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容縣少年
黃紹竑，著名愛國将領，新桂系三巨頭之一，新桂系創建人。 [37] 1895年12月1日（農曆十月十五日）生于容縣一裡（現黎村鎮）珊萃村。他的家族為容縣望族，父親黃玉梁為舉人。1901年黃玉梁從廣州聘請名師到珊萃村教子弟，同時在自家的“萬松山房”設立學館，自任館長。黃玉梁特意為紹竑選擇寬厚和平的塾師啟蒙，對他的督教寬嚴适度。黃玉梁說：“兒童讀書不可開始過早，又不可督教過嚴。過早過嚴易傷身心。喪個性，長大必無所成。應等他年齡稍長，智識稍開，然後随其所喜，而善加誘導，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産。”黃紹竑啟蒙後兩三年間，僅讀了幾篇三字經和一本史鑒節要，其餘的經書，父親認為無用，尤其不适于兒童心理，不強迫他讀。幼年的黃紹竑十分淘氣。上課時常做遊戲，弄得老師哭笑不得。他喜歡弄刀斧，常因此受傷，但父親隻是引導他如何正确使用而未阻止他習用。他喜歡遊泳、打獵及攀高樹摘果、登樹頂掏鳥窠等，雖然因此屢遭危險，但父親也僅予以提示，使他知道提防，不因為偶遇危險而永加禁止。他在村裡的童群中，做事最勇敢，最有威信。1903年，黃紹竑入族立珊萃小學讀書。1908年，桂林陸軍小學招生。他極欲報考，但父親認為他年齡不足，身體小，不允許。黃紹竑去志甚堅，為此哭了一日，且不吃飯，父親隻好答應。黃紹竑和四哥天擇在二哥紹彥攜帶下往桂林，先在兌澤高等小學就讀，1910年春考取桂林陸軍小學第四期。黃紹竑在陸小耳聞目睹均為當時在桂林的新軍人物。1911年3月29日廣州起義72烈士成仁的消息傳來，他和别的青年學生很受震動，于是和同鄉夏威等人組成小團體，定期聚會商議大事，并決定暑假去廣州灣運軍火，因父親發現制止而未果。10月武昌起義爆發，陸小學生組織敢死隊随軍北伐，黃紹竑參加并任班長，之後進陸軍第二預備學校，1915年升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學步兵科。
李黃合作
1916年冬畢業後回廣西陸軍陸榮廷部第1師任排長。1917年夏，廣西當局以馬曉軍為營長創辦陸軍模範營，黃紹竑在營中任連附，次年升連長。1921年馬曉軍被委為田南警備司令，将模範營等部編為4個營，黃紹竑任第1營營長，并被派往東蘭剿匪，戰功顯著備受稱贊。之後他率部回駐百色，因力量懸殊被散軍首領劉日福繳械，劉日福有意槍斃他，他得煙幫頭子劉宇臣的疏通而逃脫。此後，馬曉軍部分為兩個統領，黃紹竑任第一統領。不久因第二統領白崇禧足傷，所部皆為黃紹竑一人統率。黃紹竑奉命率部駐守南甯，繼而轉向靈山，馬曉軍往北海、廣州。黃紹竑聽說馬曉軍往廣州不再回來，便将“馬”字軍旗改為“黃”字軍旗，并拟率部回老家容縣休整。途中駐玉林的粵桂邊防軍第3路司令（後自稱廣西自治軍第2路司令）李宗仁邀他率隊合作，走投無路的黃紹竑立即決定“帶資入股”，從而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也改寫了一部廣西民國史。
1923年2月，黃紹竑欲乘兩廣政局紛亂圖謀向外發展。按理，他拖走部隊，常人絕難容忍，然而李宗仁卻大度地同意了黃紹竑的請求，臨别時還表示，如果失敗，歡迎再回來。令李宗仁始料不及的是，黃紹竑率部開往梧州時，卻一下子拖走了他手下的兩個營。李宗仁氣得七竅生煙，部下也群情激憤，他們紛紛摩拳擦掌，強烈要求派重兵追讨。李宗仁冷靜下來，長歎一聲，大度地說：“拉走就拉走吧，好歹也是兄弟一場，如果打起來，兩敗俱傷，讓沈鴻英坐收漁人之利就不劃算了。再說，以後和季寬（黃紹竑字）也好見面，不至于成了冤家死對頭。”此番舉動。令黃紹竑大為感動，這為他日後心悅誠服地充當李宗仁的智囊并坐上桂系第二把交椅，埋下了伏筆。從此，他逢人就說李宗仁“寬厚大度，有非人所能及者，真使我感佩萬分”。黃紹竑即率兵往梧州，在粵軍掩護下征服駐梧州的桂軍第8旅旅長馮葆初而占領梧州。成立廣西讨賊軍總指揮部，所部擴編為3個團。
1924年5月乘廣西軍閥陸榮廷、沈鴻英交戰之際，與李宗仁、白崇禧部聯合作戰，采取聯沈攻陸，爾後滅沈的各個擊破策略，6月占領南甯攻占省府南甯，并将省長蒙仁潛擊斃。李宗仁的定桂軍和黃紹竑的讨賊軍組成定桂讨賊聯軍，李、黃分任正副總指揮，次年2月定桂讨賊聯軍擊敗沈鴻英、陸榮廷部，占領桂林；7月擊退入桂滇軍唐繼堯、龍雲部，實現廣西統一。黃紹竑于1925年9月就任“廣西民政長”（即省長）。從此，成為新桂系首領之一。1924年11月作為李宗仁的代表去廣州商談兩廣統一事宜。1926年3月，廣西軍接受廣州國民政府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7軍，李宗仁任軍長，黃紹竑任黨代表。同年6月，黃紹竑任國民黨廣西省務會議主席。 [4] 1927年5月，廣西省政府改為委員制，黃紹竑任政府主席兼軍事廳廳長。
廣西省長
