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04.18—1823.09.11）
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完成者，古典學派的最後一名代表，最有影響力的古典經濟學家。
生平
早年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生于猶太人家庭，父親為證券交易所經紀人。12歲到荷蘭商業學校學習，14歲随父從事證券交易。1793年獨立開展證券交易活動，25歲時擁有200萬英鎊财産，随後鑽研數學、物理學。1799年讀亞當·斯密《國富論》後開始研究經濟問題，參加了當時關于黃金價格和谷物法的讨論，1817年發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9年選為上議院議員。
科學建樹
李嘉圖以邊沁的功利主義為出發點，建立起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分配論為中心的理論體系。他繼承了斯密理論中的科學因素，堅持商品價值由生産中所耗費的勞動決定的原理，并批評了斯密價值論中的錯誤。他提出決定價值的勞動是社會必要勞動，決定商品價值的不僅有活勞動，還有投在生産資料中的勞動。他認為全部價值由勞動産生，并在3個階級間分配：工資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利潤是工資以上的餘額，地租是工資和利潤以上的餘額。由此說明了工資和利潤、利潤和地租的對立，從而實際上揭示了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資産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的對立。
他還論述了貨币流通量的規律、對外貿易中的比較成本學說等。但他把資本主義制度看作永恒的，隻注意經濟範疇的數量關系，在方法論上又有形而上學的缺陷，因而不能在價值規律基礎上說明資本和勞動的交換、等量資本獲等量利潤等，這兩大難題最終導緻李嘉圖理論體系的解體。他的理論達到資産階級界限内的高峰，對後來的經濟思想有重大影響。
貴人相助
事實上，即使在修煉完成之後，李嘉圖也不是一個坐在書齋裡搞學問的人——好象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沒有人安于坐在書齋中——相反，他是個活躍的社會活動家，是個活躍的議員，整天為經濟政策和政治問題忙碌着。
跟穆勒的友誼對于李嘉圖來說非常重要。正是在穆勒的再三催促下，李嘉圖開始競選國會議員，并于1819年2月當選。也是在穆勒的幫助下，他完成了自己的名着《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這本書于1817年4月出版。李嘉圖相當自負，他說，他的觀點和大權威斯密及馬爾薩斯不同，在英國，能讀懂他的書的人，不會超過25個人。但不管人們是否讀懂，反正他已經大大地有名了，他一舉成為當時最著名的經濟學家。
與另一位大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的論戰，也是李嘉圖學術上迅速成熟的一個助推器。他們兩人幾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執，讨論無休無止，直至李嘉圖去世為止。李嘉圖在給馬爾薩斯的最後一封信裡說：“像别的争論者一樣，經過了多次讨論之後，我們依然各持己見，相持不下，然而這些讨論絲毫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見的，我對您的敬愛也不會比今天更進一步。”
李嘉圖是1823年9月11日去世的，年僅51歲。他死得很突然，小小一隻耳朵的感染就奪取了這位天才的生命。
成就
經濟學家
經濟學剛剛誕生的時候，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是業餘經濟學家，不管是英國的亞當·斯密，還是法國的薩伊、巴斯夏。那個時候，大學裡面也沒有經濟系，政府也沒有開辦經濟研究和顧問機構，要搞經濟學研究，就得自己先給自己找到飯碗。自己解決了生活問題，才能談得上研究經濟學。而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正是這麼一個典範，而且，他也許是有史以來最富裕的經濟學家。
在經濟理論研究方面，大衛·李嘉圖算得上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奇才。他27歲時才第一次讀到斯密的《國民财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37歲發表他的第一篇經濟學論文。随後就一發而不可收，在他14年短暫的學術生涯中，為後人留下了大量的着作、文章、筆記、書信、演說。
