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元禦:清代醫學家-中文百科頻道

人物生平

黃元禦為明代名臣黃福十一世孫。祖運貞，廪貢生，侯選訓導；叔祖運啟，順治戊戌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父鐘，邑庠生；兄德潤，增生；德淳，監生。黃元禦出身于這樣一個世代簪纓的書香門第，自幼深受家學影響。少年時代，其父為之延請僑寓昌邑的名儒于子遽先生為師，學習舉業制藝，遍覽經史著作，希望他能夠登科入仕，光耀門庭。黃元禦也“常欲奮志青雲，以功名高天下”，效其先祖黃福，做出轟轟烈烈的勳業。

雍正二年（1724），甫近弱冠之齡的黃元禦考中邑庠生。雍正十二年（1734），黃元禦三十歲，因用功過勤，突患眼疾，左目紅澀，白睛如血，不得已延醫就診。而庸醫誤用大黃、黃連等寒洩之劑，緻脾陽大虧，數年之内，屢犯中虛，左目完全失明。科舉時代，五官不正，不準入仕，遭此劫難，黃元禦的仕進之路被徹底斷送。在哀痛之餘，他發憤立志：“生不為名相濟世，亦當為名醫濟人”，走上了棄儒從醫的道路。

黃元禦憑着深厚的文化功底，苦讀曆代中醫典籍，數年奮鬥，浸浸有成，開始懸壺濟世。在行醫過程中他又不斷總結經驗，醫術精進，醫名大盛，時人将之與諸城名醫臧枚吉并稱“南臧北黃”。

黃元禦從醫伊始，是從研讀張仲景的《傷寒論》入手的，然後逐及《金匮玉函要略》，黃帝、岐伯《内經》，扁鵲《難經》等中醫根本典籍。他奉仲景等四人為“醫門四聖”。他認為“四聖”之外，曆代名醫持論多有偏失，以至誤診死人，其根本原因是因為”四聖“之書錯簡零亂，兼之曆代傳注謬誤所緻。因此發願緻畢生精力，對“四聖”之書，從源到流，重加考訂，還其本來面目，以憑後世遵循。

乾隆二年（1737），黃元禦開始醞釀《傷寒懸解》一書的編著，并着手撰寫《素靈微蘊》，乾隆五年（1740）九月完稿，四卷二十六篇，在該書中黃元禦首次提出了“培植中氣，扶陽抑陰”的診病理論。對于中氣他給予了形象的比喻：“精如果中之仁，氣如果中之生意，仁得土氣，生意為芽，芽生而仁腐，故精不能生，所以生人者，精中之氣也。”有本于此，在施治中他始終貫徹了重視脾土、扶陽抑陰、厚培中氣的施治原則，這是他對祖國醫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乾隆十三年（1748），黃元禦遊幕至清江陽邱，陽邱風景秀美，黃元禦亦心清氣廓。期間，他南遊會稽山，拜谒禹陵，自謂：“身登會稽，親探禹穴，目睹越國江山……乃有著作斐然之志。”同年四月，他開始撰著《傷寒懸解》，七月三日草成，計十五卷。八月下旬又撰成《金匮懸解》二十二卷，時年四十四歲。

乾隆十四年春（1749），黃元禦初草《四聖懸樞》一書，辨析瘟疫痘疹之義。二月作《四聖心源》，解内外百病原始要終，僅草創大略篇目，因事辍筆。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黃元禦北遊至京，适乾隆帝有疾，衆太醫萎思無策，經舉薦，黃元禦入宮視疾，藥到病除，以精湛的醫術得到了乾隆帝的特别青睐，親書“妙悟岐黃”以為褒賞，并恩賜禦醫。從此，黃元禦開始了供職太醫院的生涯。

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乾隆帝首次南巡，黃元禦伴駕至杭州，期間著方調藥皆有神效，深得乾隆帝及内外臣工贊譽。四月間，黃元禦乘閑便道至清江舊寓，繼續編寫《四聖心源》一書，“十得其九，厥功未竟”。“六月删改《四聖懸樞》，謄清定稿。八月十五日開舟北上，回到京城。直至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黃元禦寫畢《天人解》一章，經過四年時間，《四聖心源》終于脫稿。在《天人解》中，他極力闡發《内經》：“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的觀點，高度重視陰陽五行學說的運用，并善與四時相聯系，從陰陽變化、五行生克、髒腑生成、氣血原本以及精神化生等方面闡述氣化自然的妙義，影響巨大。

