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曆
少年時期
1915年1月，出生在四川省忠縣石寶鄉一個書香之家。幼年時，在本家祠堂辦的私塾讀古書，習語文，深受傳統文化浸染。後改讀新學，進的是一所鄉村初級中學，校長是陶行知的學生，倡導“生活即教育”，學生進行自我管理，住的宿舍叫新村。
初中學習階段，馬識途接觸了一些新學雜志和講富國強兵的新書籍，同時也嗜讀一些《江湖大俠》《孽海情天》之類的新小說。這期間，學校新從武漢黃埔軍校分校聘來幾位教員，在他們的宣傳教育下萌發了革命的意識，參與了諸如發動農民、打倒廟裡的菩薩之類的革命行動。
北出夔門
1931年，初中畢業後，遵“本家子弟十六必須出峽”的教誨，馬識途乘船東出三峽，去往北平，船過三峽夔門，馬識途寫了一首《出峽》的詩；同年，考入北平大學附屬高中學習，“九一八”的炮聲擊碎了他的“強國夢”，從而卷入了抗日救亡的學生運動中。
1933年，日軍進逼平津，在危難中逃到上海，後在浦東中學讀完高中。1935年，以馬質夫的筆名，在葉聖陶主編的上海《中學生》雜志“地方印象記”專欄裡發表散文《萬縣》，獲該雜志征文獎。
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化學工程系；在上海學習期間，進一步接觸了《大衆哲學》等社會科學讀物和《新生》《生活》等進步刊物，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請願遊行；同時開始了文學寫作。
革命生涯
1937年7月，“七七事變”發生，馬識途放棄了“工業救國”幻想，走出學校，參加農村服務團，在南京郊區曉莊宣傳抗日；10月，與要好的同學機槭系的劉惠馨一道，持董必武的介紹信，步行到鄂豫皖邊區中心的黃安七裡坪，參加方毅主持的黨訓班學習。
1938年3月，在武漢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錢瑛介紹加入中國共産黨；同月擔任“蟻社”支部書記，做職工工作，并參加漢口職工區委；10月，奉命撤退到鄂北襄樊，被派往棗陽任縣委書記，同時為鄂北特委委員；同年，與胡繩一道辦《大衆報》，取筆名馬烈夫，因馬列二字太刺眼，易惹敵人注意，故在列字下加了四點，後又派往南漳任宜城、南漳、保康中心縣委書記，又轉至老河口任光化、谷城中心縣委書記，從事黨的農村工作。
1939年秋，他從鄂北轉移到恩施任鄂西特委書記。1940年8月，錢瑛由重慶到恩施，對鄂西特委作了調整，馬識途任副書記，直屬南方局領導。
1941年初，國民黨制造皖南事變，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鄂西一片白色恐怖；正當緊急疏散之時，因叛徒出賣，何功偉、劉惠馨被捕，不滿一歲的女兒随母關進監獄，馬識途隻身幸免并于同年秋轉移往雲南昆明；同年，他将高中畢業證書的馬千木添一筆改名馬千禾考入西南聯合大學，先後在外文系、中文系學習4年，擔任西南聯大黨支部書記，從事學生運動；期間，馬識途以學生身份與羅常培、楚圖南、李廣田、吳晗等教授往來，以黨員身份與聞一多先生聯系，并得到聞一多的積極支持。
1942年，與張光年、齊亮等創辦文藝刊物《新地》，與張彥主編《大路周刊》，以宿莽、劫餘、子一等筆名發表小說、詩歌、雜文及時事評論等；這一段農村工作對于馬識途後來的文學創作至關重要；正如他在《我怎樣寫起小說來的？》一文中所說，他時時刻刻所面對的就是生與死的搏鬥，血與火的戰争；他的小說《老三姐》《回來了》《小交通員》及長篇《清江壯歌》等，都取材于這一時期的革命生活。
1945年8月，被派往滇南，負責黨的領導工作，準備遊擊戰争。1946年8月，馬識途又奉命調回四川任成都工委副書記。1947年，成都工委改為川康特委，馬識途任副書記，分管組織和群衆工作；為維持一家數口的生計，同時擔任華西大學先修班、華西協中的英語課，還任法國駐成都領事的家庭中文教師；2月，《新華日報》被迫撤回延安，川康特委決定由馬識途、王放負責，辦了張小報《XNCR》（取延安新華電台呼号），傳送中央聲音和解放戰争的捷報；同年8月至次年春，為牽制敵軍，馬識途在仁壽、榮縣、大邑、冕甯組織領導了數次武裝暴動。
