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威廉·戈爾丁1911年9月19日出生于英格蘭西南角康沃爾郡一個知識
分子家庭，
7歲開始寫作。父親是當地學校的校長，也是一位學者，癡迷于求知和探索。其父對政治有極大的熱情，相信科學。母親是位主張女性有參政權的婦女。戈爾丁繼承了父親開明、理智的秉性，自小愛好文學。
在這個典型的英國中産階級家庭裡，威廉·戈爾丁度過了甯靜而孤單的童年。由于外出時永遠有父母或保姆相伴，戈爾丁在上小學前沒有結識過家庭成員之外的任何人。他很小就開始讀書，卻不擅長數學。他自己曾回憶，童年時他喜愛文學，“象集郵或采鳥蛋那樣搜集詞彙”。他熟讀所有兒童文學，包括古希臘至現代的一切童話故事。12歲時，戈爾丁開始動手嘗試小說創作，計劃寫一部關于工會運動史的長篇巨着，可惜這部書沒有完成。戈爾丁的家庭後來搬到馬爾波羅，他就在馬爾波羅的語言學校就學。在從父親任教的馬爾波羅中學畢業後，1930年遵父命入牛津大學布拉西諾斯學院學習自然科學，兩年之後，戈爾丁終于發現理科不是他所喜愛的專業，轉而攻讀英國文學——這兩方面的影響在他後來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常有反映。他悉心研究盎格魯一撒克遜時代的曆史，這段學習對他後來的文學創作影響很大。
1935年，戈爾丁大學畢業，獲得英文學士學位和一份教學許可證。1934年，在畢業的前一年，戈爾丁出版了處女作——一本題為《詩集》的小冊子，包括29首小詩的詩集，被收入新星詩人叢書中（麥克米倫當代詩叢之一），其中顯示了他的寫作才華。畢業後，他做了4年社會工作，從事包括寫作、表演，在一家小劇院當過臨時演員、導演和編劇等各種工作。
1939年，他同安·布魯克菲爾德結婚，并步父輩的後塵，
并在英國南部薩利斯布裡的一所教會學校——霍茲霍斯主教中學任英文與哲學講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打破了戈爾丁的平靜生活，1940年戈爾丁以中尉軍銜加入了英國皇家海軍直接參戰。作為戰艦的指揮官，他親身經曆了許多難忘的戰鬥，他參加了擊沉德軍戰列艦俾斯麥号的戰役。随後他又參加了諾曼底登陸。戰争結束後，戈爾丁于1945年退役，他重又回到該教會學校執教，教授英國文學，并堅持業餘寫作。經過戰争，他對人類的看法完全改變了。以後他就開始了小說創作，從《蠅王》到《紙人》，展現了人的本質是罪惡的觀念。
此後他陸續出版了《繼承都》、《平徹·馬丁》、《赢得自由》、《塔尖》、《金字塔》等作品。1955年成為皇家文學會成員。1961年獲牛津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辭去教職，專門從事寫作。1962年退休之前，戈爾丁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堆林斯學院做了一年客座教授。1970年獲布賴頓市薩塞克斯斯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此後，他就在旅遊、演說、教書、寫作、撥弄樂器和航海中度過他的時光。
戈爾丁是個多産作家，繼《蠅王》之後，他發表的長篇小說有《繼承者》（1955年）、《品契·馬丁》（1956年）、《自由堕落》（1959年）、《塔尖》（1964年）、《金字塔》（1967年）、《看得見的黑暗》（1979年）、《航程祭典》（1980年）、《紙人》（1984年）、《近方位》（1987年）、《巧語》（1995年）等。其中《航行祭典》獲布克·麥克内爾圖書獎。此外，他還寫過劇本、散文和短篇小說，并于1982年出版了文學評論集《活動的靶子》。
晚年的戈爾丁過着從容優裕的生活，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于1988年賜予戈爾丁爵士榮譽。
戈爾丁于1993年6月19日逝世于家鄉康沃爾。
主要作品
代表作《蠅王》
《蠅王》是戈爾丁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長篇小說，這部小說是一部寓言式小說。它以著名兒童小說《珊瑚島》 （1857）為小說的外在形式，典型地呈現了戈爾丁“人性惡”的思想觀點。《蠅王》完稿後，開始時命運不佳，它曾先後遭二十一家出版社的拒絕，直到1954年才出版。然而使人意外的是，該書一經問世即獲得極大的成功，立刻成為五十年代後期六十年代初期中學、大學校園裡的暢銷書，深受青少年讀者的歡迎，享有“英國當代文學的典範”的地位，并曾在1963年和1990年兩度被搬上銀幕。作品生動形象地顯示了這一主題：文明的約束一旦放松；人類的原始本能就會暴露無遺。由于不敵大多數人的邪惡本性，少數堅持文明的兒童就成了無辜的犧牲品。然而，童年的天真一旦結束，人類天賦的智慧終将戰勝邪惡。
