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為人:2005年徐曉編寫圖書-中文百科頻道

内容提要

在那個年代，這一群體所代表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以及敢于懷疑的理性精神，使許多人着迷。作者試圖以個人的經曆為線索，記錄下那個年代的人和事，借用帕斯捷納克的話：生活——在我的個别事件中如何轉為藝術現實，而這個現實又如何從命運與經曆之中誕生出來。

作者簡介

徐曉，生于上海，長于北京。1981年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79年起開始發表短篇小說和散文，1982年至今，從事記者、編輯工作。

編輯推薦

“首篇《永遠的五月》，徐曉叙述的是一種生死間無能為力的悲壯——這死的緣起就因為一次誤診，一次誤診引發一場長達30年的苦難。讓丈夫這樣一個不願麻煩别人的人越來越喪失自理能力，讓一個最節儉的人承擔必須每天耗費幾百元維持生命的折磨，更要命的是這一切連環着全是悲劇因果——不僅是他自己浸泡在煉獄中，他妻子越是以自己的意志要去衛護這生命，就越是降臨給他一次次失敗和一次次更深的痛苦。

她以她的意志要求他的生，他的生是他無法擺脫的對痛苦抗争的折磨。要活着還是要痛苦？她必須以犧牲她自己來拯救那生命，她說她天經地義隻有為他選擇生的權力，所以無從選擇，一種善良與另一種善良之間永遠是沖突的。這一切實在太過殘酷:好像真就變成了兩顆善良心靈的受難過程，在受難中才有了真實而催人淚下的崇高。

在《永遠的五月》後，她又寫了一篇續，這就是《愛一個人能有多久》，這是徐曉在“五月”後深一步對自己的拷問。在我讀到的這篇文字，記叙那悲劇中一個更真實的女人——感人的不僅是為了讓他能活下去，她那種甘願泯滅自己的瘋狂。一個人活着的價值在這個人所維系的尊嚴，尊嚴究竟是什麼？

他被病痛摧殘的瘦弱與醜陋後是一種尊嚴，她為獲得那脂肪乳因一杯咖啡的價格離開那酒店、在廠門口像上訪者一樣攔截轎車，那般蓬頭垢面、忍辱負重當然也是一種尊嚴。她以她全部的力抵抗在他的生死之間，這種意志力，用最簡單的回答，就是愛。那麼除了愛還有什麼？還有忏悔。除了忏悔還有什麼？她說是他成全了她，使她能擁擠出所有女性的能量，而她所有被榨出來的力變成一種她的意志壓倒他的意志，在這意志關系中，他又變成了一個被動而被她意志控制而強加的弱者。更折磨人的是，她守護他3年，他最痛苦的時候她卻恰恰缺失了。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其實是不能追問的，追問的結果隻能是越來越給自己強加痛苦，可徐曉偏偏就是要追問。她追問自己最冷酷的問題是：愛一個人能有多久？在她給我看的那個原稿中，最痛苦的自責是她面對他病體時曾産生過那種本能的抗拒，心理排斥與他睡在一起。我以世俗觀點理解她的痛苦，這可能完全否決她對他愛的所有努力，她無法躲避這追問中對她自己的傷害。因為這追問，她更恐懼她對他的情感所凝鑄成的思戀究竟能有多久——她期望他永遠是她精神的全部，寄托的全部。”

——《三聯生活周刊》主編朱偉

作者試圖以個人的經曆為線索，記錄下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湧現出的一批“新人”。在那個年代，這一群體所代表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以及敢于懷疑的理性精神，使許多人着迷。在書中，這些文字如同耳語，當我們凝神細聽，它們就消失在風中；這些面孔如同倒影，當我們伸手碰觸，它們就碎裂為層層漣漪……它們出現在我們的夢中，令我們輾轉——它們碰觸了我們内心深處的東西。讀了徐曉才意識到，同樣的人生，可以細細品味，也可以盡情揮霍。而區别僅僅在于，你是否願意誠實地面對生活。人類試圖解開時代與人生之謎的努力足以彙成一條大河，對當代中國人來說，徐曉關注的支流有特别的意義。