1949年1月，川康特委書記叛變，供出馬識途，敵人四處搜捕他，但他仍堅持戰鬥在成都，指揮所屬組織疏散；2月，他奉命去香港彙報工作，因特務事前已偵悉他的行蹤，不能乘飛機、輪船，隻得搭乘私人汽車，繞道貴陽、柳州、廣州到香港；4月，奉命由香港經煙台去北平，随即随四野大軍南下，接收武漢，任華中總工會副秘書長；9月，為配合解放軍解放大西南，他奉命與其他幾位四川地下黨負責人一道去南京，向劉伯承、鄧小平等二野首長彙報四川情況；接着他被派往西安，随賀龍、李井泉南下大軍入川，于12月迎來成都和平解放；同年，任成都軍管會委員、川西區黨委委員兼組織部副部長。
1958年，奉命籌建中國科學院四川分院，任分院黨委書記、副院長。1960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并擔任科委副主任。1966年，馬識途在“四清”運動中收到西南局辦公廳的通知，讓他回成都開會，就在這次會上，他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寫反黨反社會主義文學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文革中四川第一個被揪出來的人。
1967年夏，四川成立了一個清理地下黨的專案辦公室，馬識途被誣蔑為叛徒集團首領，成為各大機關單位的批判靶子，甚至被小學生拉去批鬥。1979年，在隔離審查和入獄6年後，獲得正式平反。1980年，被選為四川和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同時被選為四川省文聯和作家協會主席。
1982年，随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貝爾格萊德，并在國際作家會議上做了發言。1985年，離休後，馬識途仍擔任四川省作協主席。1986年9月20日，文化部批準成立中華詩詞學會；第一次全體理事會議上，馬識途被選為副會長之一。
老骥伏枥
2005年，出版《馬識途文集》12卷本。2010年，其小說《夜譚十記》中的《盜官記》被導演姜文改編為電影《讓子彈飛》。2012年8月16日，獲首屆“東方文豪終身成就獎”。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藝獎終身成就獎。2014年1月，舉行了書法義展，賣出230多萬，全部捐給了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為此，文學與新聞學院設立了“馬識途文學獎”；同年，受聘為四川大學名譽教授。
2016年，出版回憶錄《人物印象——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12月29日，四川省作家協會決定，推舉馬識途為四川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2017年，開始創作《夜譚十記》的續作《夜譚續記》，體檢時查出患了肺癌，需入院治療，不久病愈。“打倒病魔以後，就想找點事情做。”馬識途開始寫關于包括甲骨文、金文在内古文字的研究性文字。
2018年，出版18卷700萬字《馬識途文集》。2020年7月4日，小說集《夜譚續記》上市。2020年7月5日，馬識途宣布封筆。
個人生活
家庭成員
馬識途的父親馬玉之，在四川劉湘時代，曾出任過三任縣長，兩任在洪雅縣，一任在大邑縣。洪雅地處川西邊區，叢林茂密，山高路險，常為土匪出沒之地。
1939年，馬識途與劉惠馨結婚，一同從事地下工作。1941年，由于叛徒出賣，劉惠馨及剛出生才一個月的女兒被捕入獄。時任鄂西特委副書記的馬識途也遭特務追捕，無奈之下報考西南聯大，到雲南隐蔽。畢業後，馬識途繼續到四川從事地下工作，直至解放。10年來的地下工作，馬識途經曆無數艱難險阻，妻子、妹妹及妹夫都不幸犧牲，女兒也在劉惠馨犧牲後下落不明。直至1960年，馬識途才在公安部門幫助下找到失散20年的女兒。
