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中華民國理論家-中文百科頻道

人物生平

戴季陶，(1891年—1949年)，原名良弼，字選堂，号天仇，後改名傳賢、字季陶，四川廣漢人。祖籍浙江吳興，其高祖戴敏勤入川經商，定居漢州，在中西街開碗鋪，世繼其業。其父戴小軒兼業中醫外科。中國政治家、中國國民黨元老之一，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中華民國時期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

早年經曆

戴季陶早年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後追随孫中山，參加了二次革命和護法戰争。後來任職于《上海日報》，後任《天铎報》總編輯。著有《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青年之路》、《日本論》、《學禮錄》等。

1905年，戴季陶去日本留學，進法政大學。

1909年回國，任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教習。後因在上海《中外日報》、《天铎報》撰文抨擊清王朝而受通緝，逃往南洋槟榔嶼，主辦《光華報》，并加入同盟會。

1911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在上海創辦《民權報》。辛亥武昌起義爆發後，戴季陶回國。參加了陳其美、鈕永建等人組織的上海起義。

學成歸國

1912年回國，他在上海創辦《民權報》，後任孫中山秘書，并受命進行二次革命的軍事聯絡活動。二次革命失敗後逃往日本。

1916年，戴季陶随孫中山回國。次年由上海去廣東任大元帥府秘書長。五四運動時期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

1916年10月6日長子蔣緯國誕生，後被蔣介石收養。（蔣緯國于自傳－《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旅》（台灣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表示：其父為戴季陶，母為日本護士重松金子）

1917年任護法軍政府法制委員會委員長兼大元帥府秘書長。

1918年4月，林森署理軍政府外交部長時，戴季陶代理外交次長。

1920年夏，他曾參加籌建上海共産主義小組，中途退出。其後同張靜江、蔣介石等共同經營交易所的投機生意。

五四運動後曾大力推廣社會主義。1920年5月，參加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起草“中國共産黨綱領”，是中國共産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後來因孫中山反對而退出共産黨。

1924年1月出席中國國民黨一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5月黃埔軍校成立，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随孫中山北上。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積極從事反共煽惑活動。6、7月間，連續發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等小冊子，打着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旗号，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歪曲和篡改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形成了所謂戴季陶主義，為國民黨右派蔣介石等人篡奪革命領導權提供理論根據。

1926年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及後司中華民國考試院長達二十年（1928年10月─1948年6月）。中華民國國旗歌的歌詞作者。

1927年，積極參與策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1928年以後，曆任國民政府委員、考試院院長等職。

1948年6月改任國史館館長。

服藥自殺

1949年2月11日于廣東省政府廣州東園招待所，服安眠藥自殺。

人物轶事

追随中山

1905年，追随中山

1902年，戴季陶入成都留日預備學校，受老師徐炯影響，傾向反滿。

1905年赴日本，入師範學校，1907年入東京日本大學法科。1909年回國，在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任《天鋒報》主編，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亡命日本，後轉赴南洋槟榔嶼（今屬馬來西亞），任《光華報》編輯，加入中國同盟會。

14歲的戴季陶赴日本留學，在日本大學（前身是日本法律學校）讀法科，在那裡認識了蔣介石，日後戴季陶将自己的親兒子過繼給蔣介石，也就是蔣緯國。

1909，回到上海。時值晚清，投奔江蘇巡撫瑞澄，被任命為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調升湖廣總督後，戴季陶沒了靠山，辭官另謀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當上海《中外日報》記者，繼而轉入《天鋒報》，寫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幾個月後，19歲的他，成為《天鋒報》總編輯。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緻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風，還進了同盟會。

回上海後，在《民權報》上寫下大量反袁世凱的文章，被袁世凱下令“提究”——關入牢獄。他這時才懂得：“百萬錦繡文章，終不如一枝毛瑟（槍）。”被營救出獄後，便直接投身反袁鬥争，協助黃興起義。最後，還在孫中山身旁，當上秘書。陳炯明叛變時，戴季陶勸蔣介石立即回廣州，保衛孫中山。

1912年5月，财政總長熊希齡簽訂賣國條約《監視開支暫進墊款章程》。輿論嘩然，群起攻擊之。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權報》上發表署名“天仇”的短文，題曰《殺》。全文曰：“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專權，殺！此四人者中華民國國民之公敵也。欲救中華民國之亡，非殺此四人不可。

