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學的産生
從西漢到隋唐的一千餘年間，由于受到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争的影響，儒家學者今生偏重于名物制度、章句訓诂，講究的是師承家法，對經義本身卻無多少争論。反映在察舉和科舉的各種通經考試上，隻問墨義、注疏，不允許對義理内涵作自由發揮。這條治經道路，随着時間的推移，愈走愈狹，從而嚴重地阻礙了儒學的發展。
曆史進入宋代以後，漢唐儒學的這種舊傳統出現了變革的必要和可能。
首先，階級矛盾和民族鬥争的推動。宋代的階級矛盾和民族鬥争特别尖銳，一些儒家學者想從儒家經典中去尋找新的答案和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社會危機。
其次，佛、道兩教對儒學的滲透。自魏晉、南北朝以來，釋、道兩教獲得了大發展，并對儒學産生了滲透，緻使儒學到了宋代，出現了過去所沒有的新養分。
第三，科學技術的進步。宋代的科學技術有了很大發展，特别是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對文化的傳播起了推動作用，有利于廣大平民子弟加入到讀書人的隊伍中去。他們中的許多人，由于出身貧苦，沒有舊的經學傳統的束縛，易于建立新的儒學體系。
第四，科舉改革的影響。從北宋中期起，經義考試逐漸在科舉中取得了重要地位。當時的經義考試，既可承襲舊說，又可自立新說，這對以理解經義内涵為主的新儒學的産生是一個有力的推動。
在這種形勢下，從北宋中期起，儒學領域出現了新的現象，對以前的經學舊說産生懷疑，群儒奮起，開創了以己意解經的新時代，逐漸形成了帶有兩宋鮮明時代特征的新儒學——包括各種儒家在内的宋學。從此，儒學開始哲學化，并走越出了單純研究經典的範圍，成為包括經學、文學、史學、哲學在内的一門新的學問。
宋學的分類
所謂宋學，又稱理學、道學、新儒學。是以中晚唐的儒學複興為前導，由韓愈、李翺開啟的将儒學思想由外轉而向内，援佛道以證儒理，通過兩宋理學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創建的中國後期封建社會最為精緻、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由于這個思想體系以“理”作為宇宙最高本體，以“理”為哲學思辨結構的最高範疇，所以被稱為理學。由于這批思想家們自認為他們是承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的道統，并将“明道”作為其學術的終極目的，因此，被稱為道學。由于從學術思想上講，這個思想體系雖以儒家禮法、倫理為核心，卻因其融合佛道思想精粹而區别于原始儒學，給人煥然一新之感，所以被稱為新儒學。到清代時，考據學大興，清儒們推尊漢儒，對宋代理學家空疏解經的弊病肆意攻擊，遂呼之為“宋學”以示與“漢學”相區别。
宋學的建構
宋學的建構，大緻可分為三個時期：開創期、發展期、集大成期。宋學開山祖是周敦頤，他對宋學的貢獻有二：第一，他以六經為本，合陰陽五行之說，出入釋老，創造性地構制出《太極圖說》，形成“無極-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并從中推導出“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的結論，為理學的發展奠定了方向。第二，他提出了“誠”為最高的道德倫理境界，顯示出理學的倫理哲學趨向。另一位理學開創人物是邵雍，他将天地萬物抽象于象數演化的範疇，構造出一個包括自然和人類曆史的世界圖式，為後世理學思想中“天理”、“人欲”對立論埋下了伏筆。
代表流派
宋學的主要學派包括周敦頤的“道學”派（以“道”為核心概念）、邵雍的“數學”派（以“數”為核心概念）、張載的“氣學”派（以“氣”為核心概念）、二程與朱熹的“理學”派（以“理”為核心概念）、陸九淵的“心學”派（以“心”為核心概念）、陳亮與葉适的“事功學派”、呂祖謙的經世緻用派等。陸九淵本人則提出“六經注我”的治學方法。
宋學的代表
