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羽琌山民-中文百科頻道

個人概述

龔自珍(1792～1841)中國晚清思想家，史學家、詩人。一名鞏祚，字瑟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二十七歲為舉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閣中書，任國史館校對官。九年，始成進士。官至禮部主事。十九年，棄官南歸。二十一年，于江蘇雲陽書院猝然去世。

龔自珍初承家學淵源，從文字、訓诂入手，後漸涉金石、目錄，泛及詩文、地理、經史百家。受當時崛起的春秋公羊學影響甚深。面對嘉道年間社會危機日益深重，他棄絕考據訓诂之學，一意講求經世之務，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時代所撰《明良論》、《乙丙之際著議》等文，對封建專制的積弊，進行揭露和抨擊。他的思想為後來康有為等人倡公羊之學以變法圖強開了先聲。中年以後，雖然志不得伸，轉而學佛，但是“經世緻用”之志并未消沉。

他支持林則徐查禁鴉片，并建議林則徐加強軍事設施，做好抗擊英國侵略者的準備。龔自珍一生追求“更法”，雖至死未得實現，但在許多方面産生了有益的影響。在社會觀上，他指出社會動亂的根源在于貧富不相齊，要求改革科舉制，多方羅緻“通經緻用”的人才。在哲學思想上，闡發佛教中天台宗的觀點，提出人性“無善無不善”，“善惡皆後起”的一家之談。在史學上，發出“尊史”的呼籲，并潛心于西北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學上，則提出“尊情”之說，主張詩與人為一。他生平詩文甚富，後人輯為《龔自珍全集》。

個人生平

龔自珍一生可分三個階段：

①20歲以前，在家學習經學、文學。他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詩文。從8歲起學習研究經史、小學。12歲從段玉裁學《說文》。他搜輯科名掌故；以經說字、以字說經；考古今官制；為目錄學、金石學等。同時，在文學上,也顯示了創作的才華。13歲，作《知覺辨》,“是文集之托始”；15歲，詩集編年；19歲，倚聲填詞；到21歲，編詞集《懷人館詞》3卷、《紅禅詞》2卷。段玉裁作序說他“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為長短句”，“造意造言,幾如韓李之于文章”，認為“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懷人館詞序》)。這可以說是對龔自珍20歲以前學習的概括總結。

②20歲至28歲，應鄉試至入仕時期。嘉慶十五年(1810)，龔自珍19歲,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應浙江鄉試,始中舉,主考官為著名漢學家高郵王引之。次年應會試落選，嘉慶二十五年(1820)開始入仕，為内閣中書。這時期他逐漸接觸社會政治現實,并從科試失意中體驗到政治腐敗,産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從劉逢祿學習《公羊傳》。他寫出了《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尊隐》、《平均篇》等政論文。

嘉慶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詩集一冊請教“吳中尊宿”王芑孫。王認為他“詩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譜外紀》)。同年，他開始戒詩。今存這時期詩，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歲至去世。嘉慶二十四年會試落選後，他又參加五次會試。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會試,始中進士，時年38歲。在此期間，他仍為内閣中書。道光十五年（1835），遷宗人府主事。改為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兩年後，又補主客司主事。這類官職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歲，辭官南歸（道光十九年，1839）。

50歲，暴卒于丹陽雲陽書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時為鴉片戰争第二年。這時期,他對政治現實認識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寫出許多著名評論,如《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阮尚書年譜第一序》、《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曆史、哲學論文如《古史鈎沉論》等。也有不少文學散文名篇，如《捕蜮》、《書金伶》、《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病梅館記》等。

他的許多著名詩篇，如《能令公少年行》、《詠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雜詩》等，也都是這時期作品。龔自珍墨迹政治學術思想龔自珍生活的時代，是統一的封建國家面臨沒落崩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曆史新階段，國内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加深。

龔自珍從青年時起，就深刻地意識到封建國家的嚴重危機,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秋氣不驚堂内燕,夕陽還戀路旁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梁啟超說:“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龔自珍、魏源)輩若不勝其憂危，恒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清代學術概論》）早在嘉慶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戶”，“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議》)。

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認識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造成嚴重的民族危機，指出“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叩關，狎之則蠹國”（《阮尚書年譜第一序》）。他對時代的危機，不止是敏銳地感覺它，而且也積極地建議挽救它；他肯定未來時代的必然變化，并寄以熱情的幻想和希望。龔自珍處在過渡時代的開始階段。