1947年3月，中國的内戰打得火熱，馬識途在成都的地下黨川康特委決定由馬識途負責馬上辦一張秘密的油印小報，專收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的電稿，油印出來，送給黨内同志和進步人士閱讀。并決定把一個市委委員、在四川大學擔負黨的領導工作的王放調出來，擔起這副重擔。在此期間，馬識途與王放相互幫助，戰鬥的友誼慢慢滋生成為愛情。1948年7月，馬識途與王放結婚。1966年，王放因超負荷工作，腎功能完全失去，因病逝世。
兄弟情誼
在抗戰初期，馬識途參加中國共産黨，從事地下鬥争。1941年初，鄂西特委組織遭到國民黨特務破壞，妻子劉惠馨和剛出生的女兒一起被捕，馬識途也被通緝，自己不得不緊急撤離，逃到了重慶。就在馬識途身處生命危險的時候，當時是國民黨少校參謀的哥哥馬士弘，聽從父親的叮囑，冒險犯難，親自前往重慶，幾經周折找到了馬識途，将其掩護回忠縣老家暫避。在父親的保護、哥哥的幫助下，馬識途才安全渡過了難關。馬家兄弟的“國共合作”雖然一直是美談一樁，但抗日戰争八年，兩兄弟竟未見過一次面。就在馬士弘起義的第二年年初，馬士弘代表羅廣文兵團向賀龍報到，沒想到坐在賀龍旁邊的正是時任中共川康特委副書記的五弟馬識途，自1941年于家鄉忠縣一别8年的親兄弟，就這樣重逢了。
筆名由來
1938年入黨時，馬識途面向黨旗宣誓後，把原名“馬千木”鄭重改為“馬識途”，取“覓得正确道路、老馬識途”之意。他在自傳《百歲拾憶》中曾說：“從入黨的這天起，我改名了。我以為我已經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老馬識途了。”
人物轶事
地下工作
随着馬識途革命鬥争經驗的豐富，黨組織要他做一個“職業革命家”，擔負地下黨各級領導機構中的重要工作。“這項工作非常危險，要随時準備犧牲。”馬識途說。
馬識途回憶，他當時準備了一頂羅宋帽，可以兩面戴，一面灰一面黑；還有件可以翻過來穿的兩用風雨衣；有兩副黑框眼鏡和假金架子眼鏡；嘴唇上兩撇胡子也是為了緊急時刮掉。為擺脫特務跟蹤，馬識途需要不停地變換身份，曾先後當過流浪漢、小攤販、學校教員、生意人，還當過縣政府科員。
無論是在鬧市街頭，還是茶肆商鋪，無數次被特務跟蹤盯梢，馬識途都憑借豐富的戰鬥經驗從容逃脫
主要作品
馬識途20歲開始發表作品；先後創作出長篇小說《清江壯歌》《夜譚十記》《滄桑十年》，紀實文學《在地下》，短篇小說集《找紅軍》《馬識途諷刺小說集》等。
創作特點
作品主題
馬識途以小說創作為主，其主要成就也體現在長短篇小說創作上。馬識途的小說創作是1960年開始在報刊上發表的。他的小說以長短篇為主，内容有革命曆史題材和現實諷刺題材。長篇有《清江壯歌》《三戰華園》《巴蜀女傑》《雷神傳奇》等，這些小說都是從作家的革命生涯取材，塑造了無産階級英雄人物。馬識途的短篇小說創作分為革命曆史題材和現實諷刺題材兩類，前者如《老三姐》《找紅軍》和《夜譚十記》中的“十記”，後者如《最有辦法的人》《挑女婿》《學習會紀實》《好事》《五糧液奇遇記》。
藝術特征
典型意義
馬識途的小說有着豐富的具有典型意義的情節，這是久已為人所知的。如果再進一步剖析這些小說，就會看見它們是用許多被濃縮、精煉過的材料緊密地組織在一起的，其中許多情節本身就是可以獨立成篇的，稍加生發，便可以寫成一部短篇或中篇小說。例如，《破城記》中僅被作為背景的遊擊隊的活動，《盜官記》中會計師爺的掉包計和張牧之做官的經曆；《老三姐》中母子兩代的鬥争和犧性等等。但作家不吝惜材料，而是把它們放在藝術構思的熔爐裡，加足火力，反複熬煉，去水分，去雜質，嚴格以塑造人物形象為鹄的，重新給以組織。在這樣的作品裡，人物的形象，特定生活情景，既獲得了鮮明的具體可感的形式，又包含着經得起思索和咀嚼的深沉的内蘊。慘淡經營，而終于采取古拙質樸的形式；思慮深沉，卻賦予明白哓暢的叙述。平易近人，可又總有許多不盡之言、言外之意彌漫在字裡行間，耐人尋味。