宋學發展時期的代表人物是張載和二程。張載發揮邵雍之學，認為天地萬物與我同體，打通了“外王”與“内聖”之間的方便之門，也為格物緻知的理學認識論作了理論上的準備。二程兄弟則第一次将“天理”粹煉成為脫離物質載體的純理念，為宋學确立了“理”本體。在充分吸取釋道，融合三家思想，體貼出“天理”二字，構築起宋學完整而嚴密的自然觀、認識論、人性論的思想體系。
集大成時期的代表人物是朱熹。朱熹可以說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他創造性地發揮了二程以來的“天理”思想，将之視為最高範疇，“理”的表現是“氣”，“氣”又派生出萬物，這樣，萬物之中皆含有“理”，即“理一分殊”。由于有了這樣的萬物生成觀，因此，朱熹認為要認識世界，找回“天理”，就可從分析萬物下手，識其“氣”性，最終得其“理”，這就是所謂的“格物緻知”。朱熹将形而上的“理”标舉為牢籠宇宙的萬物之本，這也就意味着人類社會的倫理秩序與宇宙秩序間的完全溝通，為倫理秩序的存在和永恒不變找到了哲學依據。以此為基礎，朱熹提出了道德修養為一切人生根本的命題，描繪出“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封建士大夫人生圖景，決定了宋及其以後儒士的内省性人生特征的發展趨向。
宋學的定義
學術界有三種定義：
第一種認為：“宋學”在中國經學史上，是與漢代“漢學”相對的一種學術概念，也可以說是一種經學研究流派，即區别于經文考據的、重于經義闡述的“義理之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經部總叙》：清初經學“要其歸宿，即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周序同在《“漢學”與“宋學”》一文中說：“從兩漢一直到清末以前，這一千餘年的長時期中，所有學術思想就是漢學與宋學兩大主題。”
鄧廣銘說：“宋學不過是對漢學的反動。”漢學之所成為宋學的對立物，是由于漢學隻從輯補、校正、訓诂入手，從而形成了重考據訓诂的研究方法，久而久之，演變為鑽牛角尖。以至于有的漢代經師為了解說經文一二個字，居然動用了三五千字加以考據，陷于煩瑣的泥坑。從而失去了生命力，緻宋學應運而生，取代了固步自封的漢學。宋學擺脫了漢學的章句之學，從經書的要旨、大義、義理着眼，去探究其豐富的内涵，所謂闡釋微言大義。從學術角度來說，它是從宏觀上去把握，開辟了中國學術史的一個新時代。
第二種認為：宋學就是宋明理學，或謂“宋代新儒家學派”。
錢穆在《中國政治得失》一書中稱“宋學，又稱理學。”章太炎《國學概論》中則謂：“中國哲學，在宋明，為理學，有道學問、尊德性之分。而西洋哲學，文字雖精，還不能到宋學的地步。”鄧廣銘則說：“把萌興于唐代後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國以後的那個新儒家學派稱之為宋學”，他以為理學隻是新儒學的一個分支。
第三種觀點，提出“新宋學”的概念，國學大師陳寅恪從曆史文化角度立論，認為“新宋學”包括宋代整個學術文化。他指出：“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曆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熏習之故，或有顯着之變遷。将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複興，或新宋學之建立而已。”顯然，新宋學不局限于思想史範疇，它涵蓋了考古學、曆史學、文學、藝術及思想史等各個領域。
宋學的衰落
南宋理宗朝時期，程朱理學在宋學中取得了獨尊的地位，皇帝正式肯定從二程到朱熹是孔孟以業道統的真正繼承人，程朱理學成為繼孔孟以來的正統思想和欽定的官方哲學。然而，随着程朱理學的勢力增強，其信徒在政治上把持了仕途要津，他們因循守舊，反對任何革新，“以緻萬事不理，喪身亡國”。在思想上取得了壟斷地位，朱熹所撰的《四書集注》逐漸成了科舉考試的标準答案，不允許士人“務自立說”，從而嚴重地阻礙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從此以後，包括浙東學派在内的宋學其他各派因此走向衰落，理學本身也缺乏競争的學說而日漸僵化和陳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