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簡介
當時延安派對于“倒金”計劃成功在望時，曾經支持他們的崔永健竟然成了叛徒。他将所有計劃報告給了金日成，計劃好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逆轉。
金日成在得知“倒金”計劃後，就開始利用威脅和逼迫來分化瓦解這些反對派隊伍，還動用警力還監視他們，才得以讓金日成在朝鮮勞動黨常委會議上獲得了支持。會上金日成還提出朝鮮勞動黨内部存在着别的黨派的間諜，一定要加強警惕盡早剔除這些間諜。
後來金日成以“從事反黨活動”為由，将崔昌益、樸昌玉、尹公欽等人，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并且還把曾經是中央常委的崔昌益安排到養豬場工作，實在令人唏噓不已。
這次朝鮮勞動黨會議結束後，整個朝鮮都陷入了抓捕其它支派的動作當中。這次八月宗派事件中，其反對派也包括莫斯科派中的人，由于莫斯科派是蘇聯派出的隊伍，所以蘇聯方面要求莫斯科派人平反，并且對金日成放出了狠話。
一直在乎朝鮮和蘇聯方面關系的金日成，隻能放緩腳步，将所有矛頭都指向延安派。可恨的是金日成竟然向蘇聯報告，所有的反黨事件都是延安派人所作為，與莫斯科派沒有任何關系，請蘇聯方面放心。
背景
對内﹕派系林立與遊擊隊派的崛起自北朝鮮于1948年建國後，該國的執政黨就為朝鮮勞動黨。然而，由于該黨是由許多不同派别的共産主義者和民主主義政黨合并而成，因此在立國之初勞動黨存在不同的派别，其中又以從蘇聯而來的蘇聯派、與中國共産黨關系親密的延安派、由韓國到來的國内派以及在日治時期反殖民地政府的遊擊隊派為黨内的四大派系。
而在當中，遊擊隊派和延安派因被認為在抗日期間功勞最大，加上得到蘇聯的支持，遊擊隊派領袖金日成因而被推舉為最高領導人，延安派則在首屆的朝鮮勞動黨政治局選舉中取得了13席中的6個席位，兩派從而成為當時黨内的最具影響力的派系。盡管如此，各大派系在韓戰前夕的關系還是大緻和諧。
1948年，蘇聯紅軍正式撤出朝鮮半島，金日成失去了蘇聯的支持。為防範其它派系趁機擴張，他在韓戰期間把各派系的領導人物肅清。1950年12月，他先以延安派首領兼民族保衛省副相和人民軍炮兵司令武亭未能把守平壤而将其免職。翌年，他又以修複水庫不力及阻撓黨的擴大等罪名撤消蘇聯派首領許歌誼的所有職務。
1953年，他以國内派領袖樸憲永是“美國間諜”而将其逮捕。同年7月，韓戰結束，金日成繼續其清洗行動，包括李承烨、全五稷等的10人也在同日因間諜罪而被處死。經過一連串的清算後，勞動黨内的延安派、蘇聯派和國内派勢力大受打擊，而金日成以為首的遊擊隊派則正式冒起。然而，這也激發了如金鬥奉、崔昌益、樸昌玉等延安派和蘇聯派官員的恐懼情緒，并計劃進行反撲。
對外﹕赫魯曉夫的興起和去斯大林化
1953年，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離世，赫魯曉夫繼承其位。在權力得以穩固後，赫魯曉夫推行一系統的措施。在政治上，他首先暫停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又一改過去莫斯科政府對衛星國的高壓統治，而改為懷柔管治。同時，他還容許局部的文藝自由化。
在經濟方面，他改變過去斯大林政府依賴重工業和集約農業的現象，允許有限的市場化。這些的政策随後引發起周邊共産主義國家的連鎖反應，其中包括在1956年6月發生的波茲南事件、保加利亞的經濟改革和中國的雙百方針。盡管當時北朝鮮實行鎖國政策，但朝鮮勞動黨改革派成員還是能通過在平壤中出售的蘇聯報章得悉這些的事件，他們也一度希望金日成會有所改變。
然而，赫魯曉夫的改革并得不到金日成的正面回應﹕北朝鮮繼續實行高度的集約農業和依靠重工業發展經濟、金日成對其個人崇拜和打壓言論并沒有改善的迹象，這也導緻了改革派成員的不滿，終使他們萌生出發動政變的主張。