是對曆史的禮贊，還是對逝者的悲悼？是對一代人的反思，還是對自我的救贖？你無法定義徐曉的寫作，如同你無法定義人、歲月和生活。

經典語句

人的心啊，簡直像是一個牢籠。每一種思緒，每一種情感，每一種本能的沖動，每一種社會的理念，都像是一頭怪獸，互相糾纏，互相沖撞，互相折磨。你東逃西撞，左奔右突，但是你看不見出路。你的心是牢籠，心裡的東西是困獸，沒人能夠拯救你。你是你自己的囚徒。你是你自己的結果。

一個人為另一個人，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做得多，還是做得少，都是極其自然的。世上沒有一杆稱得出感情斤兩的秤。法律、輿論、海誓山盟，規定不了，也阻止不了，為誰或者不為誰，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做得多還是做得少，那杆秤在心裡，它的砝碼始終隻可能在心裡。

愛一個人能有多久？這應該是向上帝提出的，而不是向心靈提出的。就像接受命運一樣，好像我是被特地選出來接受這個命題的。這麼多年過去了，它一直糾纏着我。愛一個人能有多久？它也許不适合做一篇文章的題目，卻實實在在是關于你和我，關于你們和我們的永遠的提問。

我曾經以為，死亡使我懂得了生命和愛。但是當我牽着幼小的兒子站在丈夫的遺體前、陵墓前，當死亡的事實離我越來越遙遠，而死者的存在卻離我越來越切近的時候，我才真正懂得，關于時間，關于生命，關于死亡，關于愛，需要你付出畢生的代價去體驗。有所體驗就夠了，你甚至不要指望能把它們搞懂。

時間并不能淡化一切。事實上，一個曾占據過你生命的人不是别的，他是你的藍天，你的陽光，你的空氣。一旦失去，沒有什麼可以取代，可以彌補。他将複蓋着你的生命，直到永遠……

但那時我并沒意識到：放棄信任與放棄懷疑其實本質上是一樣的，那相當于放棄了信念。

想起振開在《波蘭來客》寫過：“那時我們有夢，關于文學，關于愛情，關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這描寫的是上個世紀的一九九七年，劉羽到振開北美的家小住時的心境。算起來，一晃又是八年。

媒體推薦

徐曉的愛和悲憫，植根于天性，本來屬于個體。但同時，這樣的天性，又使她的群體意識壓倒了已經覺醒的個體意識。她力求用理想主義的精神價值，去照亮曆史無序背後的黑暗。她願意在宇宙抹去人類文明的一切痕迹之前，把沒有爬滿虱子的袍，留存給後來的人們。

——高爾泰（《尋找家園》作者）

序言

弱者的勝利——我讀《半生為人》

高爾泰一近讀《半生為人》，感慨萬端。

這是一個當年的幸存者，講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們那些“從不懷疑中産生了懷疑”的、“早已潰不成軍的反叛者們”失敗的初航。不是重新結集的号角（從來沒有過一支嚴密的隊伍），不是再度出發的戰鼓（所謂戰鼓隻屬于那文字還能召喚人們的時代），隻是在曆史潮流的漲落之中，沉澱下來的一些個體經驗。隻是一個瘦小、纖弱、坐過牢的女人，在一個接一個地給親人和朋友們送葬以後，帶着一個孩子，在絕境中掙紮過來的苦難曆程。

沒有凄厲的絕叫，沒有劇烈的抗議，沒有深長的悲歎。萬千心事，凝成了這麼一本，如此憂傷又如此美麗的意義之書。如同天問，如同長歌當哭。

我用“憂傷”一詞，作者未必認同。我所謂的憂傷，是指人對于失去了的幸福的憧憬。在那荒誕殘酷的年代，還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嗎？有的，那就是叛逆——意義的追尋。荒誕殘酷中的意義，就是對荒誕殘酷的抗争。那些不能安于無意義狀态的意義的追尋者們，原本分散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互不知道對方的存在。由于共同的追尋，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這種人際關系，在商業時代已經不可想象。