他的思想發展，有一個艱苦、複雜和曲折的過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為代表的正統派考據學。但他沖出考據學的藩籬，不為家學和時代學風所囿。在現實社會運動主要是農民起義的啟發下，他以特有的敏銳的眼光，觀察現實，研究現實。在《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等文中，他對腐朽黑暗的現實政治和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平均篇》指出了貧富不均所造成的社會敗壞現象及其危險的後果:“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張，要求“貴乎操其本源，與随其時而劑調之”，“挹彼注茲”，平均貧富。在《尊隐》中，他隐晦曲折地表現出對農民起義的大膽想象和熱情頌揚，向往着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徹底的。

後來他看到均田制是辦不到的，又作《農宗篇》。主張按宗法分田：大宗百畝，小宗、群宗二十五畝，其餘閑民為佃農。其目的是“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建立以中小地主為基礎的封建統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階級的根本立場，因此，他在《農宗答問第一》及《農宗答問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龔自珍到30歲前後，在學術思想上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他從對正統派考據學嚴曆地批判到堅決抛棄考據學，接受今文經學《春秋》公羊學派的影響，從劉逢祿學習，“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據學的有用的部分；同時也批判今文經學雜以谶緯五行的“惡習”，而主張“經世緻用”，倡導學術要為現實政治服務。從此他更自覺地使學術研究密切地與現實政治社會問題聯系，研究的課題更為廣泛。

他“為天地東西南北之學”，研究地理學，而特别緻力于當代的典章制度和邊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圖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對現實政治社會問題也提出了積極的建議，寫《西域置行省議》和《東南罷番舶議》，主張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鞏固西北邊疆。随着生活經驗和曆史知識的增長，以及政治、學術思想的逐漸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萬物以及社會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問題，并把經史、百家、小學、輿地以及當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統一起來，形成一個相當完整的曆史觀。

他說：“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則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鈎沉論二》）這裡有前輩章學誠“六經皆史”觀點的影響，但比章說更擴大、通達、完整，更有科學性和戰鬥性。他把古代的一切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歸結到史官，并以當代的史官即曆史家自任。

他認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從全面着眼，作客觀的、公正的現實政治社會的批判。這實際是要使曆史和現實政治社會問題即“當今之務”聯系起來，應用《春秋》公羊學派變化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尊史”的口号下，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作全面的批判。這就是他在《尊隐》裡所尊“橫天地之隐”的具體化。

與此同時，他繼續不斷地關心現實政治社會的重大問題，不斷地提出批判和建議，始終沒有與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試《對策》中，他肯定經史的作用，更指出經史之用必以現實問題為依據，“不通乎當世之務，不知經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緩、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對現實問題，特别關切西北邊疆和東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國蒼生”，“益誡西邊将帥”。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學士書》，建議改革内閣制度。他對腐朽的官僚機構和庸俗官僚深惡痛絕。

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陳“當今急務八條”，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濫”。道光十八年(1838)，林則徐奉命到廣東海口查禁鴉片，他作了《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則徐“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主張嚴禁鴉片，堅決抵抗英國侵略者;主張和外國作有益的通商,嚴格禁止奢侈品的輸入；并駁斥了僚吏、幕客、遊客、商賈、紳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論調。

在中英鴉片戰争發生後，江蘇巡撫梁章巨駐防上海，他在丹陽書院于暴死前數日寫信給梁“論時事,并約即日解館來訪,稍助籌筆”（梁章巨《師友集》卷六《仁和龔定盦主事》條），表示希望參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國侵略者，更表現出堅決反抗外國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

龔自珍在中年以後，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煩惱和痛苦，“坐耗蒼茫想，全憑瑣屑謀”(《撰羽林山館金石墨本記成，弁端二十字》)。有時想以“搜羅文獻”自慰，“狂胪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後起緣”（《猛憶》）；甚至想“發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間的解脫。但他愛祖國,關心現實,無法排除“外緣”，終于成不了佛教徒。

龔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導方面說，雖然他的批判不徹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終是積極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現實統治為“衰世”，為“日之将夕”，确信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并寄以極大的熱情和希望，也是始終一貫的。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的前夕，一個主張改革腐朽現狀和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近代資産階級改良主義的啟蒙思想家。

