的調查報告能夠引起佛教界、學術界和當地政府部門的重視，妥善保護好這一珍貴的曆史遺産。同時也希望哪位同門高僧能夠接過慧深大師的衣缽，使天台憫寺佛光再現，實乃佛門之大幸。
曆史記載
扶桑與太陽的聯系是觀測太陽時建立起來的。“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是說“十日”（十天幹）依次經過，與羲和生十日相合。“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是太陽從東方（湯谷，扶桑）升起，到西方（禺谷，若木）落下，夜在歸墟沐浴，太陽雖是同一個但已是又一天。“皆載于烏”與“禺谷”之觀念來自炎帝族，仰韶文化陶器上就已有太陽中的鳥的圖案，朱雀、朱鳥為炎帝族的觀念。《淮南子》說“日中有鵔鳥”，即三足鳥。《大荒北經》“誇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誇父是太陽崇拜最登峰造極的象征。《山海經》真實地記錄了這位炎帝的業績。禺谷之名得自“禺”——誇父（猴）圖騰，當然不一定是從帝榆罔開始，很可能在他之前很久就有了。《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因為若木是日落之地，十日全在下。
扶桑在上古時代，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扶桑代表了中國先民的宇宙觀。不但在本土有日出日落之地。而且推廣到全世界，東極西極的觀念與先民的遷徒相結合，湯谷成為墨西哥一個真實的所在。扶桑樹實物是上述論證的證據。三星堆高達3.85米（一說3.94米）的扶桑樹，是世界最高的。瑪雅的人形扶桑樹，與“婼”字相合，表明中美洲确為湯谷扶桑之地——扶桑國，而且瑪雅人有扶桑圖騰。甲骨文，金文“叒”即“若”字，是“桑”字的樹冠形狀。婼為叒首人身，又放在表示祭祖的亞形之中，“婼”，“若”表示圖騰祖先無疑。《左傳·文公五年》有鄀國，《定公六年》楚遷都鄀，《昭公十年》有“叔孫婼”。先秦許多字各有從女和從阝的形式，表示人名，地名，與“若”的情形相同，鄀可以說是中國的扶桑國，其民當為扶桑族。楚缯書上的扶桑樹是中國上古宇宙觀的直接體現。
《梁書·扶桑國傳》：“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裡……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裡……扶桑國在大漢東二萬裡，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這裡說得很清楚，文身國、大漢國在北亞，扶桑在美洲，“在中國之東”，是十分準确的。那種認為扶桑即日本的說法根本講不通。慧深遊曆美洲把見聞帶到國内，是正史中關于美洲最明确最直接的記述。有人說法顯和鄭和去過美洲，未必可信，但我們可以堅信，從人類社會進入新石器時代以來，中國人往來于美洲的步伐從未停止過。從加拿大直到南美，表示中國屬性的漢字、銅錢、服飾、雕像廣泛分布于太平洋沿岸，而以墨西哥一帶的文物為最豐富。扶桑國作為美洲最高文明的核心地帶，凝聚了中國古文化的精華。今天，如果你去墨西哥奇瓦瓦州和尤卡坦半島一帶考察，你一定會對《山海經》有更深的領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