殺四人而救全國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靈，義也；弭無窮之後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兒，以全國之國民而無人敢誅此四賊，以救全國人民之生命财産，以保五千年榮譽之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誣我國民也。”

22日，午後4時，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殺人”為由，拘捕戴季陶入獄。同牢監犯問戴季陶因何被捕，戴慨然說：“蒼颉造字累我，鴉片條約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為中國人，有此種種原因，我遂此矣”。當晚，其妻子探監，勉勵說：“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翌日上午，此案開庭審理，戴季陶被交保釋放，改期再審。

戴季陶還是“五·四”期間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人。1919年繼李大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之後，戴季陶嘗試用馬克思主義說明中國倫理問題，稱贊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稱馬克思是“近代經濟學的大家”、“近代社會運動的先覺”，他撰文批判企圖壓制思想解放的人，說：“翻譯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馬克司批評馬克司的著作，豈是可以禁止的？

又豈是能禁止的嗎？”李立三在一次黨史報告中甚至說：“中國黨的發生是由六個人發起，陳獨秀、戴季陶……”但黨成立的時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孫中山先生，不能成為共産黨員。由于世界觀的不同，戴季陶終于漸漸與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镳了。後來直接充當蔣介石的“文膽”和幕後參謀。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戴季陶一邊與沈玄廬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一邊與蔣介石在交易所從事證券交易。1920年5月，戴季陶、沈玄廬、邵力子參加了由李大钊等倡導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将《星期評論》作為研究會的宣傳陣地，大量發表了會員們研究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蘇俄政治制度的文章。

該刊在全國學生群衆中很有影響，成為當時與《新青年》齊名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學生和工人經常有很多人投稿，就連陳望道所翻譯出版的《共産黨宣言》也是由《星期評論》相約的。

上海共産主義小組是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成立的，其成員後來多數成為中國共産黨的早期骨幹。研究會裡除戴季陶沒有加入外，沈玄廬、邵力子都成為該小組成員。

1922年，戴季陶和蔣介石做的股票投機生意遭遇慘敗，他在回四川的船上，跳江自殺，幸好被船員救了起來。戴季陶隻好再赴廣州投奔孫中山，孫中山重新把他招為自己的貼身秘書。1923年，孫中山提出改組國民黨的主張，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前還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戴季陶，這時候卻成了堅決的反共派。他力谏孫中山，不要搞國民黨改組，讓共産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是養虎遺患，隻會壯大共産黨的力量，必然“啟他日之糾紛”。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開始。戴季陶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并兼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為蔣出謀

1925年3月，孫中山病逝後，國民黨左、右兩派圍繞反帝反封建的主張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産生的分歧和鬥争日益尖銳，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等人成為國民黨新右派的代表。

戴季陶以孫中山思想正宗傳人自居，提出了要清除共産主義思想的所謂的“純正的三民主義”。他看中蔣介石的政治才幹，有心做輔助李世民的徐茂公，為蔣出謀獻策，立下了許多汗馬功勞。

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在國民黨右派的攻擊下，立場忽左忽右，引起共産黨内部大混亂。先是主張所有共産黨員從國民黨中撤出，之後，又主張全面服從國民黨。國民黨右派步步進逼，抛出“整理黨務案”，捏造“中山艦事件”，加緊對共産黨員的全面打擊和迫害。毛澤東等人被撤銷國民黨中央領導職位，共産黨員被一一清除出國民黨。

1926年，戴季陶經過相當的努力後終于被任命為中山大學校長。1928年2月，又被提升為國民黨宣傳部長，10月，當上國府委員和考試院長，一當就是20年。他還經營了童子軍，在中國發展了50萬成員，寫下《偉大精神》《同舟共濟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當時非常流行。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公然舉起反共大旗，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大批共産黨員和革命群衆被捕殺。戴季陶積極參與策劃“四一二”政變，他為蔣介石制定了《離俄清黨謀略綱要》。

1927年，蔣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後，戴季陶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府委員及考試院院長。

1935年，蔣介石的授意教育部長王世傑召開會議，布置漢字簡化的有關事宜，委托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主持這項工作。1935年8月，王世傑以教育部的名義，頒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并通知各印書館。