白描淡寫
馬識途的創作中運用白描淡寫的手法，娓婉有緻的情節，同多層次的人物配置，多承情節的相互滲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構成了馬識途小說創作的獨特韻味。它們是對中國小說傳統的繼承，又是對中外近代優秀小說的借鑒，是對二者的改造，重新冶煉出了既具有時代特色，又具有作家個性特色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鬥争，産生這種鬥争并在它的沖擊下發生着劇烈變化的中國社會，是馬識途小說創作的對象。
鬥争的深刻性、複雜性、劇烈性，使它同中國曆史上前此的一切鬥争都有了不同性質。新的人物、新的生活要求着藝術形式上的創造與發展。傳統小說單一線索一貫到底的縱向發展，把一切都扭結在這單一線索的演變上，已經不再能充分适應表現現實生活鬥争的需要了。于是，在馬識途的小說創作中，看到了它們被繼承但同時也在被改造，在向前發展的軌迹。從短篇小說《找紅軍》《接關系》和《夜譚十記》的許多篇章中，都可以看出這種趨勢。
《找紅軍》采用了視角交錯的寫法，從兩個人的不同視角展現了那一段可歌可泣的鬥争生活。通過作品中的“我”——以“軍糧督辦處少尉督導員”的身份為掩護的黨的地下工作者的眼光，看到了王天林當時的處境，隐約體察到透過他奇特的行動表現出來的不甚明确的期待與追求。在這一層生活場景的下邊，又隐隐透露出王天林謷惕地觀察着這個“少尉軍糧督導員”的目光，展現了生活的另一個層次。這使得兩個人物之間有了一種戲劇性的帶着某種緊張意味的關系。
情節的發展最後引出了王天林的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往事，故事的重心由“我”身上移到了王天林身上，叙述的角度也随之發生變化。這種人物的多層配置，視角交錯，雙重第一人稱的運用，同富于傳奇性的娓婉有緻的情節發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大大地增加了這個短篇小說的容量。它使遭到了挫折的農民自發鬥争，同黨的有組織的革命活動結合在一起了，使已經成為過去的鬥争經曆重新活在現實的鬥争中了，使作品既擁有使人民群衆喜聞樂見的傳統風格，又獲得了曆史的縱深感，超出了單獨叙述王天林自立紅軍的傳奇故事所可能獲得的藝術效果。
作為《夜譚十記》第一篇的《破城記》，似乎更能使看出馬識途的“龍門陣”的藝術特色。剛讀到頭幾頁的時候，人們大概會以為這是一個類似果戈裡的《巡按》那樣的故事，但讀完全篇之後，讀者卻不能不為作家善于把濃郁的傳統風味同強烈的時代特色溶合在一起而感到激動。在這篇作品中，兩條情節線索在人們不知不覺之間就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了，互相影響，互為因果，演出了一幕引人入勝的戲劇。沒有第一條線索——縣太爺迎接真假視察委員的排場和風波，難以如此神情畢肖地再現出那一大批貪婪、反動、腐朽、昏聩的“當道人物”的面目，難以入木三分地揭示産生這些人物的那個社會的腐朽本質。
如果沒有第二條線索一遊擊隊和地下黨的革命鬥争，就難以使作品獲得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強烈的教育意義，而降低為對舊社會常見的腐敗現象的泛泛譴責。整個故事的發展就不可能象現在這樣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跌宕起伏，娓婉有緻，而會走上另外一條單純得多的道路，變成另外一種而目。擺在“明場”處理的是第一條線索，它使舊時代官場的腐敗習氣得到了戲劇性的演染和揭露。第二條線索則完全被放到了舞台的後面，直到整個故事快結束時，人們才恍然大悟地發現，原來在前台演出的一切，都是在它的左右和挖制之下的。所有這一切，又都是從一個窮科員的時而誠惶誠恐，時而憤憤不平，時而驚駭萬分，時而痛快淋漓的口吻中叙述出來的，使交錯在一起的兩層情節又獲得了一個新的能動的因素。所有這些新的因素同中國小說傳統的巧妙融合，使作品對現實生活的描繪獲得了立體感與縱深感，有力地再現了具有時代特色的錯綜複雜的現實生活鬥争，有助于揭示特定社會關系的本質。