其中，181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最具盛名。李嘉圖的着作不像斯密那樣結構嚴謹，行文沒有斯密那樣流暢，詞句也不如斯密那樣華美，但《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以更為精煉的理論架構，更加貼近現實的語言與例證，全面論述了他所生活的那個年代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運行機制，使他成為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19世紀初葉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辟出專章，集中讨論了國際貿易問題，提出了著名的比較優勢貿易理論（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商業天才
由于所有的人在中學就學習過政治經濟學課程，所以，大衛·李嘉圖的名字在中國可能比任何國家都更廣為人知。李嘉圖于1772年4月18日出生在倫敦城。他是猶太人，有學者說，他之所以在後來的着作中喜歡抽象的演繹推理，就跟他的猶太血統有關。
李嘉圖的父親是個富裕的證券經紀人，所以，盡管李嘉圖并沒有正兒八經地上過什麼學，但他的父親卻有錢給他請任何他喜歡的家庭老師來給自己講課。他12歲的時候，就曾被父親派到荷蘭留學，那時候的荷蘭，可是全球商業最發達的地區。兩年後，李嘉圖回到英國，開始下海，跟父親經商。
如果是這樣一路下去，英國不過又多了個天才的證券經紀人而已。然而，李嘉圖卻愛上了一個跟自己家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姑娘。父親堅決不同意這門親事，年輕氣盛的李嘉圖跟老父親鬧翻，21歲那年，父親将李嘉圖革出家門。
李嘉圖隻好獨立經營。他已經在證券交易界摸爬滾打了七年，所以，已經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在這些朋友們的幫忙下，他的事業很快就上了正軌。短短幾年時間，他就已經發财緻富。據說，在他去世時，他的資産大約價值70萬鎊（如果折合成2013年的貨币，可能價值數千萬美元），每年還有2.8萬鎊的收入。他的一個得意之作是在滑鐵盧戰役前4天，成功地買進大量政府債券，結果英軍打敗拿破侖，他大賺了一筆。
至此，僅僅發财緻富已經不能讓李嘉圖看到人生的意義了，于是，他開始尋找在知識領域搞點什麼。27歲那年，他偶爾讀到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對政治經濟學産生了興趣。不過，與其說是他選擇了政治經濟學，不如說是政治經濟學選擇了他。因為，兩年前，英國宣布鑄币條例，發行金币，規定了含金量，銀币處于輔币地位；1819年又頒布條例，要求英格蘭銀行的銀行券在1821年能兌換金條，在1823年能兌換金币，并取消對金币熔化及金條出口的限制，從此英國開始真正實行金币本位制。英鎊正在經曆劇烈波動，年輕的金融家李嘉圖不能不思考貨币問題。因此，很容易理解，李嘉圖最初的經濟學研究幾乎完全集中在貨币問題上，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黃金的價格》。
發表這篇文章已經是1809年了，在這之前長達十年，即從27歲到37歲，是李嘉圖學習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時期。這中間，他得到了英國當時著名學者、功利主義的創始人詹姆斯·穆勒（即後來寫《論自由》的密爾的爸爸）的無私幫助。李嘉圖雖然是天才，但搞經濟學還得學會研究問題，尤其得學會寫文章。對于沒有好好上過學的李嘉圖來說，這方面的訓練是痛苦的，但又是絕對必要的，否則，我們也不會看到他那11大卷着述了。
作品理論
理論基礎
大衛·李嘉圖繼承和發展了亞當·斯密創立的勞動價值理論，并以此作為建立比較優勢理論的理論基礎。在分析論述比較優勢理論中，李嘉圖賦予勞動以重要的地位，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開宗明義就指出，“一件商品的價值，或曰用以與之交換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數量，取決于生産此件商品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進而，他也像斯密一樣，将價值區分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指出“有用性不是衡量交換價值的标準”，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以及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法則，即決定為了交換他種商品必須付出多少此種商品的規律，全然取決于在這些商品上所付出的相對勞動量”。
