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他們在東北地區推行殖民地化統治的同時，利用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主義，把侵略魔爪一步步伸向華北，民族危機日益嚴重。
1935年五六月間，日本侵略者密謀策劃，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脅，先後迫使南京國民政府接受達成了“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奉送給日本。之後，日本帝國主義積極策動所謂華北五省“防共自治運動”，策劃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權，全面在華北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侵略，“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激起北平各階層人民的極大憤慨。
當日本帝國主義的魔爪伸向華北大地之時，中國共産黨人向勞動大衆發出抵禦侵略、保衛華北的号召。1935年，中共河北省委多次發出通知、宣言，要求華北地區各級黨組織，在群衆中廣泛宣傳，開展抗日救亡鬥争，并對北平市領導機構進行改組，從政治上和組織上加強了對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11月，在彭濤、周小舟、谷景生、姚依林等人的領導下，北平大中學校學生成立了“北平市學生聯合會”，女一中學生郭明秋為主席，姚依林為秘書長。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在學聯建立了黨團，彭濤為書記。
1935年12月6日，北平學聯召開代表會，通過并發表了《北平市學生聯合會成立宣言》。随即，平津15所大中學校聯合發出通電，反對“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漢奸殷汝耕，動員全國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在這天，傳來了在日本侵略者逼迫下将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消息，廣大同學和各界進步人士極為震驚。12月7日，在中共北平臨時工委的領導下，北平學聯決定于9日舉行學生大請願，反對“華北自治”。8日，彭濤、姚依林、郭明秋、黃敬、孫敬文等人開會研究，決定由黃敬任遊行隊伍總指揮，姚依林、郭明秋進行隊外指揮。
事件經過
走上街頭
1935年12月9日淩晨，廣大愛國學生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樣爆發。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校學生舉着大旗和标語，分别朝着新華門進發。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近千名愛國學生離城較遠，到達西直門時，城門已被軍警關閉，請願隊伍無法進城。兩校學生就在西直門一帶召開群衆大會，向附近居民和守城軍警進行抗日宣傳。
上午10點半，新華門前彙集了中國大學、北平師範大學、東北大學等十多所學校1000多人的請願隊伍。新華門緊閉着，門前排列着警車和架着機關槍的摩托車，軍警憲兵手持刀槍。請願學生高舉着旗幟，手持标語，高呼抗日救國口号。推選董毓華、宋黎和于剛等12人為代表，要求面見何應欽，并提出反對華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員會、停止内戰、立即釋放被捕學生等6項要求。上午11時，何應欽的秘書侯成出來與學生會面，對學生提出的要求一味敷衍搪塞，為國民黨對日妥協對内反共政策百般狡辯。同學們對其答複極為憤慨，振臂高呼“打倒賣國賊”，“請願不成，我們示威遊行去”，宋黎被推舉為遊行隊伍的總指揮。
當遊行隊伍行至西單牌樓平津衛戍司令部附近時，遇到軍警的阻攔和襲擊。同學們不畏強暴，高呼抗日救國口号，繼續前進，隊伍也越來越壯大。北京大學的許德珩、中國大學的吳承仕等教授和當時在燕京大學任教的斯諾夫婦也參加了遊行示威。國内外許多報社的記者随行采訪。隊伍經西四、護國寺、地安門、沙灘抵達王府井大街時，已擴大到四五千人。王府井大街南口布滿了軍警，揮舞皮鞭、木棍，抽打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同學們與軍警展開了搏鬥，當場有數十人被捕。在國民黨當局的鎮壓下，遊行示威隊伍被沖散了。
救亡怒潮
“一二·九”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很快傳遍了國内外。中共北平市臨時工委、北平市學聯及時總結，對下一步行動進行部署。12月11日，全市各大中學校學生聯合起來罷課。國民黨當局對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極為恐慌，下令嚴禁學生的愛國行為，還派軍警封鎖一些重點學校。中共北平臨時工委獲知國民黨當局不顧廣大人民群衆的強烈反對，決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決定在這一天舉行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12月16日淩晨，1萬餘名北平愛國學生陸續走上街頭，一場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大示威爆發了。示威遊行隊伍共分為4個大隊，分别由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率領從不同方向前進，途中沖破軍警的封鎖阻攔，最後在天橋會合。上午11時許，北平愛國學生和廣大工人、農民、市民3萬餘人在天橋召開市民大會。會場旗幟飄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口号聲此起彼伏，響徹天空。市民大會結束後，1萬多名愛國學生整隊向前門方向行進。學生們手挽着手，不斷高呼抗日救國口号，向街道兩旁的市民和行人散發傳單。市民們熱情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有的送來開水和食物，有的自動加入了遊行隊伍。
遊行隊伍抵達前門時，遇到大批軍警和保安隊的阻截，愛國學生就在前門火車站廣場舉行第二次市民大會。大會決定繼續進内城示威遊行，并派代表與軍警交涉，要求打開城門。當局為了分割示威遊行隊伍，答應讓一部分學生從前門進城，但大部分學生須從和平門和宣武門入城。