策劃政變
韓戰期間，北朝鮮廣受破壞，需要大量的資金進行重建及發展經濟之用。為此，金日成在1956年6月1日至7月19日出訪包括蘇聯、波蘭和東德等多國共産主義國家，以争取更多的經濟援助。
期間，對金日成漸生不滿的改革派官員如金鬥奉、崔昌益、樸昌玉、徐輝和尹公欽等趁機于蘇聯駐平壤大使館會見，商讨除去金日成的可行性和方法。最終，擁有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議席的他們決定在8月2日至4日舉行的中央全會中彈劾金日成，因據當時的《朝鮮勞動黨章程》規定，中央委員會成員可選舉黨領導人，故此他們理論上也有彈劾他的權力。
為了争取支持，改革派成員試圖拉攏金日成的親信。7月初，樸昌玉先後與外交部長南日和朝鮮女性民主聯盟委員長樸正愛面談，他告訴二人有人會在即将舉行的中央全會中反對金日成，并問二人會否參與其中，但遭到拒絕。
同時，改革派又嘗試争取中蘇兩國的支持。樸昌玉先與蘇聯權臣勃列日涅夫取得聯系。其後，駐蘇大使李相朝先到訪蘇聯。翌日，樸昌玉又在蘇聯駐平壤大使館與該國使節費拉托夫(Filatov)見面。23日，則到崔昌益與費拉托夫會見。另一方面，延安派人又多次到訪中國大使館，并和使館職員取得秘密連系。
當時雖然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頗有微言，但出于與金日成的在韓戰期間的個人恩怨和對延安派人被清洗感到不滿，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均對政變表示支持。在得到中蘇兩國的同意下，改革派的尹公欽于8月2日通過大使館告之蘇方他們已經部署好一切。
一星期後，李相朝向蘇聯官員表示他們已議定好幾名可取代金日成的人選，又指一旦政變成功，他們會把金日成流放到海外。
而事實上，改革派秘謀政變的消息早在7月下旬已經洩漏，當時身處南斯拉夫的金日成在得悉此事後決定提早返國。7月26日，已秘密回到北朝鮮的金日成決定将原本在8月2日至4日舉行的中央全會延期到8月30日和31日，以讓他作出部署。之後，金日成先與各中央委員會成員見談，他向衆人承諾會撥亂反正，又會減少其個人崇拜和對其過錯反省。對于那些不肯服從的成員，金日成則以賂賄收買或是加以綁架，令其屈服。
同時，他又派遣警察監視改革派成員的舉動，并對他們的司機和保姆進行審問。此後，他又召回剛出國的親信兼武将方學世返國布置防範措施。在會議坐席上，金日成也作出安排，他特意把改革派成員分隔，并在他們身邊安插其親信，用以抑壓他們的勢力。然而，對于金日成返國後的各種部署，改革派并沒有進行特别的調整，而是靜觀其變，這間接導緻到之後的慘敗。
政變當天
朝鮮勞動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8月中央全會在8月30日至31日在平壤進行，原定的議程為金日成先彙報其出訪東歐各國的工作總結，然後由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樸金喆報告改進國内人民保健的工作事宜，但在金日成彙報完畢後，改革派成員不久後就搶先發言。
首先發言的是商業部長尹公欽，他批評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已達到不可藥救的地步，又認為勞動黨主席不應由像金日成般不負責任的人來擔任。
尹的言論并未能得到各委員會成員的認同，反引來大量的罵聲，他更被指為“反黨份子”。随後，崔昌益試圖為尹辯護，并繼續把矛頭指向金日成，他質疑金過度發展重工業，并反對把從蘇聯得來的經濟援助用于發展經濟，而是改善民生之用。崔的意見很快就遭到金日成的反對，他反駁勞動黨不能隻靠援助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唯有發展經濟才是改善民生的方法，并聲稱人民也不會支持崔的說法。
