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房内考: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的作品-中文百科頻道

内容簡介

這部書被認為是《秘戲圖考》的姊妹篇，被西文漢學界公認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權威之作。該書在西方出版的英文名是《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直譯過來是《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中國古代房内考》作者附加的中文名。譯者在譯後記中最後說：“本書雖是一本寫給西方讀者看的書，但對中國讀者來說，卻有自我認識的意義。我們把它翻過來，重新介紹給中國讀者，說實話，并不是因為性問題近來已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相反，我們倒是希望，這本書對長期禁锢之後的過度敏感和興奮會有某種‘冷卻’作用。”

“房内”一詞是中國古代對性事的雅稱，“曆代房内考”即是對悠悠曆史長河中性文化的考證。本書首次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華民族性文化漫長而曲折的演變史。從最初的原始社會的性崇拜、性禁忌到逐漸形成性文化雛形的奴隸社會；寬松的兩性關系、房中術的興起和性藝術、性文學的興盛為代表的漢唐時期到對性進行殘酷的禁锢與剝奪的宋元明清時期；

從二十世紀初的“性博士”奇人張竟生到改革開放的九十年代的全國兩萬例“性文明”調查，人們的性觀念、性意識一直在禁锢與解放中交錯演進。全書以洋洋二百萬文字，近千幅圖片将5000年中國性文化的發展史，淋漓盡緻地展現給讀者，從而揭開了中國曆史上最為神秘的一頁。本書是一部全面系統闡述曆代中國性文化的宏篇巨制，一部生動直觀描繪中國房中術的精美典籍。本書首次透過古代中國性文化的淵源看當代性文化的發展；首套集性文化、性科學、性醫學、性風俗之大成的巨作；首部公開披露曆代民間性學秘傳本、手抄本及宮廷房中理論的典籍；首次登載并以學術眼光研究性文物、春宮畫、秘戲圖的精美讀物。

明代的性習俗——房中書：《某氏家訓》——《素女妙論》——《既濟真經》——《修真演義》——色情小說：《金瓶梅》——《隔簾花影》——一個真實有愛情故事：《影梅庵憶語》——明代的人物畫像與服飾——淫穢小說：《繡榻野史》——《株林野史》——《昭陰趣史》——明代春宮畫——明末江南春宮畫冊：《勝蓬萊》——《風流絕暢》——《鴛鴦秘譜》——《繁華麗錦》——《江南銷夏》——中國性觀念的最後标本——明朝的滅亡——中國文化的生命力

附錄

附錄一：印度和中國的房中秘術

附錄二：《秘戲圖考》中文自序；《秘戲圖考》收藏簡表

書名簡稱索引

中文索引

日文索引

總索引

譯後記

作者

作者高羅佩（R•H•Van Gulik，1910—1967），是荷蘭著名漢學家，曾荷蘭萊頓大學和烏得勒支大學攻讀法律和東方語言，1935年以研究印度、中國西藏和遠東馬祭的論文而獲博士學位。之後，一直在荷蘭駐外機構中擔任外交官，先後就職于東京、重慶、南京、華盛頓、新德裡、貝魯特和吉隆坡，最後職務為駐日本大使。

作者漢學功力深厚，發表過不少研究中國古代曆史文化的譯作和專着，如米芾《硯史》譯本（1938年）、《中國古琴學》（1940）、嵇康《琴賦》譯本（1941年）、《明末義僧東臯禅師集刊》（1944）、《狄公案》譯本（1949年）、《春夢瑣言》（1950）、《秘戲圖考》（1951）、《棠陰比事》譯本（1956）、《書畫說鈴》譯本（1958）、《中國繪畫鑒賞》（1958）、《中國長臂猿》（1967）及本書。

這些書中，尤以《狄公案》譯本和本書名氣最大。《狄公案》譯本在西方有“中國的福爾摩斯小說”之稱（作者後來還寫有自己構思的續作），非常風靡。而本書則取材鴻富，研精慮深，在研究中國古代性生活這一問題上，被西文漢學界公認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權威之作。美國學者坦納希爾（Reay Tannahill）在其《曆史中的性》（Sex in History）一書中遍論世界各古老文明的性生活，述及中國，幾乎全取本書。她說，此書“無論取材或立意言之，皆為無價之寶”，洵非虛譽。

