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争稱謂
日本人所謂的“日中戰争”，主要指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期間與中國之間的戰争；中國人習慣把中日之間爆發于1937年至1945年之間的戰争稱為“抗日戰争”。中國學術界關于抗日戰争的具體起訖時間存在一定争議，但關于“抗日戰争”的名稱，無論是中國大陸學界還是港台學界，甚至多數海外華人學者基本贊同這一名稱。國際社會出于中立性考慮，一般将之稱為“第二次中日戰争”，以區别于被稱為“第一次中日戰争”的甲午戰争。
從戰時到戰後，日本人稱謂這場對華戰争的名稱幾經變化，如戰時的“支那事變”、“大東亞戰争”；戰後的“亞洲太平洋戰争”、“日中戰争”、“十五年戰争”等；甚至戰後日本某些政治家模糊性的稱謂“過去的大戰”、“先前的大戰”等。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名稱，恰當的名稱能正确反映出事物的内容和本質，不恰當的名稱則具有片面性，甚至歪曲事物的本來面貌。戰争作為一事物，它的名稱也有恰當與不恰當之分。日本對抗日戰争仍未有一個比較統一的恰當稱謂，這一問題已經引起了中日學界的關注。
戰争背景
曆史淵源
日本是位于東亞的一個島國，國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島組成，面積37.8萬平方公裡，戰前人口7000多萬，與中國隔海相望，被中國譽為“一衣帶水”的近鄰。
在中日兩國關系史上，有着幾千年的友好交往。除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有徐福率數千童男童女東渡日本的記載外，公元7世紀，日本先後18次派遣使節、留學生、學問僧人來中國，學習唐代中國的政治制度、生産方式和中國文化，形成了持續200多年之久的中日友好交流的高潮。公元1368年，明代中國建立，在強大的明朝加強睦鄰友好關系的時刻，日本為解決國内經濟困難，發展對華貿易，專門派遣使臣來中國，甘願做中國的屬藩，以獲得同明代中國的“勘合貿易”權益。但是，随着1868年明治維新後國力的迅速強大，日本逐步踏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争，便是其對外擴張侵略戰争中規模最大的一次。這次戰争是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日中兩國國力的懸殊對比以及國際社會綏靖主義政策等多種因素作用的後果。
日本對外擴張政策
日本對外擴張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至德川幕府末期，其重要代表人物有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和吉田松陰等。其中，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著的《經世秘策》一書中指出：日本國土有限，物産不豐，難以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的需要。日本的出路隻有效法西方殖民主義者，從事海外貿易和殖民事業。繼本多利明之後，佐藤信淵在1823年所著的《宇内混同秘策》等書中進一步提出：“皇大禦國，乃大地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其根本确立之時，則世界悉為郡縣，萬國君長皆為臣仆。”主張以日本神道來“宇内混同”（即統一世界）。
提出先從進攻滿洲開始，随後征伐支那，并論述了“攻取”中國的方法、步驟，甚至出兵順序和作戰分工。斷言“隻要支那入我版圖，其他如西域、暹羅、印度等國漸慕其德，并畏其威，必将隸為臣仆。故由皇國統一萬國，并非難事”。随後，吉田松陰在1858年所著的《幽囚錄》中又提出了“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臨印度”的狂妄設想，并具體提出了“收滿洲逼俄國，并朝鮮窺清國，取南洋襲印度，宜擇三者之中易為者而先為之”的戰略選擇。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人的主張，是日本近代對外擴張的“大陸政策”的思想基礎。
上述擴張思想，得到了相當數量的日本民衆的呼應。1715年，日本上演了一部由近松門左衛門編劇的大型戲劇《國姓爺合戰》，此劇荒唐地演繹出日本武士開進明代中國國都南京，在中國國土上建立了日本人的王國。而這樣一部浸潤着強烈侵華欲望的戲劇，連續3年上演不衰，受到了日本民衆空前未有的歡迎，從而鮮明地暴露出日本民衆的侵華欲望和心态。
德川幕府末期出現的擴張思想和民衆心态，不久便成為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的國策依據。1868年3月14日，剛成立的明治政府在其公布的《五條誓文》（即施政綱領）和以天皇名義發表的《宸翰》（即禦筆信）中即宣稱：“朕安撫爾等億兆，終欲開拓萬裡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嶽（即富士山）之安”。随後，經明治政府統治層的進一步闡發，形成了近代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基本國策——“大陸政策”。
在1890年12月的日本第一屆帝國會議上，内閣首相山縣有朋發表的施政演說中宣稱：“蓋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一曰防守主權線，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護利益線，不失形勝地位。何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土是也；何謂利益線？同我主權線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據此，山縣有朋明确提出要奪取朝鮮，進而進犯中國。山縣有朋的“主權線”、“利益線”理論，是對日本“大陸政策”的第一次明确說明和界定，是日本“大陸政策”形成的重要标志。
繼山縣有朋之後，日本軍國主義禦用文人德富蘇峰、中島端和灑卷貞一郎又分别提出了“大日本膨脹論”和“支那分割論”。1894年，德富蘇峰在其《大日本膨脹論》一書中指出，日本人口在膨脹，日本國土也要膨脹。公然提出，立即對中國開戰是膨脹的日本進行膨脹活動的好機會，提醒日本當權的政治家不要錯過良機。1911年和1913年，中島端和灑卷貞一郎又先後在其《支那分割之命運》和《支那分割論》中，斷言中國不可避免地被分割，鼓吹在中國被分割時的日本的責任在于獨占中國，由日本負責中國所留下的遺産。
在日本侵略擴張思想、理論和政策形成過程中，日本政府便不斷把這一思想、理論和政策付諸戰争行為。同時又反過來把戰争行為中獲得的利益，用來印證其侵略擴張的思想、理論和政策。使其侵略擴張思想、理論和政策與侵略戰争行為形成互動，演繹出不斷擴大的對外侵略擴張的曆史。于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政府在對外侵略擴張的進程中留下了以下曆史記錄。
1927年，中國國民革命迅速發展，日本一面策劃“滿蒙”獨立，一面出兵濟南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閣在東京召開有外務省、陸海軍省、參謀本部、關東軍及有關中國問題專家等人參加的“東方會議”，決定了《對華政策綱領》。《綱領》認定：滿蒙地區特别是東北三省與日本“有重大的利害關系”，日本決心負起“特殊的責任”，“使之成為國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綱領》還決定，日本将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來維護并進一步擴張其在滿蒙特别是東三省的權益。
随後，日本首相田中又向天皇上奏了《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的秘密奏折（即《田中奏折》），明确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擴張總戰略藍圖。《對華政策綱領》和《田中奏折》的出籠，标志着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争不可避免。
