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求學經曆
1888年1月29日（清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七），顧維鈞生于江蘇嘉定（今上海嘉定區）。
1892年，入舊式私塾讀書。
後于1899年考入上海英華書院。
1901年，考入基督教會所辦的上海聖約翰書院讀書。
1904年，自費随施肇基率領的湖北官費生赴美留學。入紐約州庫克學院讀英語。
1905年，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主修國際法和外交。
1909年，同時獲學士、碩士學位。同年秋，在哥倫比亞大學與孫中山相見。
外交伊始
1912年3月，以《外人在華地位》通過博士論文答辯。4月，回國抵北京，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兼國務總理唐紹儀秘書。
1913年6月，與唐紹儀之女唐寶玥在上海結婚。參與中英關于西藏問題的談判。
1914年，升任外交部參事。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顧維鈞得以第一次正式接觸了有關山東問題的對外交涉。因為害怕其他國家幹預，日本不許北洋政府把中日交涉的内容洩露出去。然而，顧維鈞意識到中國需要其他列強來壓制日本。于是，他沒有征求袁世凱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給了英美。其他國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對日本構成了壓力。7月，顧維鈞被任命為駐墨西哥公使。由于顧維鈞有着留學美國的背景，了解美國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這次對外交涉中表現出了不凡的才能，其後不久，袁世凱又任命顧維鈞為駐美公使。顧維鈞成為了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駐外使節。
1916年4月，簽署中美《六厘金币庫券合同》。11月，簽署中美《芝加哥銀行借款合同》。中美成立了第四筆貸款，即11月16日美國芝加哥大陸商業信托儲蓄銀行同顧維鈞在華盛頓簽訂的五百萬美元借款，名義上作為發展交通和實業之用，實際上是維持北洋政府行政開支的緊急需要。這家銀行還得到了再貸款二千五百萬美元的優先權。此協議不帶任何附加條件。
1917年4月，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協約國陣營，策動中國亦加入協約國一方。顧維鈞認為這将有利于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便在華盛頓積極活動，并密電北京政府追随美國參戰。建議北京政府參戰。11月，就《藍辛石井協定》向美國遞交照會。
出席和會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即将召開。顧維鈞妻子唐寶玥被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奪取生命。此時，顧維鈞接到了擔任和會全權代表之一的任命。北洋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總長陸征祥、廣州國民政府代表王正廷、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駐美公使顧維鈞。顧維鈞因為家事，一度想謝絕任命，但最終還是決定為國出使。起程前，顧維鈞專程拜訪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威爾遜許諾願意支持和幫助中國，這讓顧維鈞對和會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12月，顧維鈞随使團到達巴黎。剛到巴黎，代表團就接到通知：參加和會的各個國家被劃分為三等，位列一等的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而一些新成立、新獨立的國家隻有2席，中國被劃為最末一等，但五位代表可輪流出席。在代表團排名問題上，波瀾又起。按陸征祥報送北京的名單，順序依次為：陸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達時，顧維鈞位列第二，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強烈不滿。随着和會的進行，代表團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斷升級。