事君幾年中，黃元禦并不得意，這種心情在《四聖心源·序》中說得非常明白：“顧自己巳以至壬申，曆年多矣，元草未就，則天既長與以窮愁之境，而不頻假以蕭閑之日，帝眷之隆，何可恃也？良時非多，勖之而已。”繁庶之務使他沒更多的時間完成著述，黃元禦為荒廢了這許多寶貴時光而深自惋惜。此後的日子裡，他更是惜時如金，全身心地投入到著述中去。

乾隆十八年（1753），黃元禦四十九歲，春二月，取張仲景著作中的方藥加以箋解疏證，著《長沙藥解》四卷，載藥一百六十一種，方二百四十二首。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又撰成《傷寒說意》十卷。該書以傳經入說，辨論分析，多啟迪後學門徑。同年六月八日，撰成《玉楸藥解》八卷，以補《長沙藥解》之未備，他在該書中首創了用浮萍治療瘟疫的療法。至此，黃元禦已完成醫書八部，即後世所稱《黃氏八種》，時年五十歲。因過度勞神，此時的黃元禦已是身疲神怠，門人畢武陵請箋注《素問》、《靈樞》，“自唯老矣，謝曰不能”。

乾隆二十年（1756）初春，在門人畢武陵的再次推請下，黃元禦着手箋釋《素問》，至十一月書成，計十三卷，定名為《素問懸解》。此書中的“五運六氣，南政北政”之說，大為發前人之未及。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日，黃元禦完成《靈樞懸解》九卷，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用七日時間撰畢《難經懸解》二卷，此即所謂黃氏醫書三種，合前八種，共計十一種。另尚有《玉楸子堂稿》一書，為黃氏醫案、雜著。

黃元禦不但深于醫學，道學、經學造詣亦相當深厚。乾隆二十一年（1757）二月，他在從事醫著之餘還應友人澹明居士之請寫了《道德經解》一書，诠釋其哲理，發揮其奧義。本年六月，又在精研易理十餘年的基礎上完成《周易懸象》一書，闡發陰陽八卦爻辭變化之理。四庫館臣評其《周易懸象》謂“近人說《易》中，獨可謂學有根據。”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乾隆二十二年（1758），黃元禦在行醫、著述生活中因過度勞累，身體中虛，漸成重症，抱病回到故裡，居于昌邑城南隅書齋，至乾隆二十三年（1759）九月十七日戌時，溘然長逝，時年五十四歲，歸葬新郭祖茔。乾隆皇帝得知黃元禦過世的消息後深感痛惜，親書“仁道藥濟”四個字緬懷其一生的醫術與醫德。“仁道藥濟”意為“行仁道，以藥濟”，黃氏門生尊其為習醫祖訓。

主要影響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它自成體系的東方文化，明顯地區别于其它體系的文化，但文化本身總是各自獨立又互相滲透。中國天文學、中國曆法學、中國農學、乃至中國文學、藝術都有其民族特色。中國的固有醫學，我們叫做中醫。中醫學就是在不斷地吸收同時代的自然科學知識豐富和發展起來的僅《内經》一書就醫學、哲學、數學、氣象學、物候學、天文學、曆法學、地理學于一體，從而形成一部以中醫學為主體的百科全書。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中華民族這塊沃土上，造就了大批中醫人才。清初，山東出了一位知識淵博、才思橫溢而又被人非議的名醫——黃元禦。本文試從中醫學的結構、及黃元禦的生平，談一下他的學術思想和醫學成就。

結構有整體性、轉換性和自調性。結構的整體性是說結構具有内部的融貫性，各成為在結構中的安排，是有機的聯系，而不是獨立成分的混合。整體與其成分都由一個内規律所決定。具有代表性的中醫學著作《内經》、《難經》、《傷寒論》、《金匮要略》等著作，就是在不斷地吸收同時代的自然科學知識豐富起來的。中醫學的結構，由醫學（狹義）、醫術、醫道三個級層。