下午4時，黃敬率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校部分同學由前門入城後，城門馬上關閉了。清華大學、燕京大學、東北大學、北平大學等校同學沿着西河沿赴和平門和宣武門。但城門都已緊閉，同學們多次試圖撞開城門，均未成功。後來幾經交涉，軍警答應以清華、燕京大學的隊伍先撤走為條件，可以打開城門讓其他學校的學生入城。此時已是晚上9點多鐘，當兩校隊伍離開後，城外四周的路燈全部熄滅，大批軍警揮刀舞棍從四面八方向學生撲過來，許多人遭到毒打。由前門入城的學生想去宣武門接應，當走到西單絨線胡同西口時，遭到大批軍警撲打，數十名學生被砍傷，街道上血迹斑斑。在“一二·一六”大示威中，全市學生共有22人被捕，300餘人受傷。
聲援北平
北平學生的愛國鬥争，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嚣張氣焰，揭露了國民黨當局的賣國行徑，得到了各界愛國人士的支持響應，促進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
12月18日全天，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6所大學的校長，聯名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同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向全國工人緊急呼籲援助學生救國運動，各地工人紛紛舉行罷工，支持學生鬥争。20日，共青團中央發表宣言，号召青年學生深入到工農群衆中擴大抗日救國運動。各地社團組織紛紛發表通電和宣言，聲援北平學生愛國運動。宋慶齡、魯迅、馬相伯、沈鈞儒、王造時、鄒韬奮、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樸、史良等愛國知名人士紛紛表示支持。宋慶齡從上海寄給北平學聯100多元錢，作為開展抗日救國工作的費用。魯迅于12月18日至19日夜，撰文熱情贊揚愛國學生的英勇鬥争精神，并寄以“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的殷切希望。12月26日，陝甘蘇區各界民衆舉行集會，聲援北平和各地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在北平學生愛國運動的影響下，全國各地學生群起響應。一時間，在黃河兩岸，大江南北，到處響徹抗日救亡的号角。
兩次遊行示威之後，在黨的領導下，北平學聯成立了南下擴大宣傳團，深入工廠農村，發動各地工農士兵群衆開展反日反蔣鬥争，也使愛國學生們得到了鍛煉和教育。1936年，南下擴大宣傳團在北平召開團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鋒隊（後改名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這是黨領導成立的先進青年組織。它的誕生和發展，大大推動了“一二·九”運動的深入發展。
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号召下，由北平愛國學生首倡，迅速席卷全國的“一二·九”運動，極大地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标志着中國人民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事件結果
大會通過了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反對華北任何傀儡組織，要求停止内戰、一緻對外，收複東北失地，争取抗日和愛國自由等8個決議案。會後，遊行隊伍奔向“冀察政務委員會”預定成立的地點——東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樓舉行總示威。隊伍走到前門，遭到大批警察和保安隊的攔截。經學生代表反複交涉，軍警才讓遊行隊伍分批分别由前門和宣武門進入内城。在宣武門，愛國學生遭到上千名軍警的血腥鎮壓，有二三十人被捕，近400人受傷。
北平學生的抗日救國示威遊行，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政府的賣國活動，迫使“冀察政務委員會”不得不延期成立。一二·九運動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響應。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杭州、西安、開封、濟南、太原、長沙、桂林、重慶等城市的愛國學生舉行請願集會、示威遊行，或發表宣言、通電，聲援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陝甘蘇區學生聯合會也發出響應的通電，蘇區各界民衆集會聲援全國各地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
12月1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為援助北平學生救國運動告工友書》，号召全國各業、各廠的男女工友起來召集群衆會議，發表宣言和通電，抗議漢奸賣國賊出賣華北與屠殺、逮捕愛國學生。
12月21日，上海市總工會通電聲援北平學生，呼籲全國同胞一緻興起，集合民族整個的力量，反對任何僞組織之存在，以維護主權而保國土。廣州鐵路工人、上海郵務、鐵路工人舉行集會，發通電，要求對日宣戰。魯迅、宋慶齡等愛國知名人士贊揚愛國學生的英勇奮鬥精神，捐款支持學生抗日救國運動。海外華僑也以各種方式支援愛國學生。一二·九運動廣泛地宣傳了中國共産黨與國民黨停止内戰、一緻對外的抗日主張，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新高潮。
運動意義
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是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号召下發生的，黨給學生運動指明了方向。它公開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并吞華北的陰謀，打擊了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投降政策，大大地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它配合了紅軍北上抗日，促進了國内和平和對日抗戰。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一二九運動是動員全民族抗戰的運動，它準備了抗戰的思想，準備了抗戰的人心，準備了抗戰的幹部”“一二九運動将成為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紀念。在一二九運動以後，在抗日戰争爆發以後，中國反帝國主義的事情就好辦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