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經曆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奕訢出生。他與鹹豐帝（奕詝）屬異母兄弟，但奕詝生母孝全成皇後早死，是奕訢的生母靜貴妃受皇後托孤遺命撫育皇四子奕詝。奕訢與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齡相仿，無異于親兄弟。道光十七年（1837年），入上書房讀書，奕訢從小受到極為嚴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他天資聰穎，頗有才氣，拜宿儒翁心存為師。逾年，翁心存以母老乞養，告假歸裡，奕訢乃師事賈桢（道光六年的榜眼）。功課為滿蒙漢三種語言文字，百家經典，詩文，武功騎射。
兄弟構隙
道光帝立儲時，曾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之間猶豫不決。但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下定決心由皇四子繼位，寫下遺诏。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奕訢奉道光帝命，迎娶熱河都統瓜爾佳·桂良之女為嫡福晉。這往往被認為是道光帝屬意奕訢之舉，而實際上，這個指婚發生在道光下定決心寫下遺诏之後，最多隻能視為對奕訢的補償。奕訢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鐘愛這個兒子。按清朝傳統，皇位傳給諸皇子中才德兼優者，奕訢有得皇位的可能。鹹豐帝的老師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識才具都“萬不敵”奕訢，不能以條陳時政和騎馬習武取勝，乃對奕詝面授機宜，以仁孝之心取悅于道光帝。一日，道光帝領諸皇子狩獵，奕詝故意一箭不發，“上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宣宗（道光帝廟号）大悅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儲遂密定。” 道光末年，道光帝纏綿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時，奕詝伏地流涕，痛切異常，“帝大悅，謂皇四子仁孝，儲位遂定。”鹹豐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聰明的奕訢未必服氣。由此，兄弟倆猜疑不和，心存芥蒂，隻是礙于君臣之禮，彼此心照不宣，雙方感情日益疏遠。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帝下令在妃子園寝内為奕訢之母靜皇貴妃修墓，親令皇貴妃死後必須葬于妃園寝，不得更改，變相暗示奕訢争儲失敗。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病重的道光帝召十重臣公啟錦匣，内有禦筆兩谕，一為“立皇四子奕詝為皇太子”，一為“封皇六子奕訢為親王”。 随後，道光帝病逝，奕詝即位，即鹹豐帝。
鹹豐元年（1851年）四月，鹹豐帝授奕訢為十五善射大臣。鹹豐二年（1852年）四月，鹹豐帝将指原慶郡王府給奕訢為府邸。此府原為乾隆年間大學士和珅的府邸。八月十五日，鹹豐帝駕幸奕訢海澱别墅 “朗潤園”，為之題園名及山、水、亭、軒之名，并賜詩一首，極示關切之意。是月，奕訢奉旨管理正藍旗覺羅學事務。
鹹豐三年（1853年）正月，奕訢奉旨管理中正殿、武英殿事務。九月九日，署理領侍衛内大臣，參與京城巡防事宜。十月初七日，奉旨在軍機處行走，從此打破清代皇子不得幹預政務的祖制。
鹹豐四年（1854年）二月，奉旨添派管理三庫事務，并補授鑲紅旗蒙古都統。四月，奉旨補授宗人府右宗正。六月，奉旨調補鑲黃旗漢軍都統。九月，奉旨升授宗人府宗令。又授為閱兵大臣，調補為正黃旗滿洲都統。
鹹豐五年（1855年），奉旨總理行營事務。二月，奉旨賞穿黃馬褂。七月初一，奕訢母康慈皇貴太妃病重，鹹豐帝晉封為康慈皇太後。二十一日，即葬生母康慈太後之次日，鹹豐帝以奕訢在辦理康慈太後喪禮時禮儀疏忽為由，罷免他的一切職務，令回上書房讀書，仍令内廷行走，管理中正殿等處事務。
鹹豐七年（1857年）五月，奉旨補授鑲紅旗蒙古都統；又命管理鑲紅旗新舊營房事務。