醫學

指中醫對人體生理、病理的認識，疾病的概念及其防治。其内涵主要是醫療。

醫術：是術數，中國特有的象數哲學在醫學上的應用。是以符号邏輯方法闡明自然界的規律及其普遍聯系的自然哲學理論，它對于揭示中醫理論的科學内涵具有重要方法論意義。

醫道

主要包函醫學哲學。

曆代德高望重有真才實學的老中醫，都有文史哲的雄厚基礎，而精通醫學（廣義）。故有“文是基礎醫是樓”之說。這實際最形象地說明了醫學巨匠大師們的知識結構。

黃元禦，名玉路，以字行。又字坤載，号研農，别号玉揪子。清代山東昌邑黃家辛戈村人。為清代諸生，約生于公元1705年，卒于1758年。黃氏出身于書香門第，素有才華，聰明過人，“諸子百家書籍，過目冰消，入耳瓦解”。而且是一位很有抱負而緻力于學問研究的人，自稱“滌濾玄覽，遊思圹垠，空明研悟，自負古今無雙”。不幸三十歲時患目疾，為庸醫所誤，左目失明。自此深感醫之重要，遂“委棄試帖”，棄舉子業，“考鏡靈蘭之秘，讵讀仲景傷寒”，對《内經》、《難經》、《傷寒論》、《金匮要略》等經典著作，刻苦攻讀，溯本求源，理論結合實踐，終于成為一代名醫。這與他堅實的文史哲基礎是分不開的。

黃元禦的著作，已知有十四種，醫籍十一種，已刊行八種（《傷寒懸解》、《金匮懸解》、《四聖懸樞》、《四聖心源》、《長沙藥解》、《傷寒說義》、《素靈微蘊》、《玉揪藥解》），未刊行三種（《素問懸解》、《靈樞懸解》、《難經懸解》），另外尚有《周易懸象》、《道德經懸解》、《玉揪子堂稿》等非醫學著作三種，這充分說明了黃氏熟谙黃老之學，精通象數易，而古代的《周易》中也沒有直接談到醫。至明·張介賓才直接認為醫乃是易用以研究人體之學。将醫納于易體系中。故此，黃氏是繼景嶽之後，又一位集“易”與“醫”于一體之大成者。

黃元禦對人體奧秘的研究，是以宇宙基本的真理大道為基礎，以太極模型、陰陽、三五之道的五行為運籌和協原理，把氣候、地理、醫術各學科統一成整體，從而把人體生命本源的研究和天地之源的研究聯系起來。黃氏認為“太極”是宇宙的本和源，“天人相應”說是祖國醫學理論的組成部分，故有“人與天地相參也，陰陽肇基，爰有祖氣，祖氣者，人身之太極也”的論述。同時，他用象數易的哲理将髒腑、經絡、氣血、津液、皮肉、筋骨、毛發、空竅、精神等都賦以陰陽的屬性，并解釋的透徹入微。

黃氏崇尚《内經》“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的觀點，提出“未識天道、焉知人理”的見解，并做“天人解”，并以陰陽變化、五行生克、髒腑生成、氣血原本及精神化生等十六個方面闡述了天人觀。黃氏以太極精微，闡明五行精微，認可五行“皆以氣而不以質”，指出“成質則不能生克矣”。并按照易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成金，天九成之；天五成土，地十成之”的術數理論，來解釋五行的生成數。指出陰陽的生成數，是出于陰陽匹配變化。從而論證了古人的“天地生成，莫不有數”的論斷。同時對《尚書·洪範篇》“木曰曲直，金曰從革，火曰炎上，水曰潤下，土爰稼穑”，及“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穑作甘”的記載，從秉氣和氣化方面作了解釋。綜上所述，由于黃氏對《周易》研究極深，從而洞悉了自然規律的真理大道，控制了術數運籌和協的原理，達到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和人事”的深度和廣度。故此，在醫學上有很大的成就。

黃元禦學術精湛，極力奮進，著述宏偉，标新立異，敢創新說，是一位有膽有識的學者。他從習醫開始至去世隻有二十一年的時間，除去學習階段和臨床實踐外，竟能完成著作十四部之多。縱觀黃氏著作，剖析其學術思想，他推崇岐伯、黃帝、越人、仲景，并稱之為四聖，稱其著作“争光日月”。他對内、難、傷寒、金匮均有精辟的見解，确有“理必内經，法必仲景，藥必本經”之感。