不料，因事沒有參加讨論簡化文字會議的國民黨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得知此事後，跑到蔣介石辦公室大吵大鬧，說簡化漢字十分荒謬，破壞了中國文化，還說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讨論這麼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蔣介石雖做解釋，但戴季陶不聽勸，甚至多次在公開場合揚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簡體字表》，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召開的任何會議，他一概不參加”。

此後的3個月裡，戴季陶拒不參加國民黨的會議，也很少過問公事。蔣介石礙于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又是至交，隻能做出讓步。1936年2月，蔣介石以國民政府的名義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簡化字的命令。

1936年，戴季陶代表中國政府率領中國奧運代表團到德國參賽，開幕前見了德國元首希特勒，和他談話20多分鐘。事後，遊曆了歐洲，五個月後才回到中國。西安事變之後，戴季陶支持何應欽等讨伐派，力主派大軍平定張楊。與何應欽不同的是，何是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為了蔣介石的安全。

并與宋美齡發生激烈争吵。宋美齡陪蔣介石返回南京後，發表了回憶錄，不點名地批評了戴季陶。回憶錄是以宋美齡的名義發表，但代表了蔣介石的想法。此後，蔣介石不再事事問計于他，也不像以前那樣無話不談。

但宋美齡和孔祥熙主和，力陳利弊，戴季陶最終也改變主意。1936年12月14日舉行的高級會議上，戴季陶在休會時，出其不意地向與會者磕頭，說：“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薩，去拉薩拜佛有三條路，一是由西康經昌都，二是由青海經玉樹，還有一條是由印度越大吉嶺。這三條路都可通拉薩，誠心拜佛的人三條路都走，這條不通走另一條，總有一條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條路。”說完又叩了一個響頭，退了席。

與會者都看見這一幕，特别是反對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轉了向，也不再提反對意見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民黨陝西省當局在蔣介石躲藏處修了一座亭子，命名為“正氣亭”。國民黨要人戴季陶、陳誠、陳果夫、陳立夫、胡宗南、衛立煌、王耀武等先後在亭子内題詞，歌頌蔣介石。

抗戰開始時，戴季陶堅決批判國民黨内的亡國論，指出離開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會重返的。他寫信給兒子：“彼欲并吞中國破壞中國之企圖，其失敗将尤有甚于拿破侖之末路者……中國之前途決不悲觀。”

所以，他西遷重慶時，雖有大小六輛汽車随他，但除帶個人鋪蓋衣服外，其餘個人的東西都不帶，已放上車的全部取下。結果，匪盜把他家房子一火燒光，片瓦無存。

1940年，他奉命代表國民黨出訪印度，見到了尼赫魯、泰戈爾和甘地等名流。

抗戰結束後，戴季陶勸蔣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東北，但蔣介石哪裡聽得進，後來的局勢就不是蔣介石所能控制的了。當戴季陶的親朋好友來祝賀抗戰勝利時，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麼值得祝賀的？哭還在後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猶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試院長的職務，考慮到蔣介石的面子，改任國史館館長。

當陳布雷自殺時，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個月後，戴季陶也走到了盡頭。當時廣州雖然成了國都但情況并不穩定，如1949年2月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到廣州那天，二沙頭空軍大碼頭招商局的“利104”号鐵輪大火爆炸，燒了三天，損失飛機油6000餘桶；2日，粵漢鐵路南段三條鐵路工人罷工停車，因為工資低；3日，電報電話加價，電報每字5元，電話加四倍，而書價加180倍……

戴季陶逐漸失寵于蔣介石後，身體也每況日下，患上了神經衰弱症。抗日戰争勝利後，戴季陶郁郁寡歡。他認為共産黨的勢力發展壯大，會取而代之國民黨。為此他向蔣介石進言：“今茲倭寇降而共匪熾，正與撚匪當年局勢無殊，故戰後艱難将十倍于戰時，不可掉以輕心。”他極力反對國共談判，曾對蔣介石說：“切不可視共産黨為合法之團體，匪首為正當之人物，言論為正當之道理。”