文學創作

他一生創作，詩、詞、文都有建樹，被後世稱為“近代文學開山作家”。著有《龔自珍全集》傳世。龔自珍的文學創作，表現了前所未有的新特點，開創了近代文學的新篇章。龔自珍認為文學必須有用。他說，“曰聖之時，以有用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同年生吳侍禦傑疏請唐陸宣公從祀瞽宗……》）。指出儒學、政事和詩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認為詩和史的功用一樣，都在對社會曆史進行批評，文章、詩歌都和史有源流的關系。他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詩經》是史官采集和編訂起來的，而且“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七》)。因此，選詩和作史的目的，都是“樂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進行社會曆史批評。

所以他把自己的詩看成“清議”或“評論”,“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雜詩，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夜直》)。從這一詩論觀點出發，他認為詩歌創作的動機是由于“外境”即現實生活所引起，“外境叠至，如風吹水，萬态皆有，皆成文章”（《與江居士箋》），不得不然。而創作方法則和撰史一樣，應利用一切曆史資料（《送徐鐵孫序》）。

龔自珍的詩和他的詩論是一緻的。他打破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範水的沉寂局面，絕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總是着眼于現實政治、社會形勢,發抒感慨,縱橫議論。他的詩飽含着社會曆史内容，是一個曆史家、政治家的詩。他從15歲開始詩編年,到47歲,詩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少年哀樂過于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己亥雜詩》）。這些“精嚴”而“字字真”的少作，雖然都已失傳，但當時卻是針對政治腐敗和官僚庸俗的“傷時”、“罵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視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幾次戒詩。

嘉慶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開始戒詩，次年夏因考軍機章京未被錄取，賦《小遊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編了兩卷《破戒草》後，又發誓戒詩，“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正是憤慨于他的詩不能為腐朽庸俗社會所容忍。所以後來他又破戒作詩。龔自珍詩今存的600多首,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後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傷時”、“罵坐”。

道光五年的一首《詠史》七律是這類詩的代表作。詩中詠南朝史事，感慨當時江南名士懾服于清王朝的險惡統治，庸俗苟安，埋頭著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詩末更用田橫抗漢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誘騙文士的用心：“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釋言四首之一》，憤怒反譏庸俗官僚對自己的诽謗，“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對自己的嫌棄,“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

晚年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詩人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害,統治階級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隻籌一纜十夫多”、“不論鹽鐵不籌河”等，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

龔自珍更多的抒情詩，表現了詩人深沉的憂郁感、孤獨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籁無言帝座靈”，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觀中，寄托着詩人清醒的志士孤憤，抒發着對天下死氣沉沉的深憂。

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箫”，深深為邊塞形勢擔憂，感慨仗劍報國的志士無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劍”和“箫”、“劍氣”和“箫心”來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擊劍更吹箫，劍氣箫心一例消”(《己亥雜詩》)；對于自己的志向抱負不能實現，深為苦悶。在“抛卻湖山一笛秋，人間天地署無愁”（《夢中作四截句》）的現實環境下，詩人除了抒發感慨、縱橫議論之外，回憶值得留戀的快樂的過去，幻想現實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為詩人思想中一種必然的發展和出路。因此，在詩人的許多作品中表現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詩相當集中地表現了詩人思想中的矛盾。

詩中有逃向虛空的消極因素，更多的積極意義在于詩人對無可奈何的現實社會環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因而在《己亥雜詩》“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氣恃風雷”二詩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時代變化必然到來，希望“風雷”的爆發，以掃蕩一切的迅疾氣勢，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氣沉沉的局面。

個人影響

作品《病梅館記》，選自《龔自珍全集·定盦文集》。文章借文人畫士不愛自然健康的梅，偏愛梅的病态“美”，緻使梅橫遭肆虐，備受摧殘，而不敢說出他們的隐衷為實例，諷喻清朝嚴酷的思想統治與壓制摧殘人才的罪惡，揭露反動統治兇惡的本質與虛僞的伎倆，決心甘受诟厲，做治梅的工作，表現對被損害者的同情，敢于反抗的戰鬥精神與渴望追求自由解放的主張。寫作上，運用諷喻手法影射現實政治，寓意深刻；用“文人畫幹”喻清朝統治者，用種種癖好喻統治者的種種暴政，諷喻精當，含蓄而深刻；語句運用中，又恰到好處地采用許多排比句式，更增加了文章的表達效果。