傳奇特征
富于傳奇性，是馬識途的“龍門陣”——他的小說創作的一個明顯的特征。情節的大起大落，變化的急劇與意外，巧合的運用，這些形式特征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都是不難發現的。但事情的另一面卻往往容易遭到人們的忽略，即在表現這些變生意外的事端時，作者卻又在努力把傳奇性淡化，或者說使傳奇性現實化，使傳奇性的情節發展獲得現實性的品格，使人物始終活動在真實的、足以體現一定曆史時期社會階級關系本質的典型環境中，從而使富于傳奇性的情節獲得了高度的藝術真實。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但作家競然把兩個明顯對立着的側面拉到一起，使它們融洽無間地結合起來，并且在許多情況下還顯得從容不迫，遊刃有餘，似乎事情本來就是這樣。
從對《找紅軍》《接關系》《西昌行》《三戰華園》《夜譚十記》等作品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那些大起大落、突兀陡峭的情節，雖然在它們出現的時候，是猝然而發，一來便使整個局面為之改觀，人物的命運和人物之間的關系突然發生戲劇性的轉折。但是，究其實，它們卻不是無因無由的。它們來得突然，但卻兄在現實的生活運動中一點一點地積累起來的，是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從理性上認清這一道理并不困難，但要在作品所創造的形象系列中，藝術地再現這一點，卻是相當不容易的。有時，由于體裁的關系，由于篇幅和叙述角度的限制，就顯得更加困難了。作家憑借深厚的生活功底和熱練的藝術表現能力，出色地克服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在《接關系》中，被黨組織派到大巴山來接關系的共産黨員任道，卻被他踏破鐵鞋覓不得的地下黨的同志抓了起來，準備活埋。這個變故來得那麼突然，進展那麼奇特，一下子把任道置于死亡的邊緣，但轉眼又使他絕處逢生，并使他同王家盛、王二木等人的關系突然發生了反方向的轉折，使事情的面貌發生了全局性的變化。這确實具有強烈的戲劇性，但它在整個情節發展中，卻又顯得那麼穩妥、自然，似乎不能不如此。這裡邊誠然有“一陣風”這個人的冒失，“心血來潮就亂整一氣”的性格的因素，但作品對生活的揭示并沒有停留在這裡，而是通過這個傳奇性的情節對特定的生活環境作了更深入的揭示。任道奉命來接關系的地方，是紅軍的老根據地。
紅軍北上後，這裡遭到過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報複。一年多前，黨的地下組織又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幾個主要的農民領袖都犧性了。山霸王巴山虎又是“老奸巨猾，和我們鬥了十幾年，警覺性高，有相當多的經驗”這樣一個窮兇極惡的敵人。任道年輕，熱誠，急于事功，而又缺乏地下工作的經驗，一來就上了叛徒的當，和叛徒過從甚密。這一切，落在地下黨的眼裡，自然不能不引起極大的懷疑乃至于痛恨。正如陳孟光所說，地下黨的階級警覺性和對敵人的深仇大恨，不是抽象的認識，而是用“多少同志的血換來的”。在這種特定的環境裡，任道險些被自己的同志活埋的傳奇性情節，就獲得了充分的生活依據，獲得了令人信服的現實性的品格。類似的情形，在作家其他的作品中也是經常可以見到的。
厚積薄發
