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秦背景
魏國在前334年招賢，鄒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尉缭可能就在這時至梁并見到梁惠王，《尉缭子》一書即是他與梁惠王晤談軍事學的一個記錄。但由于龐涓當權，尉缭等人都未見用。從《尉缭子》的談話内容看，尉缭不僅熟悉魏國的國情，而且處處為振興魏國着想，表現了他熱愛故土的深情，以及對秦兵壓境的憂慮。
他是秦王政十年（公元前２３７年）來到秦國的，此時秦王政已親秉朝綱，國内形勢穩定，秦王正準備全力以赴開展對東方六國的最後一擊。
當時的情況是，以秦國之力，消滅六國中的任何一個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六國要是聯合起來共同對秦，情況就難料了。所以擺在秦王面前的棘手問題是，如何能使六國不再“合縱”，讓秦軍以千鈞之勢，迅速制服六國，統一天下，避免過多的糾纏，以免消耗國力。離間東方國家，雖然是秦國的傳統做法，而且李斯等人正在從事着這項工作，但是采用什麼方法更為有利，則仍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消滅六國，統一中國，是曆史上從未有人幹過的事情，年輕的秦王嬴政深知這一點，他不想打無準備之仗。
另外，當時秦國還有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就是戰将如雲，猛将成群，而真正谙熟軍事理論的軍事家卻沒有。靠誰去指揮這些隻善拼殺的戰将呢？如何在戰略上把握全局，制定出整體的進攻計劃呢？這是秦王非常關心的問題。他自己出身于王室，雖工于心計，講求政治謀略，但沒有打過仗，缺乏帶兵的經驗。李斯等文臣也是主意多，實幹少，真要上戰場，真刀真槍地搏殺，一個個就都沒用了。
尉缭輔秦
尉缭一到秦國，就向秦王獻上一計，他說：“以秦國的強大，諸侯好比是郡縣之君，我所擔心的就是諸侯‘合縱’，他們聯合起來出其不意，
這就是智伯（春秋晉國的權臣，後被韓、趙、魏等幾家大夫攻滅）、夫差（春秋末吳王，後為越王勾踐所殺）、渭王（戰國齊王，後因燕、趙、魏、秦等聯合破齊而亡）之所以滅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愛惜财物，用它們去賄賂各國的權臣，以擾亂他們的謀略，這樣不過損失三十萬金，而諸侯則可以盡數消滅了。”一番話正好說到秦王最擔心的問題上，秦王覺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計尋求的人，于是對他言聽計從。不僅如此，為了顯示恩寵，秦王還讓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樣的衣服飲食，每次見到他，總是表現得很謙卑。
尉缭不愧為軍事家，不僅能夠把握戰局，制定出奇制勝的戰略方針，而且還能透徹地認識人、分析人。經過與秦王嬴政不長時間的接觸，他便得出了秦王“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謙卑待人，得志于天下以後就會輕易吞食人”，“假使秦王得志于天下，那麼天下之人都會變成他的奴婢，絕不可與他相處過久”的結論。
這是嬴政自出生以來，第一次被人公開道出他的性格本質，第一次有人這樣評論他，而且切中要害，句句是真。從後來統一天下之後嬴政的所作所為來看，與尉缭所言毫無二緻。
尉缭認清秦王嬴政的本質，便萌生離去之心，不願再輔助秦王，并且說走就走，真的跑了。幸好秦王發現得快，立即将其追回。國家正在用人之際，像尉缭這樣的軍事家如何能讓他走？于是，秦王嬴政發揮他愛才、識才和善于用才的特長，想方設法将尉缭留住，并一下子把他提升到國尉的高位之上，掌管全國的軍隊，主持全面軍事，所以被稱為“尉缭”。
現在，心存餘悸的尉缭不好意思再生去意了，隻好死心塌地地為秦王出謀劃策，為秦的統一做貢獻。
軍事思想
尉缭對當時戰争總的看法是：存在着兩種不同性質的戰争，反對殺人越貨的非正義戰争，支持“誅暴亂、禁不義”的正義戰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
關于進行戰争的戰略戰術，尉缭強調對戰争要有全面的認識，指出有道、威勝、力勝等三種不同而又相互聯系的取勝策略。認為懂得了這三種所以取勝的辦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戰争的主動權。他指出戰争中将帥指揮的重要性。“權敵審将，而後舉兵．”将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敵情，慎重選好将領，而後出兵。将帥與士卒之間，要如心（大腦）與四肢那樣協調一緻，成為一個整體，方能謀略高明，機智果斷地進行正确指揮。他主張治軍必須先立法制，并要執法嚴明，才能整齊統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堅陣敢攻，做到“天下莫能當其戰”。對違背軍紀、軍令者要施以重刑，嚴懲戰敗、投降、逃跑的将領和士兵，使上下畏懼，專心向敵。在具體的戰術上，尉缭還實踐了當時最先進的方法，如在列陣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陣，有坐陣”。這樣的陣法，錯落有秩，便于指揮。這一點在今人能見到的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中可以得到證明。
關于軍事與政治的關系，尉缭把它比喻為植物的軀幹同種子的關系，所謂“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裡，能審此二者，知勝負矣。”并指出，沒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而軍事又是解決政治問題的手段。作者反複強調發展生産對于軍事的重要意義，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織為治國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民富國強，本固兵堅，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缭以樸素的辯證觀點，提出了治軍的12條正反面經驗。按照12條正面經驗去做，就可以壓倒敵人；反之，則會被敵人所壓倒。正面的12條經驗是：樹立威信在于不輕易變更号令，給人恩惠在于獎賞及時，當機善斷在于能順應各種事态的變化，戰勝敵人在于掌握了敵我雙方的士氣：進攻取勝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堅固在于修整防禦工事，不犯錯誤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準備，謹慎在于防微杜漸，明智在于能處置大事，消除禍害在于果敢善斷；能得衆心在于謙恭待人。
即重視将帥的政治品德和個人模範作用，要求将帥秉公執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臨戰忘身，為人表率；重視部隊的行政建設，制定了較完備的戰鬥、内務、紀律條令，是研究先秦軍制史的重要資料；注重軍隊的訓練，論述了訓練的目的、方法、步驟及訓練中的獎懲制度，提出從最基層起逐級教練，最後合練的訓練方法；重視賞罰，提出“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者賞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的思想，在書中記述有各種賞罰的具體規定和要求。
個人作品