臨危受命
鹹豐八年（1858年）四月二十五日，奕訢單銜具折反對鹹豐帝派愛新覺羅·耆英去天津參與議和；主張天津談判不要一味示弱，英法聯軍如敢登岸，應令“兵勇合擊”；建議密令粵紳羅惇衍激勵鄉兵攻廣州，廉兆綸搗香港。五月初五日，奉旨與惠親王、惇郡王及軍機大臣等處理擅自回京的耆英。十三日，單銜具折，反對欽差大臣桂良、伍彌特·花沙納與英法所議條約中關于開放長江口岸諸埠的條款；重申以戰迫和之議。是月，奉旨管理雍和宮事務，又奉旨補授閱兵大臣。
鹹豐九年（1859年）四月，奉旨補授為内大臣。十二月，奉旨補授為管宴大臣。
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鹹豐帝逃往承德。八月七日，因怡親王愛新覺羅·載垣、兵部尚書托和絡·穆蔭處理和議不善，奕訢臨危受命，擔任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主持中外談判，辦理和局。期間，奕訢與英法方面關于放還巴夏禮、罷兵和談等事進行了艱苦的交涉。 九月十五日，十六兩日，奕訢分别與英使、法使簽訂《中英北京條約》與《中法北京條約》。他主持議和以及進行的大量的善後事宜赢得了西方對他的好感，為他以後外交活動創造了條件。在議和期間，奕訢籠絡瓜爾佳·文祥（戶部侍郎）、桂良（文華殿大學士）、索綽絡·寶鋆（總管内務府大臣）、蘇完瓜爾佳·勝保（副都統），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集團。這是他通過議和撈到的政治資本。
親王議政
鹹豐十年（1860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籌夷務全局酌拟章程六條折》，分析了列強之國的特點，認為太平天國和撚軍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體之患，應以滅内患為先，然後對付俄國和英國。這媚外之策為後來借師助剿，鎮壓太平天國奠定了理論基礎。根據他的觀察，他認為外國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國“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清政府把列強隻當作“肢體之患”，認為“可以信義籠絡”。折子還提出要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關稅；要求将軍督撫辦理國外事件互相關照，避免歧誤；要求廣東、上海各派兩名懂外語的人到京以備詢問；将各國商情和報紙彙集總理處。十二月十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立，出現了軍機處以外的另一中樞政府機構。
鹹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鹹豐帝在熱河病死，兒子愛新覺羅·載淳繼位，改年号為“祺祥”，即同治帝。幼主沖齡，鹹豐帝遺诏令愛新覺羅·載垣、愛新覺羅·端華、愛新覺羅·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顧命輔政。“祖制重顧命”，按親疏遠近關系，應該是奕訢排在第一位，但鹹豐帝餘憾未釋，把奕訢摒棄于顧命大臣的行列之外，這更加深了奕訢與載垣、肅順等人的矛盾。鹹豐帝去世後，奕訢協助慈安太後、慈禧太後政變，被授予議政王，在軍機處擔任領班大臣。鹹豐帝授權恭親王辦理與各國換約事宜的上谕，軍機處換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樞機關。奕訢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總管内務府大臣，從而控制皇族事務和宮廷事務大權。他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的職務主管王朝外交事務，自此總攬清朝内政外交，權勢赫赫。