雖然此書主要是寫給西方讀者，是為了糾正西方人對中國古代性生活的偏見，但它的内容對中國讀者也同樣有耳目一新之感。因為作者所講的事情即使對中國人來說，似乎也以十分隔膜。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他曾任荷蘭駐華大使的秘書，那時他大部分時間都不在自己的辦公室，而是在北平的街頭閑逛，要不就是到琉璃廠的古玩店裡與老闆天南地北的聊天。為此，他的上司多次發脾氣。他依然我行我素。

他當然也算是小有名氣的收藏家：中國的古籍、美術、字畫、瓷器、古琴------樣樣都感興趣，北京的琉璃廠、東京神田區的舊書店、倫敦的舊書攤，都是他流連忘返之處。他懂十四種語言，他象中國文人一樣，喜歡琴棋書畫，愛好吟詩作對；他自起了“高羅佩”這個中國式的姓名，還取字“忘笑”，取号“芝台”，并将自己的寓所命名為“猶存齋”、“吟月庵”，頗有儒風。他與郭沫若、于右任、徐悲鴻等名人時有往來。最有意思的是，一九四三年，他還娶了一位叫水世芳的中國大家閨秀為妻。1967年，高羅佩先生因患癌症在海牙病逝，時年五十七歲。

譯者前言

這本書的内容對中國讀者已經太陌生，簡直好像是講另一個國度。然而，這卻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漢學着作：由一個外國人講中國，講我們自己的事情。

本書英文原名直譯過來是“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副标題是“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1644年中國性與社會的初步考察”，另個還有中文名稱，叫《中國古代房内考》。現譯本沿用作者的中文名稱。

此書從性質上講是一部從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國古代性生活的學術專着。就作者的經曆和學術背景而言，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對中國曆史文化的研究，過去多偏重于琴棋書畫和詩賦小說，很有點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儒雅之風”或“玩古董氣”。他怎麼會想到現在這樣一個題目上來呢？這就說到他對中國明代春宮版畫的收集。

在本書的序言中，作者很坦白地說，他對中國古代的性問題過去一直繞着走，覺得自己缺乏性學知識如殘疾人，不敢去碰。但有一次，他偶然買到一套明代套色春宮版畫的印版，即《花營錦陣》，想把它印出來供有關學者研究，由此引發興趣，才終于一發不可收拾，先是寫了《秘戲圖考》，後又寫了本書。所以講本書，是不能不提《秘戲圖考》的。

《秘戲圖考》是一部研究明代春宮版畫的專着。該書最初是從藝術鑒賞的角度來寫，隻想在前面加一個帶有曆史研究性質的導言，後來逐漸擴大開來，竟成為一部三卷本的大書。其中第一卷是正文，系用英文寫成。

該卷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色情文獻簡史》，内容是讨論房中秘書和色情、淫穢小說，時間範圍從漢一直到明，就是本書的雛型。第二部分是《春宮畫簡史》，重點介紹八部春宮畫冊。

第三部分是《花營錦陣》，包括畫面說明、題辭譯文和注釋。卷後附有《中國性學詞彙》及索引。第二卷是《秘書十種》，系書中引用的重要中文參考文獻，用中文抄錄，包括《洞玄子》、《房中記》、《房中補益》、《大樂賦》、《某氏家訓》、《既濟真經》、《修真演義》、《素女妙論》、《風流絕暢圖》題辭、《花營錦陣》題辭。卷後有附錄，分“舊籍選錄”和“說部撮抄”兩類。第三卷是影印的《花營錦陣》原圖。全書前面有英文導言和中文序（用文言文寫成）。

所有中、英文皆手寫影印。作者認為該書不宜公開出版，所以中印了五十部，分贈世界各大學圖書館和研究單位（參看本書附錄二）。近聞香港已将該書翻譯出版。

此書初版于1961年，與《秘戲圖考》是姊妹篇，但二者有幾點為同。第一，此書側重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而不是藝術鑒賞，與前者有分工，叙述曆史部分加詳，而講春宮版畫反略，隻占第十章的一小部分。第二，此書後出，距前書有十年之久，講曆史的部分不但獨立出來，而且内容上有增補，觀點上有修正。如作者增加了講西周和西周以前、東周和秦的部分，其他原有部分也補充了許多新引文，修改了許多舊引文的譯文，并采納李約瑟的意見，修正了前書對道家性秘術的評價，放棄了所謂道家進行“性榨取”的說法，因此顯得更加完備。