這所謂憧憬，可以說是一種思念的情感。直接的是對那些初航時分曾與并肩的水手們的思念；間接的是對一種被理想主義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際關系的思念。這個，實際上也就是，對于一種更高人生價值的思念。由于那種照亮生活的理想主義，以及與之相應的人際關系現在已經杳不可尋，所以這個思念，或者說憧憬，就成了我所謂的憂傷。

以憂傷為基調，也就是以情感為主導，隻聽從心靈的呼聲。這樣的書寫，隻能是個體書寫。不服務于任何共同主題，也不受制于外來指令或需要。因此個體書寫，才呈現出無限豐富的差異和多樣性，各有特點。

徐曉此書，就不同于“孤島張愛玲”那種。張愛玲面對的是無數細小虱子（“人生是一襲華麗的袍，爬滿了虱子”）。徐曉面對的是一頭巨大怪物——霍布斯所說的利維坦。不僅面對，她還要抗争。以緻她的個體書寫，隻能是一種群體意識籠罩下的個體書寫。意識領域群體和個體之間的曆史性碰撞，使全書整體上形成了一個矛盾沖突的張力結構。情感主導的張力結構，作為符号，更像是詩，而不是戲劇。這是本書的特點。

我讀《半生為人》，像是讀一首長詩。幸福或者意義都隻能在追求它的過程中得之。人在無過程狀态中對于過程（幸福或意義）的憧憬，具有逃避現實的成分。對于已經逝去的“意義”的思念，首先是一種對于當前強權橫行無忌人們唯利是圖的現實的逃避。真要回到從前，那份殘酷慘烈，沒人願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換得，那種不幸中的幸福（或者說意義）也罷。

所以我說，這是一首憂傷的長詩。說來矛盾，正因為如此，我讀此書，一方面是切膚之痛曆久長存，一方面又得到一種審美的快樂，一種慰借，甚至鼓舞。為那些不能安于無意義狀态的意義的追尋者們，即使在今天的人們已經無法想象的殘酷慘烈之中，也能創造出如此美麗、如此有意義的人生。難免要想一想，他們能，為什麼我們不能？

這本書，比之于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沒那麼波瀾壯闊。比之于齊邦媛的《巨流河》，沒那麼源遠流長。但書中的人們，各有其心靈的而不是履曆的自我，獨一無二，不可重複。他們在共同的宏觀背景下展現出來的微觀心理，另有其多維的廣闊和縱深，标志着“個體”的存在。特别是在那個，智力在暴力面前、群體在唯一個體面前雙重失能的時代，要透過無數被工具化、數據化、符号化了的公共面貌，發現個體的存在更難。

在無數沒有面孔的“人們”之中，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一個讀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春之歌》長大的少先隊員。由于絕對真誠，全部自我都與那革命的神聖同一。後來發現了神聖的虛假，同樣由于絕對真誠，又不自覺地與之疏離。疏離的過程，是苦難的曆程：

“久久不能平靜的日子裡，我好像才意識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她曾經抗拒過這種疏離的意識，為了不能堅持“為信仰而獻身的理想主義”，甚至說“無可争議地劃分了人格的高下”。甚至多年後回憶起來，仍然有失落之感：“如今，當年輕時的夥伴聚會散場之後，不管你是從怎樣豪華的酒店或怎樣寒酸的飯館走出來，走在喧嚣或者沉寂的夜色中，你為什麼會陡然生出一點兒向往……而當你咔嚓一聲打開房門，走進你那仍然簡陋或者不再簡陋的家時，又為什麼會陡然地生出一絲失落，為你日複一日面臨着的瑣碎而煩惱？”

不論信仰的是什麼，這種對信仰或意義的需要（或者說缺乏感），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執着也罷，懷疑也罷，沒有信仰也罷，這份嚴肅認真，都是對信仰負責的态度。“珍重不從今日始，出山時節千徘徊。”難道不更加“無可争議地劃分了人格的高下”嗎？

在那個強迫信仰的時代，不信仰就是犯罪，何況懷疑！她因此禍從口出，可謂性格就是命運。一九七五年，不到二十歲的她，在一個嚴寒冬夜被電話叫醒，下樓接電話時，突然被一隻肮髒發臭的帽子罩住眼睛，連襪子都來不及穿光着腳闆就被帶進了陰冷潮濕的監獄。獄中無信息，甚至外面發生了震撼世界的“四五”事件，甚至“四五”事件的一些被捕者關到了她所在的監獄，她都不知道。