辛酉政變的成功，使列強感到非常滿意。事後，英國駐華公使蔔魯斯說：由于支持奕訢上台掌權，英國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滿意的關系”；聲稱由于這一“令人滿意的結果”，英國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這個政府的顧問”。所以，英國在中國的喉舌《北華捷報》強調指出：在這個特别的關頭，英國比過去任何時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國的現存政府”。法國人對政變的結局也感到高興，其駐華公使在日記中寫道：“宮廷革命沒有騷動地結束了”，“恭親王成為執政者，以後的談判将更易進行”。對于列強的扶植和支持，奕訢自然心領神會，所以，當他執掌大權以後，通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努力謀求與列強“和好”相處。用他自己的話說，即“換約以來，事事皆推誠相待” ，滿足列強的要求、貫徹其意圖。
興辦洋務
為了求強求富，增強鎮壓太平天國和抵禦外侮的能力，奕訢支持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大搞洋務運動，以興辦軍事工業為重點，也興辦民辦工業，中國的近代工業從此起步。為了洋務事業，興辦新式學校，派出留學生，促進了近代教育事業發展。奕訢奏請兩宮皇太後重用曾國藩，與列強極力維持和局，借師助剿，終于鎮壓了太平天國，促成了同治中興，奕訢獲得“賢王”美稱。
鹹豐十一年（1861年），他同意委派李泰國和赫德相繼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把中國的海關管理大權交給英人掌握。同年，奕訢以巨款托付李泰國購買船艦，籌建海軍。同治二年（1863年），這支艦隊開到了中國，但艦隊的指揮卻是英國皇家海軍上校阿思本。李泰國還私許阿思本對艦隊有完全指揮權。這是由清廷出錢供養，歸英國侵略者指揮、控制的一支艦隊。奕訢不但沒有抵制，還準備接受英國侵略者這一無理要求，甘受外人挾制。這種對外一味順從的行為，連曾國藩、李鴻章都感不滿。清廷诏令遣散船員，留下船艦。英國方面無理取鬧，堅持“既不用其人，則船炮亦應繳還本國”，還向清廷索取賠款。最後，奕訢隻好曲從其意，退還船隻，向英國賠禮賠款。
同治三年（1864年），奕訢同意烏裡雅蘇台将軍明誼簽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将新疆大片領土割給沙俄。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爆發反洋教鬥争，群衆焚毀教堂，殺死法國領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處理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訢明知“曲在洋人”，卻在法國等列強的要挾下，一再遷就，息事甯人，支持曾國藩鎮壓群衆，懲處天津知府和知縣，了結天津教案，取媚洋人，與外國“曲全鄰好”。奕訢對外妥協的外交政策，連其弟奕譞也深為惱火，他诘問奕訢說：“素日無備，故臨事以‘無可如何’四字塞責，自庚申至今十年，試問所備何事？” 奕譞還指責奕訢主持總理衙門以來，“夷務尚無起色”，對“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無否”，全盤否定了奕訢所執行的外交政策。
幾度起落
奕訢支持曾國藩等辦洋務，但他又主張削弱地方勢力，引起湘淮勢力的不滿；奕訢辦洋務，清廷中倭仁等頑固派不滿；由于奕訢權力受限，不能滿足列強的要求，列強對他也開始不滿。慈禧太後利用了奕訢，也給予了奕訢巨大權力。但随着奕訢地位高升和聲名鵲起，又引起了慈禧太後的不安。于是慈禧太後利用一切機會對他進行打擊，使奕訢一直浮浮沉沉。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五，編修蔡壽祺彈劾奕訢，說他攬權納賄，徇私驕盈，兩日後兩宮太後就以同治帝名義頒诏，以其目無君上，免去他議政王和其他一切職務。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後才允許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但免去了議政王職務。這是奕訢遭受的第一次打擊。 同治八年（1869年），奕訢支持殺掉慈禧太後親信安德海 ，為慈禧太後所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三日，奉懿旨與戶部尚書寶鋆辦理同治帝大婚籌備事宜。九月十九日，被允許世襲罔替親王爵。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十八日，奕訢等十重臣當面勸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圓明園，同治帝大怒，斥責奕訢：“此位（指皇位）讓爾，何如？”二十九日，再力谏同治帝，同治帝發朱谕革其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次日發布。八月初一日，經過兩宮太後幹預，同治帝賞還親王世襲罔替。