第三，此書是用來公開出版，面向廣大讀者，作者一貫強調愛情的高尚精神意義（參看本書中對趙明誠、李清照愛情故事的描寫），反對過份突出純肉欲之愛，對正常的性行為與變态反常的性行為（施虐與受虐，排糞尿狂、獸奸）作嚴格的區分，故對本書行文、版圖和插圖的選擇極為慎重。如作者把某些引文中涉及性行為的段落用拉丁文的生理學詞彙翻譯，使具嚴肅性；版圖、插圖完全沒有表現全裸或性交的畫面。其中唯一兩幅選自春宮畫冊的版圖，也是為了說明其藝術表現手法而專門挑出，一幅全身着裝，一幅隻裸露上半身。全書沒有超過這一限度。

對性的問題的研究，在現代西方已經形成專門的學科（Sexology），中國古代則叫做“房中術”。從研究文化史的角度講，“房中術”是中國古代“實用文化”，其主要包括以天文曆算為中心的“數術之學”、以醫學和養生術為主的“方技之學”以及兵學、農學還有詩賦繪畫和手工藝等等。戰國已來的私學，即帶有一定自由學術性質的諸子之學實際上是在這種“實用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古代的房中術本屬于“方技”四門之一（其他三門是“醫經”、“經方”和“神仙”）。

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帛書表明，這種研究在古代是被視為上至于合天人，下至于合夫婦，關系到飲食起居一切養生方法的“天下至道”。在當時影響至大。過去我國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囿于諸子之學，對中國古代實用文化的影響和作用認識不足，特别是對其中涉于“迷信”、“淫穢“的東西避忌太深。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國外漢學界往往恰好是對這些方面抱有十分濃厚的興趣。

例如1974年在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舉行的馬王堆帛書工作會議上反映出來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們之所以重視這些東西，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很清楚，就是他們顯然注意到，這些材料對于研究中國文化的獨特内心理解是不可缺少的。關于這一點，我們不妨拿諸子書中很有名的《老子》做一個例子。《老子》書中最重要的概念是“道”。“道”是什麼意思，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争論不休，其實原書講得很清楚，“道”是不死的“谷神”，“谷神”就是“玄牝”，即一個“玄之又玄”的女性生殖器，天地萬物所出的“從妙之門”。這顯然是一個與房中術密切有關的“地母”（Earth-Womb）概念。

還有書中的另一重要概念“德”，核心是“守雌”，作“天下之牝”。為什麼說要作“天下之牝”，就是因為“牝恒以靜勝牡。為其靜也，故宜為下”，凡是熟悉古代房中術内容的人都不難明白，這些話正是來源于對性行為的觀察。至于其他譬喻，如“嬰兒”、“赤子”、“天下之溪”等等，無不由此引申。

西方漢學家利用我們忽略的材料而在某些領域裡比我們先行一步，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是一個例子，高羅佩氏的此書是又一個例子。

本書為讀者展開了一幅中國古代生活的巨幅畫卷。作者在書中運用了大批中文史料，有些是海外珍本秘籍，有些是從浩如煙海的中國舊籍中細心鈎稽出來，工程龐大，作為一個外國人，實屬難能。從這些引書，我們可以窺見作者的基本寫作思路和内容安排的“虛實”。它們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1）一般舊籍。如講西周和西周以前的第一章主要引用了《詩經》，講東周的第二章主要引用了《左傳》，講秦和西漢的第三章主要引用了《禮記》。早期階段史料缺乏，作者隻好利用這類材料。另外，本書每章開頭作為引子的曆史概述，大多是據一般正史記載，針對的是西方讀者，帶有介紹性；各章中穿插了一些文學作品，如漢代歌賦、唐詩及宋詞，除少數是直接關系到本題的史料，很多隻是用來“渲染氣氛”。

（2）房中書及有關醫書。房中書是古代指導夫婦性生活的實用書籍，，最早見于《漢書·藝文志》着錄，在初本是極為嚴肅的書籍并無消遣娛樂的性質。古代希臘、羅馬、印度和現今西方國家都有這種書，作者對曆代史志着錄房中書，皆考其撰人、書旨、篇帙和存佚之迹，一直窮追至明，然搜輯所得不過數種，隻有日本古醫書《醫心方》所引《洞玄子》及《素女經》等書引文、《大樂賦》、《房中補益》、《既濟真經》、《修真演義》、《素女妙論》。這些書，《醫心方》引書年代最早，收入第六章。過去國内隻有葉德輝輯本，收入《雙梅景闇叢書》中。