日中國力懸殊對比
國力主要表現在政治組織力、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等方面。
1、日中政治組織力的對比
明治維新後，日本迅速結束了幕府和列藩專制的封建割據，确立起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并逐漸演變為近代天皇制軍事法西斯專政。
1868年4月，日本廢除神祗官，改設太政官（相當于總理大臣），在太政官之下，設有議政（立法）、行政、刑法（司法）三官，在形式上采用了西方資産階級民主政體“三權分立”的模式。1871年7月，明确規定天皇親臨“總裁萬機”。1870至1871年，完成“廢藩置縣”。廢除260餘藩，設3府72縣（1888年合并為3府42縣）。府縣之下為小區、大區，大小區之下有鎮村。至此，日本的中央集權體制基本形成。
1885年，日本又廢除太政官制度，采用内閣制，即由總理大臣（首相）和國家大臣組成直屬于天皇的内閣。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即明治憲法）。憲法更加明确地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天皇為國家之元首，總攬統治權”。從而進一步确立了以天皇為元首的高度集權。在此前後，日本又先後公布《戶籍法》、《民法決議》、《皇國民法暫行規則》和《民法暫行規則》，并确立民衆為天皇的“臣民”，把民衆的義務法律化。随後，日本又确立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軍部在日本政府的地位逐步加強。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當對外戰争成為國家行為時，十分容易實現對軍隊和民衆的動員和組織。
反觀中國，國家政治組織力明顯弱于日本。
日本明治元年，為中國清朝同治七年，皇帝載淳僅13歲，國家實權操縱在保守的慈禧集團手中。後又經光緒、宣統兩朝，但暮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始終頑固地阻礙着中國政治發展，使中國大大落後于世界先進國家。在這幾十年中，不僅人民因國家的衰朽承擔着貧困、痛苦，而且國家也因落後多次遭到列強的侵略和宰割。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專制制度，建立起了現代國家中華民國，但革命的成果很快落于北洋軍閥集團手中。長期的政争、混戰成為這一時期中國的特殊政治。在這種狀況下，國家缺乏應有的政治組織力。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以孫中山五權分立的理論為依據，确立了五院制的中央政體，并着手對地方和基層政權進行改革。但未等南京國民政府現代國家的政治體制健全，日本便于1931年開始了對中國的侵略，中斷了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進程。這樣，中國的國家政治組織力明顯弱于日本。[19]
2、日中經濟實力的對比
幕府末年和明治初年，日本的社會經濟仍然很落後，資本主義家庭勞動在日本社會經濟中仍占優勢，工業生産遠落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後。為了改變這一狀況，
明治政府提出和實施了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殖産興業”政策和産業革命。在這一過程中，明治政府通過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多渠道籌集資金和引進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技術，促進了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在1870年至1885年的短短15年時間裡，便初步完成了資本主義工業化，使日本從一個封建的農業國變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工業國。
随後，日本又通過一系列對外戰争獲得了大量的戰争賠款，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注入了大量的資金，從而進一步促進了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到1929年，日本的現代工業産值在全國工農業總産值中已占到71.7%，鋼産量為15.7萬噸，生鐵産量為111萬噸，煤産量為3440萬噸，發電量為151億度。到1937年，日本的工業産值為60億美元，生鐵産量為239.7萬噸，鋼産量為635萬噸，石油産量為169萬噸，煤産量為5070萬噸。而農業已實現了機械化。以此為基礎，日本的軍事工業也大步發展，重炮、坦克、戰機、軍艦等均能大規模生産。
反觀中國，由于長期受封建主義壓迫和帝國主義剝削，經濟發展十分緩慢。到1937年，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總産值中比重不到10%，鋼産量為4萬噸，生鐵産量為95.9萬噸（含東北），煤産量為2800萬噸，石油産量為1.31萬噸。而農業經濟更為落後，農業動力幾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這種工農業基礎，使中國軍事工業也十分落後。到1931年，除能生産輕武器和小口徑火炮外，其他大型武器裝備均不能制造。
3、日中軍事實力的對比
明治維新後，日本即在“富國強兵”政策指導下，開始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兵制為楷模，大力組建新式軍隊和改革軍制。其間，改組兵部省，設陸軍部和海軍部主掌軍事，
改封建武士團為常備軍，實行征兵制。陸軍分為常備（服役3年）、後備（第一、第二後備各2年）、國民等三軍。設立軍事學校，先設有陸軍士官學校、海軍兵學校。後又于1883年和1888年設立陸軍大學校和海軍大學校。1878年，設立了直屬天皇的參謀本部，掌握軍隊的軍令和統帥權。1907年日本計劃，陸軍平時為25個師團，戰時為50個師團，海軍擴充為“八八艦隊”，計50萬噸左右。到1937年上半年，全國總兵力448萬。其中，陸軍常設師17個，獨混旅、騎兵旅和守備隊10餘個，計60萬人，預備役軍人73.8萬，後備役軍人87.9萬，補充兵248萬。海軍有4個艦隊，大型艦艇200艘，共190萬噸。陸海軍航空兵中隊91個，飛機2625架。
與此同時，随着軍事工業的發展，
日本軍隊的軍事裝備日趨精良。自近代以來，日本的軍事工業在整個工業中就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1890年以前，日本即建有了東京炮兵工廠、大阪炮兵工廠、橫須賀海軍工廠、石川島造船廠、川崎造船廠、三菱造船廠等大型軍事工業，各類大小口徑的野炮、山炮、加濃炮、水雷均能制造。1892年，已能自行建造大型全鋼艦。随着20世紀二三十年代基礎工業、重工業、化學工業、制造業的進一步發展，日本的軍事工業得到進一步發展，重炮、坦克、飛機、軍艦等都能大規模生産。1931年夏，用國産武器裝備的機械化兵團開始建立起來。同年9月，日本已具有了制造重型轟炸機、各種船艦及化學武器的能力。
反觀中國，新軍的組建始于1895年的天津小站練兵，1902年開始兵制改革，組建常備軍，開辦軍事學堂。1906年，有各類軍事學堂36所。辛亥革命前夕，共編練新軍11個鎮計八九萬人。民國初年，開始改革兵制、整頓軍隊，政府内閣設陸軍部、海軍部，軍隊編制“改鎮為師”。軍力增加到30餘個師，連同地方巡營等雜項軍隊，均120萬人左右。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建立了統一的中央軍，但多為舊軍隊改編，海軍和空軍建設則剛剛起步。至抗日戰争前，計有陸軍182個師，170餘萬，預備役軍人1.7萬，海軍3個艦隊4.15萬噸，空軍9個大隊，戰機314架。
由于軍事工業落後，中國的武器制造能力低下，至抗日戰争前夕，隻能制造步槍、輕機槍等輕武器，所有重武器均依賴外購，這就造成中國軍隊軍事裝備簡陋。
國際環境