光緒元年（1875年）十二月，奉上谕署理宗人府宗令。 光緒二年（1876年），二月，奉上谕暫署宗人府銀庫印鑰。九月，奉旨派充玉牒館總裁。 光緒五年（1879年）四月初，晤見美國前總統格蘭特，請出面調解中日琉球争端。九月，奉旨管理正白旗滿洲新舊營房并城内官房事務。 光緒六年（1880年）三月二十五日，對來訪的英國的公使阿禮國說：“中國人非不知電報、鐵路、輪船、開礦之利，然主權不能自操，與中國無益，雖有不若無也。”
（圖冊參考資料 ）
在主持軍機處的近二十年間，奕訢先是倚重文祥。文祥于光緒二年（1876年）逝世後，改由深受奕訢信任的軍機大臣沈桂芬主持日常事務 。當代學者姜鳴認為“在1880年前”，奕訢“隻是把把關” 。
光緒七年（1881年）除夕，沈桂芬去世 。三月，慈安太後去世，奕訢更為孤立。反複的浮沉磨平了奕訢往日的棱角，挫敗了他的銳氣，遇到大事他提不出應對的策略。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争爆發後，以奕訢為首的軍機處對于戰與和拿不定主意，軍隊節節敗退。
甲申易樞
光緒十年（1884年），清軍在中法戰争中失利。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後借口奕訢“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職務。奕訢集團全班人馬（武英殿大學士寶鋆、吏部尚書李鴻藻、兵部尚書景廉、工部尚書翁同龢）被逐出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因該年系甲申年，這一事件又稱“甲申易樞”。朝廷在罷斥奕訢等人的上谕中稱：“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寶鋆，入直最久，責備宜嚴，姑念年老，特錄前勞，全其末路。”此外，被停賞親王雙俸。此後，奕訢家居養疾，常于京西的古刹戒台寺“養疾避難”。
光緒十二年（1886年）十月，朝廷賞還奕訢親王雙俸。 光緒十五年（1889年）正月，賞添頭等、二等護衛各一員，三等護衛二員。 光緒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奕訢在恭王府中慶祝六十壽辰。
新舊之間
光緒二十年（1894年），奕訢又被起用為總理衙門大臣，并總理海軍，會辦軍務，内廷行走。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奕訢因承辦慶辰典禮“妥慎周詳”，被賞賜禦書“錫福宣猷”匾額一方，禦書長壽字一張等。
戊戌維新變法期間，奕訢針對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諸如興辦學堂、修築鐵路、振興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張。但它基本上是洋務派主張的老調重彈，實際上是對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提出的君主立憲等變法主張的抵制。他不僅利用自己的身份對光緒帝時加牽制，而且和“議論專主變法”的帝師和軍機大臣翁同龢嚴重對立。早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翁同龢接受康有為的建議，令其僚屬、戶部主事陳熾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書，拟請光緒帝陸續頒行。翁同龢将這些新政诏書“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對變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訢的堅決反對。奕訢還奏請慈禧太後，撤掉漢書房，将翁同龢趕出毓慶宮，使他失去了和光緒帝“造膝獨對”的機會。