1926年6月下旬，李宗仁率軍由桂林向湖南出發參加北伐，黃紹竑留守廣西，緻力于廣西的建設工作。在縣政方面，于1927年3月成立廣西地方行政人員講習所，他自兼所長，招收學員管教，培養行政管理人員。10月成立縣長考試委員會，他自兼委員長，各廳長為委員，進行了一次縣長考試。這時廣西還有許多地方未設縣，黃紹竑于1928年初下令将忻城土司改設忻城縣，太子、安幹、下雷三司，并置雷平縣，上龍及金龍峒兩土司，并置上金縣。9月，于桂林良豐創辦村政學院，培植縣政基層幹部。教育工作是黃紹竑此時業績特别顯著的一個方面。一是，于1928年5月間，通令全省有瑤苗縣份縣長，必須參照前清平樂知府歐陽中鴿創辦瑤學的計劃，辦理瑤民學校，使瑤苗子弟得到教育，這項工作收到了顯著的效果。二是，召開全省第一次教育會議，決定全省的田賦增加一倍，充作教育經費。此時田賦較輕，人民也覺得教育重要，所以都很贊成。
特别是，黃紹竑于此時主持創辦了廣西大學。1927年冬，黃紹竑在省府會議提議創辦廣西大學。有人認為廣西的中等教育尚未發達，似不宜辦大學。但是黃紹竑覺得，一個省裡面，沒有一所大學，以領導促進文化的責任，總是一個缺憾。 [38] 當時廣西的學生要進大學，非到廣東或北平、上海不可，既不經濟，也不體面。所以黃紹竑不顧别人的議論，徑行決定，成立廣西大學籌備委員會，他自任委員長，委任教育、财政、建設各廳廳長及省内外桂籍有名望的人士為委員。由省政府即撥100萬元為建設費，50萬元為設備費。校址勘定在梧州三角嘴的蝴蝶山，因這裡交通便利，本省學生皆可順流而下，外籍的教授也可溯西江而直達（這裡也是黃紹竑進兵梧州的登陸地點）。1928年3月，黃紹竑親自到梧州舉行奠基典禮……9月，大部分建築已完成，于是聘馬君武博士為校長，盤珠祉碩士為副校長，于9月13日舉行開學典禮。第一期招收學生280餘人，内分農學院、理工學院及礦冶專科。抗戰後，校舍一部分被敵機炸毀，乃分遷桂林、柳州，并由省立改為國立。黃紹竑每到桂林，校方必請去作演講。
在交通、市政、工業建設方面，黃紹竑以伍廷竑為建設廳廳長負責抓具體工作，成效令人刮目。陸榮廷、譚浩明的舊桂系時代，廣西的公路隻有南甯至武鳴50餘公裡和龍州至鎮南關50餘公裡。黃紹竑抓廣西建設首先從發展交通着手，制訂了建設全省公路網計劃，然後大力實施。從1928年到1929年僅兩年的時間，全省建成通車的公路長5000多裡，比同期全國任何省都多。在市政建設方面，重點抓梧州、柳州、南甯、桂林四市的舊城改造和擴建，使四市的街道陡然變得寬闊整齊，平直亢爽。當時沒有一個省能相比。工業方面，創辦了70個具有一定規模的工廠。農業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種植桐樹。黃紹竑通令全省每人每年植桐10株，并列為縣長的考核成果之一。全省公務人員均須身體力行，還專在南甯設了一個公務員桐場。
在财稅方面，黃紹竑比較突出的成績是整理财政方針和創辦煙草專賣，征收火油稅。整理财政的方針主要内容有：采用量出為入與量入為出的平衡原則，即政府為進行各種建設，不能不有新的支出，而這種新支出的來源同時亦須顧到民衆負擔的能力與收入高低的限度；實行全省一次征稅，裁撤重複稅卡，停止重複征稅；廢止不正當不名譽而害民之收入；實行專賣及保護稅等。在實行專賣保護稅中首先由紙煙做起，将進口的紙煙一律交政府貼從價百分之七十的專賣印花，再交煙商分銷出去。英、美煙草公司不滿，派代表質問黃紹竑，并說他們的煙在上海已納了稅，不能納第二重稅。黃紹竑說：“卷煙專賣，各國都有此法，即使沒有先例，我認為這是财政的合理措施，也要如此做；你納的是上海稅，我收的是廣西稅。”英、美煙草公司對黃紹竑的這種近乎強詞奪理的态度毫無辦法，隻好自動撤退。黃紹竑于是創辦廣西的煙廠，生産兩個牌子的香煙，索性對紙煙改收保護稅。在對火油征稅中，外商火油公司亦對黃紹竑提出抗議，并要求國府命令制止，黃紹竑仍不予理會，隻在稅率上減輕一半。黃紹竑在回憶此事時寫道：“兩次對外國商人交涉的勝利，固然由于我蠻幹的結果，同時也因為那時候香港發生罷工風潮，漢口發生交還英租界的問題，大英帝國對中國革命政府讓步了，所以我才‘見風使舵’，給他們一個硬幹，得到了勝利。可見一個國家的外交，确是需要民氣和國力做後盾的。”
1926年至1927年初，黃紹竑與共産黨的關系也比較親近。黃紹竑回憶此時與共産黨同志關系時寫道：“在當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之下，一切的工作人員，還都是很親愛的同志。雖然，知道其中很多都是紅色朋友，但一時亦不感覺得有若何不安的地方”，“我在廣西方面的态度，對人，無論國民黨的同志也好，共産黨的同志也好，我都是一樣親近。除了他自己公開承認之外，根本不去研究他的背景。對事，隻要是合理而做得通的，我也不論誰的建議，都一樣采納。所以中共分子，有許多關于他們内幕的話，也肯對我說。”1927年3月，黃紹竑主持召開第二次國民黨全省代表大會。黃紹竑、黃旭初、伍廷飏、盤珠祁等11人當選為執行委員，黃紹竑、黃旭初、盤珠祁還分别被推為訓練部部長、工人部部長和青年部部長。這次會議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案：将全省的田賦增加一倍，作為教育經費，全省人都比較擁護。
進退之機
1927年4月2日，蔣介石在上海召開秘密反共會議，黃紹竑和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參加了。他繼李濟深之後第二個發言，把韋拔群領導的右江農民運動做個介紹，并說鎮壓是很容易的，就是顧慮中央的那些共産黨同路人。必須早日清黨反共。幾天之後，蔣介石便發動“四·一二”政變，使大批共産黨人遭受殺害。