乾隆13年（1748年）黃氏著《傷寒懸解》十五卷。是書大旨，謂漢·張機因針灸刺法已失，而著作《傷寒論》以治外感之病。其理則岐黃越人之理，其法則因岐黃越人之刺而變通之。立六經以治傷寒，從六氣也。制湯丸以療傷寒守五味也。并以簡篇多因失次，因之解其脈法，詳其經絡，考其變常，辯其宜忌，凡舊文之僞亂者，悉為更定。

乾隆18年（1753年），著《四聖心源》十卷。黃氏于《素問》、《靈樞》、《難經》、《傷寒論》、《金匮玉函經》五書，已各為之解。複融貫其旨，而著此書。這是一部以臨床醫學為主，結合基礎理論的綜合性醫書，又是一部将醫學（狹義）、醫術、醫道融于一體的醫學著作。黃氏的學術思想，在此書中可窺其梗概。黃氏根據《内經》中“天人合一”的理論，而重點闡述“天人解”、“元氣解”、和“六氣解”。其在“勞傷解”中，極力闡發其“崇陽而卑陰”的學術觀點，反對“貴陰賤陽”之說，雖言詞過于偏激，但促進了學術争鳴，從而使各家學說竟相發揮，推動了醫學的發展。

同年，黃氏又完成了《金匮懸解》二十二卷的著作。黃氏謂：金匮治雜病，大旨主於扶陽氣，以為運化之本，自滋陰之說勝，而陽自陰升，陰由陽降之理，迄無解者，因推明其意以成此書。其于四診九候之法，解釋頗詳。

乾隆18年（1753年），著《長沙藥解》四卷。黃氏根據傷寒一百十三方、金匮七十五方，合二書所用之藥，共一百六十種，各為分析排撰，以藥名藥性為綱，而以藥方用此藥為目，各推其因證主治之意，頗為詳悉，從而另辟徑溪，開從藥物性能研究經方之先河。

乾隆19年（1754年），黃氏著《傷寒說意》十一卷。黃氏根據《傷寒懸解》文簡意奧，非讀者所能通曉，故會通仲景大意，而後著此書，以開初學傷寒者之門徑。

同年，黃氏尚有《素靈微蘊》四卷問世。以胎化、藏象、經脈、營衛、藏候、五色、五聲、問法、診法、醫方為十篇，又病解十六篇，多附以醫案。其雖多處诋诃曆代名醫，但不失為一部理論聯系實踐的有價值的醫學著作。

斯年，黃氏還有《玉揪藥解》四卷問世。是書謂：諸家本草，其論有可用者，有不可用者，乃别擇而為此書。故後人有評：大抵高自位置，欲駕千古而上之，故于舊說，多故立異問，以矜獨解。

至于《素問懸解》、《靈樞懸解》、《難經懸解》三種未刊行著作，據《四庫全書》所述，黃氏認為素問八十一篇，秦漢以後著竹帛，傳寫屢更，不無錯亂，因參互校正，而作《素問懸解》十三卷。如五運六氣南政北政，舊注以甲乙為南政，其餘八幹為北政。元禦則謂天地之氣，東西對峙，南北平分，何南政之少，而北政之多。并謂東西者，左右之間氣，故不可言政，此南北二極之義，其論為前人所未及。同時，“亦以經文錯簡為說”著《靈樞懸解》九卷；以《難經》“舊本有僞，複多所更定”著《難經懸解》兩卷。

黃元禦以其高超的理論，淵博的知識，非凡的醫學成就縱橫捭阖于醫林之中。盡管他對唐以後曆代醫家持有否定态度，“自命甚高，欲駕出魏晉以來醫者上，自黃帝、岐伯、秦越人、張機外，罕能免其诋詞者”，但就其醫學經典著作的研究上，及其結合臨床經驗的大膽發揮，總結寫出了多種有獨特見解的傳世之作，其影響是深遠的，是無可非議的。清·張琦在《四聖心源·後序》中對黃氏的醫學成就的評價，尚有中肯：“能讀黃氏之書則推脈義而得診法，究藥解而正物性，傷寒無夭劄之民，雜病無膏肓之歎，上可得黃、岐、秦、張之精，次可通叔和、思邈之說，大可除河間、丹溪之弊，昭先聖之大德，作人生之大衛。”