那時的她，隻不過是一個能夠獨立思考，跟着感覺走，走出了給定的信仰，回不了正統的好奇女孩。作為政治犯被捕，在當時十分平常。在四壁大牆裡孤絕，任性地亂想。兩年多後出獄，又任性地亂走，結果走進了當年的《今天》編輯部。不管自不自覺，總是處在曆史的前線。不管有意無意，總是投身于不可知的命運。這，就很不平常了。

感覺，有時候，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

她出獄時，正碰上曆史的轉折。滿街大小字報，民刊如雨後春筍。對于非人處境的共同厭惡和對于别樣生活的共同渴望，使“個人”們（工人、市民、大學生、待業知青、複員軍人……）走到一起，形成許多松散的團體。自動的、志願的、業餘的、義務的。無機可投，無利可圖，隻有奉獻，隻有風險。但是都很樂意，帶着冒險的興奮。

《今天》編輯部，同樣不例外。她寫道：“條件雖然艱苦，做自己喜歡的事大家都覺得很神聖。”那份有所追求的快樂，那份非功利、無目的、因而是審美的人生境界，現在到哪裡找去？在《半生為人》之中，那些陋室補丁粗茶淡飯、一掃瑣碎凡俗宿昔晦氣走向别樣生活的人們，一個一個各不相同，又都審美地統一在一個意義的追尋之中。帶着朝露的清氣，帶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現在海外的《今天》，已不是當年的《今天》。那些當年投身于《今天》、各有才華個性而不為人知的人們，周郿英、趙一凡、史鐵生、鄂複明、李南、崔德英、王捷、劉羽、田曉青這些名字在書中的出現，讓我真有一種，“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感覺。

趙一凡，一個殘疾人，“文革”時不辭酷暑嚴寒，奔走于北京各個院校，選錄大字報，收集小報、傳單和當時難得一見的地下文學作品，還有禁書。細心地分類編号，抄寫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我不知道，”作者寫道，“一凡當年收集這些資料時有什麼打算，但像他這樣當時就懂得這些數據的價值并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絕無僅有。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一凡拄雙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屬支撐着，一條腿在地上拖着幾乎擡不起來，可以想象……（他做這些事）多麼吃力，多麼辛苦，除了一凡誰能有這樣的執着和細心？”

這成噸的珍貴資料在一凡被捕時沒有失去是一個偶然；他死前立遺囑要把它交給作者處理作者因為坐月子未能及時知道是一個偶然；知道時已經被一凡的保姆賣給了廢品收購站無處追尋更是一個偶然。這些偶然因素的随機遇合，驚濤駭浪攝魄揪心的程度不亞于宏觀曆史的突發事變，更不是任何一個雨果或者狄更斯虛構得出來的。我們在痛心疾首之餘，甚至已經沒有力氣為它偶然地得以留下些少劫火餘燼，而額手慶幸。

餘燼之一是，文革以後《光明日報》發表遇羅克的《出身論》，原文就是一凡提供的。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處，埋葬着多少遇羅克這樣的人傑和《出身論》這樣的好文。我感激由于一凡，我們得以見其萬一。但是書中一凡，仍然是日常生活中的個人。他那面對陌生人時的腼腆失措，白床單下顯得有些怪異的畸形，以及雖坐牢也沒有改變的、不同于官方的共産主義信仰，協同地組成一個整體——他這個人。我們的信仰可以和他不同，我們可以奇怪他為什麼如此執着，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因此減少，對于他的愛和尊敬。

作者的另一位朋友史鐵生，也是殘疾人，也是英年早逝。我讀此篇，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作者的相逢：荒涼的一九七四年，在荒涼的地壇公園，各自讀書的兩個陌生人，偶然交談起來，她有些反黨言論。他說，“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不怕我告發你？”她說，“這裡沒證人，如果你告發，我就全推到你頭上”。“我們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作者寫道，“這樣的一種友誼，在那個親友間也隻能用手握得緊一點兒來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幾乎不可想象。隻有在充斥着蒼涼傷感的自然氣息的地壇公園才是可能的。”