1927年4月中旬，蔣介石邀黃紹竑、李宗仁等到南京。這時，第7軍駐在蕪湖附近，黃紹竑是軍隊黨代表，蔣介石、李宗仁都希望他到部隊講講話，安定軍心。黃紹竑于是乘專輪到蕪湖，同夏威等團營以上的軍官見面，對他們表示慰勞之意。清黨後，蔣介石在南京召開中央特别會議，決定在南京成立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并定都南京，與武漢國民政府汪精衛形成政治上的對立。黃紹竑參加了這次會議。
1927年5月，任中央政治會議廣州政治分會委員。7月6日，特任軍事委員會委員。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實行清黨。第4軍的葉挺、24軍的賀龍與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決裂，在南昌起義後，向廣東進軍。9月任國民政府委員。同年應李濟深之請任第八路軍副總指揮，編組了第15軍，9月兼任第15軍軍長，奉國民黨廣州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深之命，指揮黃旭初、呂煥炎兩師迎擊，廣西後方隻留伍廷飏師。結果葉挺、賀龍的部隊被迫改向福建前進。1949年黃紹竑同朱德總司令見面時，朱德對他說：“以前同你的部隊在筠門嶺那仗打得很厲害。”
1927年10月，主持武漢國民政府的汪精衛打電報約黃紹竑到廣州，準備暗算他。黃紹竑因得知情者報信，化裝潛逃香港而幸免于難。12月，率部與陳銘樞、徐景唐部擊敗張發奎部，進占廣州。編遣會議的時候，他主張尊令編遣，因為蔣介石雖然有私心，畢竟有一個中央的名義。而且桂系發展的太快了，該到了整頓收縮的時候了，他主張必要時放棄北平和武漢，把主力收縮到粵漢鐵路線上，這樣進可攻退可守，但他的主張遭到了白崇禧和他提拔的湖北新貴的反對，認為這樣是自亂陣腳，桂系是不怕打的。
結果1929年春，代任武漢政治分會主席職權的胡宗铎和陶鈞倉促罷免湖南省主席魯滌平職務，引起3月蔣桂戰争爆發，李宗仁，白崇禧的大軍不戰瓦解，李宗仁、白崇禧被迫潛逃香港，後轉至黃紹竑老家容縣，召集新桂系唯一剩下的軍隊，黃紹竑的留守部隊重要幹部研究對策。他對這次失敗很是痛心，認為是戰略、政略失敗的結果。蔣介石發來的電報，要黃紹竑将李宗仁、白崇禧解來南京，聽候查辦。廣西部隊縮編為一師一旅，剩餘武器解繳中央。電報最後強調，黃紹竑将上述要務處理完畢後，改任兩廣編遣區副主任。他在蔣介石強大壓力下，決心反抗，但他還幻想者兩廣團結，但輸紅了眼的白崇禧主張先發制人，出兵攻粵。他害怕内部分歧，就把部隊交給白崇禧指揮，自己坐鎮後方。
5月5日，桂系集團接受汪精衛的“護黨救國”旗号，公開宣布讨蔣。 蔣介石抽調35個團的兵力，又與桂系内部反叛的俞作柏、李明瑞等相策應，兵分四路進攻桂林、梧州。很快，除了白崇禧在桂北一線挫敗了蔣軍，有所斬獲外，廣西南線已全部洞開。這一回，黃紹竑審時度勢，充分發揮了他的智囊作用。他不慌不忙地安排了一出“金蟬脫殼”之計。他認為，白崇禧守住了桂北，對全局而言作用不大。現時情況是桂系的反叛将領俞作柏、李明瑞占據了廣西，而俞、李之輩根本不具備經略一方的才幹，将來時局一變，廣西仍可重回三人手中。李、白聽他這一分析，茅塞頓開。三人決定離開廣西去香港觀望形勢。事情的發展果不出黃紹竑當初所料，蔣介石與俞作柏、李明瑞很快就産生了矛盾。1929年10月，雙方撕破臉皮，兵戎相見。俞作柏不是對手，很快去職下野，流落到了香港。而蔣介石任命的主持廣西軍政的呂煥炎、楊騰輝自忖駕馭不了廣西政局，二人樂得做個轉手人情，立即邀請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回廣西主持大局。11月李、黃、白重返廣西，并與張發奎聯合反蔣在廣西組成護黨救國軍，任副總司令兼廣西省省長，黃紹竑在北流指揮的第4軍、第15軍與粵軍決戰中傷亡慘重，一些人埋怨他指揮失當，加之此時他得知母親去世的消息，受到沉重打擊。
1930年4月中原大戰爆發，桂張聯軍（第1方面軍）出兵湖南，對蔣軍作戰，他本來就不同意放棄廣西，全軍入中原，因此行動遲緩，由于黃部未按期占領衡陽，桂張聯軍被粵軍截為兩段，他又不主張攻衡陽，要退回廣西，但在李、白的堅持下參加了衡陽圍城戰，結果大敗，三個人互相埋怨，由于新桂系反蔣，屢戰屢敗，損失慘重。黃紹竑遂産生了與蔣介石罷戰言和的念頭。他說：“我們搞了幾年，結果弄得這個樣子，同蔣介石争天下，肯定是争不過的了。我不如趁此借着桂系的影響，憑着自己的手段，到外頭去混，一定可以混出一個名堂來，或者對桂系間接有一些幫助。”李宗仁、白崇禧等不願強人所難，遂同意他離開。臨行前，李宗仁、白崇禧還召集新桂系高級幹部開了一次會議。白崇禧在發言中說：“廣西人是不會投降的，不但現在不投降，即使将來的環境比現在更困難也不會投降的。所謂為團體而努力的意思，就是在不投降原則之下使團體的力量更大、更強、更鞏固。”
黃紹竑後來曾對他的這一重大轉折追述道：“我這次之所以離開廣西團體，并不是因為我與團體的中堅分子感情破裂或利害沖突而失意出走的。說實話我仍愛我共同奮鬥過的團體，毫不存在想破壞或利用團體之心理，去南京主要是想調和廣西團體與中央的沖突，是想實現我的和平主張。”李宗仁也曾說：“黃氏此去也并非與我李、白有何不洽。”所以，1931年2月國民政府任黃紹竑為廣西善後督辦，要他回桂收拾廣西局面，他不接受，甯願去香港閑居。就個人而言，黃紹竑由軍事興趣日減而轉入政治領域，由軍閥而從事政治。在蔣府擔任要職期間，其政治能力日漸增長，個人能力不斷煥發.就新桂系而言，他的離去不僅消弭了已經存在的黃白矛盾，而且其由于"在野"、"獨立"的地位及國府要員的身份和"肆應"之才而在蔣桂矛盾中扮演重要角色。