此後，奕訢和翁同龢“議事龃龉”，“論事不合”，對翁同龢的政治主張和贊助康、梁變法的行動很不以為然，往往從中作梗，阻撓變法。他還指斥翁同龢攬權、狂悖，每每對他裁抑、刁難，施加壓力，阻止他對維新變法的幫助支持。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初，沙俄強占旅大事件發生後，光緒帝召見王公大臣，極言時危，“以變法為急務”，立志改革。奕訢“默然”不答。不久，康有為上書請開制度局，定國是，奕訢也表示反對。閏三月，奕訢病重，光緒帝與慈禧太後數次前往探視。至四月初十日，奕訢病逝，終年六十七歲。光緒帝得知訃訊後，再臨祭奠，特地為他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賜谥号“忠”（終清一代，宗室中隻有奕訢與和碩睿親王愛新覺羅·多爾衮得單谥“忠” ），入祀賢良祠，并配享太廟。 其孫溥偉襲爵恭親王。
主要影響
政治
奕訢作為鹹豐、同治、光緒三朝名王重臣，清廷中樞主持洋務的首腦人物。他主張學習外國科技以加強中國軍事實力，支持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興辦洋務運動，開辦中國近代早期的軍事工業，創設了清末最早的“洋務學堂”同文館；在外交上主張維持與歐美列強的和平，建議借師助剿太平天國起義與撚軍。 在其任職中樞期間，清朝先後平定了太平天國起義、撚軍起義 以及西北回民起義 。
早在1870年代，奕訢已經表态支持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興辦水雷、炮台、電線、鐵路等産業。後在李鴻章的勸說下，奕訢先授意神機營籌劃在北京三家店設立機器局。由于機器需要煤炭作為燃料，又拟在門頭溝等處開采煤礦，并用先進的機器取煤技術。在這一時期，奕訢有試辦運煤鐵路的打算，并有了實質性的行動。光緒九年（1883年）底的清政府第二次鐵路試辦活動是在他的主導下進行的。但因随後的政局變動，奕訢難以繼續行動。
外交
鹹豐十年（1860年）十二月，在奕訢等人的建議下，清廷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自此，總理衙門取代理藩院，成為專門的外事機構。作為中國第一個正式的外交常設機構，總理衙門的設立，開啟了中國外交近代化的曆程。衙門還領導了後來的洋務運動。
文化
奕訢藏書頗富，恭王府有藏書樓多處，主要有“多福軒”“樂道堂”“正誼書屋”“慶宜堂”等，所藏宋元名椠近百種，如宋闆《文苑英華》《文章正宗》《柳柳州全集》《春秋左氏傳》《韓昌黎集》《柳河東集》《藝文類聚》《翰墨大全》《王臨川集》《東都事略》《文選》等有39部，其中，宋闆《文選》《埤雅》各有兩部。有《多福軒書目》2冊，著錄藏書近2000種；《樂道堂書目》1冊，著錄各處所藏零星之本，精品為多。書畫最為精粹，唐、宋、元、明四代名人真迹書畫作品有數十幅，如晉陸機《平複帖》、唐代的韓幹《馬圖》；元代趙孟頫、倪瓒等人的畫作有數張。進入民國後，所藏古籍書畫相繼流散，由于索價甚高，國内購買者不能全部購下，部分藏品被日本人購去。部分藏書畫印章為“恭邸藏書”“錫晉齋印”“恭王府珍藏書畫”“清心齋賞讀”“韬華館”“寶約樓秘藏”等。
曆史評價
中國
太平天國之亂平定後，以同治帝名義發表的上谕對其功績肯定道：恭親王自授議政王，于今三載。東南兵事方殷，用人行政，徵兵籌饷，深資贊畫，弼亮忠勤。
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曾在私下說：“我在上海曾見過恭邸小像，蓋一輕俊少年耳，非尊彜重器，不足以鎮壓百僚。”曾國藩則說：兩宮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皇上沖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文、寶數人，權過人主。恭邸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文伯川（文祥）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寶鋆）則不滿人口。
梁溪坐觀老人《清代野記》：光緒初，恭王奕訢當國，事無大小，皆謹守繩尺，無敢僭越。
奕訢死後，光緒帝在上谕中評價：王忠誠匡弼，悉協機宜，諸臣當以王為法。
趙爾巽主編《清史稿》：恭忠親王繼以起，綢缪宮府，定亂綏疆，罷不生怼，用不辭勞，有純臣之度焉。