葉氏所輯有遺漏，且打亂原書引用順序，此書則是按《醫心方》原書進行引述。《大樂賦》是法國伯希和藏敦煌卷子本，過去國内有羅振玉《敦煌石室遺書》影印本和葉德輝《雙梅景闇叢書》刻印本。《房中補益》出孫思邈《千金要方》，有《四庫全書》本。這兩種屬于唐代，收入第七章。其他三種都是流入日本的珍珍稀之本，屬于明代，收入第十章。由于這類材料比較少，所以顯得特别珍貴，作者又自稱對性學外行，想用史料本身說話，所以往往大段大段引用，有的甚至全篇抄入（如《洞玄子》）。

（3）與道家煉内丹有關的書籍。書中反複強調道家原則的重要性，但由于明《道藏》對這類書大加删略，作者實際引用的材料并不多，主要隻有《周易參同契》、《抱樸子》、《雲笈七簽》和《性命圭旨》等幾種。這種書與前一種書有密切關系，如《醫心方》引抱樸子、沖和子之說，就屬于道家言，故作者每每把二者視為同一類。但此種書已從一般所謂的“合夫婦”、“養性命”發展為專以得道成仙為目的的秘術修煉，把女人當煉内丹的“寶鼎”，而把“合氣”、“采補”看作點化的手段，更加神秘化，也更加技術化。

（4）唐代色情傳奇。見于第七章。如《遊仙窟》、《神女傳》、《志許生奇遇》。這類材料書中引用不多，但有一定重要性。它們不僅反映了當時的性習慣和婚俗，還可視為後世色情小說的濫觞。

（5）野史筆記。這類材料非常零散，尋找不易，但常常包含許多意想不到的信息，如本書第六章講中國的變态性行為，引用朱·《萍洲可談》述沈括妻之虐待狂，引用趙翼《陔餘叢考》述南宋時期的男妓行會，引用陶宗儀《辍耕錄》述春藥“鎖陽”，引用趙翼《檐曝雜記》、談遷《棗林雜俎》述淫具“緬玲”。第八章講“龜”字的由尊而諱，引用王士祯《池北偶談》、趙翼《陔餘叢考》、俞樾《茶香室四鈔》；講宋代三等妓院，引用周密《武林舊事》、耐得翁《都城記勝》、吳子牧《夢梁錄》。第九章講元代宮廷中的喇嘛教密教儀式和所謂“歡喜佛”，引用鄭思肖《心史》、田藝蘅《留青日劄》、沈德符《敝帚齋餘談》。

（6）明代色情、淫穢小說。作者把包含大量性描寫的小說區分為兩類，一類是erotic novels，即色情小說，指并不專以淫猥取樂，而是平心靜氣地狀寫世情的小說，代表作是《金瓶梅》；另一類是pornographic novels，即淫穢小說，指專以淫猥取樂，故意尋求刺激的下流小說，代表作是《肉蒲團》，此外，書中還介紹了《繡榻野史》、《株林野史》和《昭陽趣史》三書。

這兩類小說雖然都有大量性描寫，但性質不同。前者在文學史和社會史的研究上占有很高的地位，這是大家都公認的；而後者則從内容上講是庸俗的，在藝術形式上也沒有多少可取之處，是享樂過度、厭倦已極的心理表現，有時情節反而是為性描寫而設計的。不過，盡管如此，我們應當承認，即使是後一類作品，對于文學史的研究、語言史的研究、社會史的研究、性學的研究，也仍然是一種重要史料。

（7）春宮版畫。作者曾經寓目的春宮畫冊共有十二部，《秘戲圖考》中介紹了其中的八部，即《勝蓬萊》、《風流絕暢》、《花營錦陣》、《風月機關》、《鴛鴦秘譜》、《青樓·景》、《繁華麗錦》、《江南消夏》。本書隻選擇代表其各個發展階段的五部，沒有講《花營錦陣》、《風月機關》、《青樓·景》。