在那個用假話套話交往是生存條件的時代，說真話是心靈的呼吸。心靈，隻要是自己的，就是活的，就需要呼吸。對于擁有自己的心靈、即擁有個體自我的人們來說，隻要有機會在某處單獨相對，那個某處就有可能成為地壇公園。就在這同一年，作者遇到東海艦隊的海軍軍人郭海、安曉峰、楊建新……才知道軍人也是人，也有大于安全需要的說真話的需要。她把他們作為體面的朋友介紹給了一凡，直到被當局發現“一網打盡”。

那些年，“一網打盡”的故事遍布城鄉，多到無法統計。縱能統計，也隻是數據：帽子數據，勞動力數據，非正常死亡數據等等。所謂“人”的發現，竟然起因于憂傷，也令人悲哀。

作者和她的丈夫周郿英，是在《今天》編輯部認識和相愛的。結婚不久，周重病住院，多年輾轉病榻，終于痛苦死去。

她是無神論者，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想盡辦法，什麼手段（包括賄賂醫生）都用上了：争取到最好的醫院，最好的醫生，最好最昂貴的藥品……無法上班，還要照顧好兒子。奔走于家和醫院之間，身心俱疲，以緻“一直像個瘸子一樣地走路”。

可這一切都無濟于事，她為此深深自責：“我一直以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結果，我願意承受那結果。可我卻從來沒有想過，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結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願意承受那結果。”事實上，他的痛苦也就是她的痛苦。如果早知道是白受的，誰都願早些結束。首先是為對方，其次是為自己。在無窮的思念中，她給他的在天之靈寫道：

……也許，隻有你知道，我講述的這些，都是事實。但并不是事實的全部。全部的真相是，我為你活着而拼盡全力，同時我也祈禱别的。那‘别的’我不能告訴你，也不能告訴任何人。不知你是否記得，就在我們等待了五個多月的手術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蹤了一個上午。我回到醫院時，你剛剛用剃須刀在小腹部做完備皮。你虛弱得連說話都困難，我卻把你一個人丢下。我去哪裡了？你問我，我說，去辦點事兒。但眼睛不肯看着你……現在我告訴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寺廟白雲觀，我在每一尊神像前放上幾炷香，放下一些錢，然後虔誠地下跪，磕頭，乞求神保佑你手術成功。同時，我還乞求，如果手術不成功，保佑你盡快解脫……我發誓，你少受點兒罪是我希望你盡早解脫的唯一理由！但是，你相信嗎？其他人相信嗎？我自己相信嗎？事實是，你病着，我有無窮無盡的麻煩。時間、金錢、兒子的成長、我自身的向往……那時候，我們并不知道那煎熬會延續三年五年，還是十年八年……

筆力千鈞，使人靈腑為撼。

無神論者燒香磕頭，慌不擇路驚心動魄。她這樣做的理由，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沒有任何人有資格指責她。那樣的指責是以理殺人。她對以理殺人的文化的恐懼，是顯現在深層心理學中的深層曆史學，并不是毫無根據。在以理殺人的文化中，個人的孤獨無助、絕望掙紮都不在話下。一種能夠把這種不在話下的殘酷性充分表達出來，使人感同身受的文字，不管多麼平淡，都是奇文。

奇文自然天成，文字全無藻飾。汗腥氣、淚腥氣、血腥氣、監獄裡陰冷的濕氣，醫院裡陳舊的藥水氣，昏暗燈光下印刷民辦刊物的油墨氣，小街上燒餅的香氣和糧票的濁氣、老舊四合院裡随着沙啞歌聲唱出來的酒氣……彙成一股真氣，兼具了（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英國美學家鮑桑葵所說的“艱難的美”、“廣闊的美”和“錯雜的美”。我想這就是所謂，“粗服亂頭，不掩國色”吧？