轶事典故

轶事一

授禦醫”及乾隆帝賜匾額——“妙悟岐黃”傳說如下。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黃元禦行醫北京，适遇乾隆皇帝病重。太醫院與京城名醫多方調治無效，帝疴漸沉，百醫束手無策。當時，宮中有一太監為昌邑玉皇廟村人，深知元禦醫術高超，便向朝廷推薦，诏進時黃氏辭曰：“敝乃草民，不懂軍臣大禮，恐萬歲見責，有欺君之罪。”乾隆帝傳谕：“免恕一切，至宮廷時對朕面隻行叩首之禮。”并令侍官帶奉銀及绫羅緞匹為禮，再诏黃氏進宮。黃氏辭曰：“無功不受祿，敝乃布衣之士，豈敢接受。”帝怒，再賜以五品頂戴，按品賜銀，再次傳進。黃氏見再難推委，遂入宮。

乾隆欲試其醫術高低，故虛設一帳，令宮女卧其内，隻露一手于帳外，讓元禦診脈。診畢退出，侍官請處方，元禦道：“龍體鳳脈，無藥可醫，恐不久于人世。”侍官回奏，乾隆聞言心悅誠服，乃知其為良醫，即令禦診，診後帝問：“朕得何病，應用何方治療？”元禦道：“萬歲小恙，乃七分藥毒三分病，須先進兩帖去藥毒，繼服一帖治所病。”帝允諾，按方配服，病豁然而愈。乾隆帝大喜，賜以重金，元禦皆堅辭不受，說：“吾非為官為錢，願為社稷治病救人”。

皇帝便命他入太醫院為禦醫，并賜其楸木棋盤、玉石棋子一副，常與對弈，遂号玉楸子。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帝南巡，黃元禦奉诏侍從，随駕武林（杭州），治途為人治病屢驗，著方調藥皆神效。皇帝感其學識，親書禦匾“妙悟歧黃”，懸于太醫院門首。黃氏于太醫院任職期間醫術日益精湛，治愈多起皇宮貴族的疑難雜症，晚年更是著書立說，為中醫學發展做出諸多貢獻。乾隆二十三年黃元禦于行醫、著述中積勞逝世，歸葬祖地。

此雖系轶事傳說，然對黃元禦醫術之精湛，性格之清高，乾隆帝這位明君的性格處事等，描述得極為精辟。參之黃元禦《四聖心源》自序：“帝眷之隆，何可恃也”，當有一定的真實性，而非純系杜撰。

轶事二

黃氏鄉居，以醫負盛名。其女遠嫁，生一子，出痘，勢甚危，抱歸求治。黃氏一見，即怒詈（li,音利），不過日晡（bu,讀第一聲，申時也），其速行！”其女長跪乞憐，黃氏不顧，呼人急駕騾車送之返。時赤日中天，輿人故遲遲其行，中途遇大雨，周身盡濕，輿人乃駕車回黃家，蓋黃氏預囑之也。時已日暮矣，黃氏率家人正伫立門外，燈籠相候，語之曰：“汝子生矣。此證内人已極，非用此法，不能挽救。吾默察天時，知今日午後必有大雨，故弄此狡狯（jiao kuai,音角快），不然，汝子豈能生哉！”遂處方與服，痘果透發而愈。

轶事三

黃氏嘗夏月出行，有數人見其至，相與謀曰：“黃氏号為名醫，吾侪（chai,音柴）蓋試之。”一人故仆地，急招黃氏診。黃氏曰：“此人僅能延數刻耳，哀哉！”群嗤之以鼻。黃氏曰：“毋！聽其預言。汝等初意，乃與餘為戲也，不知今當夏月，濕熱交蒸，此人仆地之時，熱毒之氣已從口鼻吸入，内又有腸胃之病，感之而發，其來也暴，非藥石所能瘳（chou,音抽）矣。”衆不信，黃乃行。未幾，其人果腹中絞痛，不數時即斃。人皆嗟歎，共稱黃術如神。