全面内戰爆發後，國民黨軍從進攻轉入防禦，敗績接踵，繼遼沈戰役大敗後，又在平津戰役、淮海戰役中一敗塗地，八百萬精銳喪失殆盡。戴季陶憂心如焚，向左右哀歎：“時局日下，衰病之身，毫無所補，每一念及，則深惶汗。”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登機飛往廣州前曾到考試院懷舊，悲痛難禁，唏噓涕出：“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來？恐是不再矣！”

戴季陶身在廣州，心系時局。期盼局勢好轉，但事與願違。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被迫下野，辭去總統職務。蔣介石下野後，在家鄉溪口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遙控時局，确定台灣為“複興基地”，布置黨政軍要員撤往台島，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絕：“不去了，但願回四川老家以竟終年，伴父母于九泉，盡人子之責。”

戴季陶自1月到廣州養病，就得到李士梅醫生的醫治。初來時情緒尚可，有時還異常矍铄，1月27日薛嶽在中山紀念堂開歡迎會，戴季陶還緻辭，離開紀念堂時，見石階上有顆煙頭，還親自拾起扔别處踏熄。

但過後幾天心情又不好了，據《廣東商報》報道：“因鑒于内戰苦無了期，民生日形痛苦，憂心過度，病勢反而加劇。”他雖住在廣州東山的廣東省政府招待所——東園（在今中山一路廣州鐵路局一帶），但睡不安。最嚴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藥入睡。

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寝食不甯，兩次吃了過量的安眠藥，都被及時搶救而苟延殘喘。也不知什麼原因，戴季陶到廣州不久，就将十一個平時拜佛的用古銅鑄造的千手觀音，親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覺皇殿中，還和殿中佛教會同仁胡毅生談禅，話中提到，不久自己會脫離此惡世，好像預知死期将至。

1949年2月10日，他對秘書說：“國軍難以據守西南，四川必為共産黨所得。他們不會放過我，我也不甘當他們的階下囚。”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願随蔣介石殘喘台灣，又怕成為共産黨的俘虜。11日，事情終于發生了。據他的後妻趙文淑說，戴季陶随國民政府遷都廣州後，早已閉門謝客。即使國民政府開會，他去了也隻是帶雙耳朵，從不發言。一個心思始終萦繞腦際——不想去台灣，希望回成都。

他知道那裡才是故鄉，所以終日躲在賓館的房裡。孫科來廣州後，在東園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複，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處，那裡原是市配售處副處長蔡國英居住的。戴季陶見新安排的三幢二樓十九号的房子簡陋，大為不快，說：“孫科太看不起我了。”這晚，他更不能入睡，長期以來的心神不定，在這晚達到了頂峰，隻有不斷地服用安眠藥。

知道戴季陶身體不适，在東園住的監察院長于右任盡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經上了到機場的小車，接電後還是下車到戴季陶的房間。據當年報紙報道：“于院長緊握戴先生的手，覺已冰冷，氣息奄奄，不禁潸然淚下。”半夜兩點鐘，戴季陶還到過妻子的内室，說：“已經吃過多次安眠藥，還非常亢奮，頭腦脹痛如裂，比死還難過。”趙文淑勸後，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時間，仍未見戴季陶起來，家人進房一看，發現戴季陶作側身卧，面色赤紅，鼻際尚有微息噴出，家人立即打電話讓醫院派人前來醫治。9時許，政界要人和軍界人士齊集房前，見戴季陶沒有動靜，隻好肅立。

10點後，戴季陶氣息已絕，但“神色自若，面無戚容”。醫生宣布，戴院長服藥過多，施救無術，已經逝世了。廣州衛生局長朱廣陶說：“這次是中大第二醫院派内科吳主任和李醫生前去救治的，但10點過後他的脈搏就停止了。”

蔣介石12日得到戴季陶自殺報告。據蔣經國日記載：父親聞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噓唏。對于這位盟兄不願随他去台灣，蔣介石頗為不滿，但較之那些“臨難變心”投向中共的“亂臣賊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挽詞中稱贊其“才識恢宏，勳尤懋著”。

佛教居士

戴季陶擔任考試院院長後，信奉佛教，研讀佛教經典，在官邸的牆壁上既懸挂孫中山先生像，又懸挂着佛像。1931年11月，戴季陶以“國難嚴重”為詞，發起“修建仁王護國法會”。抗戰時期，1938年4月，戴季陶曾代表國民政府赴藏區甘孜等地，與宗教界的上層人士進行聯絡。1940年10月至12月，又代表政府到緬甸和印度等地進行訪問，拜谒不少佛教聖地，進行以佛教為内容的政治活動。