王揖唐《今傳是樓詩話》：清同治間恭王長軍機最久，畺吏中以左文襄最負時望……。
外國
在奕訢留守北京，與英、法、俄談判後，西方人就開始對他産生興趣。如同治四年（1866年）法國《環球畫報》記者弗爾努瓦（H.Vernoy）便說奕訢“年富力強而且精明睿智”，并認為：“雖然年紀不大，恭親王卻已成了清朝立憲派的首腦。” 蘇格蘭攝影家約翰·湯姆遜認為他“處事決斷、态度開明，并且有着相當開放的思維，因而被公認為朝中改革派大臣的領袖”。
美國記者、作家楊約翰：恭親王與我之前所見過的東方王子及政治家不同，他十分生動。這是一個機敏的男人，直覺敏銳，意志堅定。
奕訢死後，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則在其著作《中國在激變中》認為，恭親王的逝世，令中國這架“錯綜複雜的政府機器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平衡輪”。曾在清海關稅務司服務的美國作家馬士提到：一般人認為如果恭親王不死，可能會挽救國家很多的不幸。
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後，《泰晤士報》駐華記者濮蘭德認為“恭親王的死是一件嚴重的事……如果他還活着，或許不會有義和團亂事”。
美國駐華外交官何天爵說：恭親王是精通東方外交藝術的老手。他總是将外交對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認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體的問題上。他既高傲又謙和，既粗魯又文雅，坦率而有節制，有時辦事迅速有時拖拉磨蹭，顯得既有心計又脾氣暴躁——所有這些特點都根據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變化随時轉換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訣在于他能夠事先判斷出需要妥協的時機。他不斷轉換面具并不說明他是個優柔寡斷之徒。隐藏在衆多面具之後的恭親王在認真琢磨着對手，判斷對方的意圖政策，再決定自己的對策。在最後時刻來臨之前，他絲毫沒有妥協投降的迹象，顯得積極對付，毫不屈服。正當他的對手集中全力要發動最後一擊的時候，對手會發現恭親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滿臉微笑的謙卑的夥伴。 作為所謂的“防禦外交政策”——中國迄今為止隻有這一政策——的領導者，恭親王顯得出類拔萃。帝國中還沒有人像恭親王那樣明白帝國可能的未來和帝國自身的弱點。帝國活着的人中還沒有人像恭親王那樣富有經驗，擔當重任……實際上，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恭親王是政府政策制訂的主心骨，也是執行這些政策的精明強幹的政治家與外交家。
主要作品
奕訢流傳下來的尺牍共有六十六件（公函六十五件，私人信函一頁，均藏故宮博物院），反映了清末的對外交涉、軍工事宜及民教糾紛等史實，有重要價值。
據《晚晴簃詩彙》載，奕訢有《赓獻集》《岵屺懷音》《樂道堂古近體詩》《萃錦吟》等作品集傳世。 《晚晴簃詩彙》還單獨摘錄有其詩十三首：《琉璃河口占》、《易州道中詠懷古迹五首用杜工部韻》（五首）、《七弟二十壽辰》、《鑒園遣興集句》（四首）、《新秋集句》、《贈李少荃相國集句十二韻》。
奕訢亦工書法，諸體皆精通，尤其擅長行楷，字多蒼勁有力，且具一種簡淡之風。毓慶宮中有奕訢的書迹四幅（楷書、行書各二）。
轶事典故
字号别名
奕訢為道光帝第六子，内稱“六爺”，加之精于洋務，與西方人（清人鄙稱為“鬼子”）接觸較多，故得到“鬼子六”的稱号 。又因他被封為恭親王，故人因其王号稱“恭邸” ；死後谥号“忠”，後世稱“恭忠親王” 。
恭寶互谑
奕訢與寶鋆同在中樞供職時，也有一些趣事。據何剛德《春明夢錄》載，一日，寶鋆臨近散值時如廁，歸來時奕訢還在等他。見面後，奕訢便笑問道：“往何處撇寶去？”“撇寶”二字，是當時北京對如廁的谑稱。寶鋆針鋒相對，答道：“那（哪）裡，是出恭。”又一日，奕訢從太廟出來，指着廟碑下的赑屃，對寶鋆說：“汝看這個寶貝。”寶鋆字佩蘅，“貝、佩”音近，奕訢以此為戲。結果寶鋆應答道：“這也是龍生九子之一。”此處不僅用了既有的“龍生九子”的典故，而且奕訢正是道光帝的九個兒子之一。 何剛德認為，當時樞臣見面閑談時，多摻雜以此類玩笑話，用意在于擔心一旦在閑談中說到正事，會導緻洩露機要，并認為這也是古人“不言溫室樹”的用意所在。
