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相伯

人物生平

早年經曆

馬相伯祖籍江蘇丹陽，清道光二十年三月十八日（1840年4月7日）生于丹徒（今鎮江），

其父母均信奉天主教，故襁褓間即受天主教洗禮，成為天主教徒，洗名若瑟，亦作若石。5歲入塾讀書，喜探詢天象運行奧秘。12歲來滬，入法國耶稣會辦聖依納爵公學（後改稱徐彙公學，今徐彙中學），繼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讀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哲學、神學、數理和天文等學科。清鹹豐八年（1858年），全家從鎮江轉至滬定居。

清同治元年（1862年）入徐家彙天主教小修院接受兩年的“神修”訓練。後入大修院學哲學和神學。清同治九年（1870年），獲神學博士銜，加入耶稣會，授司铎神職。同治十三年，調任徐彙公學校長兼教務，講授經史子集；并兼耶稣會編撰，繼續研究哲學、數理及天文，譯着《數理大全》等書百卷。

其弟馬建忠為著名外交家。外甥朱開敏天主教海門教區主教。朱志堯著名實業家。

從事洋務

清光緒二年（1876年），因自籌白銀2000兩救濟災民，反遭教會幽禁“省過”，憤而脫離耶稣會還俗（但仍信仰天主教），從事外交和洋務活動，曾先後去日本、朝鮮、美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日本維新、高麗（朝鮮）守舊，在對照中使他深受啟迪，認識到國家富強之術，在于提倡科學，興辦實業，屢屢上書朝廷獻策，都似泥牛入海。

光緒二十五年辭官回滬，住佘山，潛心于天文度數的研究和譯着，助其弟建忠着《馬氏文通》，隻署文名。他深感“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材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決定毀家興學。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他遂将自己的全部家産——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畝田産，捐獻給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獻家産興學字據”，規定該産業供作中西大學建成後的學生助學金。

創建學校

光緒二十八初冬，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發生“墨水瓶事件”，學生集體退學。蔡元培曾介紹部分學生向馬相伯求學，他遂于次年（1903年）租用徐家彙老天文台餘屋，以“中西大學堂”的理念，創辦震旦大學院（徐彙區第二中心小學是其舊址），自任院長，二月初三（3月1日）開學（“震旦”為梵文，“中國”之謂，含“東方日出，前途無量”之意），由其創辦的震旦學院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梁啟超曾着文祝賀：“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親編《拉丁文通》、《緻知淺說》等教材親自授課，實行學生自治。

肄業于此的學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張鼎丞等名人。前此，于右任因諷刺時政，遭清廷緝拿，潛逃至吳淞，馬相伯聞訊，親自駕舟接到校中進行掩護。

光緒三十一年春，耶稣會欲變震旦為教會學校，以讓馬相伯“養病”為由，委任法國神父南從周（Perrin）為總教習，改變辦學方針，另立規章，學生大嘩，摘下校牌，全體退學。

馬相伯看到退學學生簽名簿時，老淚縱橫，決意站在學生一邊，并得張謇、嚴複和袁希濤等名流的支持，在江灣另行籌建複旦公學（今複旦大學），于中秋節（1905年9月13日）正式開學。馬相伯任校長兼法文教授，聘李登輝任教務長。光緒三十四年，由耶稣會接辦的震旦大學拟遷址盧家灣，馬相伯仍以辦學為重，不計前嫌，捐現銀4萬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處（當時價值10萬多元），以購置呂班路（今重慶南路）土地100畝，建造新校舍（後來的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已于2005年7月18日與上海交通大學合并）。

1902年籌建震旦女子文理學院，1952年改名為上海市向明中學。

1906年，馬相伯赴日，在日本學會成立典禮上發表演說勉勵留學生：“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張之洞将此語引為至言，譽他為“中國第一位演說家。”

辛亥時期

辛亥革命前後，曾在東京任《政聞社》總務員。因其德高望重，孫中山将他聘為南京第一任市長，此時他以七十高齡了。沒過多久，南京撤銷設市。

馬相伯轉任江蘇都督府内務司長并代理都督，在北京曾代理北京大學校長，任北京政府政治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平政院平政等職。在這期間，曾與章太炎、梁啟超等發起創辦“函夏考文苑”，與英華（字斂之。後為輔仁大學校長）創辦輔仁社（即後來的輔仁大學）和培根女校。民國3年（1914年），馬相伯子君遠病故，學生們鑒于馬公毀家興字，家無餘資，遂籌集萬元為其寡媳、幼孫作教養費，馬相伯卻托人将該款移作啟明女子中學（今第四中學）教育經費。袁世凱稱帝後，他痛加抨擊，認為“天下之大盜，莫大于君主”。民國6年（1917年）南歸，隐居徐家彙土山灣（後名其居所為綠野堂、樂善堂），着書談道，不問世事。

1925年，羅馬教廷在中國創辦北京公教大學，次年改稱輔仁大學。馬相伯參與其事，貢獻良多。他寄語輔仁大學：“齊驅歐美，或更駕而上之。”