作者在此書中對春宮畫的起源、工藝手法和類型、分期做了簡短概述，指出春宮畫最初是起源于房中秘書的插圖，後來才單獨流行，在形式上分手卷和冊頁兩種，并且在上述小說興起後，還以小說插圖的形式出現。作者指出，春宮版圖的流行主要是在明末的江南，時間很短，隻有八十年左右，但在唐寅、仇英的圖樣設計和胡正言《十竹齋畫譜》和《十竹齋箋譜》刻版技術的影響下，卻達到了中國版畫史上登峰造極的地步。

作者在《秘戲圖考》中文序言中說，這些畫“實為明代套版之精粹，勝《十竹齋》等畫譜強半，存六如、十洲之筆意，與清代坊間流傳之穢迹不可同日而語。外國鑒賞家多謂中國曆代畫人不娴描寫肉體，據此冊可知其謬也”。

（8）其他繪畫和藝術品。為了使西方讀者對中國古代的“房内”生活有一種直觀和親切的了解，作者在每一章中還專門辟有讨論各時期服飾、家具和室内陳設的段落。書中許多版圖和插圖即為此而安排。它們當中有些是作者的私人藏品。

另外，作者還利用了許多西方漢學家、日本漢學家的有關論着，對他們的譯本和研究在注釋中作了扼要的介紹和評價。在本書附錄一中還引用了許多西方和印度本國研究密教的論着。

對以上這些材料的讨論往往被分配在每一章中，各自成為獨立的片斷，可以互相對照，但因各章講讨論的重點為同而欹輕欹重，如房中書的讨論重點是在第六章，而色情、淫穢小說春宮畫的讨論，重點是在第十章。為了眉目清晰，我們在這些片斷的前面加了提示性的小标題，用方括号括起。這些材料以性問題為中心構成了一個很大的畫面。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性問題是一個涉及到醫學、宗教、家庭婚姻、倫理道德和文學藝術等許多領域，從生理到心理，從個體妻家庭，從家庭到社會，觸及面極廣，敏感度極高的問題。我想，每一個稍具正常心理的人都不難想象，如果我們把這一側面從每個有關領域一一抽去，那麼我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将會是何等片面和膚淺。

此書對于開展同類性質的研究，不僅提供了大量資料，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開闊的視野的敏銳的目光，對我們也很有啟發。下面是比較突出的幾點。

首先，雖然正如上文所說，本書前幾章從材料上講很薄弱，如果讓我們來寫，往往就會感到無從下手，然而正是在這種地方，卻充分顯示出作者的洞察力。他能從晚期房中秘書的字裡行間體味到它有一種淵源古老、始終一貫的原則，開卷一上來就講中國人的基本性觀念，指出它是以陰陽天道觀為基礎，這可以說是抓住了綱領。

現代文化人類學的知識告訴我們，一切原始民族都遠比現代人與自然界更為密切，更敏感的接觸。他們總是把生命現象與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過程緊密相聯，并從與自然界更為接近的動物“學習”，求得與自然的溝通與協調。他們把自然、人與自然的媒介（動物）和人看作是一個交互感應的大系統對它們進行了漫長而細緻入微的觀察。所以中國的傳統醫學理論和有關的巫術、方術總是把服食（吃藥、吃飯）、導引（形體鍛煉）和房中（性交技巧）作為一個整體來乍待，從中發展出一種日益神秘化和技巧化的體系，既帶有一切原始思維的幼稚性，也帶有它的天然合理成份。

正是以此為基礎，中國古代房中術才一再強調，夫婦之道乃是天地陰陽之道的精巧複制。這一點，我們從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漢帛書《養生方》、《十問》、《合陰陽》、《天下至道談》等書可以看得更清楚。在本書中，作者曾經猜測“假如《漢書》所載房中秘書得以保存下來，它們的内容肯定與《醫心方》所引内容是一緻的。”上述馬王堆帛書，抄寫年代在漢文帝以前，成書當在更早，其術語和叙述方式與《醫心方》引書極為相似，可以證明作者的猜測是正确的。

其次，過去許多研究領域都對性問題避而不談，搞醫學的不講房中術，搞宗教的不講密教，搞小說史的頂多提一下《金瓶梅》，搞版畫史的也不理春宮版畫，緻使這一問題的研究成為“被人遺忘的角落”。很多材料都在圖書館中塵封蠹蝕，無人知曉。不但“隔行如隔山”，就連本行都兩眼一抹黑。與這種作法相反，在本書中，作者不但把各方面材料集中起來，而且能夠注意各種問題的相互照應，雙如房中術與道家煉内丹的關系，道家煉内丹與印度密教的關系，春宮版畫與色情、淫穢小說的關系，把有關線索串連起來，非常注意問題的整體關聯，使後來的研究者可以循此做進一步的探索。