1931年11月，黃紹竑當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1931年春被任命為内政部部長，1933年春改任北平國事分會參謀團參謀長。1933年夏，内蒙古發生自治運動，為制止分裂行為，國民黨中央派黃紹竑宣慰内蒙，并初步解決了内蒙自治的問題。此後，黃紹竑甚欲遠征開發新疆。蔣介石先是予以支持，但當他到蘭州籌備工作時，蔣又制止，要他即回南京。黃紹竑一氣之下往廬山遊山玩水。1934年10月，蔣介石任黃紹竑為浙江省主席，黃紹竑于10月21日到職。1935年5月，蔣介石為離間新桂系，任命黃紹竑為廣西軍務善後督辦，調李宗仁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調白崇禧任浙江省主席。黃紹竑堅決不就職，李、白也拒絕。黃紹竑力陳蔣，使蔣不得不放棄計劃。之後蔣又準備以武力解決廣西軍，并要黃紹竑任讨伐軍總司令，黃紹竑再陳不應内戰的意見，蔣無奈隻好再次接納黃的意見息兵。1936年11月底，黃紹竑被調任湖北省主席。
華北抗戰
1937年7月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後，黃紹竑忽然接到參謀總長程潛的電報，要他立刻到南京去，原來，蔣介石要任命他為軍委第一部長，主管作戰計劃與作戰命令。而對關系國家民族勝敗存亡的大義，黃紹竑毅然肩負起了這個責任，受命後，他在數日之内便完成機構組建，并拟出了初期對日作戰的計劃送蔣介石。
日軍展開戰事後，在華北向山西進逼。為确保華北之脊背山西，以阻止日軍沿平漢鐵路南下，蔣介石急命黃紹竑到山西視察；并與閻錫山洽商以後的處置。黃紹竑于是在9月20日奔赴太原。到太原時，閻錫山已赴雁門關督師，他便在太原逗留了一日，在山西飯店會見第十八集團軍的許多将領。黃紹竑希望以後永久團結，永久一緻對外，使國家民族能夠渡過生死存亡的難關。随後，黃紹竑在第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的陪同下，到雁門關去見閻錫山，共商山西抗日大計。9月22日，黃紹竑和閻錫山在太原嶺口會見周恩來和朱德。通過談判，閻錫山和黃紹竑同意八路軍在山西開展遊擊戰争。在兵力使用上，閻、黃不加幹涉，至于遊擊的地區，在山西境内要同閻錫山商量，但在敵占區可自行做主。周恩來、朱德也同意在有利條件下配合友軍進行運動戰。黃紹竑視察山西完畢後，回南京把山西的情況向蔣介石作了彙報。
蔣介石任黃紹竑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要他再往山西襄助閻錫山作戰。為了抗擊日本侵略軍，黃紹竑沒有推辭，于1937年10月1日到山西就職，協助閻錫山指揮部隊在娘子關對日軍作戰。在娘子關，黃紹竑指揮孫方魯、馮欽哉、曾萬鐘、劉伯承的部隊及特務團等共萬人與日軍展開激烈戰鬥（指揮娘子關戰役）。閻錫山在太原與黃紹竑、衛立煌、傅作義商讨忻口戰役作戰部署問題時，周恩來也應邀出席會議。會上，黃紹竑與周恩來到山西作戰計劃交換了意見。10月中下旬，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來到黃紹竑的駐地壽陽縣半月村會見黃紹竑，對東線的作戰提出了許多建議。
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閻錫山在退出太原後留在石口鎮、隰縣，不去臨汾，準備再敗就退到黃河以西，而把戰事的主持推給黃紹竑、衛立煌。周恩來來到臨汾後，同衛立煌會晤，研究堅持華北遊擊戰争問題。衛立煌一見到周恩來就說：山西這幾仗沒有打好，實在可惜。現在許多地方被日本占領了，我們的軍隊損失慘重，沒法反攻，而且日軍一定要南下，恐怕晉南也保守不住，最後隻有依靠黃河天險來阻止敵人。周恩來耐心解釋：目前我們的确有極大危險。日軍希望在壓迫中國軍隊退到黃河南岸以後，就以黃河為界，将華北數省拼成一個号稱“華北自治”的傀儡政權。他列舉了七八條理由，向衛立煌詳細分析了堅持華北抗戰的有利條件和發展前途。他說：即使敵人繼續前進到風陵渡，我們也有辦法在山西進行持久戰，使日軍無法結束戰争。周恩來還向衛立煌提出動員民衆等要求，衛立煌和黃紹竑仔細聽了周恩來的分析，覺得很有道理，解除了顧慮，增強了堅持抗戰的決心，也開始改變了對共産黨人的看法。
主浙八年
1937年12月，蔣介石調黃紹竑重任浙江省主席，本黃紹竑于同月6日到杭州接印視事。為抗日，黃紹竑親自研制機槍、步槍、手榴彈，創辦三家兵工廠，動員全省人民共同抗日，頒布全省“戰時政治綱領”，與共産黨軍隊新四軍協調共同抗日，受到周恩來等共産黨領導的好評。在抗日戰火中，黃紹竑仍十分重視教育等事業的發展，他提出了“戰時教育第二，平時教育第一”的教育方針，并創辦了浙江英士大學。對科學方面設立獎學金，他自己也親自搞科學發展以帶動全省。