有見崔昌益失敗，朝鮮職業總同盟委員長徐輝接着發言，他對黨淩駕于工會顯得非常不滿，又認為工會的會員數目既然比勞動黨多，就應該讓工會獨立運作，才對工會有利，但他的主張也不獲得委員會成員的支持。此後，會議的對立情緒變得更為緊張，建材部長李弼奎和樸昌玉在發言時也被四起的罵聲和噓聲打斷，幾乎無法完成其演辭。不久後，二人也被金日成的支持者視為反黨份子。
有見大勢已去，改革派成員于午膳期間逃離會場。尹公欽駕車到蘇聯大使館試圖尋求庇護，但未有人應門。随後，他離開當地，并返回家中。當晚，他又與徐輝、李弼奎和另一名延安派成員金剛會合，并駕車一直北上。在路途上，他們通過賂賄的方式以确保不會遭到逮捕。翌日，他們乘漁船越過圖們江來到中國的安東市，再到北京，其它的改革派人則選擇繼續留在北朝鮮。
會議的第二天，即8月31日，所有的改革派成員已不知所蹤。金日成把日前有份反對他的人也列為反革命和反黨份子，并徹銷他們所有的職務。當中，尹公欽、徐輝和李弼奎更失去黨籍。
至此，這場由改革派發動的政變由會議展開到正式結束(成員們逃亡或是被定性為反黨份子)曆時僅有兩天。
後續
中蘇代表團的到來
1956年9月，彭德懷與米高揚組成代表團訪問北朝鮮，以了解該國在政變後的狀況，并在必要時廢除金日成最高領導人的身份。
從北朝鮮高級官員潛逃到中國和大使館職員傳來的消息，中國和蘇聯意識到改革派發動的政變已經失敗，這引起了中蘇兩國對北朝鮮政局的高度關注。為更深入了解該國的現況，毛澤東與蘇聯的第一副總理米高揚在9月的會談中同意派出一隊聯合代表團隊到訪北朝鮮，二人又主張通過代表團向金日成施壓，要求他放棄對改革派成員的清洗。同時，他們又同意一旦情況許同下，會廢除金日成的最高領導人身份，并另覓合适的人選。
9月20日左右，由彭德懷和米高揚所率領的代表團來到北朝鮮，金日成對于這不請自來的團隊很不感冒，并鮮有的拒絕接送到來的使節。23日，代表團和金日成展開會談。在這場會談中，金日成對中蘇使節承諾不會進行大規模的肅清。由于金日成諾言得到使節們的認同，代表團最終沒有廢除金日成，并在不久後回國。
大肅清
8月中央全會結束不久後，金日成就開始處罰他的反對者。其中，被徹銷職務的樸昌玉和崔昌益分别被下放到鋸木廠和養豬場工作。同時，金日成把矛頭指向延安派官員，他随後宣布崔昌益和徐輝是搞分裂和宗派活動的主謀，又認定政變是延安派的所為。為此，他肅清了平壤市黨委員會中的多名延安派人。
9月，随着中蘇聯合代表團的來到，金日成暫緩了對反對者的清算。在該月29日，朝鮮勞動黨的喉舌報章《勞動新聞》就發表文章稱黨會以“再教育、勸導和解釋”的方式教導黨内的滋事份子，以協助他們改過自身。樸昌玉和崔昌益也從而可恢複原來的職位﹔尹公欽、徐輝和李弼奎的黨籍也失而複得。
然而，這種現象隻維持了不足兩個月。11月，金日成展開新一輪的清洗。他先以換發黨證為名把除去為數不少的延安派人。此後，樸昌玉和崔昌益再度被徹銷其職務，并被投進集中營。同期，平壤市黨委員會副委員長洪宣桓被指與改革派成員關系親密而被開除黨籍和職務、尹公欽家人的糧食配給則被平壤當局中斷。這次的清洗直至翌年的春季才結束。
1957年夏季起，金日成進行了為期一年的肅清。這次，共有1萬人遭到清洗，其中，約6000人被處死，其餘4000人被除去黨籍。這些的受害人除了有殘餘的延安派人外，蘇聯派也成為被迫害的對象。當中，樸昌玉和崔昌益以協助美國和日本從事間諜任務而被槍決、金鬥奉神秘失蹤，據報于同年被殺、黨校夏甲則因不堪連番的審問而自殺、前通信部長金昌俠被冠上叛徒之名而被清算、徐輝和尹公欽的家人因連坐而被處死﹔同時，平壤市黨委員會也被清空﹕前秘書長龔奉哲和金元薛等20人被處決、另15人被長期監禁。時至1958年夏季，除了金日成的親信外，延安派和蘇聯派已幾乎被一網打盡。
1960年，金日成發動最後一輸的肅清。他先把黨内150名“叛徒”處殺，其中包括了45名的蘇聯派成員。然後，他又以思想腐朽為由把黨内2000多名的中級和低級幹部整肅。至此，延安派和蘇聯派内的隻餘下如南日、金昌奉、樸正愛和許貞淑等金日成的支持者。