第三，我們還應該提到的是，作者對他所研究的課題非常講求科學認真的态度。例如在讨論中國古代的性觀念時，作者總是一再強調，要從一夫多妻制的曆史前提去理解。指出當時人們對兩性關系、男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以及他們對婚姻的義務，還有其他許多問題，都有特定的曆史标準；中國古代房中術強調“一男禦數女”的技巧掌握并不是随便提出來的，而是考慮到這種曆史前提下男女雙方的身體健康、家庭和諧和子孫繁育等實際問題。

還有有些很小的細節，如《兒女英雄傳》中男主人公安骥和女主人公何玉鳳“陰陽颠倒”，這一現象在性心理的研究上很典型。作者為了說明何玉鳳的“男子化”，就連書中講何玉鳳站着撒尿這樣的細節都沒有放過，觀察是很細心的，再比如作者對“回精術”的評價，一方面作者指出，沒有射出的精沿脊柱上行是不符合生理學的，它們隻會進入膀胱，而不會進入脊柱，但同時，作者又很慎重，說這也許是古代中國人對相關心理過程的一種模糊表達。

書中涉及專門的醫學知識，作者總是盡量引用現代科學的研究成果，如對“春藥”，作者指出，它們大多并不含有有害成份，但亦無特殊效力，隻有一般的滋補作用，中國人對春藥的迷信往往帶有性聯想的成分，個别藥物甚至對人體有害。這些說法就是有可靠根據的。而作者在其知識不足以作出判斷的情況下，總是把問題提出來，留給專家去解決，這也很有“多聞阙疑”的精神。

第四，作者學識淵博，除精通中文史料，還對印度和日本的文化有相當深入的了解，因此有可能對三種文化的有關材料進行對比研究。如作者提到中國房中書、春宮版畫、婚俗、服飾、家具、室内陳設對日本的各種影響及其遺留痕迹，把許多現象，如中國的“顫聲嬌”與日本的“琳之玉”、中國的春宮版畫與日本的浮世繪等等做了有趣的對比。特别是本書附錄一很重要，提出了一個範圍更大的問題，即中國房中術與印度的佛教金剛乘和印度教性力派密教經咒的關系問題。

這個問題還牽涉到西藏喇嘛教和日本東密。隋唐時代的房中書與印度密教有幾乎完全相同的“回精術”和同樣使用的“泥丸（垣）”這個術語，這種相似很容易使人以為中國的房中術是外來的。特别是元代以來，人們往往把房中術的傳授歸之于“蕃僧”（參看《金瓶梅》），更使這種印象得到加強。作者不囿于成說，利用大量史料論證，中國的房中術遠在漢代以前就已形成完整體系，在年代上早于印度密教經咒，應是獨立起源，而非外來；

相反，印度密教經咒卻可能是在中國房中術的影響下發展起來，以後又回傳中國，影響到隋唐以來的中國房中術。雖然作者也承認，他所提出的僅僅是一個假說。但這個假說至少有一半是可以成立的：即中國房中術應當有其獨立有起源，出土馬王堆帛書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

此書對中國古代性生活的研究有開創之功，但既然是開創，當然也就僅僅是個開頭。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要想在一本概論性質的書中反映出上述十個曆史時期每一時期性關系的總面貌，這當然不可能。況且我們對中國社會史的現有知識是否已經充分提高到足以做詳細論述的地步也是大可懷疑的。”此書僅僅是勾勒出一個大緻的輪廓，以國内學術界的要求去衡量肯定還相當粗糙。很多有關領域的研究者可能會提出非議。

從材料上看，本書前五章顯得比較薄弱，特别是前兩章，涉及的是先秦時期，顯得就更薄弱。先秦時期，不僅文字史料少，而且是個需要綜合考古學、銘刻學等許多專門研究的特殊領域，作者似乎在這一方面并不擅長，隻能利用西方漢學界的某些現成着作。可是這些着作，從書中引用的情況看，大多比較陳舊，比如作者對古文字材料的運用基本上就是靠不住的。另外，作者引用《左傳》，紀年推算亦往往錯後一年，這些我們都加了訂正性的譯注。