1938年6月，熱浪翻滾，暑氣逼人。自杭州淪陷後，浙江省會臨時遷到浙西的金華。這天傍晚，國民黨浙江省主席黃紹竑正坐在院子裡納涼，突然坐鎮武漢的蔣介石一封電報發到金華省府。電報中，蔣介石指責黃紹竑在浙江主政“政績不佳、聲名狼藉”，要他好自為之，“切實注意”。這一電報把黃紹竑搞得個雲裡霧裡摸不着邊際，他怎麼也想不到在什麼地方得罪了這個最高統帥。當下驅車來到武漢，向蔣提出辭呈。職未辭成，蔣的一席話卻使他茅塞頓開：“你自去年山西作戰回來，逢人就說八路軍軍紀好，善于遊擊戰，打仗勇敢，共産黨如何發動群衆、動員民衆，軍民配合投身于抗戰等等好話。各級黨部、黃埔軍官、地方紳士聽了自然不服氣，要說你的閑話。” [5]
1942年春，黃紹竑創辦的兵工廠及抗日民團等被蔣介石派人來接收，他深感不滿而向蔣辭職，被蔣挽留。顧祝同向他說：“你忍耐一下把，你這麼大一尊神，也要找個大一點的廟才擺的下啊。”他隻好拖着，天天幹些日常工作，寫寫回憶錄打法日子。1946年春，他對蔣介石加劇敵視共産黨軍隊更為不滿，親往重慶向蔣介石辭職。1947年4月，蔣介石改組南京政府，行政院長張群向蔣介石保薦黃紹竑任糧食部部長，但黃紹竑拒不就任，隻同意出任監察院副院長。
三傑再聚
1947年底，黃紹竑得知明年被定為“行憲年”，他的監察院副院長的位子将不複存在，他既不是“國大代表”，又不想當部長，經考慮決定競選立法委員。他正在選區容縣專區做競選旅行時，接到黃旭初打來電報，李宗仁要他以南京有要事相商。原來李宗仁要競選副總統，要黃紹竑任競選參謀長。黃紹竑經與李宗仁一番分析，同意出任。黃紹竑充分運用他的關系網和謀略為李宗仁競選拉得大量選票。蔣介石一心想要孫科當副總統，排擠李宗仁等5個參選者。新桂系幾個頭目毫不相讓，誓與蔣介石抗衡，李宗仁大有當選之勢。蔣介石見勢不妙，決定副總統候選人由國民黨中央提名，隻提孫科一人。
李宗仁和黃紹竑等獲悉消息後十分憤怒，想反對由黨中央提名但又提不出理由來，他們連中央常委都不是，無法在中央常委會上反對。經一番斟酌後決定以先發制人來打消由國民黨中央提名的辦法。黃紹竑通知中央組織部：如果副總統候選人由黨中央提名，則廣西和安徽的代表就要退出，不參加競選（廣西和安徽是新桂系控制的地盤）。蔣介石得知後，怕廣西、安徽代表真的不參選而使選舉告吹，隻好放棄由中央提名的意圖。選舉副總統時，6位參選人以李宗仁得票最多，但李也未達當選的票數，經三次投票也如此：李宗仁第一，孫科第二，最後以這兩人決選。此時蔣介石出面為孫科拉選票，黃紹竑則竭力為李宗仁拉選票。由于，黃紹竑接到對李宗仁進行人身攻擊的傳單，料定是蔣方為使李宗仁落選而制造的，為扭轉對李宗仁的不利影響，便出一計：以退為進，宣布放棄競選，使選舉無法再進行，然後再尋對策。次日，李宗仁聲明退出競選。消息一出，果然全國輿論大嘩。孫科、程潛亦同時退出，國民大會乃宣告休會，延期再選。
蔣介石不得已，召見白崇禧說他并無袒護任何一方，謠言是反動分子所為，要白崇禧勸李宗仁參選。大會被迫延期4天決選，新桂系赢得4天時間，黃紹竑借此風波在他三任省主席的浙江拉得該省三分之二的選票，再加上在其他省拉得的一部分，為李宗仁當選争取到關鍵的票數，使李宗仁多出孫科143票當選副總統。
黃紹竑題
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後，蔣介石害怕這三個桂系巨頭在中央合夥整他。要黃紹竑出任安徽省主席，叫李品仙回廣西，黃旭初到中央來，他堅決不幹，認為桂系隻有兩個省，安徽和廣西，李品仙在安徽搞的很糟，叫他回廣西是禍害家鄉，而讓他到安徽去是明顯讓他上戰場，抓他的辮子。他堅決不幹。
1948年6月，蔣介石将白崇禧外放到武漢擔任華中剿總司令。由國防部長調為剿總司令，明顯是由中央降到地方。白崇禧一氣之下，帶上夫人跑到上海，住進他剛買到的一幢别墅裡。拒不前往就任。蔣介石派張群、吳鐵城去勸，白都不理。最後蔣介石找上了白崇禧的桂系老朋友黃紹竑，要他去“勸勸健生”。黃紹竑到了上海打電話給白崇禧，白仍說“若是那個人派你來的，沒什麼好談的”。黃答：“是那個人派我來的，但不是為了他。”二人一見面，黃紹竑就指着白崇禧說：“你這個諸葛亮也太不亮了。你在南京當國防部長，還不是老蔣的籠中之鳥？這次老蔣放你出去，掌握兵權，以後有機會還怕不能和德鄰造成一個新局面。”言下之意，就是讓白崇禧去武漢掌握軍隊，一有機會，便支持李宗仁“副總統”取代蔣介石。聽了黃紹竑的一番話，白崇禧茅塞頓開，第二天便高高興興地到武漢上任去了。 最終在徐蚌會戰的關鍵時間，蔣介石急調華中“剿總”白崇禧指揮下的軍隊援救杜聿明集團，白崇禧讓黃維兵團東下救援，蔣介石再調其他部隊，白崇禧要麼不給運輸工具，不讓上船，要麼幹脆對蔣的命令置之不理。蔣徒喚奈何，對白崇禧毫無辦法。 最終導緻蔣的嫡系主力被殲滅，白崇禧逼宮，蔣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總統。
主和代表
李宗仁代總統後，黃紹竑往香港，與中共駐香港負責人會談和平事宜，但當時手握兵權的白崇禧堅決主戰，甚至主張不得已時穿草鞋上山打遊擊。他氣的大罵，“當初德公競選總統的時候，就同意我和共黨合作的打算，我才出來。現在你這樣搞是出爾反爾。你現在有資格講打嗎？正規戰已經打輸了，還打什麼遊擊戰，要知道共産黨才是遊擊戰的祖宗，現在全國人民都希望和平，蔣介石就因為屢戰屢敗，不得已宣布下野，緩和一下人心，準備再戰，這種用意你難道不知道嗎？現在要打，隻有老蔣有資格，你可以到溪口負荊請罪，請他出來打，我們以主和起家，政治上隻有講和才有出路，再打下去隻有死路一條 [6] 。”