金日成強化統治
延安派和蘇聯派的改革派公開挑戰金日成使他意識到自己的根基未穩。為此，他在進行大清洗的同時又以各種的方式強化其統治。
金日成率先鏟除政圈外，被認為是不可靠的人物。學術界首先成為被針對的目标，金日成大學黨委書記洪樂正因接觸改革派成員而在1956年10月被處死、馬列主義學院院長宋君贊則在翌年被除去黨籍。同時，平安南道有3千名教師因“政治立場問題”被取締[47]。接着，軍方成員被卷入其中，朝鮮人民軍海軍司令金七星、裝甲部長樸日武和首席工程師樸吉南在1957至58年期間被指與樸昌玉和崔昌益有聯系而被逮捕，後來不知所蹤。司法部門也在同期受到迫害，其副部長、首席檢察官、最高法院院長和數名司長也被免職。
之後，金日成把矛頭指向國内的衛星黨。1958年11月，朝鮮社會民主黨和天道教青友黨的黨魁洪奇旺和金泰喜被控為美國和日本間諜而遭到死刑。翌年2月，兩黨被整肅。此後，兩黨實力大減，在1957年的全國選舉中，他們合共取得12個最高人民會議議席，然而，在之後的選舉内，他們僅得兩席。
平民也成為金日成打擊的對象。1957年4月，最高人民會議通過一項特别法案，把公民的出身成分劃分為3個等級，當中包括友好勢力、中立勢力和敵對勢力。被歸類為最低級的敵對勢力者不但會受到政府的嚴格監視，在官場和軍隊中也很難取得晉升機會[53]。這級等分類一直沿用至今，據估計，敵對勢力占了北朝鮮總人口的兩成。此外，為達到互相監視之效，金日成又在1958年7月成立“五戶責任制”，每個家庭均需為“意識形态教育和彼此之間的行為”負責。
與此同時，金日成還實在更強硬的斯大林式統治。他大力推行集體化生産，在1959年末，全國己有95.6%的家庭加入集體化生産行列，是為全球之冠。另一方面，他又緻力打擊各私有企業。1958年，全國所有的私人企業已收歸國有。另一方面，金日成在政變後更強調民族主義。他通過喉舌《勞動新聞》等一再強調朝鮮族人的德性和純潔，又鼓勵學生認真學習韓語，少學俄語，并重提美軍在韓戰所犯下的罪行，以團結民衆。
金日成還進行鋪天蓋地的個人崇拜。自1958年起，宣傳機關多次要求藝術家歌頌黨和金日成，并要積極制作打倒階級敵人和反動份子的作品。同時，金日成的名字和他提出的主體思想頻頻出現在《勞動新聞》，傳媒又不時報道北朝鮮經濟的空前盛況，并将此歸功于金日成。1958年，勞動黨又在全國各地成立“偉大領袖金日成革命活動學習室”以供國民了解金日成的事迹，這種的學習室片布各政府機關、工廠、農村人民公社和學校，僅在平安北道，就有863家金日成學習室。
金日成又借選舉加強對政府的控制。1956年4月，金日成在中央委員會選舉中進行大幅調整，在71名中央委員會中，新當選的共有43人，并隻有28人連任﹔而在45名候補中央委員内，新當選的有43人，保留的僅得2人。翌年，金日成發起韓戰以後的首次全國選舉。這次，在527個議席中，隻得75人成功連任，其餘的都為新人。1961年的第二屆政治局選舉中，遊擊隊派取得11個議席中的其中6席，蘇聯派得2席(南日和樸正愛)、延安派1席(金昌奉)，無派系人士取代國内派獲得其餘兩席。這時，整個議會已被金日成所操制。
在這些的手法下，金日成在1960年代初已徹底消除各種威脅，權力已鞏固下來。加上他在1967年把被認為是權力過重的遊擊隊派人金道滿、樸金喆、樸容國等一一翦除後，他已成功掌握黨、軍、政三方面的控制權，從而奠定了金日成對北朝鮮的獨裁統治，更讓日後金氏家族的世襲統治打下基礎。
與中蘇兩國關系的改變
在韓戰結束後，北朝鮮實行親蘇疏中的外交政策。1953年9月，即戰争完結不久後，蘇聯向北朝鮮提供10億盧布的無償援助，又把在戰時的2.98億元貸款延長了還款期，其利率也從2%減為1%。1955年12月，金日成甚至對國民宣稱“愛蘇聯就是愛北朝鮮”。這段期間，北朝鮮與蘇聯的關系空前友好。