人物評價

龔自珍，近代文學開風氣的人物，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文學家。祖父、父親均在北京做官，母親善吟詩繪畫，是個女才子，外祖父段玉裁是位文字學家。龔自珍自小就受到良好的學術與文學的教養和熏陶。他小時候就讀書廣泛，關心國事，産生改革變法的思想。他在科舉上不得志，27歲中舉，38歲才中進士，曾任内閣中書、禮部主客主事20餘年，始終是個七品小京官，無法施展抱負。48歲時，他終于對官場厭倦，不抱希望，憤然辭官還鄉，不久與世長辭。

詩詞選

龔自珍(1792-1841)，字爾玉，更名易簡，字伯定；又更名鞏祚，号定庵。詩今存600多首,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後的作品。龔自珍文在當時比詩有名，詞也很著名。龔集傳世版本甚多，最初有《定庵文集》3卷、《餘集》1卷，附《少作》1卷,道光三年自刻本。《己亥雜詩》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龔自珍去世後第二年，魏源所輯《定庵文錄》12卷，後有《定庵文集》3卷、《續集》4卷，同治七年吳煦刻本。1959年王佩□校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本《龔自珍全集》，此本基本上參照邃漢齋校訂本編例，分為11輯，第1至第8輯為文，第9、10輯為詩,第11輯為詞。

夜坐

春夜傷心坐畫屏，不如放眼入青冥。

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籁無言帝座靈。

塞上似騰奇女氣，江東久殒少微星。

從來不蓄湘累問，喚出嫦娥詩與聽。

沉沉心事北南東，一睨人材海内空。

壯歲始參周史席，髫年惜堕晉賢風。

功高拜将成仙外，才盡回腸蕩氣中。

萬一禅關砉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

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

名場閱曆莽無涯，心史縱橫自一家。

秋氣不驚堂内燕，夕陽還戀路旁鴉。

東鄰嫠老難為妾，古木根深不似花。

何日冥鴻蹤迹遂，美人經卷葬年華。

龔自珍故居

龔自珍故居在西城區手帕胡同21号。龔自珍在京住地之一。故居坐北朝南，三進院落，另有東西跨院。前院有北房3間，兩側耳房各兩間，東西廳房各3間。院内當年曾有道光禦筆“福”字匾及“耕讀堂”匠。故居基本保持原狀。龔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以詩文見長，自成一家，有“龔派”之稱。1839年辭官歸家。

龔自珍紀念館

龔自珍紀念館位于杭州城東馬坡巷6号小采園内，占地六百多平方米，1990年開館。龔自珍，名鞏柞，字瑟人，清代思想家、文學家，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和林則徐等人共同開啟了抨擊時弊，抗禦外侮，通經緻用的進步思想，被柳亞子譽為“三百年來第一流”。

龔自珍紀念館建于清末，屬中式宅院，為清代桐鄉人汪維所建“小米山房”，俗稱“小米園”。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出生于馬坡（婆）巷。龔自珍（1792-1841），道光九年進士。官至内閣中書、禮部主事等。學務博覽，所作詩文極力提倡更法，改革圖強，“以朝章國政世情民隐為質幹”，“誦史鑒，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著有《定庵文集》，今人輯有《龔自珍全集》。龔自珍雖自11歲随父親去京，久居在外，歸杭次數不多，但對家鄉眷戀之情在詩中時有流露，“從此與誰談古外，馬婆巷外立斜陽”。1988-1989年，小米園整修後作為龔自珍紀念館。館占地約0.7公頃，建築面積498平方米，已被列入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紀念館主體是座清代風格的兩層樓房，上下五開間，兼有耳房，雕梁畫棟，古樸典雅。館内正廳安放龔自珍半身古銅色塑像，四周懸挂沙孟海、趙樸初等名家提寫的匾額、楹聯。四個展室，陳列了龔自珍生平圖文簡介、大事年表、史料、龔氏年譜、詩選和後人研究文集等。庭院内小橋流水、假山亭榭，在花木襯托下，富有古典園林的特色。他的作品尤其受老年人喜愛。

龔自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