國際貿易中各方的利益全然系于國際市場上各類商品的交換價值，即相對價格水平。在李嘉圖看來，一國國内各地區、各産業間資本、勞動等各類生産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利潤率均等化的根本原因。但國與國之間的要素流動則勢必因各種原因而被強制性地打斷，甚至完全不流動。由此，李嘉圖斷定，正是國際間的這種生産要素的不流動性，決定了“支配一個國家中商品相對價值的法則不能支配兩個或更多國家間相互交換的商品的相對價值”。正好比“葡萄牙用多少葡萄酒來交換英國的毛呢，不是由各自生産上所用的勞動量決定的”一樣。或者說，各類生産要素在國際間完全不流動，打斷了國際間利潤率均等化的進程，因而使一國能夠比較穩定地保持在某種商品生産上的比較優勢地位。
既然諸多原因決定了同一種商品在不同的國家其相對價值各異，那就給各國參與國際貿易獲取貿易利益留下了可利用的空間。然而此處的前提必須是各國都能找準自己同他國比較的有利之處，即确定它們各自的比較優勢。
基本原則
李嘉圖也像斯密一樣，采取了由個人經濟行為推廣至國家經濟行為的辦法，來分析論證他所說的比較優勢以及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貿易模型。
在李嘉圖看來，在商品的交換價值由生産中所耗費的勞動量決定的條件下，每個人都會緻力于生産對自己說來勞動成本相對較低的商品。他舉例說，“如果兩個人都生産鞋和帽子，其中一人在兩種商品的生産上都比另一個人具有優勢，不過在帽子生産上隻領先于其競争對手1/5或20%，而在鞋的生産上卻要領先于其競争對手1/3或33%；那麼，這個具有優勢的人專門生産鞋，而那個處于劣勢的人專門生産帽子，難道不是對于他們雙方都有利嗎？”
既然國際間生産要素的不流動性打斷了各國間利潤均等化的進程，既然基于各種原因，每一個國家都可能有“某種具有優勢的産品”，而且“這種優勢還相當可觀”，那麼，“各國都更為合理地分配它的勞動資源，生産這種具有優勢的産品”，并“将其用于相互交換，各國就都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同斯密相反，李嘉圖強調的是在相互比較的基礎上，兩國在兩種商品生産上所處優勢或劣勢程度的差異，以及由此産生的貿易機會和貿易利益。因為葡萄牙在葡萄酒的生産上優勢更大（葡萄牙葡萄酒的生産成本為英國的2/3，毛呢的生産成本為英國的4/5），而英國在毛呢生産上劣勢較小（英國毛呢的生産成本為葡萄牙的1.1倍，葡萄酒的生産成本為葡萄牙的1.5倍）。就像生産鞋和帽子的兩個工匠一樣，隻要葡萄牙緻力于生産葡萄酒，英國緻力于生産毛呢，然後進行相互交換，兩國就都能獲得貿易利益。
由此可見，“兩優擇其甚，兩劣權其輕”，是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原則。“正是這樣一條原則，決定了葡萄酒應該在法國或葡萄牙生産，玉米應該在美國或波蘭生産，而機器和其他商品應該在英國生産”。
比較成本學說
李嘉圖剛剛開始進入經濟學界的時候，英國正在緊鑼密鼓地制訂限制谷物貿易的《谷物法》。李嘉圖鼓吹自由貿易，但《谷物法》最終還是通過了。這促使李嘉圖更深入地思考貿易問題，從理論上駁斥貿易限制的荒唐。
他的國際貿易學說可以被稱為“比較成本說”或“比較成本規律”。他模仿同亞當·斯密斯關于個人勞動分工的理論來分析兩個國家間貿易的好處。假定制一單位布，英國需要50個勞動日，葡萄牙需要25個勞動日；制一單位酒，英國需要200個勞動日，葡萄牙隻需要25個。可以看出，葡國制酒、制布所需的成本都比英國絕對低，即都處于絕對優勢。不過，葡萄牙在酒的生産中表現出的優勢更大，葡萄牙的制酒成本相對低，處于比較優勢，制布成本相對高，處于比較劣勢。而英國制布成本相對低，處于比較優勢。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放棄生産比較劣勢的酒，專門生産比較優勢的布。如此分工，兩國合起來不僅可以生産出更多的酒和布，英國還可以用布換到較多的酒，而葡萄牙用酒可以換到更多的布。兩國同時獲得國際分工與國際交換的好處。
這種理論為自由貿易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李嘉圖認為，國際分工與國際交換的利益，隻有在政府不幹涉對外貿易，實行自由貿易的條件下，才能最有效地實現。“在一個具有充分商業自由的體制下，每個國家把它的資本和勞動置于對自己最有利的用途”。因此，他是堅定的自由貿易論者。
價值理論
李嘉圖的經濟學理論的基礎是勞動價值論，這種理論是從斯密那裡來的，但經過了一些改動。
李嘉圖的價值理論的核心就是下面一句話：“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其生産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根據這個理論，他認為，勞動的價值（工資）是一定社會中為維持工人生活并延續其後代通常所必需的生産資料決定的，而利潤則決定于工資。在所有這些分析中，我們看不到供給與需求的作用，一切都是某種神秘的因素所決定的。