父子仇隙
奕訢的長子載澄品行惡劣，深為其父所惡。據《清代野記》載：奕訢聽說載澄患病時，不但不悲，反而大喜，每天都盼着他死去，所謂請醫開藥，不過是掩人耳目。很久後，載澄病危，左右侍從把這個消息告訴奕訢，奕訢說：“姑且念在父子一場，去為他送終是可以的。”等到進了載澄的卧室，見他側身卧在南坑上，已經氣息微弱，但房中的人都穿着黑绉綢作的衣服，用白絲線在衣身上繡滿蝴蝶。奕訢一見，大怒道：“就為這一身匪衣，（載澄）早就該死了。”頭也不回地離開。載澄于是氣絕身亡。
恭王遺言
反對康梁“改革”
在奕訢病重期間，慈禧太後、光緒帝頻繁慰問，并就他身後的國家大事進行探讨。據胡思敬著《戊戌履霜錄》記載，奕訢在臨終前曾告誡光緒帝：“聞有廣東舉人（指康有為、梁啟超）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任小人。”高層密談，不大可能被洩露給位卑言輕的胡思敬。但關于奕訢反康梁“改革”的說法還是流傳甚廣。
随着研究的深入，後人得知，康梁在變法過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們自己後來的精心宣傳所拔高。戊戌變法進行的過于操切，确實将大量官員，無論改革者、保守者，都推到了這場所謂“改革”的對立面。這或許是奕訢之至死反對如此“改革”的原因。不僅是奕訢，當時包括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在内的重臣，大多也與這場“改革”保持了相當的距離。
“打倒”翁同龢
在提醒光緒要警惕“小人”之外，奕訢還有道同樣難以證實或證僞的政治遺言：打倒翁同龢。這一記載的來源是《申報》。奕訢死後一個月，《申報》發表報道稱，奕訢重病期間，光緒帝前來探視，詢以朝中人物，誰可大用？奕訢首先提到了李鴻章，但他因甲午戰敗而積謗過多（“合肥相國積毀銷骨”），一時難以重用，因此，奕訢認為中央隻有榮祿、地方上隻有張之洞、裕祿三人“可任艱危”。光緒帝專門問奕訢如何評價自己的老師、戶部尚書翁同龢，奕訢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翁同龢是國家的罪人，“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奕訢去世後不久，翁同龢便被革職，永不叙用。
人際關系
親屬
父母
兄弟姊妹
見“愛新覺羅·旻甯”詞條
子孫後代
聯姻
奕訢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奉道光帝命，迎娶熱河都統瓜爾佳·桂良之女瓜爾佳氏為嫡福晉。瓜爾佳氏為奕訢誕下長女、長子、次女等諸子。
宦遊
奕訢在多年仕宦過程中，與朝臣過從甚密。在第二次鴉片戰争的善後議和期間，奕訢與嶽父桂良，以及瓜爾佳·文祥、索綽絡·寶鋆、蘇完瓜爾佳·勝保關系緊密。在奕訢主政期間，文祥、寶鋆均入主中樞，參預朝政。文祥死後，奕訢最為信任的軍機大臣是漢臣沈桂芬 。
史料索引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列傳八》
後世紀念
恭王府
主詞條：恭王府
恭王府在北京市前海西街三座橋北，系乾隆朝寵臣和坤舊第，鹹豐元年（1851年）被賜給奕訢，故名恭王府。 恭王府是清代規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建築群，承載了豐富的曆史文化信息，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說法。1982年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晉為國家AAAAA級旅遊景區。
恭王墓
主詞條：恭親王墓
恭親王墓占地1000多畝，規模宏大。石獅、石坊、華表、神橋、赑屃石碑、碑樓、享殿、寶頂一樣都不少，隻可惜恭王墓在民國時期（1932年），被大辛峰土匪侯顯文所盜，後來陽宅被拆掉變賣。解放前地上建築無存。1958年修十三陵水庫時，恭王墓的石料被全部拉走，并将一對石獅子也運到水庫大壩北頭的紀念碑公園下。今僅存三門四柱三樓的石牌坊。 現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
影視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