其他作品
《Poems》 （1934年）
《蠅王》（1954年）
《繼承者》 （1955年）
《鉗子人馬丁》 （1956年）
《軍營蝴蝶》 （1958年）
《Free Fall》 （1959年）
《尖頂教堂》 （1964年）
《The Hot Gates》 （1965年）
《蠍子王》（1971年）
《Darkness Visible》 （1979年）
《AMoving Target》 （1982年）
《紙人》（1984年）
《埃及日記》 （1985年）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三部曲—
《Rites of Passage》 （1980年）
《Close Quarters》 （1987年）
和《Fire Down Below》 （1989年）
寫作特點
戈爾丁是20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現實主義是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中最常見的術語之一。這個術語一般在兩種意義上被人們使用：一種是廣義的現實主義，泛指文學藝術對自然的忠誠，最初源于西方最古老的文學理論，即古希臘人那種“藝術乃自然的直接複現或對自然的模仿”的樸素的觀念，作品的逼真性或與對象的酷似程度成為判斷作品成功與否的準則。瓦薩拉的《畫家的生活》曾叙述了一些有趣的藝術史轶事：孔雀啄食貝那左尼畫得太逼真的櫻桃；喬托的老師用刷子驅趕喬托在一幅人物肖像上增添的蒼蠅。這種現實主義概念雄霸人類藝術史近兩千年，至今仍殘留在日常生活中。另一種是狹義的現實主義，是一個曆史性概念，特指發生在19世紀的現實主義運動。曆史地看，現實主義發端于與浪漫主義的論争，最終在與現代主義的論戰中逐漸喪失了主流話語的位置。
戈爾丁的小說在藝術特點上與19世紀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小說明顯不同，沒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人物性格基本上沒有發展變化，也缺乏現實主義作家極為重視的環境描寫。作者平鋪直叙地在講述一個内容嚴肅的故事，語調平淡冷峻，很難碰到繪聲繪色的描述。而且，故事本身和人物的遭遇往往虛虛實實，飄忽不定。總之，戈爾丁的小說不講求人物性格的典型性，環境描寫的具體性。戈爾丁的小說是寓言小說，不求社會生活畫面的豐富多彩，但求深刻的哲理和寓意包蘊其中。在他的感受中，世界是荒誕的、可怖的、令人痛苦和絕望的。這是一個不可理喻的世界。戈爾丁小說中那種滞重、淡漠和沉悶的氣氛，和這樣的一個世界正相對應，更好地顯示小說的哲理内涵，更深刻地表現世界的不可理喻。
表現手法
戈爾丁習慣于采用以下幾種藝術表現手段：
一是象征。戈爾丁常使用象征形象來表達他對社會關系的
理解。如“蠅王”即蒼蠅之王，源于希伯萊語Baalzebub，在《聖經》中“Baal”被當作“萬惡之首”，在英語中，“蠅王”是污穢物之王，也是醜惡靈魂的同義詞。在小說裡,蠅王不隻是象征着醜惡的懸挂着的豬頭，更代表的是人性最深層的黑暗面，是無法避免的劣根性。
二是荒誕。這主要是指那些表現在情節與人物行為上出現的違反常情與理性的情況。這裡有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在戈爾丁的作品中，荒誕因素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小說中常常有濃厚的科幻色彩，《蠅王》的原子大戰的情節也十分荒誕，這都是典型的戈爾丁式的荒誕手法。所有這些誕妄不經的事，都來源于“世界是荒誕的”這一基本信條。
三是逆說。荒誕性雖是戈爾丁的藝術特色之一，但他并未止于荒誕。如果再進一步考察，便會發現作家運用的是一種逆說或反論的手法。他所叙述的事情初看起來是荒誕不經和自相矛盾的，但細想一下就會看到其中包含着某種真實性。表面上是“非”，實際上卻是“是”，即似非而是。在他的創作中用這種手法所寫的内容大量存在。既然所有的人都向往法，為何這許多年卻未見有任何人來要求進去呢？衛士吼道：“這道門是專門為你設下的。”故事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描寫，但仔細琢磨起來，還是有道理的。我們的現實世界就是處在巨大的悖謬之中，這就是戈爾丁習用的産生似非而是效果的逆說法。