除去材料上的不足，作者還坦率地承認，自己對專業的性學知識是外行，所以作者經常說把問題留給性學家去讨論。作者明确聲明，他在書中對産科學和藥物學等純醫學問題不做讨論。這種不足，我們無法苛求作者。但本書對避孕問題完全沒有談到，這卻未免令人遺憾。因為這個問題對中國性關系的研究确實太重要了。我們隻要從避孕技術在西方“性解放”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加以反觀。便可想見這一點。

還有，作者在對中國性觀念的評價上使用了“正常”與“不正常”的概念，強調中國人比其他古老文明更少反常行為；在對中國性觀念發展的估計上也有“一向開放而突變為壓抑”之說。這些提法，作為一種總體性的和趨勢性的估計也許是可以成立的，但對具體情況的複雜性似乎缺乏充分估計，線條顯得比較簡單。

此外，還可順便說一下，作者在第四章結尾把我國建國初期對“一貫道”的鎮壓與東漢政府對黃巾軍的鎮壓相對是很不妥當的。他在第六章中說葉德輝因刊印古房中書而為士林不恥，雖遭土匪殺害也無人同情，這種說法也對曆史事實有很大曲解。關于後一點，應當說明的是，葉德輝刊印古房中書雖對保存和整理古籍有功，但葉本人在政治上一貫反對革新和革命，在當武斷鄉曲、生活糜爛。他的死，并不是被土匪殺害，而是因反對農民運動而遭鎮壓。讀者可杜邁之、張承宗《葉德輝評傳》（嶽麓出版社1985年）。

本書寫作的一個基本目的是想糾正西方人認為“古代中國人性習俗堕落反常的流俗之見”（見本書序）。這一工作正像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不僅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有填補空白之功，而且也為增進東西方文化的相互理解做出了貢獻。作者說，“正如人們可以想見的那樣，像中國人這樣有高度文化教養和長于思考的民族，其實從很早就很重視性問題，他們不僅遠在兩千多年前就已形成極具系統的房中術理論，而且一直到清代以前，性問題仍可以自由談論和形之文字”。這些書“清楚地表明，從一夫多妻制的标準看，他們的性行為是健康和正常的”（見本書序）。

可是，這卻産生了一個問題：即為什麼長期以來中國人對性問題一直保持一種相當開放的态度，而清朝卻突然急轉直下，一下子變得緘默不言、諱莫如深了呢？對于這個問題，作者并沒有回答，而是留給了讀者去思考。

我們都知道，清代的禁毀之厄在曆史上是空前的，當時統治當局禁毀書籍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講明亡史實，被視為政治上有最大危險；另一類是所謂“淫詞小說”，罪名則是有害“人心風俗”。清人以一個朝氣蓬勃的民族入主中國，力挽明代末年侈糜淫濫的亡國之風，的确顯得很有魄力，但其禁書宗旨乃是“嚴絕非聖之書”（康熙五十三年谕），不僅把上述色情、淫穢小說、“淫詞唱片”禁絕在内，就連《水浒》、《西廂》這樣的書也不肯放過，卻也暴露了他們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極端脆弱。

前一種書有禁止，是非早有定論，但後一種呢？大家卻看得不大清楚，很少體會到這種“一幹二淨”，竟在我們民族的精神深處留下了無形的“暗傷”，這種精神上的“閹割”，其慘毒酷烈實不下于前者。

作者說，清代的禁毀之厄造成了中國人假裝正經的淫猥心理，他們虛情矯飾，竭力把自己的私生活弄得壁壘森嚴，陷于自己編制的網羅而不能自拔。這種遮遮掩掩曾使當時來華訪問的西方人大惑不解，以為其中必有污穢不可告人之處，輾轉傳說，愈演愈奇。因此作者發出浩歎：“一則徒事匿藏，一則肆口誣蔑，果誰之罪欤！”（《秘戲圖考》中文序言）

這的确是本書留下的一個惹人深思的問題。

作者在《秘戲圖考》中文序言的結尾曾說，“海内識者，如有補其阙遺，并續之以明末以後之作，固所企盼”。

如今作者已逝世二十年了，我們仍在等待着這樣的着作問世。

李零.1987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