抗日戰争

九·一八事變時，馬相伯已屆91高齡。他深感國難深重，為救亡呼号奔走，發表《為日禍告國人書》，主張“立息内争，共禦外侮”。他親自揮毫作榜書、對聯義賣，共得10萬元，全部支援抗日義勇軍。他先後發起組織江蘇國難會、不忍人會、中國國難救濟會和全國各界救國會等愛國救亡團體，被公認為救國領袖、愛國老人。在他家裡召開救國會第二次執委會時，他特地寫了“恥莫大于亡國，戰雖死亦猶生”聯語，與與會者共勉。

晚年時光

自1932年11月起，他連續四個月發表了12次國難廣播演說。

民國26年（1937年）11月上海淪陷，日本侵略軍逼近南京，馮玉祥、李宗仁勸馬相伯移居桂林風洞山。次年，應于右任請，入滇、蜀，道經越南諒山，因病留居。民國28年是他百歲誕辰，4月6日全國各地和有關團體都舉行遙祝百齡典禮。國民政府對他頒發褒獎令，中共中央特緻賀電，稱他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他給上海複旦同學會的親筆信有“國無甯日，民不聊生，老朽何為，流離異域。正愧無德無功，每嫌多壽多辱！”語。

他以前方将士浴血抗戰勞苦為念，把各方贈與的壽儀移作犒慰傷兵之用。還被任命為國民黨政府委員。他在病重時，憂國憂時之情更深。他說：“我隻是一隻狗，隻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興奮異常，夜不能寝，病勢加劇，11月4日溘然長逝。噩耗傳出，舉國哀悼。遺有《馬相伯先生文集》。

主要成就

1902年11月的一天，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文科教習郭鎮瀛因五班教室内的一隻空墨水瓶，遷怒于學生。後幾經波折，校方竟宣布開除五班全體學生。此事引起軒然大波，200餘名學生和總教習蔡元培憤然離校，這便是轟動一時的“墨水瓶事件”。該事件與日後馬相伯創辦震旦學院，實現“啟發民智，教育救國”的理想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馬相伯從南洋公學退學的大部分學生在中國教育會的幫助下組成了愛國學社，另有20多名學生在蔡元培的引薦下向馬相伯求助。是時，适逢馬相伯正在籌劃辦學事宜。他爽快地接收了這批學生，向天主教會租用徐家彙觀象台的舊屋作為校舍，并聘請了幾位法國籍神父任教。如此一來，一座新式學校便宣告誕生了。馬相伯還給學校起了個響亮的名字——震旦學院。“震旦”一詞出自梵文，意即中國，在英語中，亦有黎明、曙光的含義。由此可見，馬相伯将震旦學院喻作旭日東升，擔負着以教育開啟中國曙光的重任，必将前途無量。

震旦學院成立後，馬相伯任監院（即院長），學校以“廣延通儒，培養譯才”為宗旨，學制為兩年，專業分為文學、質學（科學）兩類，沒過多久又發展為文學、緻知（哲學）、象數（數學）、形性（理科）四大學科。梁啟超獲知此事後，欣然寫道：“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

誠如梁啟超所言，震旦學院在管理上不僅“完備有條理”，更不乏獨到之處。一方面，震旦學院實行“學生自治制”，校務由學生推選幹事自行管理；另一方面，校方提倡“學生自由研究之風”，即倡導學術民主、思想自由，并采用“挈舉綱領，開示門徑”的啟發式教學方法，注重文藝、崇尚科學、不談教理更是馬相伯一再強調的辦學方針。

在馬相伯的運籌帷幄之下，震旦學院的教學、教務活動均安排得井井有條。為引導熱血青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報效國家，他振臂高呼：“欲革命救國，必自研究近代科學始；欲研究近代科學，必自通其語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國語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學而為科學救國準備者，請歸我。”不出一年的光景，震旦學院的學生數量就翻了數倍，增至132人。

熱衷教育救國的馬相伯對革命也非常支持。1904年夏，震旦學院來了個名叫“劉學裕”的新生。此人雖其貌不揚，卻大有來頭。他就是因刊印《半哭半笑樓詩草》，譏諷時政而被清廷通緝的“要犯”于右任。于右任“潛逃”至上海後無處安身，馬相伯得知後立刻将這名心系國家社稷的青年學子破格錄取，免去他所有的學膳費，還特意讓于右任易名“劉學裕”以避人耳目。

馬相伯的一系列教學主張和做法雖深得青年學子的推崇，但是由于怕清政府因馬相伯收留通緝犯會如同1901年義和團事件一樣迫害天主教會，加害天主教徒，所以遭到耶稣會的擔憂和反對。1905年，耶稣會派法國人南從周擔任震旦學院的教務長，協助馬相伯打理校務，也是為了不要馬相伯行為過當。