1919年，和會召開前夕，中國代表團準備提出收回山東權利問題，但日本先發制人，率先在五大國中提出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應直接由日本繼承。大會通知中國代表到下午的會上作陳述。經過一番周折，确定由顧維鈞代替王正廷出席。1月28日，顧維鈞臨危受命，就山東問題作了一次缜密細緻、暢快淋漓的精彩發言，從曆史、經濟、文化各方面說明了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駁了日本的無理要求。而日本代表完全處于劣勢，各國首腦紛紛向他表示祝賀。形勢對中國本來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意大利因分贓不均退出和會。日本借機要挾：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滿足，就将效仿意大利。幾大國最終決定犧牲中國的合法權益，強迫中國無條件接受。這一事件也點燃了中國國内的“五四運動”。6月28日，顧維鈞最終拒簽條約。
1920年10月，調任駐英國公使。11月，與華僑富商之女黃蕙蘭結婚。12月，兼任國際聯盟中國代表。
1921年11月，任中國代表出席華盛頓會議。12月，會外與日本交涉山東問題。33歲的顧維鈞經過36次談判，最終于1922年與日方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件，日本無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強占的山東權益。
1922年，次子顧裕昌出生于美國華盛頓，顧維鈞為了紀念中國在巴黎和會上中國收複山東主權，為其取小名“開元”。
出任外長
1922年2月，簽署《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和《九國公約》。8月，任王寵惠内閣外交總長，11月辭職。
1923年7月，任高淩蔚内閣外交總長。三子顧福昌出生于北京。
1924年1月，任孫寶琦内閣外交總長。5月，代表中國政府與蘇聯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9月任顔惠慶内閣外交總長。10月，“北京政變”後棄職離京。
1925年寓居上海。
1926年5月，任顔惠慶内閣财政總長。7月，杜錫組閣，留任财政總長。10月，代理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11月，發表終止中國與比利時條約宣言。
1927年1月，署理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6月，張作霖組織軍政府，顧内閣總辭職。
1928年7月，被南京國民政府通緝，離國赴歐洲旅居。
1929年應張學良之邀，返國抵沈陽。
1930年往來于沈陽、北京之間，為張學良提供外交咨詢。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任“國民黨特種外交委員會“委員。11月，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12月，辭外交部長職。
支援抗戰
1932年3月，任國聯李頓調查團中國顧問。4月，陪調查團赴東北調查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的侵略罪行。8月，被委任為駐法國公使。10月，任國聯中國代表。
1932年4月14日，顧維鈞（左）與國際聯盟調查委員在大連
1932年4月14日，顧維鈞（左）與國際聯盟調查委員在大連
1933年5月，任日内瓦裁軍會議中國代表。9月，出席國聯第14屆大會。
1934年6月，請假返國。
1935年，暫居國内。
1936年2月，中法外交關系升格，任駐法大使。3月，與厲麟似、王正廷等人一同被推舉為國際聯盟中國分會——中國國聯同志會理事。
1937年9月，在國聯呼籲制裁日本侵略。10月，奉派為中國出席布魯塞爾會議代表。
1938年初，與法國交涉中國軍火從越南過境事。7月，與美國财長摩根索接洽援華事宜。
1939年3月，接國民政府電令，與法國探讨中、法、英合作事。11月，召集中國駐歐使節商讨外交方針，建議國民政府加強對美外交。
1940年6月，巴黎被德國占領，随法國政府遷至維希。
1941年5月，調任駐英大使。7月，抵達倫敦。
1942年春，交涉英國對華5000萬英鎊貸款。12月，參與中英新約談判，對條約簽訂起了重要作用。次年，加入國民黨。
1943年3月，返英途中抵美，力促宋美齡訪英，未果。7月，宋子文訪英，安排并參加與英國政府會談等事宜。
1944年8月，任中國首席代表，赴美國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商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事務和籌建聯合國。
1945年4－6月，出席舊金山會議，任中國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大會代表，并代理代表團長，代表中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12月，任中國出席聯合國第一屆大會代表。
奔波内戰