四是獨特的諷刺。戈爾丁的諷刺主要産生于對現實荒誕性的揭示。他的主人公為了正義或辨明真情而奔走，但經常是陷入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困境。他越是掙紮，就越陷得深，甚至最後送命了事。戈爾丁小說中的諷刺意味往往與苦澀的幽默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如《蠅王》的結尾，雖然拉爾夫和小夥伴們得救了，但他回想起這幾天的恐怖生活，禁不住号啕大哭，他痛哭童心泯滅，他痛哭人性兇殘，而他們身後原子大戰仍在繼續，這就是一種對戰争的諷刺。
五是平淡、拙樸、凝重和冷漠的叙述風格。戈爾丁寫的經常是一個在撲朔迷離的氛圍中展開的荒誕故事，有時給人一種神秘和陰沉恐怖的感覺。寫這種内容，作家當然不可能使用簡練明快的語言。其小說的語言風格特點是：平淡中透着冷漠，拙樸中透着凝重。這種語言風格與作品内容的樸素無華最相适應，但更主要的，這是戈爾丁作為作家的獨特風格。當然，這種風格的形成同作家對生活的認識和感悟有關。現實生活的殘忍，人與人之間的冷酷，他是體會至深的。這位陷入深深痛苦與困惑之中的作家，在創作他的寓言性小說時表現出的這種語言風格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戈爾丁富有獨創性的作品，是特定曆史時期的産物。他以獨特的藝術形式表現了現代世界人們所體驗的各種痛苦感受，如災難感、陌生感，特别是恐懼感和無能為力感，故而被視為一代文學宗師。
影響貢獻
戈爾丁在西方被稱為“寓言編撰家”，他運用現實主義的叙述方法
編寫寓言神話，承襲西方倫理學的傳統，着力表現“人心的黑暗”這一主題，表現出作家對人類未來的關切。他早年受哥倫比亞先鋒派創始人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的熏陶，後來接受了喬依斯、卡夫卡、福克納等西方現代派作家的影響，在創作中又采用了阿拉伯神話故事和印第安民間傳說的技巧，兼容并蓄，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他善于把現實主義的場面、情節和完全出于虛構的幻想情境有機融為一體，通過光怪陸離的魔幻世界的折射，表現活生生的社會現實。他的小說作品富含寓意。他的作品廣泛地融入了古典文學，神話，基督教文化以及象征主義。戈爾丁作品的主題一般是與黑暗邪惡有關，但他的小說中也表達一種昏暗的樂觀主義。戈爾丁相信基督教的原罪說，認為人類的本性是邪惡的，認為是人把惡帶到了世上，于是試圖從人本身的缺陷來尋找社會問題的根源。這是他思想上的局限性。然而，他對人生的探讨是積極的。他的作品富有哲理，富有想象力，題材多種多樣，風格各不相同。他經常運用寓言、比喻、象征等藝術手段，并引用《聖經》和神話傳說，來創造現代神話，揭示人類文明的脆弱。由于他往往采用象征手法表現嚴肅主題，故而被人們稱為道德家和寓言家。
戈爾丁用他特有的沉思與冷靜挖掘着人類千百年來從未停止過的互相殘殺的根源，他的作品設置了人的原善與原惡、人性與獸性、理性與非理性、文明與野蠻等一系列矛盾沖突，沖突的結果令人信服地展現出文明、理性的脆弱性和追求民主法治秩序的難度，說明了人類走向專制易，奔向民主社會難的道理。在欲望和野蠻面前，人類文明為何顯得如此草包如此不堪一擊，由于他的小說“具有清晰的現實主義叙述技巧以及虛構故事的多樣性與普遍性，闡述了今日世界人類的狀況”，198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獲獎的主要因素就是《蠅王》在創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主要思想
人道主義思想
戈爾丁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義，人的尊嚴問題，一直是纏繞着他的創作、生活和政治鬥争的根本問題。人道主義構成了戈爾丁文學創作的母題，包含着戈爾丁未來作品的核心問題。書中幸福假設的提出，其本質動機，不在荒誕，荒誕既不能告訴人們幸福，也不能告訴人們不幸，之所以戈爾丁假設主人公是幸福的，是因為他認為隻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嚴，被責為永罰，卻幸福，這絕對是一種反抗，也是在這種條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體現尊嚴。他在假設其幸福的時候，充分運用了想象和獨斷，其潛台詞，卻是人類尊嚴的需要。
