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人物出身

艾略特1888年9月26日出生于密蘇裡州的聖路易斯，他的家境十分優越，父親是公司總裁，母親原是教師，後成為一名志願者積極參與社會工作。艾略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母親與五個姐姐的過分照顧并沒有使艾略特的童年擁有雙份快樂，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十六歲之前，艾略特在聖路易斯的史密斯學院學習。

求學經曆

1905年的秋天，艾略特進入哈佛大學，他的新生生涯過得非常舒适，所加入的幾個社團當中有一個是文學方面的“書章”（the literary signet）。受一些教授的影響，艾略特開始關注起歐文（Irving Babbitt）的醒世格言及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的懷疑論，對他影響最深的是塞門茲（Arthur Symons）的書《文學中的象征主義運動》。由于艾略特起初所擇課程過于分散而使自己變得手忙腳亂，但最後憑其毅力終于獲得了比較文學的學士學位以及英國文學的碩士學位。

1910年，艾略特離開美國，前往巴黎的梭爾邦大學（the Sorbonne），在那裡，各種藝術領域的前衛思想、學術圍繞着他，在法蘭西學院聆聽了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哲學課後，艾略特一下子就被迷住了，這使得他重歸被當時譽為哲學的黃金時代的哈佛修讀哲學博士學位。1914年，艾略特前往歐洲旅行，那個時候，他在哈佛的大部分哲學老師已經将他視作一個未來的同事。艾略特打算于同年秋進入牛津大學的默頓學院學習，同行的有布拉利德（F.H.Bradley）的同事及後續者約阿欣（Harold Joachim）。

由于戰争迫近，艾略特提前了去英國的旅程，于同年的8月到達倫敦，同行的美國詩人艾肯（Aiken）将艾略特的詩稿送給著名詩人龐德（Ezra Pound），9月，艾略特與龐德初次見面，從此，兩人在新古典主義詩歌的創作活動中緊緊的聯系在一起。在龐德的幫助下，許多雜志刊登了艾略特的詩作，其中最顯着的一首是于1915年發表的《J.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這首詩模仿了法國象征派詩人儒爾·拉夫格的風格，具有很濃的諷刺意味，刻畫了當時社會背景下的人對于愛情對于生活的複雜心理。

成立家庭

1915年初，在一個同學的介紹下，艾略特認識了舞蹈家薇薇安（Vivien Haigh-Wood），他迅速的被迷住了，兩人于當年的六月結婚。艾略特的父母對此感到震驚，當他們知道了薇薇安的一長串感情史及精神病史後更是深深的擔憂，這場婚姻使整個家庭瀕于破裂，但也無可置疑的開創了艾略特的英國生活。

婚後的生活并非一帆風順，為了要應付開支，艾略特承受着繁重的工作量，他在一所學校擔任講師，又擔任一本先鋒雜志《自我主義者》（the Egoist）的助理編輯。1916年4月，艾略特完成博士論文，但由于他拒絕回國而失去了學位。1917年春天，一位朋友為艾略特提供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在羅易德銀行（Lloyd`s Bank）擔任評估員。這份工作使艾略特有時間和精力繼續他的詩歌創作，這一年，他第一本書《普魯弗洛克及其他》的出版給了他很大的動力。

這本書由《自我主義者》雜志印行，由龐德夫婦匿名出資。這本書為艾略特奠定了他詩人的地位，接着，1922年《荒原》出版，這部作品被評論界看作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一部詩作，而艾略特本人的名氣也高漲的近似神話，這部作品被認為是英美現代詩歌的裡程碑。

1927年，艾略特加入了英籍。1930年以後的三十年裡，艾略特成為了英國文壇上最卓越的詩人及評論家。

由于與妻子的性格差異巨大，艾略特的第一次婚姻注定是一個失敗，薇薇安因為精神上的原因住進了療養院。1933年，身心疲憊的艾略特與妻子正式分居。1956年，艾略特娶了第二任妻子弗岚切（Valerie Fletcher），這場婚姻十分幸福。

人物逝世

1965年1月4日，艾略特于倫敦的家中逝世。艾略特逝世後，家人遵照他的遺言進行火化。在教堂裡，他的牌位上寫着：請記住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一位詩人。上面還寫着他的生死年月，以及另外兩句話：“我的開始就是我的結束，我的結束就是我的開始。”

寫作特點

艾略特在他的早期創作中善于把自己藏匿在詩句背後，不斷變換面具和語氣。詩中的“我”大都是戲劇人物，不是直抒胸臆的作者本人。但是總的看來他偏愛一種萎靡不振、無可奈何同時又不失幽默的聲音。這一特點确實使一般讀者難以理解艾略特的早期詩歌。艾略特的詩作往往沒有通盤謀劃好的思想脈絡，他數次開玩笑地引用拜倫《唐璜》中的詩行為自己辯解：“我當然不敢号稱我十分懂得/當我想露一手時自己的用意。”

在論文《玄學派詩人》裡他還表達了這樣的高見：當代詩人的作品肯定是費解的，我們文化體系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必然會對詩人的敏感性産生作用，“詩人必須變得愈來愈無所不包，愈來愈隐晦，愈來愈間接，以便迫使語言就範，必要時甚至打亂語言的正常秩序來表達意義”。

艾略特認為，在詩歌創作中有種“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邏輯”，它們不同于常人熟悉的秩序和邏輯，因為詩人省略了起連接作用的環節；讀者應該聽任詩中的意象自行進入他那處于敏感狀态的記憶之中，不必考察那些意象用得是否得當，最終自然會收到很好的鑒賞效果。表現這種“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邏輯”最為充分的大概就是奠定艾略特現代派主将地位的《荒原》。

艾略特的登峰造極之作是作于1935年至1942年之間的《四個四重奏》，它們分别是《燒毀的諾頓》、《東科克爾村》、《幹燥的塞爾維吉斯》和《小吉丁》。

《四個四重奏》是探讨永恒和時間的哲理詩，但是詩人并不使用純粹抽象的概念，他帶領讀者在具體的曆史中探索永恒與時間的辯證關系。《四個四重奏》的用語普通正規而又十分精确。對語言異常敏感的艾略特常會詞不達意，他在《東科克爾村》裡把寫詩比為“與詞語和意義的難以忍受的扭鬥”。艾略特對自己的信仰和創作始終不敢心安理得，他擔心語言會因使用不當而退化，這必然會影響到我們思想感情的品質。

人物思想

T·S·艾略特曾經将自己概括為“文學上的古典主義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國國教高教會派”，這三個标簽簡明易懂，并不需要詳細說明，因為它們都指向保守主義。他的保守主義實際上又根源于他思想深處相當嚴格的“确定論”，以及個性上過于誠實的自我意識，他不會輕易地接受混沌、朦胧和不可知的事物。從這方面說，保守主義代表着他與崇尚自由的現代價值體系保持的距離，一個不亢不卑的距離。

他的批評在一種謙遜的外表下包裹着不容反駁的結論，非常地言之有物、條理分明和實用有效。任何讀者通過他的批評都能學會理解一首詩或一篇散文——哪怕是自己不喜歡的詩或不喜歡的散文。他的批評很少摻入個人感情，他為詩人分類用的是“大和小”，而不是喜歡和厭惡。他在批評上的功績就在于建立起一種非常客觀和可靠的鑒别标準，使現代批評邁上能夠對一切進行量化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