1946年，内戰爆發。顧維鈞于同年6月赴任駐美大使，為蔣介石集團在美争取美援用于内戰不遺餘力。
1947年5月，向美國政府提出10億美元貸款要求。
1948年11月，向杜魯門總統提出援華要求。12月，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西柏坡發表電文，宣布43人為國民黨戰犯，榜上有名，且名列第22位，排在宋美齡、閻錫山等人之前。
1949年5月，與胡适等人向蔣介石建議推行改革，任用新人，随後，勸說胡适出山組織由留美學生組成的新内閣。
周旋美國
1950年6月，朝鮮戰争爆發，就杜魯門聲明向台灣提出應對建議。
1951年6月，向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聲明台灣有關對日和約的立場。
1952年10月，向葉公超提出辭職要求，被勸阻。
1953年3月，向美國提出締結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要求。
1954年11月，和葉公超一起與美國談判“共同防禦條約”。12月2日，條約簽字。
1955年1－2月，與美國政府交涉國民黨軍從大陳島撤退和美國協防金門、馬祖事宜。
1956年2月，遞交辭呈。4月，被免“大使”職務，同時被聘為“總政府”資政。
國際法官
1957年1月，經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多次投票，當選海牙國際法庭法官。
1959年，與黃蕙蘭離婚。與嚴幼韻結婚。
1960年，開始口述回憶錄的工作。
1964年，當選為國際法院副院長。
1966年10月，顧維鈞從任職了10年的海牙國際法院退休。
退休生活
1967年，定居紐約，開始退休生活。
退休後定居美國，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屆聯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章含之受毛澤東之托曾拜見顧維鈞并邀請其訪問中國大陸。
1976年，口述回憶錄完成，捐贈母校哥倫比亞大學。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國紐約寓所無疾而終，享年98歲；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鹿野前往麥克遜大道坎培爾殡儀館吊唁；顧維鈞的遺體葬于紐約芬克裡夫墓園（FerncliffCemetery）。
主要作品
顧維鈞晚年口述了計13卷，600餘萬字的《顧維鈞回憶錄》，該著作後成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外交的重要資料。另有《外國人在中國之地位》、《緻國聯李頓調查委員會備忘錄》、《門戶開放政策》等。
主要影響
顧維鈞在北洋政府時期，以他在國内外的地位和外交總長的身份，在軍閥紛争中保持超然的中立态度，充當了修約運動的主角，推動中國政府參加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促成了山東問題的最終解決，使國際舞台上有了中國的聲音；随後抗日戰争時期，他又以駐美大使的身份，完成了中美新約、中英新約的簽訂，促進了中蘇友好關系的發展，為中國戰争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取得了重大成就。
聯美制日外交
顧維鈞作為一位留美學生在民國外交界崛起後，對民國外交産生的一個深遠影響就是“聯美制日”外交方針的提出。顧維鈞的“聯美制日”外交策略形成于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至華盛頓會議之間。
顧維鈞的“聯美制日”外交思想不僅是基于對當時國内與國際形勢的判斷，也是他留學美國潛移默化中形成的對西方思想文化的認同。因此，“聯美制日”就具有一種外交戰略的意義，美國成為中國選擇的長久聯合對象。從顧維鈞本人來看，至二十一條交涉到出參加巴黎和會及華盛頓會議，一直到以後擔任北京政府的外交總長和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長，“聯美制日”是他一以貫之的基本外交主張。顧維鈞外交政策的重點是以與美國親善為主，就民國政府外交來看，正是在顧維鈞的積極倡導和推動下，促成“聯美制日”外交方針日趨深刻地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走向，并最終演變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外交政策。
交涉二十一條