1949年1月14日，共産黨毛澤東主席提出國共和平談判八項條件。3月底，國共兩黨決定派代表和談。黃紹竑為國民黨方面6個和談代表之一。在北平和談期間，黃紹竑等代表受到毛澤東主席接見。黃紹竑希望和談成功，為此他填了兩首詞《好事近》：翹首睇長天，人定淡煙籠碧。待晚一弦新月，欲問幾時圓得。昨宵小睡夢灑南，野火燒寒食。願得一帆風送，報雲燕消息。北國花正開，已是江南花落。剩有牆邊紅杏，客裡漫愁寂寞。此時為着這冤家，誤了早春約。但祝東君仔細，莫任多漂泊。 [7] 和談方案形成後，黃紹竑被推舉為代表帶條款回南京請示。和議條款中有李宗仁可當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兩廣在兩年内不實行土改等内容，白崇禧可以帶40萬兵等等，但白崇禧以傅作義在北平的20萬大軍被徹底改編為證據，說共産黨不可信，絕不是合作，是要我們投降，他要漢賊不兩立。李宗仁、白崇禧最終拒不同意在和平條款上簽字，一心想與共産黨劃江而治，導緻和談破裂。
聯合聲明
黃紹竑對李、白拒和深為不滿，飛往香港。到香港後再次緻信李宗仁，批評李宗仁拒絕在和平協議上簽字的嚴重錯誤，要求他根據中共和平方案，實現全面和平。但李宗仁不予采納。1949年8月13日，黃紹竑、龍雲、劉斐、賀耀祖、李默庵、李任仁等國民黨軍政人員44人，在香港聯名發表由高宗禹起草的、題為《我們對于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的聲明，表示要“遵照中山先生的遺教，與中國共産黨徹底合作，為革命的三民主義而繼續奮鬥，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共同努力。”聲明脫離國民黨陣營，宣布起義。 [8-10] [12] [27]
走向新生
1949年9月上旬，中共駐香港負責人通知黃紹竑，說有船北上，要他在某地等候。黃紹竑匆忙回家收拾行李，妻子問他到什麼地方去？黃紹竑說要坐船去北平。妻子說，你奔走了大半年，還不夠累的，剛剛回來不久，在家好好休息不好嗎？又說，和談既已破裂，還有什麼可奔走的呀!黃紹竑說：這回去北平應邀參加共産黨召集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妻子聽了默不作聲。黃紹竑到集合地點見了其他人，有不認識的也有認識的（劉斐和黃祖培）。黃紹竑和他們乘坐一隻小汽艇，駛到香港禁海（禁海是香港政府指定運載危險物品船隻停泊的海面，周圍挂了紅旗），然後上一艘載重一千多噸的挂葡萄牙國旗的輪船。這艘船在海關注冊是開往漢城的，這是一種掩護措施，到山東半島外就向西入青島停泊。黃紹竑和大家都在青島登陸，沿乘膠濟鐵路到濟南轉北平。 [11]
全力參政
黃紹竑到北平後，作為特邀代表，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當選為一屆全國政協委員。10月，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黃紹竑作為廣西代表團成員在北京參加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并于27日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法案委員會委員。
1956年2月21日至29日，黃紹竑在北京參加民革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民革中央委員；3月5日參加民革第三屆中央委員會一次會議，當選為民革中央常委。
1956年4月28日，程思遠應邀從國外回北京觀光。5月12日中午，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設案招待程思遠，黃紹竑和張治中、屈武等應邀參加。
1956年9月15日，黃紹竑以民革中央領導人身份，與張治中等人應邀列席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1957年2月18日，黃紹竑參加民革中央常委十次會議，被任命為和平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在新中國初建階段，黃紹竑積極參政議政，仗義執言，曾到上海視察監獄，對一些冤假錯案大膽指出，及時糾正。在“大鳴大放”期間，他對當時一些地方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現象，敢于直言。
1957年黃紹竑被錯劃為右派，後被糾正。 [12] 1960年，黃紹竑被摘掉右派帽子。 [12] 1961年6月15日，全國政協決定成立隆重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籌委會，黃紹竑任委員。
1962年5月22日，“五·二四”台灣人民反美愛國大示威五周年前夕，民革中央與和平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聯合舉行座談會，張治中主持，黃紹竑、鄭洞國、翁文灏等人在會上發了言。