随着現代世界秩序的建立，世界大國、大國集團和國際組織隻要願意，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止某一國家對其他主權國家的侵略。但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且先後加入國際聯盟、九國公約組織和非戰公約組織等國際組織的中國，在遭受日本侵略之際，世界大國、大國集團和國際組織居然多采取了“不幹涉”的綏靖政策，從而在客觀上起到了放縱日本對中國侵略的作用。
國際社會在日本侵略中國之際采取綏靖政策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日本本身是一個強國、大國，與其他大國、強國有着盤根錯結的經濟、政治利益關系。在經濟方面，日本與各大國均有較緊密的聯系，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在政治方面，日本同主要西方國家的國家制度、意識形态相同，對付社會主義蘇聯是他們的共同戰略利益。
第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1929至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沉重打擊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國家都處在集中精力解決由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國内事務方面，無暇顧及其他，在世界有事之際，相繼采取中立政策。
第三，國際組織實際上是由大國、強國支配的。而日本本身是一個大國、強國，在相關的國際組織中有着重要地位和重要影響，這樣，國際組織就很難做出不利于日本的裁決。
戰争起因
根本原因：根據既定國策，日本在1927年東方會議上确定“征服滿蒙”的武裝侵略方針。
現實原因：受1929年經濟危機的影響，日本面臨嚴重打擊。國民經濟虧損，黃金不斷外流，工業萎縮，農業告急。為了擺脫世界經濟危機造成的深重困擾，轉移國内的注意力，日本帝國走上侵略道路。另一方面，國民政府正全力圍剿紅軍，中國的内戰為日本侵華提供了可乘之機。
戰争經過
局部抗戰
福建事變
九一八事變後，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興起。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和廣大的工人、農民是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堅力量。
在東北，中共滿洲省委同以原東北軍為主體的抗日義勇軍進行合作。其領導人李杜其後加入中國共産黨。1932年1月，中共中央号召各界民衆組織義勇軍，支援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在淞滬一帶的抗日作戰，即第一次淞滬會戰。1933年5月，原西北軍将領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其中共産黨員約有300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吉鴻昌其後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同年11月，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将領蔡廷锴、蔣光鼐以及國民黨内愛國人士李濟深、陳銘樞等發動福建事變。此前，第十九路軍代表同中央根據地的紅軍代表簽署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八一宣言
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中國共産黨于1935年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呼籲全國各黨派、各階層、各軍隊團結起來，停止内戰，一緻抗日。中國共産黨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張，在全國範圍内産生很大影響，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
一·二九運動
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遊行，喊出“反對華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内戰，一緻對外”等口号，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12月16日，北平學生和市民1萬多人在天橋召開市民大會。會後，舉行了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即一·二九運動。它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标志着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瓦窯堡會議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批評了黨内長期存在的“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錯誤傾向，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為全面抗日的到來做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1936年5月，在共産黨人的積極參與下，宋慶齡、沈鈞儒、鄒韬奮、陶行知、章乃器等愛國民主人士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1936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停戰議和一緻抗日》通電，放棄了“反蔣抗日”的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内指示，明确提出黨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
西安事變
面對日本的進一步侵略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蔣介石還沒有根本改變對日本的态度，仍然準備組織力量對陝甘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發動新的“會剿”。1936年12月初，蔣介石到達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攻打陝甘的紅軍。1936年12月12日淩晨，張學良、楊虎城在屢次勸谏無效的情況下，發動了西安事變。事變後，張、楊聯合發表通電，提出了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戰、開放民衆愛國運動等八項抗日主張。中國共産黨從民族大義出發，确定促成事變和平解決的基本方針，并派周恩來等到西安，參加談判，迫使蔣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等六項承諾。
全面抗戰
*從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是戰略防禦階段
盧溝橋事變
盧溝橋事變揭開了全國抗戰的序幕。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中國駐屯軍借口一個兵士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個要求，日本軍閥遂開槍開炮猛轟北平盧溝橋，向城内的中國守軍進攻。亦有說，根據“辛醜條約”駐紮的日本軍閥在宛平附近演習時遭到國民革命軍的槍擊，而向中國守軍進攻。
7月16日、17日，中華民國最高統帥蔣介石在廬山先後發表《對于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談話，表示：“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家生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地無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表明了對日本軍閥挑釁的退讓底線。7月28日、30日，日本軍閥相繼占領北平、天津，第二十九軍退守保定一線。平津一帶的大學紛紛遷移。7月31日，蔣介石發表《告全體将士書》：“……和平既然絕望，隻有抗戰到底”，宣告戰争已經全面爆發。