1915年，日本趁袁世凱妄圖恢複帝制之機，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其态度極為蠻橫。在袁世凱于總統府召開的外交政策咨詢會議上，顧維鈞首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與建議，他提議應将有關“二十一條”的條約内容以及日本強迫中國接受等情形透露給英美國家，争取國際支援。他深刻認識到，按照當時中國的外交量級，想要在與日本的交涉中争取最小的損失，急需從國際的大舞台上獲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審視當時整個國際形勢，唯一能給中國在外交上和道義上支持的國家，隻有美國。而美國一旦出面支持中國，其盟友英國也會為保護在華既得利益出面幹涉。所以對中國而言，能夠保護自己的唯一手段是争取英美兩國的支持，至于許諾保守秘密是日本威脅所緻，沒有遵守的義務。對于顧維鈞的這一建議，袁世凱十分重視，同意由顧維鈞與英美駐華使館就有關問題進行聯系，顧維鈞得以成為對美外交的核心人物之一。雖然顧維鈞當時是外交舞台上初出茅廬的青年，但是他依靠自身過硬的外交素養，成為中美制定聯合抵抗日本的外交方針的背後籌劃人。他也得以用客觀的視角來給出更為恰當的建議，從而最大限度地維護中國國家利益。顧維鈞考慮的出發點始終與美國大體保持一緻，執行了他内心堅定的聯美制日的外交策略。這在當時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下是明智的選擇。也為中國赢得了一戰戰勝國的榮譽。利益作為結交盟友的最本能出發點和考慮因素，成為顧維鈞實現其外交交涉的基本出發點。
巴黎和會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顧維鈞即敏感的意識到中國命運将與之密切相關，于是他成立了一個小組專門研究戰後相關的問題。從3月開始，他向北京外交部建議應奪回失去的一些權利。當他得知出席巴黎會後，在赴法之前先去了美國，因為“在巴黎和會上中國政府對英法不能抱太大的希望，真正可以指望的隻有美國的支持”，“需要盡可能多地獲得一些有關美國政府，特别是有關威爾遜總統政策、觀點的情報，因為作為協約國中最強國的首腦，威爾遜總統在和會決議時發表的意見将具有決定性意義。”在離美赴法前，顧維鈞還積極争取美國在和會上支持中國。11月25日，他向美國國務卿藍辛遞交非正式備忘錄。該備忘錄明确提出領土完整、維護主權和經濟獨立三原則，并指出：“遵循這三原則不僅對于維護中國的獨立，而且對于實現威爾遜總統于1月8日在國會演講中提出的偉大計劃，都是必不可少的。”把中國的要求和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原則”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體現了顧維鈞外交手腕的策略性和靈活性。
然而，巴黎和會是一場分贓會議，帝國主義國家根本無視中國方面的合理要求，不肯将山東權益直接歸還中國。美國态度的轉變，盡管對一貫尋求美國支持的顧維鈞來說是個巨大的打擊。但和會期間，中國的外交方略從“賴美為助”到轉向依據國際法獨自抗争維權，一直都是在顧維鈞“聯美制日”外交思想的堅持和推動下發展的，其拒簽和約的結局“不僅是一起國際性事件，而且成為一個極為引人注目的先例”。盡管收效不大，但顧維鈞卻娴熟的運用國際法，不僅向國際社會表明了中國維護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決心與意志，改變了中國近代外交“始争終讓，幾成慣例”的懦弱形象，而且通過外交策略的運用與發展，更顯示了其外交思想的精髓，促成了“聯美制日”外交思想的發展。
推動修約運動
中蘇談判
1924年3月22日，顧維鈞照會加拉罕，表示已準備與其繼續商議談判事宜，并提出了三項修正案，即蘇俄與第三國簽訂有損中國主權之條約一概無效，蘇軍從外蒙古撤軍不應附有條件及在華俄國教堂産業待将來詳議。經反複秘密交涉，顧維鈞與加拉罕最終于5月31日簽署了幾經周折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及七個聲明書和兩份照會。其主要内容有：（一）廢除帝俄與中國或第三國所訂一切有損中國主權及利益的條約；（二）蘇聯放棄帝俄在中國境内的一切租界、放棄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三）重行劃定彼此疆界，未劃定前維持現狀；（四）蘇聯承認外蒙古為中國之一部分，尊重在該領土内中國之主權；（五）蘇聯允諾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
《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是“中國和其他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的第一個條約”，是對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沉重打擊，中蘇兩國由此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全國各地随即出現了大規模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
廢除中比條約