不過，聰明的李嘉圖早就意識到了這種價值理論的内在矛盾，他自己曾經犯過嘀咕：“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困難：在地窖裡貯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勞動方面花費了也許還不到2先令，後來卻值100鎊的橡樹。”後來，人們用水與鑽石來概括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價值悖論”：水對人極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低；而鑽石是奢侈品，對于人的生存而言沒有任何用處，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高，為什麼？
李嘉圖始終沒有能夠解決這個難題。到了1870年代，邊際主義興起，經濟學家才能夠解答這一問題。答案很簡單：價值隻能來自個體消費者的主觀評估。我可能花了30年時間研究一種東西，但拿到市場上卻沒有一個消費者問津，那麼，它就沒有任何經濟價值，不管我在這上面投入了多少勞動。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商品和服務的相對價格是由消費者對這些産品的評估和欲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
工資理論
李嘉圖認為，從長期來看，價格反映了生産成本，可稱之為“自然價格”。自然價格中的人力成本，是勞動者維生所需的花費。如果工資反映人力成本的話，那麼工資必須保持在可以維生的水平。然而，由于經濟的發展，工資水平會高于勉強維生的水平。 相對工資——能購買的食物和必需品的數量。勞動者維持自身生活以及供養家庭的能力，不應取決于其工資的貨币數量，而應取決于這筆貨币所能購買的實物和必需品的數量，即貨币的實際購買力。
利潤理論
李嘉圖認為，實際工資的增加會導緻實際利潤的降低，因為貨物銷售的毛利可分為工資和淨利兩個部分。在論文《論利潤》中他寫道：“利潤取決于工資的高低，工資取決于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取決于食品的價格。”
此外，一個與李嘉圖有關的思想是“李嘉圖等價”：在某種情況下一個政府應該如何支付其開銷（即稅收，發行債券或财政赤字）的選擇對于經濟沒有影響。諷刺的是，盡管這個思想被冠以其大名，他本人似乎并不相信這個理論。
稅收思想
賦稅來源
李嘉圖對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功績，在于他的勞動價值學說。他堅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的原理，認為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根據他的勞動價值理論，李嘉圖認為稅收來自勞動産品的價值，"賦稅是一個國家的土地和勞動的産品中由政府支配的部分；它最後總是由該國的資本中或是由該國的收入中支付的。"也就是說，李嘉圖将稅收歸納為來源于資本和收入兩個方面。如果稅收的征收使得人們增加生産或減少消費，那麼稅收來源于收入；如人們沒有增加生産或減少消費，則稅收是來源于資本。
李嘉圖認為，稅收不論來自收入還是來自資本，都是對積累的減少。"凡屬賦稅都有減少積累能力的趨勢。賦稅不是落在資本上面，就是落在收入上面。如果它侵占資本，它就必然會相應；地減少一筆基金，而國家的生産性勞動的多寡總是取決于這筆基金的大小。如果它落在收入上面，就一定會減少積累。"因此，李嘉圖認為，國家在增加稅收時，除非人們能夠按比例地增加資本和收入，否則他們的常年享受就必然減少。政府的政策應當是不要征收必然要落在資本上面的賦稅，因為征收這種賦稅，會損害維持勞動的基金，因而會減少國家将來的生産。
稅收原則
李嘉圖并沒有像亞當·斯密那樣比較系統和全面地對稅收原則進行分析，但在一些論述分析中也體現出他的稅收原則思想，其中主要是稅收公平和稅收對生産的影響。
李嘉圖認為社會一切收入都應征稅，人們應按自己的财力來負擔稅收；政府稅收隻要負擔合理，至于落在哪項收入上面是無關緊要的，"隻要賦稅不是不平均地壓在從事積累和節約的階級身上，它究竟是課加在利潤上面、課加在農産品上面、還是課加在工業品上面，并沒有多大關系。"為了公平地征收稅收，應該建立以工資稅、利潤稅和農産品稅組成的稅收制度。 同亞當·斯密一樣，李嘉圖也同意政府财政支出是非生産性的；政府稅收是用于政府支出，因而也具非生産性；稅收具有妨礙生産和耕種的通病，給生産帶來負擔。"任何形式的賦稅，都隻是流弊與流弊之間的選擇問題。它要不是影響利潤或其他來源，就一定會影響支出。"因此，李嘉圖認為"最好的财政計劃就是節流，最好的賦稅就是稅額最少的賦稅"。
賦稅影響
①賦稅對資本主義生産的影響。李嘉圖認為，稅收不是來自資本，就是來自收入，因而從總體上看，稅收不利于資本主義生産的發展。他說：“如果沒有賦稅，資本這種增加還會更多得多。凡屬賦稅都有減少積累能力的趨勢。賦稅不是落在資本上面，就是落在收入上面。如果它侵占資本，它就必然會相應地減少一筆基金，而國家的生産性勞動的多寡總是取決于這筆基金的大小的
。如果它落在收入上面，就一定會減少積累，或迫使納稅人相應地減少以前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非生産性消費，以便把稅款節省下來。但是，賦稅的巨大危害倒不在課稅的目的的選擇，而在于整個來說的總效果”。李嘉圖還進一步指出，來自資本的賦稅比來自收入的賦稅對生産更有害。如果賦稅落在資本上，人民原來決定用在生産性消費上的基金将會因此受到損失。李嘉圖在闡述稅收對經濟的影響時，還指出賦稅會造成利潤率下降，從而導緻資本轉移的傾向。