五

“有朋友曾說，”作者寫道，“我的寫作美化了生活。為此，我曾想給這本書命名為‘美化，直至死’。與其說是想響應這善意的批評，不如說是無可奈何的孤絕。作為人，作為女人，作為母親，當你在任何角色中都面臨困境的時候，你怎樣論證活着的正當性？作為曆史的參與者，作為悲劇的見證者，你怎樣能夠保持内心的高傲和甯靜？然而我們終于還是活着。所以我寫作——正如史鐵生所說，寫作是為活着尋找理由。”

這個回答中的虛無主義情緒，雖很模糊，但是滲透全書。這是我的主觀感覺，很可能作者不會同意。

理想主義者也可能有虛無主義情緒嗎？有的。我們在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理論中看到過，在章太炎的“五無”言說裡看到過，在魯迅的許多作品、特别是《野草》諸什中看到過……并不陌生。凡理想，都有個現實的前提。奴隸理想自由；屈辱者理想尊嚴……都是曆史中的自然。無前提的“主義”，不過是一個空筐。誰都可以裝進任何他所希望的、可能的和不可能（如烏托邦）的東西。什麼也不裝，讓它空着（如佛陀老莊），也可以，不一定就不好。

變可能（或不可能）為現實，這就是意義的追尋。追尋就是意義，過程是意義的現實。過程的終結如果不能成為新的追尋的起點，那就會歸于虛無。所以理想主義和虛無主義這兩個貌似相反的東西，實際上走得最近。個體逃避虛無，往往逃入群體（宗教、國族、組織等等）。群體無路可逃，往往陷入混沌（犬儒生态、叢林法則等等）。在這裡，理想主義的徐曉，也還是“出山時節千徘徊”。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常常在寫作中躊躇。”

躊躇的結果，是删除了不好的東西，留下了好的東西。“最終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細節删除了，也把荒誕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唯獨沒有删除的是從那個故事中走出來的人。因為那其中雖然凄婉，卻飄散着絲絲縷縷的溫情。我願意把這傳達給我的兒子，傳達給所有的朋友。因為我深深地懂得，這對人多麼重要。”

躊躇，是為他人着想。

為後來的人們——因為愛。

為需要被删節的人們——因為悲憫。

因為對别人重要，所以對自己重要。

别人比自己重要，這就是群體意識。

這使我想起傑克•倫敦的《女人的剛毅》：在酷寒的克朗戴克，一對男女在無邊無際、不見人煙的冰天雪地裡艱難跋涉。幹糧有限，每天平分少量，終于還是吃完。帕蘇卡餓死前，把一袋幹糧給了理查德。那是她每天從自己的一份中偷偷省下、偷偷藏着的。

這樣的愛，當然偉大。這樣的意志，當然超強。但這偉大和超強，卻是以超弱——死亡來标志的。形而下的事實屬于個體，形而上的價值屬于群體。據說群體和個體應當統一，我也這麼想過。但是我不知道，這矛盾該怎麼解決？

不能解決。任何解決方案，其程序設計都必須通向可以操作的政治——社會利益的強制性分配。如所周知，政治人物的行為及其後果，常常和所持的、或者所宣稱的價值原則背道而馳。所謂“政治是肮髒的”，也是曆史中的自然，不可避免。一個非政治的（至多隻是一個“不夠資格的政治犯”）獨立個體，一個但知有道不知有術的純粹理想主義者，隻在精神領域、隻在價值觀的層面上尋找，是找不到出路的。面對曆史中的自然——這個現代叢林，難免和虛無主義相遇：

誰愛得最多，誰就注定了是個弱者。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價值何在。

充滿着神秘與眼淚的理想主義……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那或許是一抹殘陽，或許是一縷陰影，但對于今後的年輕人來說，那是一種無法想象的存在。在他們身上，構成遺傳的染色體已經變異了。無法理解不是他們的錯。

既然如此，既然我們的精神财富到後人手裡必然貶值，我們創造它的努力豈不是無效勞動？血腥暴力荒誕滑稽等等，是我們的（不是抽象的）理想主義的前提，把它留給後人作為曆史判斷的參照系，讓他們自己去尋找溫暖打造平安，比之于删除，豈不更好？還有，删除了故事，還有“從故事中走出來的人”嗎？