中比條約于同治五年（1866年）生效，到1926年10月26日，條約屆臨期滿。該約規定每滿十年可以重訂。4月16日，外交總長胡惟德照會比利時公使華洛思，提出将該約重行修改，應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締結新約。起初，比利時否認中方有修約權，聲稱“隻有比國有修約權”。在糾纏了修約權一段時期之後，比利時在表面上做出妥協，但提出在新約談判期間，舊條約繼續有效。雙方立場難以調和，遂成僵局。
10月5日，顧維鈞出任代理國務總理。他就任後召開了内閣會議，重點研究中比修約對策。為打破僵局，他提議在舊約期滿後，中比雙方可先訂立一個為期六個月的臨時協定，按舊條約行事。如果新條約仍未制訂出來，則臨時協定失效，中國将依據國際法原則對待比利時在華僑民與處理同比利時的整個關系。這一辦法既避免了列強的“重大反感”，也不緻使不平等條約無限期地延續下去。10月23日，比利時提出了要求給予最惠國待遇。對此，顧維鈞稍作變通，于28日提出最後修正案：如六個月内不能訂立新約，“經雙方之同意，‘臨時辦法’可以延長，并可以經任何一方預先通知廢止”。這一提議就使“臨時辦法”的實施具有了中方所能控制的期限性。但比利時公使于11月5日向北京外交部遞交備忘錄，宣布終止談判，拒絕中國的修正案，将争議提交海牙國際法庭。
顧維鈞在中比條約談判無法取得任何進展的情況下，毅然提議北京政府下令終止中比條約。顧維鈞向當時控制着北京政權的張作霖呈送了一份報告，并附上一份說明中比談判情況和終止中比舊約理由的總統令草稿，以及一份處理中比關系和保護在華比利時僑民所應遵循規定的聲明。11月6日，北京政府發表了由顧維鈞起草的廢約令。外交部公開聲明：“新約之締結除以平等相互主義及彼此尊重領土主權為原則者概不允訂”，現行中外條約“得于滿期時通告終止”，并努力設法改訂，“于各約期滿時，廢除所有一切不平等及陳舊之條款”。
宣布廢除中比條約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是“中國第一次在面對另一締約國公開反對的情況下宣布廢除舊的不平等條約”，是中國政府首次不怕西方締約國強硬反對主動出擊，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顧維鈞認為，“中國有必要這樣做，不僅因為中國根據情況變遷原則在國際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因為中國有必要開創一個先例，證明中國決心行動起來，以結束一世紀以來不平等條約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他稱中比條約的廢除“是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個裡程碑”。
促進盟國援華
駐法大使
抗日戰争爆發後，中國駐外使節開始為積極争取外援而努力，他們不僅希望外國政府在道義上譴責日本的侵略行為，更能實際援助中國抗戰。這其中包括時任駐法大使的顧維鈞。顧維鈞做出如下努力：
（一）抗戰爆發後，日本對東南沿海地區實行戰略封鎖。中國獲得軍需物品便主要依靠西北和西南的陸路交通線。當時滇越鐵路是最為便捷，因此，設法讓法方同意假道越南運輸成為焦點問題。從1937年7月30日起，顧維鈞就開始交涉。8月6日，顧維鈞會見法國總理卡米耶·肖當時，提出從印度支那（指越南，當時是法國殖民地）運輸，他指出“中國當然要繼續行使中法協定賦予的過境權。”肖當表示，法方不希望因此引起對日糾紛。顧維鈞又與外交部秘書長聖-瓊·佩斯（萊熱）洽談。但他稱印度支那應當保持嚴守中立。當接到法方禁止軍用物資過境通知後。顧維鈞立即要求法國政府對借道問題多加考量。他還希望法國也能像英美兩國在此方面給予一定的幫助。萊熱答複：如果英美蘇更積極，法方将采取一緻而有力的行為援助中國。而後肖當同意中國軍需品取道印度支那，且不需要起岸許可證。在顧維鈞一再活動下，中國在布魯塞爾會議前争取到了過境運輸的便利。直到歐戰爆發，印度支那通道大都對中國開放，隻是在日本施加壓力時才偶有間斷。在向中國提供便利和供應軍需的問題上，法國給予了實際幫助。而這是和顧維鈞積極同法國各方交涉密不可分的。
（二）雖然法國同意中國物資假道印度支那運輸，但是中國政府還必須為此支付過境稅。因此成了中國财政部的一項大負擔。勸說法國政府減免過境稅，減輕中國的财政負擔，是顧維鈞在法國争取外援的另一個貢獻。
1939年4月13日，顧維鈞向法方表示中方希望降低過境物資的過境稅。顧維鈞指出“根據有關協議，供中國政府的軍需物資在通過印度支那轉運時，可享豁免一切關稅權。”為促使法國盡快答應要求，顧維鈞進行了廣泛活動。18日，他向美國駐法大使蒲立德表示中國希望得到法國财政援助。随後，顧維鈞又拜訪了法國殖民部長孟戴爾。他表示“當總督對供應物資征收4%的過境稅時，他将某些供應物資的過境稅降低到1%。”顧維鈞指出，由于物資總量不斷增加，中國付出稅款數目龐大。因此，希望法國免去過境稅。孟戴爾表示，如果過境稅在當地政府收入中比例很小的話，他将樂于降低。在顧維鈞的努力下，過境稅獲準取消。随着歐戰爆發在即和日本對法國壓力的加劇，法國對于中國物資過境變得更加謹慎，曾答應對通行稅不再予以豁免。9月23日，法國下令禁止中國再通過印度支那運輸貨物。顧維鈞仍未放棄努力，他先後與法國多位領導交涉，終于使法國在11月1日發照會，告知其法國恢複豁免中國政府物資的過境通行稅，并對這些物資不加任何限制。