反之，盡管中國提供了16億盧布的無償援助，豁免在戰争期間共14.5億元的貸款，又資助學生出國留學。然而，北朝鮮卻對中國采取漠視的态度。據蘇聯外交部觀察所得，駐紮在平壤近郊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居住環境十分差，而且北朝鮮領導層鮮有到當地拜訪。同時，北朝鮮又否定人民志願軍對韓戰的功勞，在平壤的戰争展覽館中，12個展廳内隻有1個是留給志願軍，其餘的展廳也解釋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行動與志願軍毫無關系。北朝鮮的舉動引來了中方的不滿。為此，自1952年中國召回駐平壤大使後，直至1955年1月前外交部沒有再派新大使。另一方面，在北朝鮮駐北京大使館的招待會中，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也“幾乎沒有和北朝鮮代表交談”。
但随着政變的出現，這局面逐漸出現變化。1956年，即政變發生後的第一年，金日成把政變歸咎于中蘇兩國在背後教唆，因此，他先後與兩國交惡。北朝鮮先和蘇聯簽訂條約，規定擁有蘇聯國籍的北朝鮮幹部成員隻能從北朝鮮或蘇聯選取其中一個國籍。另外，北朝鮮又大量減少往蘇聯留學的名額。随後，更隻容許研究生到該國讀書。同時，北朝鮮試圖挑撥中蘇關系，外交部不斷散播如北京政府認為蘇聯對波茲南事件的看法有誤和中國副外長私下與越南和蒙古大使會見等不利中方的消息。另一方面，北朝鮮又對中國的請求，如恢複尹公欽家人糧食配給等的問題委與曲蛇。在這一年，北朝鮮與中蘇兩國的關系也不好。
1957年，中蘇交惡日漸加劇，這使得中方需拉攏北朝鮮的支持。9月中旬，中方邀請北朝鮮來華訪問。10月25日，金日成就人民志願軍駐軍七周年向毛澤東發賀電，兩國關系日漸升溫。翌年，周恩來決定徹回所有駐紮在北朝鮮的志願軍。自此以後，雙方的關系逐漸友好，并延續至今。至于蘇聯，由于蘇方并沒有視北朝鮮為重要的盟友，在兩國關系變差後，蘇聯并未有積極改善雙方的關系，導緻兩國疏遠的關系一直延續至1964年才得以改善。
各方反應
朝鮮
自政變發生後，平壤政府一直對此事絕口不提。1956年9月9日，即政變發生後的兩周，《勞動新聞》才就中央全會加以報道，然而，該報章對改革派的行動一字不提。1957年8月起，《勞動新聞》開始大肆批擊崔昌益等人，并稱他們為叛徒。随後的幾年間，他們又被冠上反黨、反革命和民族敵人等罪名，但該報還是沒有具體解釋他們如何反叛國家。盡管如此，此舉還是成功的激起民憤，在千裡馬郡，就有一群工廠工人宣稱要把“叛徒們一一投進2000度的洪爐中處死”。
中國
政變發生以後，中國對北朝鮮的狀況表現得相當關注，并在初時對改革派表示支持，又給予他們保護。1956年9月3日，朝鮮要求中國外交部缱返出逃到中國的徐輝和尹公欽等人，但遭到中方拒絕。同年9月18日，毛澤東批評金日成清洗反對者的行為非常不滿，又稱金日成是在搞斯大林的那一套。1957年，中國與北朝鮮的關系緩和，毛澤東等人改變了事件的看法，他們稱改革派成員為“反黨宗派”，随後更宣稱“不願幹涉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内部事務”。對于逃亡到中國的前北朝鮮官員，中方也向平壤承諾不會給予他們任何官職。此後，中國再沒有對政變改變立場。
蘇聯
雖然蘇聯也和中國一樣對于事态發展表示關注，但他們的态度卻十分謹慎。負責跟進此的權臣勃列日涅夫從未表态﹔自9月出訪北朝鮮後，他也未有就蘇聯派人遭到清洗表示反對。然而，蘇聯還是對潛逃到當地的改革派成員給予保護。其中，再三被金日成召喚回國的駐蘇大使李相朝就是在得到蘇方的默許下得以逗留在莫斯科，免被肅清。同時，考慮到不少身在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北朝鮮留學生見證了匈牙利十月事件、保加利亞經濟改革等事件，這些學生返國後可能會被肅清，故此，蘇聯容許不想回國的留學生可留在當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