正面戰場的展開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大方針，為了吸引日本把侵略重點放到日軍難以施展的山川河流衆多的東南，利用山川河流衆多的地形抵消日軍裝備訓練優勢，盡量消滅日軍有生力量，避免在利于日軍裝備訓練優勢發揮的地勢平坦的華北平原與日軍作戰，擴大戰場，分散敵軍兵力，為中國争取部分戰争主動權，蔣中正決定在上海發動戰争。中國國民革命軍扮作保安隊進入上海市區。日軍則以保衛租界為名，占領租界外的地區。8月13日，沖突爆發。
遭日軍轟炸的上海南火車站日軍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軍（三個月後增加到50萬人），開始向上海進攻；中華民國則派出中央軍精銳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隊（但由于蔣介石與這些部隊的司令關系惡劣，所以裝備極差。而參加者包括川軍、滇軍、桂軍、粵軍、湘軍等）合計70萬人，與日
軍血戰三個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華”之戰略，此即為淞滬會戰。指揮凇滬會戰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先是馮玉祥，後蔣中正親自兼任。11月20日，中國國民革命軍在傷亡25萬人之後，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淪陷；由于下達撤退命令過于倉促，後方國防工事交接發生失誤，加上中國抗戰初期的軍隊訓練素質極低，引緻撤退演變為潰敗。同一天，中華民國政府立即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機構由南京遷往陪都重慶，而軍事作戰中心則是先遷往武漢直到武漢會戰後再遷往陪都重慶。雖然第二次淞滬會戰中國方面在戰術上是失敗的，但是在戰略上卻成功的将日軍吸引于中國東南，使日軍主力陷入山川河流衆多的地形，消耗甚大，導緻日軍無實力占領全部中國。上海國民革命軍的持久抵抗，掩護了黨政機關、學校和大批工商企業轉移内地，為抗戰保留了元氣。
江陰保衛戰
江陰保衛戰自1937年8月16日拉開序幕開始至1937年12月2日江陰防線失守，前後共曆時108日。江陰海戰是抗日戰争中罕見的陸海空三栖立體作戰，也是抗戰期間唯一一次海軍戰役；長年威震中國海疆的艦隊，一部分在煙台自沉，主力則全數沉在江陰，是中日甲午戰争以來最重大的損失。
保衛江陰封鎖線的戰鬥阻遏了日軍沿長江西進的企圖，粉碎了日軍3個月滅亡中國的美夢，保護了長江下遊軍政機關、工礦企業向四川大後方的安全轉移，為國民政府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南京大屠殺
在上海遭到約4萬傷亡的日本軍隊，在同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由于守将唐生智不久便棄城逃亡，所以南京城于4天後陷落。日軍以持續數月的南京大屠殺作為摧殘中國民衆士氣的手段，由于戰争前夕中國國民革命軍把所有逃生的方法都堵塞了，結果間接導緻約三十萬無辜的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殘暴地殺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統計為26萬）。下令進行南京大屠殺的日軍上海派遣軍（後改稱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殺戮最嚴重的第九師團、第六師團、第十八師團等第六師團師團長是谷壽夫。
同年9月，日本為奪取山西豐富的煤炭資源，派出10餘萬陸軍展開進攻。國民政府因應組織展開了太原會戰，由于當時中國共産黨的總部位于不遠的延安。根據9月的國共合作協議，共産黨奉命派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林彪115師協助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進行防禦。
徐州戰場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節節抵抗。但是因為山東省主席韓複榘臨陣脫逃，緻使黃河防線失守，山東大部失陷，交通要點僅剩魯南的滕縣、台兒莊。于是，1938年1月14日，蔣介石将其槍斃。
1938年2月，日軍華北方面軍企圖南下和華中派遣軍會合。中國國民革命軍在以徐州為中心的地區與日軍激戰，史稱徐州會戰。3月，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令川軍王銘章所部防守滕縣，因無援兵，滕縣失守，王銘章師長自殺殉國。李宗仁隊以西北軍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在徐州以北的台兒莊與日軍反複争奪，以西北軍張自忠部五十九軍和龐炳勳軍團掩護台兒莊的右翼臨沂戰場，以中央軍湯恩伯軍團卷擊台兒莊日軍側背，最終取得台兒莊戰役的勝利，以斃傷日軍一萬多人的戰果成為中華民國抗戰以來最大的勝利，日軍精銳第10師團遭到毀滅性打擊，精銳第5師團遭到重創。但是南北兩線日軍源源不斷增兵，這次勝利沒有扭轉徐州戰場的局勢。
黃河花園口決堤
5月19日日軍占領徐州，6月6日占領河南省會開封。6月9日，蔣中正命令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南岸大壩，史稱黃河花園口決堤。此舉雖然暫時阻擋了日軍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黃河下遊的大規模水災，造成上百萬民衆直接死亡或間接因饑荒而死，造成不知情的當地民衆對國民黨的不滿。戰後蔣中正調撥了大量資金修複黃河大堤，史稱“黃河歸故”，即恢複故道。參與會戰的國民革命軍分路撤退，粉碎了日軍的合圍企圖，至此，徐州會戰結束。會戰後，有一部分國軍留在魯南蘇北敵後戰場，後蔣中正下令組建蘇魯戰區，以東北軍于學忠為戰區司令。這部分國軍堅持到1943年，被日僞軍壓迫，與中共軍隊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魯南蘇北。華北日軍除以主力進攻山東津浦線方向外，還以一部向河北平漢線追擊，宋哲元率部節節抵抗，最後退至黃河以北的豫北地區。
武漢會戰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漢會戰是中日戰争中規模最大的會戰，參戰日軍達30多萬人，中國軍隊達110萬人，戰争中日本損失8萬人，因病減員8萬人，由此喪失了戰略進攻的能力。國民革命軍大部脫離戰場，安全撤退，桂系軍隊留在大别山區敵後堅持遊擊。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最大的勝利是兵團司令薛嶽指揮的萬家嶺大捷，日軍第106師團遭到毀滅性打擊，陣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亞灣登陸的日軍占領廣州，第七戰區司令餘漢謀部退至粵北地區。10月25日，湖北重鎮武漢三鎮相繼陷落。中國國民政府的作戰中心遷往重慶繼續抵抗。
日軍在占領武漢和南方的廣州後，戰線拉長，無力作進一步大規模的戰略進攻，轉入休整。在會戰期間，以盧作孚為首的民族企業家運送了大批軍隊及作戰物資到前線，并将武漢地區的大批工業裝備和人員轉移到四川，在敵機狂轟濫炸下的川江航線為抗戰勝利立下了殊勳。此外，蘇聯航空志願隊參加了保衛武漢的空戰。
武漢會戰迫使日軍大本營不得不重新調整對華戰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戰略，以求盡快結束所謂的“中國事變”。政治誘降的主要對手是國民黨總裁汪精衛（但1940年日本發現汪精衛政府在中國國内影響力甚小，且無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強的黃埔系軍隊，于是将蔣介石選定為誘降對手，但終未成功）。在曆時4個多月的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傷亡40萬人，中國軍民以巨大的犧牲迎來了戰争的戰略相持階段。