他說：“如果谷物的價格不能按課稅總額提高，農業利潤就會低于一般利潤水平，資本就會尋找更為有利的用途”。他還認為，如果征稅不具有普遍性，對某些行業征收某種稅。而對另一些行業不征稅，同樣會引起資本的轉移。他認為，為了減輕賦稅對生産的不利影響，就要避免對資本課稅，而盡量征收弊病最小的均等收入稅和奢侈品稅。
②賦稅對價格的影響。李嘉圖認為課稅往往使商品價格呈上升趨勢。“任何課加在農業經營者身上的賦稅，無論是采取土地稅的形式，什一稅的形式還是産品稅的形式，都将增加生産成本，因之也就會提高農産品的價格”。“每一種新稅都會成為生産的一種新負擔，并使自然價格提高”。李嘉圖還認為，賦稅可以改變商品間原來的價格比例關系。“我們已經看到，谷物和農産品的直接稅在貨币也在本國生産的情況下，必須會按照農産品加入商品構成的比例而提高一切商品的價格，因而破壞各商品之間原有的自然關系”。
③賦稅對經濟的其他影響。李嘉圖認為，稅收可以通過改變利潤水平來影響産品供求；稅收還可以通過改變國民的收入投向，變個人所得為政府收入，引導資源配置；稅收可以通過減少資本，減少勞動的實際需求，從而減少工人的就業機會；稅收可以通過出口退稅，進口課稅，發展對外貿易，促進本國經濟發展。
分析
李嘉圖在分析稅收來源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各種稅進行了分析，而對各稅的分析實際上是集中分析稅收轉嫁問題。
關于地租稅。李嘉圖根據其級差地租理論，認為地租稅隻影響地租，全部稅收負擔落在地主身上，不能轉嫁給任何消費階級；但在一定條件下，地租稅也會引起農産品價格提高，稅負由消費者承擔。"十分肯定，對真正的地租所課的稅全部要由地主負擔，但對于地主，由于人們使用他在農場上投下的資本而得到的報酬所課的稅，在進步的國家中就要落在農産品消費者身上。"
關于利潤稅。李嘉圖認為，對資本利潤征稅會導緻所生産的商品漲價，如對制帽業者利潤征稅會使帽子漲價；對農産主的利潤征稅會使谷物價格上漲；對毛織業者的利潤征稅會使毛呢價格上漲等。對資本家來說，如果征稅後稅收負擔不随商品價格上漲而轉嫁，生産産品的資本家就不能獲得平均利潤。李嘉圖進一步分析，對資本利潤課稅而一切商品都按稅額成比例地漲價，股票持有人就會受到影響，雖然他的股息并未課稅。但是，如果由于貨币價值變動，一切商品都回跌到以前的價格上，股票持有人就完全不負擔稅款。
關于工資稅。對工資征稅會使得工資上漲，因而導緻資本利潤率的降低。李嘉圖指出，對必需品征稅和對工資征稅是不同的，必需品征稅必然使必需品價格上漲，而工資稅則不然；必需品征稅部分是利潤稅，部分是對富有的消費者征稅，工資稅則全部是利潤稅。李嘉圖認為，"工資稅的影響是使工資增加，增加的數額至少與稅額相等。稅款即使不是直接由雇主支付，最後也要由他支付。"
關于農産品稅。李嘉圖認為，任何加在農業經營者身上的稅收，無論采取土地稅的形式、什一稅的形式還是産品稅的形式，都将增加生産成本，因而會提高農産品的價格。對農産品的征稅，不會是由地主負擔，因為不能從地租中扣除稅款；也不是由農場主的利潤負擔，因為沒有任何理由在其他行業獲得較高利潤的情況下要求農場主從事這種利潤較低的行業。這樣，李嘉圖得出結論：農産品稅不會由地主支付，也不會由農場主支付，而隻會由消費者在上漲的價格中支付。
轶事典故
《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寫作
李嘉圖首先是一個金融天才。14歲時李嘉圖就從事證券交易業務。26歲時李嘉圖以800鎊為資本開始獨立經營，到42歲退休時，資産達到160萬鎊。這一數字使他成為當時的頭等富豪。但是，同坎蒂隆、凱恩斯這樣的經營奇才一樣，後人對他們的景仰不是因為他們的投機傳奇，而是因為他們對經濟學發展的開創性貢獻。真正使李嘉圖具有傳奇意義的還在于，這位經濟學說史上一流的思想家，“他所受到的正規教育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所受到的最貧乏的教育，這樣，他作為一個經濟學思想家的成就就必須歸之于天才“。
1799年，李嘉圖在某溫泉勝地養病期間，偶爾翻閱了《國富論》，他“非常喜歡它，以緻要取得研究的體驗。”這是李嘉圖對經濟學産生研究興趣的開始。此後，李嘉圖經常閱讀詹姆斯·穆勒主編的主張自由貿易的《愛丁堡評論報》。1808年穆勒出版了闡述自由貿易主張《商業保護論》，李嘉圖大為贊許。此時，穆勒已經是一位有影響的曆史學家和邏輯學家。“李嘉圖對穆勒深為敬佩，特别對穆勒受到他自己所缺少的正規的教育很是羨慕”，李嘉圖主動與之結識并成為知交。此後，李嘉圖與穆勒經常就當時的熱點問題座談和通信讨論，李嘉圖的知識素養和研究能力得到培養和提高。
1815年，在有關《谷物法》存廢的論戰中，李嘉圖發表了《論低價谷物對資本利潤的影響》的小冊子，要求允許谷物自由貿易，進口低價谷物，以降低工資，增加利潤，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論低價谷物對資本利潤的影響》的發表引起了一定的社會反響。穆勒認為李嘉圖已經是當時最優秀的經濟思想家，還應該成為最優秀的經濟學着作家，于是敦促李嘉圖對小冊子加以擴充和修改。李嘉圖一開始并不情願，因為他對自己的寫作能力缺乏自信，“穆勒先生希望我整個重寫一次”，“我恐怕我不能勝任這一工作。”“我切盼寫出一寫值得出版的東西，但我誠懇地說，這一點恐非我力所能及。”“我發現最大的困難就是在最簡單的叙述中也不能避免混亂。”