題字定鼎

1932年國民政府遷都洛陽，時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的戴季陶在周公廟辦公。

1932年1月29日，也就是"一·二八事變"的第二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政府倘不遷移，随時受威脅，将來必作城下之盟。"國民政府移都洛陽。年底，鑒于形勢變化，國民政府還都南京。還都時，戴季陶以蔣介石的名義重修周公廟後，于1933年的春天勒石紀念。但這個"重修洛陽周公廟碑"後來不知所終。

2001年拆除周公廟内的違章建築時，在舊房基下發現了"重修洛陽周公廟碑"。該碑現在被立于定鼎堂前。"重修洛陽周公廟碑"說，國民政府移都洛陽，是欲效法周公東征，打敗倭寇。"民國二十年九月，倭寇起，政府師公(周公)成規，以洛陽為行都，凡百執事鹹景從。前國民政府主席蔣公既至洛陽，過周公廟曰：嗚呼！

此吾國文化之基而四方之民觀瞻所系也。因而新之，責在吾黨。乃謀于考試院院長戴公、副院長鈕公，重葺定鼎堂，祀公……""(周公)行天之罰以東征者，此則蔣公等重修(周)公廟，大聲疾呼于國人之前，同投袂而起以赴國難之微旨也。"定鼎堂上挂的匾額，也系戴季陶所書。

緯國生父

戴季陶曾在給日本好友梅屋莊吉的信中坦承蔣緯國并非蔣介石之子，而是他的兒子。汪士淳（蔣緯國傳記作者）說：“有一天，他（蔣緯國）跟宋美齡見面以後夫人說，你可以在我的書房裡面看書。他有一天翻到一本書，一個美國作家寫的。寫的是那個就是蔣家的事情。

其中提到一點就是說，就是說，蔣介石的第二個兒子蔣緯國少尉其實不是蔣介石親生的。他看見覺得很奇怪又不敢問蔣介石。于是反過來就去問他，那個一直口中一直叫的親伯的那個——戴季陶。”

為考生改名

1931年第一屆高等考試時，有幾千人應考，三試發榜，僅錄取了100人，考試院院長戴季陶曾一一傳見被錄取者，以擺龍門陣的方式，作上下古今談。當戴季陶看到有一位叫屠晉，号劍痕的同學名單時，恻然動容，自言自語地、意味深長地重複其詞說：“屠晉号劍痕……”他把“屠”和“劍”字的音調讀得特别重。

在談話中，戴對他說：“老弟，你這個名字殺氣太重，甚為不祥！”屠晉答：“那就請院長給我另行賜名吧！”戴說：“正是，我就想這麼辦，但你的名已不可改了，不過今後不宜去山西工作。我想改你的号為‘希平’，就是希望和平的意思，這樣可以起到相克相生的作用。”

主要影響

戴季陶酷愛讀書，積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論功底。他早年的理論活動多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方面書籍的翻譯、評述，他将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由日文譯成中文，為國内讀者了解和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書。這正如他自述的那樣：“我對于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

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轉變。他還代為起草了最初的《中國共産黨黨綱（草案）》。戴季陶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發表了《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1945年版易名為《三民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系統提出了“戴季陶主義”，成為中國國民黨官方學說的主要理論依據。

戴季陶認為，三民主義就是“民生哲學”，“民生為宇宙大德之表現。仁愛即民生哲學之基礎”；斷言孫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

認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學的方法從理論上整理起來，成為一種學術的文化”，孔子“組織了一個民生的哲學”，這個哲學可以從兩部分來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論。一部是《大學》，是他的方法論”，孔子思想也可稱作“社會連帶責任主義”。

進而提出，孫中山“實在是孔子之後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聖”。戴季陶從與孫中山“互助論”相矛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競争”論出發，認為人類生存的欲望“都有獨占性和排他性，同時也具有統一性和支配性”（《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以此反對唯物史觀、社會革命論的階級鬥争學說。

戴季陶的論著還有《青年之路》《學禮錄》《東方民族與東方文化》《中國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價值》等，後人編有《戴季陶先生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