*從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戰略相持階段
随着戰局的擴大，戰線的延長和長期戰争的消耗，日軍的财力、物力、兵力嚴重不足，已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戰略進攻。敵後遊擊戰争的發展和抗日根據地的擴大，使日軍在其占領區内隻能控制主要交通線和一些大城市，廣大農村均控制在以八路軍、新四軍為主的中國軍隊手中。
在此階段，日本的侵華方針有了重大變化：逐漸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擊在敵後戰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而對國民黨政府則采取以政治誘降為主的方針，敵後戰場逐漸成為抗日戰争的主要戰場。日本侵略軍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幾乎全部僞軍，對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了殘酷的“大掃蕩”。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了艱苦的鬥争，堅決地進行反“掃蕩”、反“蠶食”鬥争。
日本的作戰方針由最早的“三月亡華”，轉變為1938年11月第二次近衛聲明的“東亞新秩序應由中日共同主導”、“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并聲稱隻要答應和解，就從華中、華南撤軍，華北在名義上屬于中國。日本僅用少量的資源即能引誘中國農工階層加入皇協軍的隊伍，創造出大量的僞軍，在經濟上也誘惑資本受損的中國資産階級，向他們開放日軍占領區的實業投資。面對這些因素，中國國民政府中開始不斷出現“中日和解”的聲音。同年底，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除了更為溫和的語氣外，将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部分義務分擔給中國，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藉以從側面誘導國民政府和談，并承諾和談成功後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
日本态度的轉變引起了包括歐美國家與中國的注意，其中歐美認為三次近衛聲明的目标由中國轉向蘇聯，這樣的行動将有助于各國的利益，與慕尼黑協定類似，希望将日本的戰火燃燒到蘇聯的土地上，因而歐美各國開始向國民政府派遣遊說團進行勸說，希望蔣介石在各方利益沒有太大損失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停戰協議。
在日本政府的誘降下，國民政府内親日派頭子汪精衛公開投降。主張與日本媾和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1938年12月29日在越南發表“豔電”響應近衛聲明，提出與日本“恢複和平”。作為當時中國的第二号人物，汪精衛在戰争最為緊張之時的這番言論，被視作公開的叛國投降，中國抗戰的士氣受到巨大打擊。1939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并撤銷其一切職務。之後發生“河内刺汪案”，蔣介石派出特務企圖暗殺汪精衛不果。這使得汪精衛徹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與日方開展秘密談判，年底秘密簽訂《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1940年，汪精衛在日本的保護下來到南京，以“還都”的名義于3月30日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同時日本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發動了掃蕩重慶外圍的随棗會戰和棗宜會戰，希望國民政府能盡速投降。在這場危及戰時陪都重慶的戰役中，國民革命軍第33集團軍司令張自忠将軍殉國。1940年夏，蒙古族也展開了自發的抗日鬥争。
1939年9月，納粹德國軍隊向波蘭不宣而戰，引發法國、英國向德國宣戰，标志着綏靖政策的破産，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歐美列強放棄了将法西斯國家力量引向蘇聯的企圖，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談的态度，支持中國國民政府進行抗戰。但德國軍隊進展超乎人們預料，法國1940年6月22日迅速向德國宣布投降，随後德國迅速組織力量對英國展開襲擊。世界各地的戰況均有利于法西斯。這一時期中國也出現了廣泛的悲觀傾向。
在這種情況下，國共兩黨展開了不同形式的宣傳，鼓舞抗戰士氣。其中三次長沙會戰對日軍造成重大打擊，1941年薛嶽指揮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殲滅日軍5萬多人。這一度改變了當時中國國内的抗戰士氣。一些不受國民政府指揮的民兵組織（如中國共産黨、蒙古抗日遊擊隊等）也開始逐步壯大。
敵後戰場開始大多為國民黨的地方部隊所占據。另外還有民間與共産黨等抗日團體，而敵後地區也成為各抗日武裝的勢力範圍。随着日本對敵後大規模掃蕩以及蔣介石“曲線救國”策略的影響，國民革命軍敵後控制區大大減少﹐日軍沒有足夠兵力長期守住這些地區。而八路軍、新四軍利用其靈活的遊擊戰技巧生存下來，成為插入敵後的一把尖刀，使敵軍不得安甯。
随着汪精衛等投日，幾十萬敵後的地方軍閥部隊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滿意國民政府者投向共産黨的部隊。共産黨成為敵後遊擊戰的重要力量。至1940年7月，共産黨已發展至近40餘萬人，并擁有約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和近200萬的民兵組織。百團大戰後，日軍推行治安強化運動，華北日軍兵力達到47萬，并集中了傀儡政權中能投入戰場的全部軍隊。
為應對共産黨方面的遊擊戰術，日本采用了“保甲制”來斷絕共産黨軍隊與當地民兵的接觸，設立無人區，進行極為野蠻殘暴的“三光政策”，甚至使用違反國際法的生化武器來作戰。共産黨面對日軍掃蕩的壓力下，全軍實行戰略轉移，化整為零保留實力，開展各種形式的反“掃蕩”鬥争，如著名的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破襲戰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日本的戰略重心從中國轉變為美國。翌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并呼籲世界各國對日本實施貿易制裁。12月9日，中國國民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戰。不久之後，除了與日本保持中立的蘇聯以外，英國等同盟國也對日本宣戰。從此中國不再獨立對日作戰，抗日戰争正式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美國加入二戰後，通過滇緬公路和“駝峰航線”從緬甸、印度向中國運送了大批作戰物資，支持中華民國繼續抗戰。
世界各國的介入對中國而言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這也是因為英美出于本身利益考慮而希望中國拖住日本陸軍主力。因此，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并與英、美等國簽訂協定廢除了部分不平等條約，令重慶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上升。
香港時間12月8日早上8時，即珍珠港事件後僅數小時，