此時穆勒承擔起一個教師的職責，他對李嘉圖鼓勵道：“因為你已經是最優越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家，所以我決心讓你成為最優良的寫作家。” “正是由于穆勒的鼓勵和幫助，李嘉圖才消除了對自己從一個經濟小冊子作者發展成為一位整部政治經濟學原理撰寫人的能力的疑慮”，李嘉圖的信心有所增強：“為了滿足我的宿願，我一定要進行這一嘗試。
在一兩年内，經過反複修改後，我也許能寫出可以讓人理解的東西。”面對寫作中的困難，李嘉圖有時不免懈怠，甚至再次流露出“悲觀失望的老調”，這時穆勒象一個嚴厲的教師那樣敦促他，要“全心全意研究政治經濟學”，要“一小時也不遲疑地立即開始寫你所要寫的着作……”穆勒不僅對李嘉圖的寫作給予精神支持，不斷督促和鼓勵，還在寫作方法，結構安排，論點闡述等技術環節給予周詳的指導。穆勒的鼓勵和指導貫穿于李嘉圖寫作的整個過程中。
1817年，《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終于寫作完成并出版。正是穆勒的無私奉獻推動了這一政治經濟學曆史上既有重要時代意義的着作的問世，甚至可以說，沒有穆勒，就沒有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約翰·穆勒的評說并不過分：“如果不是我父親懇切的請求與熱情鼓勵，恐怕這本書永遠不會出版，或者永遠不會寫出。”
李嘉圖與馬爾薩斯：論敵和朋友
李嘉圖和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年）是兩位在出身、經曆、個性和思想觀點等方面都有着明顯反差的思想家。馬爾薩斯出身于上層土地貴族社會，其父親與當時思想界名流如休谟、盧梭等有着廣泛的交遊；而李嘉圖出身于富有但缺乏社會地位的猶太移民家庭，其父親似乎是一個惟利是圖的投機者。馬爾薩斯少年時代就博覽群書，并進入劍橋大學；而李嘉圖從未接受系統的正規教育。馬爾薩斯是一個職業學者；而李嘉圖的身份是證券經紀人。馬爾薩斯過的是平淡無奇的教師生活；而李嘉圖不僅在證券經營中一帆風順，還擔任過議員。馬爾薩斯一輩子過的是學院生涯，卻關心現實；而李嘉圖雖然經商，但成了理論家。馬爾薩斯從來沒有富裕過；李嘉圖個人财産160萬鎊。
馬爾薩斯成名早于李嘉圖。由于《人口原理》的發表，在李嘉圖進行經濟學研究時，馬爾薩斯早已是名滿英倫的經濟學家，李嘉圖對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很是折服。“它所闡述的理論是那麼清楚，那麼使人滿意，因而引起我的興趣，這是僅次于亞當·斯密的名着。”在當時關于銀行券問題的争論中，李嘉圖分别于1810年和1811年發表了《黃金的高價是銀行紙币貶值的驗證》和《答博贊克特先生對金價委員會報告的實際觀感》兩篇論文，引起了馬爾薩斯的注意。為了和李嘉圖在相關問題上取得一緻，避免無謂的筆墨官司，馬爾薩斯主動結識了李嘉圖。
由于理論觀點的尖銳對立，李嘉圖和馬爾薩斯在谷物貿易、價值理論、經濟周期理論等方面的争論在他們結識後全面展開，并持續到李嘉圖離開人世。1815年2月，站在土地所有者立場上的馬爾薩斯發表了《地租的性質與發展及其支配原則的研究》和《對限制國外谷物輸入政策的意見的研究》，為谷物法的實施及政府提高谷物限價進行辯護；作為資産階級利益辯護人的李嘉圖發表了《論谷物低價格對資本利潤的影響》，對馬爾薩斯的觀點進行了猛烈的批駁（前已述及，正是為批駁馬爾薩斯的這篇論文的發表，引出了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寫作和出版）。
1820年馬爾薩斯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原理》後，李嘉圖不惜用220頁的篇幅，摘錄了馬爾薩斯在論證上的瑕疵；而馬爾薩斯則堅決認為這類謬誤在李嘉圖的着作上也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圖逝世前的一年中，他們一直為重大理論問題争論不休，寫了許多長信相互讨論辯駁。
在李嘉圖與馬爾薩斯的關系中，與終身論敵相伴是另一層關系——終身朋友。在1811年6月馬爾薩斯向李嘉圖“冒昧地引見自己”之後，他們不僅十幾年間持續通信交流思想，還經常相互拜訪。李嘉圖不僅通過自己的證券經營幫助過馬爾薩斯賺取投資收益，臨終前還留贈了馬爾薩斯一筆生活費用。同他們作為論敵的持久争論具有持久的影響一樣，他們持久的友誼也是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話。馬爾薩斯在李嘉圖故去後，深情地說道：“除了自己的家屬外，我從來沒有這樣愛戴過任何人。”
學術友誼、學術批評和學術發展