轶事四

黃元禦五代傳人麻瑞亭（1903—1997），早年聽其業師李鼎臣講述過黃氏診病轶事一則，簡述如下。

時年黃氏在太醫任上，沈陽一王爺之子病笃，遣人詣京，求乾隆帝委太醫往診，帝即命黃元禦前往。即日起程，乘轎奔赴，夜不住驿，轎中假寐；食不下轎，果腹而已。至沈陽，直奔王府，報名而入，徑往正堂，王爺降階相迎。方落坐，黃氏未及請問，王爺即欲述其子病情。

黃氏曰：“臣進府時，聞東廂有呻吟之聲，可是小爺？”王爺對曰：“正是。”黃氏曰：“無須診視，其肺已腐爛不堪，無藥可醫，惜哉！”王爺聞言，面露驚愕之色，旋即面如冷鐵，起身曰：“先生少坐，本王去去卻回。未幾，侍者捧一盤呈與堂，視之，其内耐一腐爛人肺也，濁血流溢。黃氏大驚失色，方欲問其故，王爺已手握匕首而至，雙手及利刃盡染血污，抱拳稽首曰：”先生神明，本王佩服！适才已将犬子殺之，此乃其肺也，果如先生所言。”黃氏驚倒在地，面如土色，張口結舌，無言以對。稍定，乞歸。

王爺允請，黃氏即刻起程，形容一如赴沈急促之狀。至京，拜表奏乾隆帝診病及王爺殺子始末，謝罪并乞歸故裡休養。帝不究其直言之罪，好言撫慰，準其所請。未及陛辭，即匆匆返籍，病卧不起。其子請問病由，黃氏祥告之，并曰：“為父已膽破神傷，醫藥無及，尚有百日陽壽，速請好友故舊一決！”果百日後而逝，時年五十有四。

按：《丹徒縣志》載，有顯貴延視女病、不知其在室也，斷為孕，且言必男。少頃，已剖腹出胎來示。大驚，“耳遂聾”，名益震。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王九峰，呼稱王聾子的來源。而非黃氏之經曆。

轶事五

軍醫館久真堂的祖師爺。

鑒于第一次金川之戰大批清軍水土不服、疾病纏身，緻使戰鬥力低下、傷亡慘重的情景，據說乾隆皇帝認為軍士病症皆是經絡不通，氣血不循，正氣不足造成，所以着尊經派的太醫院禦醫——黃元禦署理川軍軍醫館——久真堂，提供解決将士水土不服之症的方略。

臨危受命的黃元禦仔細了解了藏區的氣候，官兵高原缺氧和高寒以及流行的傷寒、咳嗽等形象，予以将宮廷的秘方、宮廷中禦藥房中治療肺病、咳嗽最好的藥材和藏區的蟲草、貝母、紅景天等等名貴藥材為伍，又使用人參、天麻、鹿茸、靈芝、桑黃等名貴滋補藥材作為強勁官兵體魄的藥引子，還把宮廷禦藥房銀質藥具和部分宮廷禦藥房作人一同前往成都，秘制出各類強勁體魄，提高免疫力，抗高原低氧環境的膏、丹、丸、散用于清軍攜帶服用，以克各類低氧、傷寒、咳嗽、倦怠、疲憊等病症。期間黃元禦通過了解士兵症狀和用藥效果，完善和補益了他的《長沙藥解》的著作。

所幸，雜谷土司之亂很快平定，但是軍醫館——久真堂的秘制膏、丹、丸、散在駐軍中引起了良好的反應，獲得了很高的贊賞，皆尊奉黃元禦為久真堂的創始祖師爺，在軍醫館的大堂懸挂乾隆手書褒獎黃元禦“妙悟岐黃”的牌匾為榮，軍醫的醫師皆自诩禦醫之門生。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戰中，定西将軍阿桂首先整肅兵馬，除了在汶川、打箭爐駐軍沿途設置多處湯藥處，遵照已過世黃元禦為久真堂留下的各類研究方略，制造各類抗病膏、丹、丸、散劑，還特選13位軍中勇士，根據不同體質用黃元禦留下的醫方調配，用上等的藏區蟲草、貝母枇杷膏等給予服用。13位勇士服用該配方後非但晝夜不倦不病，反而越戰越勇，最終取得勝利。乾隆大喜下特意褒獎久真堂上下醫師。并準許懸挂着乾隆皇帝禦筆親書的“妙悟岐黃”牌匾，遵照“仁道藥濟”的行醫理念濟世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