由酒井隆指揮的日本軍隊從深圳向香港發起進攻，香港保衛戰于此開始。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率駐港英軍投降，香港淪陷。同時，日本在國内進一步征兵動員，将戰場擴大至荷屬婆羅門（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英、荷、美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奪取當地産量豐富的石油、橡膠等戰略資源。并派兵向英國遠東軍進攻，接連攻克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并在暹羅灣發動主力決戰，将威爾士親王号戰列艦擊沉，标志着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已無人能敵。
1943年11月，
美英中三國政府首腦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在埃及首都開羅開會，通過《開羅宣言》，要求戰後日本歸還占領中國的所有領土，包括台灣及其附屬島嶼。至1943年12月，日軍在兵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被迫收縮戰線，華北方面軍停止向抗日根據地的進攻。
*從1944年1月解放區戰場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是戰略反攻階段
1944年，共産黨領導的敵後軍民在華北、華中、華南地區，對日僞軍普遍發起局部反攻。與此同時，國民黨正面戰場卻出現了大潰敗的局面，先後喪失了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的大部分和貴州省的一部。
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惡化，兵力不足與物資緊缺到驚人的程度：橡膠、鋼鐵被列為國家資源，禁止向民間出售；華北地區的資源生産遭到當地民兵與八路軍連續不斷的襲擾，絕大多數地區喪失了生産能力。為了取得東南亞地區的物資，必需打通中國沿岸的航線，于是日本于1944年發起了豫湘桂會戰。
日本華北方面軍輕易擊潰湯恩伯在河南省的大軍，打通了平漢線之河南至武漢段。
之後，華中日軍乘勝追擊，在第四次長沙會戰中擊敗薛嶽，一路追擊至湖南南部重鎮衡陽。黃埔将領方先覺率部頑強抵抗47天，最終城破。華中日軍與華南日軍又聯手發起桂柳戰役，一路占領廣西，打通湘桂鐵路，最後打到貴州獨山，震動重慶；另一路則從衡陽南下與廣州北上的日軍打通粵漢鐵路。全國輿論嘩然，各界痛斥。
此役日軍事先精心準備，兵力也經過大大補充；國民革命軍一方面因為長期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另一方面精銳部隊被史迪威調往西南戰場，加之腐敗成風、軍人素質低下，導緻豫湘桂會戰的大潰敗。日軍最終控制了華南交通動脈粵漢鐵路，将“大陸交通線”完全打通。這場戰争盡管達到了日軍的作戰的企圖。可是，日本人無力去維護“大陸交通線”的暢通，并且分散了日軍的兵力，為中國軍隊反攻提供了條件。
豫湘桂潰敗的同時，中國遠征軍和中國駐印軍發動了滇西緬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衛立煌将軍指揮的中華民國遠征軍強渡怒江，發起滇西反攻，先後攻克日軍堅固防守的松山、騰沖、龍陵，收複西南失地。成為了日本在中國戰敗的轉折點。
日本戰敗
1945年2月，英、美、蘇三國首腦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在蘇聯的克裡米亞半島簽訂《雅爾塔協定》，規定在歐洲戰争結束後三個月内，蘇聯應對日宣戰。中國沒有被邀請參加。由于美英是以犧牲中國的主權（如承認外蒙古獨立），來換取蘇聯對日出兵的條件，也被稱為遠東慕尼黑陰謀。
1945年2月以後，雖然日本軍閥在豫湘桂會戰後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陸交通線，但是由于經常受到來自于内地的美國空軍的攻擊，加之太平洋戰場已日益吃緊，盟軍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為了消滅美軍在中國的飛機場以維持大陸交通線的通暢并早日結束中日戰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衛，1945年3月起日軍先後發動豫西鄂北會戰和湘西會戰。在河南，日本軍閥于3月下旬從豫中會戰之後的防線以東向西發動攻擊，其前鋒一直沖到西峽口。
在湖北，3月日本軍隊向西北部發動攻擊，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但國民革命軍随即發動反攻，收複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軍占領的地區。在湖南，日軍以空軍基地芷江為目标，于4月向湖南西部發動攻擊，但是在國民革命軍抵抗之下，日軍遭受大挫敗而退回原陣地。之後國民革命軍乘勝追擊，向廣西地區發動反攻，于5月27日收複南甯，8月收複廣西全境。此外，國民革命軍原本預定于8月收複廣州以打通中國對外運輸要道，因為日本投降而未實行。
1945年7月26日，
美、英、中三國共同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否則将予以日本“最後之打擊”。由于此時美國的原子彈已試驗成功，美國新總統杜魯門對于蘇聯的參戰并不抱太大興趣，所以未邀請蘇聯協商或署名，造成蘇聯頗為不滿。
1945年8月6日，為了避免采取大量傷亡的登陸戰以及在先蘇聯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3天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蘇聯紅軍也根據《雅爾達密約》，在8月8日對日宣戰，發動八月風暴行動，于8月9日出兵中國東北。此時的日本關東軍兵力僅有70萬人部署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蘇聯紅軍投入到遠東戰場則多達150萬人，雙方的裝備也相差懸殊，蘇聯紅軍橫掃日本關東軍。
在此時，中國内部開始有人感覺到抗日戰争終結之日即将到來。毛澤東發表《對日寇最後一戰》，抗日戰争進入全面大反攻階段。國民黨方面在美軍空運、海運幫助下，迅速占領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産黨軍隊則接收經營許久的中小城市、鄉村地區，在蘇軍協助下也收複了張家口，而且八路軍、新四軍因為長期敵後抗戰的緣故，控制了大量鐵路幹線，增加了遠在西南方面對敵正方的國民革命軍接收日占領區的難度，為日後解放戰争埋下了伏筆。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诏書》，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6日，蘇軍總參謀部發表聲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發表的投降聲明，僅僅是無條件投降的一般宣言，
并未向武裝部隊發布停止敵對行動的命令，而且日本軍閥仍在繼續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實際投降……遠東蘇軍将繼續對日攻勢作戰。”此段時間，由于日軍的敢死隊出動，導緻蘇聯傷亡頗為慘重。戰事直到8月23日蘇軍占領旅順港口才真正結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國軍艦密蘇裡号上正式簽署投降書。9月9日，在南京陸軍總部舉行的中國戰區受降儀式上，日本駐中國侵略軍總司令岡村甯次代表日本大本營在投降書上簽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華日軍正式向中國繳械投降。至此，抗日戰争勝利結束。
戰争戰役
戰争損失
抗日戰争期間，在華日軍人數最多時有近200萬，協助日軍的中國“僞軍”最多時超過100萬（整個抗戰期間“僞軍”總人數約為210萬）。八年抗戰，日本方面315,861人陣亡，502,213人受傷，不包含大量依附日軍的中國部隊，僞軍等。
抗日戰争中，中國國民政府軍兵力最高時達500萬人。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軍與日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小型戰鬥38931次。據中華民國國防部1946年統計，國民政府軍作戰傷亡322萬7926人、病亡42萬2479人，總計損失365萬0465人；軍令部統計自七七事變以來陸軍陣亡131萬9958人、負傷176萬1135人、失蹤13萬0126人，空軍陣亡4321人、負傷347人，海軍艦艇全部損失、損失戰機2468架。