1965年李宗仁乘波音707客機，遠渡關山重洋，飛回祖國。7月20日上午11時，李宗仁轉乘專機到達北京飛機場。黃紹竑與邵力子、章士钊、李俊龍、屈武、劉仲華等當年國民黨和談代表團成員及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彭真、賀龍、陳毅、羅瑞卿、郭沫若等到機場歡迎李宗仁歸來。8月6日，黃紹竑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歡迎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潔女士茶話會。
1966年8月，“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31日下午，黃紹竑來到西總布胡同5号看望李宗仁，面露驚慌之色。在座的程思遠對黃紹竑說：“看來你有心事。”黃紹竑說：“我不為自己打算，我擔心的是德公。”就在這一天，黃紹竑被迫自殺，終年71歲。 [11]
1980年6月27日，黃紹竑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問題，經過複查，得到改正。甘祠森代表民革中央向他在京的親屬正式宣布改正決定。 [13]
1980年12月31日上午，黃紹竑的追悼會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舉行，鄧小平、彭沖、廖承志等，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政協全國委員會、中共中央統戰部及有關單位，送了花圈。烏蘭夫、朱蘊山等兩百多人，參加了追悼會。追悼會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劉瀾濤主持，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王昆侖緻悼詞。 [11]
主要影響
新桂系三巨頭的第二位，以政治謀略見長，曆任第7軍黨代表，廣西省主席，15軍軍長，湖北省，浙江省主席，内政部長等要職。是他将新桂系融入國民黨，使之成為黨内最大的實力反對派，他本人也不拘于廣西一地，側身廟堂之上，為新桂系開創了廣闊的政治空間。
家庭成員
父親：黃玉梁，号少颠，清光緒丁酉科舉人，夫人鐘氏，生五子：黃紹端、黃紹彥、黃仲庵、黃天擇、黃紹竑；五女。
黃紹竑、蔡鳳珍和他們的子女們在一起
黃紹竑、蔡鳳珍和他們的子女們在一起
夫人：韋麗航、蔡鳳珍、王瑞華。 [14-16]
兒子：黃德芳、黃行芳、黃滬芳、黃萬芳。 [17-19]
女兒：黃振池、黃振培、黃振文、黃振遐。 [14] [17] [20]
孫子：黃鵬，在廣東佛山工作，任玉林市、容縣政協委員。 [3] [17]
外孫：成敏德，黃紹竑女兒黃振文的長子，居香港，任北京華錄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北美代表處首席代表。 [17]
人物評價
李宗仁：“黃紹竑字季寬，容縣山咀村人。生于書香之家，天資敏慧，為人幹練，并富冒險精神。”
影視形象
2009年電影《建國大業》，仲星火飾演黃紹竑。
後世紀念
故居
黃紹竑故居位于容縣黎村鎮珊萃村，坐北向南，在清代中葉由其父親黃玉梁所建，是一間古樸的民間建築，無雕龍畫鳳，四座五開間，兩邊為兩重橫廊，平面呈"富"字形，左邊重廊前面設有炮樓，右邊也有一較高的建築物，作為瞭望台。整幢建築布局嚴謹、整齊，頗具特色。重廊前面設有炮樓，後座右邊也有一較高的建築物，作為瞭望台。整幢建築布局嚴謹、整齊，頗具特色。
珊萃村及周圍的幾個村子同處一個大盆地中，盆地周圍砂環水繞，藏風聚氣，風水極佳。地靈人傑，珊萃村及周邊村子人才輩出，官貴富豪多如辰星。
珊萃村背靠石印山之落脈，村子整體坐北向南，右後方戌乾方一條河水環繞村場然後奔至村子左前方，從乙辰方消出；村子右方、前方稍為空虛蕩散，好在遠方砂水得力，但終為不美。黃紹竑故居坐子向午兼癸丁，坐周天6度，四進雙重廊，院門在坤位（院牆今已不存在）。門前原有一個半月形水塘， 現在已成了水田；右前方馬砂方向原有一條小河流到宅前再于宅之左前方乙辰方流出，現在這條小河也消失了。黃紹竑故居内外格局俱佳，為不可多得之風水屋，可惜保護力度不足，故居現在破敗殘缺嚴重。
公館
黃紹竑公館由三幢平行排列的橫向長方形單層建築構成，建築之間有穿廊相通，整體平面呈“王”字形，另有魚池、花園等點綴其間。穿過一個水池，登上假山間的幾級石階，一座石亭出現在眼前，石亭周圍綠意蔥茏，有水流彎曲穿行其中，是典型的江南庭院。1995年，黃紹竑公館作為一處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民國建築，被公布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黃公館，它還承載着一段重要的曆史。周恩來曾兩次來黃公館商談抗日大事。
1939年，周恩來到金華指導抗戰工作，曾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公開身份來黃公館。第一次是3月18日，周恩來前來拜訪，恰逢黃紹竑去天目山主持省抗戰政治工作會，未能在金華會面。第二次是4月1日，周恩來如約而至，共商團結抗戰大計。次日，周恩來還在黃紹竑的陪同下在侍王府東院的議事廳作了《建軍的重要性與社會軍事化的實施》的報告。 [5] [21-24]