虛無主義這個怪物，原本與徐曉無緣。我想象，還沒有完全走出群體意識的她，在個體性寫作中與之狹路相逢，一定有些錯愕，有些失措（也不完全是想象，因為她已經說了，她在寫作中躊躇）。

為逃避這個怪物，她稍稍進入了童話——我覺得。

血腥和荒誕是那個時代的基調，書中提到的部分，已經殘酷到讓我們有切膚之痛，已經殘酷到哪怕隻删除掉一個小小的細節，都會減輕我們的沉重。這些都沒有删除，不知删除了什麼？荒誕感是一種至為難得的天賦，它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也造就了海子和殘雪。有感于荒誕而又删除，不知是怎樣的荒誕？我不敢要求别人把自己不忍看不敢看的東西攤出來晾，那種要求本身就是殘酷。但是那杯苦酒，一個人咽得下去嗎？

咽不下去，所以删除。從這删除，我看到了一種人性中的神性——愛和悲憫；也看到了一種人性的軟弱——無力感和恐懼。

這樣的所謂的美化，帶有逃避現實的性質。逃避，是弱者的天賦本能。正如狼有尖牙鷹有利爪，羚羊和兔子有跑得飛快的腿。托爾斯泰說他讀安徒生，讀了幾遍才發現安徒生的孤獨和軟弱。安徒生以為大人都沒有同情心，所以他隻向小孩子說話。小孩子更沒有，但他假定有，這是弱者的任性。我讀到那些話時，也是個小孩子，坐着想了想，沒想出個什麼來。今讀徐曉書，想起那段話，忽然懂了。對于一個陷于“無可奈何的孤絕”的弱女子來說，還有比童話更好的避難所嗎？

遺憾的是，她終于沒能逃脫。出獄二十年後，她從北京到太原探望曾經同案的朋友，企圖重溫當年的舊夢。舞台換了布景，角色各已轉型。“沒有期待中的徹夜長談，沒有想象中的無邊暢想，”她寫道，“不知道是我們老了還是社會變了，我常懷疑以後是否還存在當年那樣的人際關系？”已經不再存在，還要懷疑一陣，這種精神領域的克朗戴克，是另一種形式的“幸存者的不幸”。安徒生純粹的個體寫作，讓他逃跑得像飛。徐曉帶着群體意識的個體寫作，隻能一如當初，“像個瘸子一樣地走路”，逃不脫鐵鑄的現實。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是她的幸運。在那個無數人沒有任何交流空間，隻能默默地忍受窒息的時代，她已經享受過了真正的人際關系。那種地下的和半地下的人際關系是有條件的：沒有了奧威爾式老大哥無處不在的眼睛和耳朵，就不會有從那樣的關系得到的快樂。她受到老大哥的關注是她為她的快樂所付的代價。冥冥中似乎還是有一種公平，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話到滄桑句便工”。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了這麼一本，憂傷而美麗的、震撼人心的意義之書。

這裡所說的意義，是個體存在的意義。在意義這東西已經被極權主義、拜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解構得片瓦無存的今天，更有其特殊的價值。這裡所說的價值，是個體精神的價值。作為這個意義與價值的自我賦予者，徐曉已經無愧于她苦難的“半生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他隻怕配不上他所受的苦難。徐曉可以免于這種恐懼了，因為她已經有了這麼一本，永遠的《半生為人》。

“永遠”二字，我不是随便說的。特别是，在前面提了那麼多問題之後。在文學中，一種信念，一種情緒，一種自我賦予的意義，隻要是真誠的、美的，就是絕對的、永遠的。不要問正不正确，那是科學的問題。科學在證僞中進步，“正确”也不會永遠。牛頓、托勒密早已過時，但是古神話和安徒生們還生氣勃勃，并且不存在被現在和将來的天才超越的危險。

魯迅無礙于韓愈，海子無礙于李白。文學的領域是孤峰的森林，裡面沒有巨人的肩膀，隻有或大或小永遠并存的孤峰。哪怕隻是一首詩，一則寓言，一篇散文，作者佚名。隻要真好，且與衆不同，都可不朽，成為永遠的孤峰。

《半生為人》也是，這是弱者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