日軍損失48萬3708人，而傷者更達193萬4820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部隊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遊擊隊，主要在日軍後方及日占區進行遊擊戰。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記載：八路軍、新四軍、華南遊擊隊共作戰125165次，斃傷日軍52萬463人、僞軍49萬130人，俘虜日軍6213人、僞軍51萬2933人，日軍投誠746人、僞軍反正18萬3632人。擊落飛機約42架，繳獲長短槍68萬2831支、輕重機槍1萬1895挺、各種炮1852門（國際社會認為很誇大）。《中共抗日部隊發展史略》記載中共抗日部隊人員損失共計58萬4267人，其中傷29萬0467人、亡16萬0603人、被俘4萬5989人、失蹤8萬7208人。
中國平民則約有900萬死于戰火，另有800萬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萬人成為難民。中國在戰争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1945年貨币折算，約為6500億美金。而據蔣夢麟的回憶錄稱有1400萬壯丁被拉夫後死于饑餓疾病。另有估計中國抗戰直接人口損失可累計之估計數為2062萬人，合可累計之戰争直接傷殘人口，軍民傷亡最低限為3480萬人；同時，還有估計認為，中國抗戰直接傷亡人口合計可能在4100萬上，合戰時失蹤被俘等項數字，戰争直接給中國造成的死亡、傷殘及失蹤等項人口損失共計超過4500萬人；而從人口損失的角度看，抗日戰争時期中國人口損失總數應在5000萬人以上。
整個抗日戰争期間，中國（含國共兩黨）軍隊共進行大規模和較大規模的會戰22次，重要戰役200餘次，大小戰鬥近20萬次，總計殲滅日軍150餘萬人、僞軍118萬人。戰争結束時，接收投降日軍128萬餘人，接收投降僞軍146萬餘人。關于八年抗戰中國的損失，抗戰勝利後，抗戰賠償委員會作出的《中國責令日本賠償損失之說貼》指出，淪陷區有26省1500餘縣市，面積600餘萬平方公裡，人民受戰争損害者至少在2億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戰争結束，中國軍隊傷亡331萬多人，人民傷亡842萬多人，其他因逃避戰火，流離颠沛，凍餓疾病而死傷者更不可勝計。
直接财産損失313億美元，間接财産損失204億美元，此數尚不包括東北、台灣、海外華僑所受損失及41.6億美元的軍費損失和1000多萬軍民傷亡損害。此外，七七事變以前中國的損失未予計算；中共敵後抗日所受損失也不在内。經過中國曆史學家多年研究考證、計算得出，在抗日戰争中，中國軍民傷亡共3500多萬人，中國損失财産及戰争消耗達5600餘億美元。
戰争特點
中華民族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進行的抗日戰争，具有鮮明的特點：
首先，它是世界存在着蘇聯、英美、日德意三大勢力和法西斯、反法西斯陣線的影響下進行的，需要審時度勢，正确提出反對日本侵略的方針和政策，加強國際上反法西斯陣線的戰略配合。
其次，日方強中方弱、日方小中方大、日方退步中方進步、日方失道寡助中方得道多助這些相互矛盾的基本特征，決定了中日雙方的戰略指導方針和戰役戰術原則。
再次，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階級矛盾依然存在，有時甚至很尖銳，需要正确處理兩種矛盾的關系，在敵、我、友三方中保持自己的主動權。
最後，敵後戰場與正面戰場，由于執行兩種不同的抗戰路線、戰略方針和作戰指導原則，因而在不同的戰略階段所處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在戰略防禦階段，正面戰場是全國抗戰的主戰場。在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階段，敵後軍民成為全國抗戰的主力軍，解放區戰場則成為全國抗戰的主戰場。
另外，抗日戰争呈現出一種内線與外線、有後方與無後方、有固定戰線與無固定戰線等犬牙交錯的戰争形态。
戰争意義
中國人民抗日戰争，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反侵略戰争和民族解放戰争，是20世紀中國和世界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戰争史上的奇觀。
第一，抗日戰争的勝利徹底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捍衛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它洗雪了鴉片戰争以來中國人民受帝國主義奴役和壓迫的恥辱，極大推進了中國革命的曆史進程，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抗日戰争的勝利，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弘揚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愛國主義成為抗戰的最強音和主旋律：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當亡國奴，同仇敵忾、萬衆一心，勤勞勇敢，不畏強暴、血戰到底，自強不息，開拓創新。抗日戰争的實踐使中國人民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領導核心。
第三，抗日戰争的勝利，對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勝利、維護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抗戰的勝利創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打敗帝國主義強國的奇迹，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争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鬥争。中國人民為最終戰勝世界法西斯勢力做出了曆史性貢獻。中國參與發起成立聯合國并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顯著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有力地維護了世界和平。
戰争啟示
走人民國防的道路是鞏固一國之防的唯一正确的選擇
抗日戰争之所以勝利，最根本的，就是擯棄了那種“皇家國防”、“政府國防”的片面甚至是錯誤的國防路線，而是走了一條“人民國防”的光明大道。全國人民把抵抗日本侵略者看成是自己的事，看成是與每一個中國人的最高利益息息相關的大事，有力出力，有錢出錢，萬衆一心，紛紛參戰，用人民戰争戰勝了一時強大的日本侵略者。如果不是這樣，而是僅僅靠政府和軍隊去抗戰，為了少數統治階級的利益去抗戰，那麼抗日戰争是不可能勝利的。
隻有在“三個代表”的政黨的有力領導下，人民的國防之路才能走通
在人民之中的國防能量隻是潛在的，億萬民衆很難自發地投入國防。而抗日戰争中之所以人民能成為現實的主人，就是因為有了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正是中國共産黨通過政治、軍事的手段一次次粉碎了統治階級頑固派的陰謀，粉碎了日寇分化中華民族的企圖，堅持了全國最廣大人民的抗日統一戰線，才使抗日戰争成為了一場人民戰争，一場全民衛國戰争。
統一戰線是人民國防的基本條件和重要形式
抗日戰争之所以勝利，一個前提條件，便是在中國共産黨的倡導下，在張學良、楊虎城及全國人民的努力下，建立了一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統一戰線。人民群衆把日本侵略者作為最大的敵人，把保衛國家作為共同的目标，攜手共進，從而使億萬中華人民的力量得到了彙集。
正确的戰略指導對戰争的發展起着關鍵的作用