《尉缭子》一書所表述的軍事思想，代表了戰國時期中國軍事思想發展的一個主要的流派，也是當時山東各國變法圖強、建立封建主義制度的政治思潮在軍事上反映的産物。
《尉缭子》現存最早的版本是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的竹書抄本，惜為殘簡。現存最早的刊本為宋《武經七書》本。後世諸多叢書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國後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注釋》、中華書局1979年版《尉缭子注釋》、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尉缭子校注》、中華書局1982年版《竹簡帛書論文集·尉缭子觏證》、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尉缭子淺說》。
《尉缭子》自漢以後，曆代均有著錄，然而卷、篇數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有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流傳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今傳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為：天官第一、兵談第二、制談第三、戰威第四、攻權第五、守權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議第八、将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戰權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經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将令第十九、踵軍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
《尉缭子》繼承并發展了《孫子》 、 《吳子》等兵書的軍事思想，且具有戰國後期的時代特點。在戰争觀上，它反對用唯心主義的天命觀指導戰争，提出“天官時日，不若人事”的進步觀點；認為戰争有正義與不義之分，反對不義之戰，支持正義戰争。它主張“王者伐暴亂”的戰争要以“仁義”為本；認為“兵者兇器也，争者逆德也”，既要慎戰，又不能廢戰。
作品選讀
天官第一
梁惠王問尉缭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
尉缭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财谷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
（案）［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紀）［地］，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纣，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纣之億萬而滅商，豈纣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将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鬥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時）［官］，人事而已。”
兵談第二
量土地肥墝而立邑建城。［以城］稱地，以（城）［地］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于外，（備主）［福生］于内，勝（備）［福］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
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無。故（關）［開］之，大不窕；［關之，］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治）［制］則國治。富治者，（民）［車］不發轫，（車）［甲］不出（暴）［櫜］，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于朝廷。”
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将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裡之内，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裡之内，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歲之師。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夫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悖率人者，難矣。
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漏如潰］。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之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人物評價
據明代太原崞縣（今山西原平縣）人劉寅對照《史記》的記載推測，
魏國在前334年招賢，鄒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尉缭可能就在這時至梁并見到梁惠王， 《尉缭子》一書即是他與梁惠王晤談軍事學的一個記錄。但由于龐涓當權，尉缭等人都未見用。從《尉缭子》的談話内容看,尉缭不僅熟悉魏國的國情，而且處處為振興魏國着想，表現了他熱愛故土的深情，以及對秦兵壓境的憂慮。另外尉缭對軍事家吳起曾表示了無限欽佩之意。他贊賞吳起執法嚴明，重視士兵在戰争中的重要性，具有其重民及重視人的因素的積極意義，他希望魏國能有象吳起這樣的軍事首領。
《尉缭子》問世後，受到曆代統治者和兵家的重視。唐魏徵将其收進用于經邦治國的《群書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為武學經書，後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傳到日本，日本研究、譯注《尉缭子》的兵書有慶長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訓點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評判》等三十餘種。此外還有朝鮮刊本。
《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軍事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的兵書。同時也應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糟粕，如鼓吹用嚴刑酷法來維持紀律的執行等，是剝削階級軍隊官兵對立的産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