在詹姆斯·穆勒和李嘉圖的故事的前半段，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的學生在無私的老師的鼓勵、督促和指導下成長為一流經濟學家的過程。穆勒與李嘉圖之間的友誼，建立在他們對經濟自由的共同信仰上，建立在他們對真理的共同追求上，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到的是學術友誼對學術進步的促進。但是，在這個故事的進一步發展中，當李嘉圖和穆勒之間的角色關系發生變化後，我們看到的卻是學術崇拜對學術發展的桎梏。
《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發表，使李嘉圖成為一流經濟學，并成為以他為核心的學術團體的宗師。這時，穆勒與李嘉圖的關系發生了轉變，由以李嘉圖為學生和穆勒為教師的師生關系發展為以李嘉圖為導師和以穆勒等人為信徒的門徒關系。穆勒就自稱他和麥克庫洛赫是李嘉圖的兩個而且是僅有的兩個地地道道的信徒。為了傳播李嘉圖的思想，1821年，穆勒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一次系統闡述李嘉圖的理論。
對李嘉圖的學術崇拜阻礙了穆勒對科學的探讨和對真理的追求。李嘉圖體系存在兩個其自身無法克服的矛盾：勞動價值論與勞動和資本相交換的矛盾；勞動價值論同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矛盾。19世紀二十年代，李嘉圖體系遭到了馬爾薩斯和貝利的猛烈攻擊。在李嘉圖去世後，作為李嘉圖學說的堅定信仰者和繼承者，懷着對李嘉圖及其學說的深厚感情，穆勒擔當起為李嘉圖學說辯護的責任。但是，基于信仰而不是科學的辯護注定是缺乏力量的，放棄了科學實際上就是選擇了失敗。
在對第一個矛盾的解釋中，穆勒混淆了勞動和勞動力，實際上是取消了李嘉圖一貫堅持的勞動價值論；而在對第二個矛盾的解釋中，穆勒關于新葡萄酒和陳葡萄酒的解釋最終成為學說史上的一個笑話。穆勒的解釋絲毫沒有解決李嘉圖體系的矛盾，反而将李嘉圖學說庸俗化，并最終導緻了李嘉圖體系的解體。
由于不同的世界觀，馬爾薩斯和李嘉圖在若幹重要問題的認識上存在差異。但是，基于對真理和科學的共同信仰，使他們在讨論問題時能夠做到笃實不欺，不為情感所俘虜。按照馬爾薩斯的說法：“我們共同探讨感興趣的問題，隻為真理，别無他念”。對真理的熱愛，實際上已經超越了個人的狹隘情感。一位同時代的作家瑪利亞·埃奇沃思在日記中說，“他們（李嘉圖和馬爾薩斯）一道尋求真理，當他們找到時，即歡呼若狂，再不計較是誰先發現的”。
而正是對科學和真理的執着，使他們能夠在一生的尖銳論争中保持純潔而深厚的友誼。這是一種隻有胸懷坦蕩的思想家才有的友誼。李嘉圖去世前寫給馬爾薩斯的最後一封信中說：“現在，親愛的馬爾薩斯，我完了。像其他争辯者一樣，在許多辯論之後，我們仍然保持各自的觀點。然而這些辯論絲毫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即使你同意我的觀點，我也不會比現在更愛你。”
實際上，基于科學精神的學術批評也正是學術進步的重要力量。在李嘉圖寫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過程，不斷與馬爾薩斯商榷，在與馬爾薩斯的不斷論争改進自己的觀點和寫作；也正是通過與馬爾薩斯的論争，李嘉圖在其最後的着作《絕對價值和相對價值》中，對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才取得明确的認識。
理論應用
綜述
中美、中歐紡織品貿易摩擦顯示，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推廣到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發展戰略上時，就出現了緻命的硬傷。中國真正的優勢在于巨大的國内市場，隻有中西部及東北等潛在市場不斷被開發出來，中國的就業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找到出路。
紡織品貿易戰凸顯李嘉圖理論誤區
李嘉圖的理論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在一個家庭裡，家庭主婦能比保姆更好地教育和撫養自己的子女，但由于她外出工作每小時的工資是10元，而保姆每小時的工資是1元，那麼，經濟上最合理的安排是:家庭主婦外出工作，獲得每小時10元的工資，用其中的1元給保姆，這樣，這個家庭可以獲得9元的剩餘。盡管家庭主婦在教育子女和外出打工兩方面都勝過保姆，但是她外出工作是相對效益最大的，這就是她的比較優勢。
同理，對于兩個國家而言，每一個國家都應該專注于生産自己生産效率最高的産品，即使一個國家可能同時在兩種産品上具有絕對的優勢。這就是所謂的“比較優勢理論”。當今的經濟發展主流思維認為，在國際領域開展貿易，讓每個國家充分發揮它的比較優勢，是經濟發展最行之有效的道路，這就是比較優勢理論在發展經濟學的簡單延伸。
但我們不能不看到，比較優勢這一整潔完美的理論正遭到煩雜現實的挑戰。2013年發生的中美、中歐紡織品貿易之間的摩擦就最好地揭示了李嘉圖理論作為發展戰略的誤區。