厚積薄發，耐人咀嚼，大巧成拙，形易實難，是馬識途小說藝術的又一特色。這使得他的“新傳奇”“浙評書”既有高度的思想性，有濃郁的生活氣息，而且具有質樸平易的形式，為人所樂見，擁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馬識途對中國社會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所進行的有意識的觀察與了解，對于黨領導的國統區的地下革命鬥争的親身體驗，始于20世紀30年代，而他比較能有計劃地進行小說創作，則已到了20世紀60年代。這其間竟然有着長達三十年的醞釀、積累時期。在這30年中，他一直企圖以小說藝術的形式再現活躍于心中的人物，甚至已經寫出或發表過一些篇章，但又不斷被日益嚴重的白色恐怖和緊張、尖銳的鬥争所打斷，不得不放下筆來。可見，這三十年間，他并沒有真正放棄過對生活和人物的形象的思考，一直是在有意或無意地為日後可能進行的創作做着體驗、積累、消化、醞釀的工作。這真是持滿待發，既盈必溢。但在投入具體作品的寫作時，他又總是在竭力壓制着想把長期積累的東西統統傾瀉出來的沖動，嚴格地根據塑造形象的需要，把作品濃縮了又濃縮，對材料精選了又精選，并竭力挖掘各種人物、事件相互之間的内在聯系，恰當地組織将置于前景和背景的東西。這些努力使他的作品不但獲得了具有典型意義的充實的情節和細節，而且獲得了使人物形象自己從紙上凸現出來，活生生地站在讀者面前的藝術效果。這使他的作品在當代小說藝術之園中獲得了自己的位置。
獲獎記錄
人物評價
“馬識途先生是我們西南聯大的驕傲。學長的勤奮與努力讓我們敬佩，更值得我們所有人學習。這也深深體現出西南聯大‘生命不止，奮鬥不息’的精神。”（中國科學院院士潘際銮評）
少年負笈出峽，尋求立身救國之道，為新中國的解放事業鞠躬盡瘁。在文學成就之外，馬識途在書法領域的造詣也甚為深厚。（《華西都市報》評）
馬識途還是著名作家，創作了大量散文、詩歌、小說等文學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反映了當年艱苦卓絕的鬥争曆程，表達出一名共産黨員的理想信念和愛國之心。（《四川日報》評）
長期筆耕不辍的馬識途，被公認為巴蜀現當代文學史上，繼郭沫若、巴金等人之後，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不過，很少人知道，馬識途在成為一名職業作家之前，他真正的身份卻是一名搞地下工作的職業革命家。也正是因為這個特殊的身份，使他的文學作品别具一格。（鳳凰衛視評）
他自少年時代起即投身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後長期從事地下革命工作，出生入死，功績卓著。革命成功後，他在擔任政務職責，繁重的工作之餘，堅持文藝創作，幾十年來寫下了700餘萬字的各類體裁的文學作品，其中多反映中國革命鬥争的曆史，是中國革命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一筆豐厚的寶貴财富。少出夔門，志懷報國，奮鬥百年。戎馬與筆墨，革命和文學，他将兩項事業，完美融為一身。（封面新聞評）
馬老的責任心很強，他如此高齡仍自強不息、堅持創作，且作品中看不到老邁和懷舊之感，精神狀态非常旺盛。張炯回顧到，從以往與馬老的接觸中都能深深感受到他為人的謙和、平易以及對後輩的提攜。（當代作家王蒙評）
馬老是少有的同時具備知識分子出身和革命生涯的老作家，“實事求是”在他身上體現得十分鮮明。他以革命戰争親曆者的身份進行相關題材的文學創作，并對很多問題進行了充滿憂慮感和責任感的評價，這些都值得我們尊重。（作家、《文藝報》總編輯閻晶明評）
馬老有着堅定的信仰，能夠耐得住寂寞，他不僅中國傳統曆史文化功底非常深厚，同時還不乏幽默感和靈動、藝術的青春活力。我們應當倍加崇敬馬老這樣德高望重、潛心藝術、享受孤獨、富于成就的藝術家，使之成為民族精神航程的坐标。（文學家仲呈祥評）
馬老不僅是一個戰士，同時是一個内心懷着巨大暖意對待世人的寬厚的人，他為我們的為文和為人都樹立了一個榜樣。（吉林師範大學教授、作家施戰軍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