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交成風
以"三教"統稱儒釋道,始于北周時期,約公元6世紀中後,中國文化逐漸形成儒釋道三足鼎立之勢。經過隋唐時期的三教講論與融通,三教合流在北宋已經大緻成型,明代以後則成社會主流思想。儒家的主要功能當然是“治世”, 它是一種治理國家的意識形态, 确立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禮儀規範與典章制度。道教的功能主要是“治身”, 長生不老的神仙生活, 中國人素來心向往之。佛教的功能主要是“治心”, 在消除煩惱的心性修養方面, 有着明顯的優勢。有關心性修養的豐厚思想資源, 特别是禅宗的“明心見性”、華嚴宗的“理事無礙”、天台宗的“止觀雙修”等, 成了宋代儒學發展的重要源頭。佛道兩教, 因此配合實踐儒家的倫理規範。尤其是佛教, 在民間社會還承擔了許多慈善救濟的實際功能。唐高祖李淵下诏, 稱“三教雖異, 善歸一揆”。宋孝宗寫《原道論》, 提倡“以佛修心, 以老治身, 以儒治世。”明太祖朱元璋在《三教論》裡說:“于斯三教, 除仲尼之道祖堯舜, 率三王, 删《詩》制典, 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 暗助王綱, 益世無窮, 唯常是吉。……三教之立, 雖持身榮儉之不同, 其所濟給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 于斯三教, 有不可缺者。”
士大夫從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傳統儒家教育，理應是儒學的維護者。可是明代的士大夫，無論是閣部大臣，抑或州縣小吏，無論是在職，抑或鄉居，均是佛、道的倡導者，甚至成為佛教寺院的"護法"。當時的風氣，就是士人以與釋、道二教人士相交為雅。所以，對佛教的貢獻，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夫近時之士大夫，皆誦法孔子者也。所望創僧廬，市僧田，以招緻撥草瞻風諸龍像者，惟誦法孔子諸賢是頓，則儒之有庇釋也，不信然哉!”明人蔣德王景也說，晚明的士大夫，“無不禮《楞嚴》，諷《法華》，皈依淨土”。此外，宋明理學大量吸收佛學思想，使得佛道兩教漸趨衰落。佛教産生的時間比道教早得多, 在傳入中國時佛教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備, 因此, 道教産生後在很多方面都借鑒吸收了佛教。比如, 在早期道經的造作過程中, 便多有模仿乃至因襲佛經之處;道教的宮觀設施、組織形式、宗教儀式等方面, 亦不乏借鑒佛教之處。又如, 受“大道無形”思想的影響, 早期道教是反對偶像崇拜的, 因此稱佛教為“像教”。但是, 後世道教“設像立教”的形式與佛教卻别無二緻, 其實正是受佛教影響使然。全真道提倡三教合一，以《孝經》《心經》《道德經》為核心經典。
早在明初，就有一些僧人善于詞翰，與士人交往密切，但隻是僅見的例子，不成氣候。中期以後，以至明季，由于儒、佛、道三教合流漸成氣候，士人與僧、道相交更是不争的事實。這種風氣主要反映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僧、道不守清規，不在僧寺、道觀清戒受持，而是到處遊蕩，遊方僧道遍地皆是，尤以京師為甚。如明人言：“京師，僧海也。名藍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贍養之腆，則又十邊儲而三之，故十方缁流鹹輻辏于是。”二是士大夫師事沙門，大族中子弟甚至拜高僧為師。如張履祥揭示道：“近世士大夫多師事沙門，江南為甚。”這種風氣僅僅是儒、佛、道合流的綜合反映，而其具體的表現，則為士人與僧道相交，恬不為怪，甚至引為風雅。
三教堂
孔子、釋迦、老子并祀于一堂之類的三教堂，至遲在元代已見其例。一至明代，則蔚然成風。照例說來，孔子祀于學，佛氏祀于寺，老氏祀于觀，原本俱有定制，各不相混。可是，在明代，卻流行将孔子、佛氏、老氏并祀于一堂。鑒于此，朝廷隻好下令禁止。明永樂三年(1405)，朝廷頒布禁令，“禁祀孔子于釋老宮”。然三教合流畢竟已是大勢所趨，盡管朝廷一再申禁，但禁令往往徒具虛文。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釋、道合為一圖，或者塑像于寺觀。釋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現了穿戴為道冠、儒履、釋袈裟之傅大士。這種行為并非隻是盛行于道、佛，同樣為一些儒家人士所恪守。如陳白我，“建三教堂，奉孔子暨二氏”。又賓州有一座三教閣，居人楊鳳雲所建，“閣有孔子、釋迦、老子三像”。
一旦儒、釋、道三教聖人共聚一堂、一閣甚至一圖，那麼三教之間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這在民間的祠廟中反映尤為明顯。
這可以析為以下三種情況：
一是儒家人士的祠廟，卻由僧、道管理。如徐州祭祀漢高祖劉邦的祠廟，其香火由僧人管理。
二是原本為道教系統的神祠，卻也有僧人住持。如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以僧守奉香火”。
三是儒家的祭祀人物附設于道觀中。如蘇州廣陵王祠，祀吳越中軍節度使錢元及其子文舉，即設于城内三茅觀。
上述種種，固然與當時思想界儒、佛、道合流的趨勢桴鼓相應，但也與朝廷祀典、禮儀的含混不清乃至失察有關。明帝國以儒教立國，這勿庸置疑。然而堂堂帝國，每遇大朝會時，百官習儀卻不在國子監孔廟，而是在佛寺或道觀，先在慶壽寺、靈濟宮，後定于朝天宮。朝廷如此，地方官員也隻好照章辦事，不必去追究是否符合儒家信條。如杭州錢塘縣，每歲造土牛，均在靈芝崇福寺迎春。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