中國的紡織業據官方聲稱吸納了近2000萬的就業人口，而美國和歐洲的紡織業吸納的就業人口充其量不過幾十萬。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美國和歐洲應該放棄他們在紡織品行業的生産能力，并将其讓位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以充分發揮後者勞動力廉價的優勢(既是相對比較優勢，也是絕對優勢)。但問題恰恰出在這發達國家幾十萬人的小産業上。
第一，如果歐美放棄紡織品行業，這幾十萬的産業工人将面臨巨大的工作轉型的挑戰，讓這部分工人從紡織業轉移到高技術行業或是其他歐美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其中的培訓和遷移成本遠遠高于這些産業工人的年薪收入。第二，這幾十萬工人的政治能力是巨大的。西方人常說，所有的政治問題都是當地的問題(allpoliticsarelocal）。這幾十萬人可以利用他們在當地的政治能量去遊說本地的議員們，進而動用這些議員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資本給本國的政府官員施加壓力，要求對中國的紡織品加以限制。
因此，紡織品貿易之戰的本質實際上是就業之戰，是幾十萬歐美紡織工人同近2000萬中國紡織工人的政治較量。在這種政治較量中，中國作為廉價勞動力豐富的出口國，是難以完全制勝的—盡管我們的政府官員具有高度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因為這個博弈的主戰場不在中國，也不在WTO，而是在歐美的紡織業比較聚積的地區。
然而，問題還不止于此。2000萬人的就業相對于中國尚未轉移的3億多農村勞動力以及每年上千萬的新增勞動力而言，僅僅是很小的一部分。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指望繼續擴大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産品出口來解決就業問題，其道路可謂艱難至極。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國際經濟問題，更是一個國際政治問題。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政治大國，在國際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維的，這就注定我們在貿易問題上不可能用盡所有的國際政治資本，我們還有許多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國際政治目标需要推進，比如引導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改革、與周邊國家的領土資源等問題的協商、祖國統一等等。
再進一步分析，紡織品貿易還凸顯出另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很多統計資料表明，中國在紡織品出口上賺取的利潤差額遠遠不到10%。事實上，全球70%以上的紡織品進出口都是由若幹家以香港為總部的公司所掌握，所以中國在所謂“中國制造”的遊戲中，得到的僅僅是一部分勞動力就業以及極為可憐的利潤份額，這樣的發展顯然不利于中國紡織業的産品升級和長期國際競争力的提升。
兩大緻命硬傷決定中國應當告别李嘉圖
可見，以大衛·李嘉圖為先鋒的比較優勢理論，從經濟學理論的角度而言幾乎是無懈可擊的，但如果把它推廣到發展戰略，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發展戰略上時，就出現了緻命的硬傷。
第一，來自于國際政治的困難。當年大衛·李嘉圖高舉自由貿易的旗幟、力主廢除保護地主階層利益的《玉米法》(cornlaw)時，面對的主要是英國國内反對自由貿易的勢力，而如今，發展中國家在争取自由貿易的問題上所面對的是發達國家。盡管發展中國家不論在國家的數量上還是在人口上都占絕對多數，發達國家則占少數，但這些少數國家的市場容量遠遠大于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容量，因此，少數國家對于多數國家在談判問題上反而是占有優勢的。考慮到複雜的國際環境以及來自國内特定階層的壓力，發展中國家指望發達國家不斷地開放市場、不斷地讓出那些已經不具有競争力的産業是明顯不現實的。
第二，李嘉圖的理論沒有考慮到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的潛在優勢。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真正的優勢在于它巨大的、潛在的國内市場。2013年，中國巨大的國内市場遠遠沒有完全開發，包括中部、西部及東北等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蘊藏着巨大的市場。隻有這部分市場不斷地開發出來，中國的企業才能夠不斷地更加順利地發展，才能成為世界級的大企業，也隻有這樣，中國就業問題的解決才能夠從根本上找到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