抗日戰争之所以勝利，一個關鍵的原因是戰略指導的正确性。戰争是持久還是速決，是打陣地戰還是遊擊戰，何時防禦何時反攻，這些戰略對戰争的發展趨勢，對戰争力量的運用，起着關鍵的作用。而中國共産黨在全面、深入、發展地分析了戰略形勢後，确定了持久戰、山地遊擊戰、從戰略防禦轉向戰略反攻等戰争指導原則，使用了許多相應的戰法，從而充分發揮了人民戰争的優勢、中國人民的優勢，擴大了敵人的弱點，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使戰場的力量對比逐步向有利于的方向發展，從而最終戰勝了日本侵略軍。
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
人民軍隊是人民國防力量的骨幹，是人民抗戰力量的标志。是人民武裝力量組織的最高形式和重要環節。它不僅具有戰勝敵人的強大戰鬥力，而且忠誠于人民；它不僅能擔負作戰任務，還能幫助人民建立政權，發展生産。如果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發展壯大，也就不會有抗日戰争的勝利。
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是人民戰争的重要途徑
在根據地宣傳群衆，減租減息，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發展生産，建立人民武裝；這一動員群衆、組織群衆的過程，是進行人民戰争的重要有效的途徑。抗日戰争中，中國共産黨在敵後建立了100萬平方千米的根據地，動員了1.2億群衆，組織了上百萬的軍隊和數百萬民兵，形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抗日大軍。抗日根據地是人民國防力量的聚集器，是用人民戰争的戰略戰術與敵作戰的戰場。衆多根據地将日軍的據點、交通線包圍起來，割裂開來，犬牙交錯，出現了一種人民戰争的戰場奇觀，成為敵人的肉磨子和“滑鐵骨”。
一個偉大的民族，必然會有一種偉大的民族精神
抗日戰争格外艱險，犧牲和流血時時威脅着人們。日本侵略者為了懾服中國人民，僅在南京一地，就殺害了中國三十萬人民。但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吓倒，并沒有俯首甘當亡國奴，而是竭力奮戰。蔣介石令幾十萬東北軍絕對不抵抗，而東北軍将士卻求戰心切，直至以兵變逼蔣抗日。
許多烈士為了保衛祖國，赴湯蹈火，血戰沙場。在半型關戰鬥中對頑抗的日軍白刃格鬥；在陽明堡戰鬥中，懷抱一捆手榴彈抓住敵飛機一起在空中爆炸；八女投江決不屈服。這一切來源于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形成的不畏強暴、英勇頑強的民族傳統。雖然也有少數人由于各種原因充當了僞軍和漢奸，但這個比例是非常小的，而且僞軍中的不少人，在抗戰力量的政治攻勢下很快就覺醒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偉大的，這是外國侵略者幾千年來都不能滅亡中國的根本原因，也是抗日戰争勝利的基礎。
國防活動的實踐不僅需要人民，而且将錘煉人民
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喚醒了人民、教育了人民、鍛煉了人民。人民的武裝力量與戰争同步發展。通過八年抗戰，在趕走侵略者的同時，人民軍隊壯大了，從戰争初期的不到5萬人發展到戰争結束時的120萬軍隊，260萬民兵。人民國防力量的壯大是中國國防鞏固發展的标志和前提，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從此，中國的國防走出低谷，翻開新頁。
國防必須以自力更生為主，同時與國際社會相協調
中國抗日戰争是世界反法西斯鬥争的一部分，主動與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國家協調，互相支持，是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如争取蘇聯、美國、英國等國的支持，抓住國際上出現的對抗日戰争有利時機等等。同時又必須堅持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國戰場把百多萬日本軍牽制住，并給它以重大殺傷和損耗，這是對二戰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人民作出的重大貢獻。以上兩者相互促進，是抗日戰争的重要特色。
戰争紀念
紀念節日
“九三”抗戰勝利紀念日：抗戰勝利後每年的9月3日，被确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争勝利紀念日。2014年2月27日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經表決通過決定，将9月3日确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争勝利紀念日。而在2014年9月3日當天，中國将首次慶祝“抗日戰争勝利紀念日”。
“七七”抗戰紀念日（每年7月7日）：為紀念國恥七七事變的發生而設立。1937年7月7日發生在中國北平的盧溝橋的中日軍事沖突，日本就此全面進攻中國。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它鲸吞中國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來的，是它全面侵華的開始。
“九一八”紀念日（每年9月18日）：為銘記國恥九一八事變而設立。1931年9月18日在中國東北爆發了九一八事變，事件爆發後，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國内，主戰的日本軍部地位上升，導緻日本走上全面侵華的道路。這次事件爆發後的幾年時間内，東北三省全部被日本關東軍占領，因此被中國民衆視為國恥，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國許多非正式場合都被稱為“國恥日”。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為了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争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中國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戰争罪行，牢記侵略戰争給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2014年2月27日，中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公祭日的設立表明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争、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
紀念建築
中國人民抗日戰争紀念館
中國人民抗日戰争紀念館位于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爆發的盧溝橋事變發生地——北京市豐台區宛平城内。1985年由文化部、北京市政府立項，北京市承建，1987年7月7日建成并對外開放，是全國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國人民偉大抗日戰争曆史的大型綜合性專題紀念館。
紀念活動
2015年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日，中國将根據慣例并參照各國作法，在北京隆重舉行紀念活動，包括舉行紀念大會、閱兵式、招待會和文藝晚會，習近平主席等中國領導人将出席。中方還将邀請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參戰國、亞洲國家和其他地區國家領導人、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負責人、為中國抗戰勝利作出貢獻的國際友人或其遺屬出席。此外，這也是中國首次在10月1日國慶節以外的日子舉行閱兵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