南從周是一位保守的耶稣會士，取消孔子誕辰假期認為是崇拜偶像，使學生接受宗教課程，頌唱聖歌，早晚禱告、做禮拜，還“盡廢舊章，别定規則”，不許學生談論時事，不許結社等以免受到清政府的懷疑，加強管理，學生出入校門、會客之類的個人自由，也被橫加限制。但是南從周的行為卻引發了震旦學子們的不滿，大批學生退學抗議。學生集體離校時，甚至摘下了震旦學院的校牌。馬相伯此時雖在病中，但對學校發生的一切早就有所耳聞。無奈之下他和部分學生一起宣布脫離震旦學院，與衆生一同揮淚離開了徐家彙的校舍。

随着馬相伯和學生們的離去，震旦學院僅剩下一副空殼，這無異于關停。但馬相伯認為，震旦學院的精神不能磨滅。他決定再辦一所新校，這個想法立即得到學生們的一緻響應。那取個什麼校名為好呢？于右任提出建議取名“複旦”。一者，“複旦”二字出自《尚書大傳·虞夏傳》中的名句“日月光華，旦複旦兮”，意在自強不息；另者，“複旦”還有不忘震旦之舊，更含複興中華之意。

馬相伯聽後，立刻表示贊許。然後，他誠邀熱心教育事業的嚴複、張謇、熊希齡等28人擔任校董，籌集複旦建校資金。兩江總督周馥也撥出官銀一萬兩，并出借吳淞提督衙門作為複旦的臨時校舍。

1905年5月27日，複旦公學（複旦大學前身）正式開學，馬相伯任校長，嚴複為總教習。

至于震旦學院，則于同年重新開課，南從周仍為教務長。1908年當震旦學院打算遷往别處另建校舍時，馬相伯仍然捐款四萬元，把自己名下、地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八處地皮悉數捐出，募得十萬多元，購置盧家灣呂班路（今重慶南路）的土地103畝，提供震旦學院使用，震旦學院從此也有了自己固定的校址。

1928年，震旦學院改稱為震旦大學。

人物評價

國民黨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

馬相伯逝世後，其弟子于右任敬挽：“光榮歸上帝，生死護中華。”成為一代名聯。

馬相伯的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鈞儒、鄒韬奮等“七君子”入獄，馬相伯多方營救。次年七人獲釋後，前往看望馬相伯，合影留念。沈鈞儒在照片上題書“唯公馬首是瞻。”

這張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學教科書在内的大小曆史着作，為很多中國人所熟悉。照片上，馬相伯在衆人的簇擁下，端坐正中，盡顯人瑞之相。

主要作品

《馬相伯先生文集》

《馬氏文通》與其弟弟所編寫（在紀錄片《大師》中有介紹）

人際關系

後世紀念

1952年，陳毅市長派員陪同馬相伯親屬去越南諒山迎回靈柩，安葬于當時新泾區（今長甯區境内）息焉公墓。“文化大革命”中被毀，1984年4月6日，遷葬于宋慶齡陵園内。

馬相伯與震旦、複旦之種種

馬相伯口述王瑞霖筆錄

馬相伯，1840年出生，1939年去世，原名建常，後改名良，字相伯，江蘇丹陽人，近代中國天主教耶稣會神父，政治活動家、教育家，為震旦學院、複旦公學（複旦大學前身）的創辦人，也是輔仁大學的創辦人之一。

教蔡元培與24個學生學拉丁文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我離開京畿，回到上海徐家彙，重新過我的書呆子的生活。當時蔡孑民（蔡元培，号孑民——編者注）先生在南洋公學（即現在之交通大學）任教，要跟我學拉丁文，我告訴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為古董，大學而外，各學校都不大注重，中國學者更沒有學習的必要。無奈孑民先生執意要學，說拉丁文為歐洲各國語文之根本，各國語言多源于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文，那就無從了解。

孑民先生的話固然說得正當，然我還以為很難辦到。一來是因為中年而有繁重職務在身的人，學習外國語，若果要指望它有用，那非較長時間不可；二來是孑民先生當時在南洋公學任職，隻有一大早才有空閑來讀拉丁文。當時我住徐家彙慈母堂前一排的樓上，孑民先生每天早上5點鐘就來敲門，我有時還未醒，便被他從夢中叫醒，但是事情總不能如人意，我每天早上要祈禱，這是我們教會每日的常課，沒有辦法可以更改。

因為這兩個理由，我就向孑民先生提議，最好由他在學校中選擇一些比較優秀的青年學生到我這兒來學，更為有益而切于實際。孑民先生深以為然，于是就選派了24個學生來學，我起初還是不打算教他們拉丁文，但他們也和孑民先生一樣，拿定主意要我教他們，我沒法，隻好教了。

當時在我們徐家彙教會中的法國人，都在背後笑我們，以為中國人如何能學得好拉丁文？但是我卻大膽地教他們讀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學作品，最有名的演說家西塞羅的演說。4個月後，經過考試，他們居然都寫得出來，說得出來，從前笑話我們的外國人，也不能不欽佩我們的青年學生的努力。還有，我教他們，除了拉丁文外，還有法文和數學，他們始而都齊聲告訴我，他們全部學過了。我說：你們且慢，等待我教一點，你們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