黃紹竑主政浙江期間，力排衆議，通過了《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作為政府與人民共守之準繩”動員全民抗戰，号召保衛浙江。他創建兵工廠。在抗日戰火中，仍十分重視教育等事業的發展，提出“戰時教育第二，平時教育第一”的教育方針，并創辦了浙江英士大學，創辦了《浙江潮》雜志。此外，黃紹竑還大力支持台灣義勇隊、戰時兒童保育會的工作。可以說，金華之所以在抗戰時期成為政治文化中心，與當時黃紹竑較為開明的政策是分不開的。
别墅
黃紹竑别墅坐落在容縣容城鎮南大街33号。黃紹竑别墅建得很有特性，既有西方近代洋樓之洋氣，又有中國南方建築之簡樸。總的來說，黃紹竑别墅整幢建築可以用以下12個字來概括：莊重大方，優雅别緻，頗耐玩賞。
别墅建設期間，黃紹竑正在奉孫中山先生之命東征西讨，率領桂軍相繼攻占梧州、南甯、桂林、柳州，與李宗仁鳴槍相慶。而别墅落成之際，正是新桂系統一廣西之時，故鄉父老何其歡欣。可惜不久之後，蔣桂矛盾爆發。1929年新桂系鼎盛之際，卻被蔣介石強勢排擠，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被迫潛往香港。不久，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三巨頭轉移至容縣，于黃紹竑别墅住了十多天，與召集來的新桂系重要骨幹圖謀東山再起。然而，面對蔣粵軍隊的大舉進攻，新桂系一敗再敗。兩次蔣桂戰争的失敗與家鄉母親去世的噩耗，使得黃紹竑内心非常痛苦。不過，為了國家的和平和振興，他很快又振作起來，輾轉奔波于大江南北，一次次領軍抗擊日寇。抗日勝利後，他又緻力于促成國共和談，為和平而戰，最終回歸人民政府。在這長長的幾十年裡，黃紹竑隻回過幾次家鄉探親，居住在别墅裡。然而，黃紹竑始終沒能在别墅裡好好享受一番。
整個别墅占地288平方米，坐西向東，平面呈長方形，分前門和主體建築兩部分。前門東面臨街，面寬三間，進深一間，上下層均有檐廊。前門後是一個縱深23米、寬14米的長方形院子。前門和主體建築之間留空甚多，使得整個别墅顯得非常的寬敞、明亮。院子後的主樓平面呈四方形，面寬三間，進深一間，為磚混三層水泥洋樓，雅緻而不失其端莊大氣。正面各層均有檐廊，門窗有灰塑楣框，檐柱欄杆有簡練的花紋雕飾，使得房屋變得靈動而不失其典雅。
登上這座磚混三層水泥洋樓的樓頂，舉目遠眺，但見容縣城區内店鋪林立，大街上車來人往，一派繁華景象。此樓，此景，不禁讓人想起了黃紹竑所經曆的種種風雲際會的往事。這幢别墅不僅僅因為是黃紹竑所建，更因為黃紹竑和李宗仁、白崇禧這三個在新桂系中有着舉足輕重地位的巨頭曾在這裡居住了十多天，與衆将士圖謀東山再起，而顯得具有特别重要的紀念意義。
1927年，黃紹竑榮任廣西省政府主席兼軍事廳廳長，躊躇滿志。衣錦還鄉之際，決定在故鄉縣城營建别墅。此時的黃紹竑英勇善戰，謀略過人，從政則注重文化科學及地方建設，目光遠大。其所受的教育及其志向之遠大，使他對别墅的建設期望甚高。他一直認為中國之希望在于向外國學習，才能振興中國，才能讓人民和平幸福。然而，他又眷戀中國博大精深的古文化，喜歡填詞寄托心事。所以他的别墅在設計上既有西洋建築的風格又有中國古典建築的韻味。從黃紹竑把别墅稱“萬松山房”，我們即可窺測其内心所想之一二。
1950年，黃紹竑别墅換了主人，容城派出所開始在這裡辦公，這一辦公就辦到了1989年。1991年，廣西容縣人民政府落實僑房時，把别墅退還給黃紹竑的後代，由其黃竑尤代為管理。如今，曆史早已翻過了嶄新的一頁，昔日見證曆史風雲變幻的黃紹竑别墅成了研究我國近現代史、建築史等方面的重要實物史料，它的曆史、科學、藝術價值逐漸為曆史專家所認可。1999年，黃紹竑别墅被公布為容縣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被公布為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5月25日，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紀念活動
1995年12月6日，黃紹竑誕辰100周年紀念活動在北京舉行。程思遠、李沛瑤等參加紀念活動并講話，回顧了黃紹竑經曆的近現代的曆史風雲，走過的從愛國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曆史道路。
2015年11月24日，容縣江夏文化研究會召開了紀念黃紹竑誕辰120周年活動。 [9]
2015年11月26日，容縣在黃紹竑出生的家鄉黎村鎮珊萃村修安堂召開座談會，紀念黃紹竑誕辰120周年，共同緬懷他的愛國情懷和為中華民族獨立解放做出的貢獻。出席黃紹竑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的有容縣縣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家班子的領導。黃紹竑的後裔、親屬、生前的摯友的後裔等200人參加了紀念座談會。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