二元對立
戈爾丁的創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對立的主題，荒誕和理性，生與
死，堕落和拯救，陽光和陰影，有罪和無辜這些二元對立的主題經常成對出現，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這是他的一大特點和魅力之所在，戈爾丁在他的随筆中數次使用這樣的修辭方式：用一片黑暗來形容明亮的陽光。随筆中也許不過是一種修辭，但這種修辭代表的思維方式卻貫穿了他幾乎全部的創作，成為他的重要特色。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戲劇，或是哲理随筆，都看不到邏輯的一貫性，到處都隐含着矛盾，這在别的作家那裡，這可能是個緻命的弱點，可從他的作品中體現的卻是複雜的深刻，丹麥物理學家玻爾說過：“和小真理相對的當然是謬誤，可是和偉大的真理相對的仍然是偉大的真理。”正是在這樣對矛盾的正視當中反映了人類思維的局限及其和世界的斷裂。二元對立的兩極互相為對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強大的張力，悖論和歧義性、多義性在此從生，這也成為戈爾丁難以被定義的地方，其間人道主義一以貫之，然而人道主義本來就是意義含混的詞。
存在主義
戈爾丁是存在主義作家中對荒誕論述得最為全面、最深刻，并使之具有新意的人之一，這也是他的最大特色。荒誕哲學是資産階級文明遭到嚴重沖擊的哲學表現。随着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出它的痼疾，和由此帶來的災難性、毀壞性後果，諸如劇烈的階級鬥争和社會震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它對人們的滅絕人性的迫害，“使得人們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所滋長蔓延起來的對理性和科學的頌揚，對社會進步的樂觀幻想，迅速被一種所謂‘存在的不可理解’，‘人的存在的走投無路的悲劇性’的感覺所取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感到前途渺茫，苦悶彷徨，人的生存面臨嚴重威脅，人失去了安全感，人被絕望、孤獨和無家可歸的情緒所籠罩，這時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和樂觀主義逐步被荒誕哲學所取代。人們普遍感受到這個世界的荒誕性，人存在的荒誕性，于是荒誕哲學應運而生。存在主義哲學對于“荒誕”的解釋是：由于人和世界的分離，世界對于人來說是荒誕的、毫無意義的，而人對荒誕的世界無能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對一切事物都無動于衷。在存在主義文學中，戈爾丁無疑是将這種狀态表現得最惟妙惟肖的作家。
寫作思想
關于小說創作，戈爾丁有着他自己獨特的見解。他曾經宣稱：“除非你
做的事是連自己都懷疑做不到或是你确信别人從未嘗試過的事，否則寫小說便毫無意義。我認為寫兩本相似的書是毫不足取的。”由于長期身處教會學校，戈爾丁有着濃重的基督教“原罪”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深刻的體現了他對人性“惡”與“罪惡的救贖”的思考。
戈爾丁作品中的另一主題是關于死亡，關于人對死亡的意識和恐懼。如作者所說，他試圖探讨人類心靈裡的黑暗。對于青少年來說，面臨死亡，面臨心靈裡的黑暗，無疑是一種新的，令人緊張、令人驚恐，也令人入迷的經驗，因為他們正處在形成人格的成長過程。正因為這樣，青少年讀者特别欣賞這部小說。戈爾丁是很典型的受戰争影響後的文學家，他參加過海戰，參于過諾曼底登陸，目睹戰争的殘酷以及對人性的種種迫害與藐視。戰争結束後這一代的文學家心中不免充滿了失望與沮喪，不可能要求他們是溫和且善良的,他們也無法寫出午後野餐或男女情感一類的作品，充斥他們内心的便是病态世界中人性的畸變,文明社會如何在人的原罪本性的改變下一步步走入堕落與毀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