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冶方:中國經濟學家-中文百科頻道

人物生平

1921年入高小讀書。

1923年在無錫竢實學堂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4年底轉為中共黨員，任無錫黨支部第一任書記，同時也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5年從事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同年11月受黨組織派遣，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7年夏畢業後，在該校和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産主義大學任政治經濟學講課翻譯。

1928年回莫斯科中山大學繼續任翻譯。

1930年9月回國後，任上海人力車夫罷工委員會主席，未幾又改任人力車夫總工會籌備委員會主席。同年底，調任滬東區工人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席。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和左翼文化運動，積極參加組織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并編輯《中國農村》雜志，以孫冶方筆名發表了許多具有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中國農村經濟論文，在理論戰線上對托派及王明的“左”傾錯誤進行了鬥争。

九一八事變後，在史沫特萊主編的《中國論壇報》擔任撰稿人。

1933年與陳翰笙等發起成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

1935年又開設新知書店、中國經濟資料室，發行《中國農村》月刊，并任月刊編輯，還任英文《中國論壇》通訊員。

抗日戰争爆發後，1937年9月調任中共江蘇省委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後來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經濟部門的領導工作。

1941年6月，去蘇北根據地，在華中局宣傳部任宣傳教育科科長。後調華中局黨校教學，并兼任教育科科長。1941年在華中黨校工作期間，提倡加強理論與實際的聯系，加強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

革命之路

孫冶方一生經曆過種種磨難，青壯年時期冒着生命危險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曾被捕入獄；在抗日救國中被“口誅筆伐”，蒙受不白之怨；進入老年時期又遭受“無情”打擊。他光輝的一生深受黨支中央的重視、學術界的贊賞、廣大群衆的愛戴！下面叙述的是孫冶方在革命征途上的兩個故事。

抗日救亡

1937年7月7日，日寇進功蘆溝橋，中國軍民奮起反抗，揭開了全國抗戰的序幕。該月，孫冶方在《中國農村》等雜志上連續發表了《如何“維護民族工業”》《資本主義工業在中國》《中國當前的民族問題》三篇文章，緊緊圍繞抗日這個中心來分析人力、物力、财力，喚起民衆。

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遭到中國守軍的抗擊，開始有組織的全面抗戰。不久，中共江蘇省委指定孫冶方（黨内名字宋亮）負責新成立的省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的工作，并任文委書記。參加文委工作的還有夏衍、田漢、曹荻秋、于伶、顧準等人。

文委的活動中心是在周圍被日軍包圍的上海租界裡，那進被稱為“孤島”，文委的文化活動被稱為“孤島”文化活動。黨直接領導幹部出版社有複社、北社和新知書店，公開出版的報刊有《譯報》、《上海周報》、《求知叢刊》等，秘密出版的有《時論叢刊》《内地通訊》等。

在文藝方面，由文委委員于伶組織13個救亡演劇隊，幾乎動員了上海戲劇界的全部主力，其中包括著名演員袁牧之、金山、王瑩，著名音樂家冼星海、著名戲劇家洪深、周信芳等人。聲勢之大，前所未有。孫冶方後來在提供的黨史資料中說：“當時職業界、學生界、婦女界等群衆團隊都開展了業餘演出抗日救亡話劇的活動。

業餘話劇團先在新光大戲院、璇宮劇場演出，後來在新世界商場下面綠寶劇場演出。這在上海戲劇界的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周恩來知道後稱贊說：“星期小劇場的工作搞得非常好！”

接着，孫冶方在9、10月間，又連續發表文章《最後勝利的把握在哪裡》、《“非常時期鄉村工作大綱”的修正》、《戰時的農民運動》、《十月革命的教訓》等，激勵人們抗日救亡。

任職情況

建國後曾經擔任上海财經學院院長、國家統計局副局長，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顧問、名譽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顧問。是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議組成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著作理論

著作

《關于國民經濟建設和國家資本主義》《關于“資産階級法權”》《關于改革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幾點意見》《社會主義經濟論》《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幹理論問題》《社會主義的若幹理論問題》《孫冶方選集》《中國社會性質的若幹理論問題》。

孫冶方不僅在經濟理論上造詣深，而且有膽識、有創見。許多經濟學家曾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價值規律将随着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消滅而失去作用，而孫冶方卻認為，價值規律不但在社會主義時期仍然發生作用，就是到了共産主義，隻要存在社會化大生産，隻要生産還按生産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個部類進行，商品流通就會發生，價值規律就仍要起作用。

這些後來被事實證明是正确的思想，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卻成了孫冶方的修正主義罪狀。這位正直敢言的學者，因為維護和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就受到迫害，“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帶上鐐铐關進監獄達7年之久。孫冶方同志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方面，也提出過不少獨到的見解。

他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一些文章、報告裡說過，研究經濟管理體制，不能總是強調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那是屬于國家政體的問題，從經濟學角度看，所謂管理體制，首先是作為國民經濟細胞的企業的管理體制，其核心是企業的權力和責任問題。他主張，為了調動企業的生産積極性，必須擴大企業的權限，把固定資産折舊和設備更新的權責，交給基層企業。同時，把産品在原來協作關系、供銷關系範圍以内的供産平衡工作，下放給企業自行處理。

學術觀點

孫冶方提出社會主義企業的"分權模式"：擴大再生産權力歸國家，簡單再生産權力歸企業主張抽象法，認為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與價格一緻，抽象掉了社會必要勞動量的統計過程，有脫離實際統計數據的傾向。

反對長官經濟、命令經濟，主張技術更精密、計算更精确的計劃經濟；隻承認産品經濟，而不承認商品經濟；強調價值規律，但僅僅是把價值規律建立在産品經濟，而非商品經濟的基礎之上；不贊成通過自由市場，通過競争來決定價格；認為價格不是由供求關系決定，是由生産價格決定的，而生産價格是可以通過計算而被掌握的；不承認企業是商品生産者，不承認人們的經濟利益差别，從根本上排斥市場機制堅持"利潤是考核企業經營好壞的綜合指标"。

堅持"利潤是考核企業經營好壞的綜合指标"，坐牢也不放棄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