争取中法軍事合作是顧維鈞對法外交的又一努力。從1938年4月起，中法兩國就派代表對軍事合作問題進行讨論，但法方一直對抵制日軍擴張遲疑不決。為此，顧維鈞多次就派遣軍事顧問和聯合抵禦日本與法方磋商。6月2日，他會見了法國下議院議長赫裡歐，表示“協助制造軍械人員不難”。顧維鈞又拜訪了法國總理達拉第，他表示“懂得中國抗戰的重要性以及對歐洲局勢的關系。但由于法國正在重整軍備，因此沒有多餘。但樂意運送槍炮部件到遠東，并建廠裝配。“關于派遣軍事顧問，建議邀請英國和比利時共同參加。國民政府即派孫科和楊傑赴法與法方進行交涉。随後，中法兩國達成協議，拟定了赴華軍事顧問團名單。
提高國際地位
1944年9月，顧維鈞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頓巴登橡樹園會議第二階段的會議，這個會議提出了戰後建立一個國際組織——聯合國。顧維鈞采取一些比較務實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經讨論的方案，在這個基礎上，再提出補充的方案，比較好的處理了中國的地位問題。顧維鈞的靈活應對保障了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中國提出的三點補充意見後來都在舊金山會議中寫入了《聯合國憲章》。
捍衛台海主權
1954年12月2日，台灣當局與美國經過一個月的談判後簽署《共同防禦條約》。台美之間圍繞《共同防禦條約》的交涉由此進入遞交各自立法機構批準的最後階段。此時人民解放軍對在台灣當局控制下的大陳諸島發起進攻，沿海島嶼遂成為台美批準條約過程中的一個焦點。圍繞如何處置大陳及金門、馬祖等島嶼問題，台美之間展開了新一輪交涉。顧維鈞作為台當局的“駐美大使”以及談判全權代表之一，自始至終參與了關于條約交涉的整個過程。在整個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為葉公超的副手出現的。但由于其資深的經曆、豐富的經驗和對美國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從與美方會談過程看，葉公超較為強硬，常正面表達台灣方面的立場，而顧維鈞則相對靈活，多對台灣的立場進行解釋說明。在會談陷入僵持時，總是由顧維鈞出面轉圜或另提辦法，如1月31日會談中對金門、馬祖在聲明中的具體表達方式。雖然由于長期職業外交官經曆形成的靈活應對尋求妥協的習慣，在台灣發表聲明的措詞這樣的問題上與蔣介石十分強硬的立場并不完全一緻，但在防範由沿海島嶼問題導緻“兩個中國”這一點上，無論是顧維鈞還是葉公超，都與蔣介石一樣十分警覺，這就為台美之間最後達成關于沿海島嶼的協議設定了一個底線。
轶事典故
幼時貴人
當時同和顧維鈞父顧晴川在袁希濤幕府的張衡山能看相，據說十分靈驗。那時袁觀瀾之子袁履登和顧維鈞同在育才讀書，兩人很要好，課後常一起在衙門裡玩。張衡山說，這兩個孩子都非等閑之輩，惟履登不正，将來恐難有善終；維鈞将來則一帆風順，富貴雙全。張衡山就常常買些點心給他們吃，但内心真正喜愛的隻有顧維鈞。
顧維鈞在育才中學畢業後無力升學，晴川打算讓兒子學習商業。張衡山知道此事後，大加反對。他認定維鈞必可造就，乃資助維鈞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維鈞畢業後，張又賣掉一部分祖産，供給他赴美留學。回國時适逢民國初建，留美生在國内甚為吃香。維鈞一到上海即去拜見嶽丈大人，衡山大喜，設宴招待。席間，維鈞竟向衡山提出要見見未婚妻。那時風氣初開，大家閨秀不能抛頭露面。雖然父親已經應允，女兒卻羞答答地躲在房内，死也不肯出來。顧維鈞大為失望，他覺得他的未婚妻太不大方，将來不能在交際場中顯身手，頓時興趣索然，悶悶地喝了兩杯酒，就告辭了。據說，是因為他聽說未婚妻的裙下，是一對三寸金蓮。
立志報國
顧維鈞生在鴉片戰争後，他從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狀況，也因此從小就有着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中國積弱狀況的理想。一次，少年顧維鈞經過外白渡橋，看見一個英國人坐着黃包車，急着要去看跑馬。拉車上橋本來就累得很，他還用鞭子抽打車夫。顧維鈞很憤怒，于是斥責這個英國人說：“Areyouagentleman？”（你還算是個紳士嗎？）後來，顧維鈞在回憶錄中提到這段往事，并說“我從小就受到這些影響，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
恩師指引
顧維鈞留美期間，唐紹儀曾作為清特使訪美，接見了40位中國留學生，顧維鈞作為學生代表緻辭。唐紹儀非常欣賞并邀請他回國擔任總統秘書。那時，顧維鈞正準備博士答辯，論文還隻寫了一個序章。這令顧維鈞感到為難，當他把這一情況告訴導師約翰·穆爾，約翰·穆爾卻對顧維鈞說：“你學習外交就是為了為國報效，眼下有這麼好的機會，你應該抓住。”于是他讓顧維鈞把《序章》拿給他看。看過之後，他告訴顧維鈞：單獨的序章寫得就很好，就可以作為博士論文來答辯。在導師的理解和支持下，顧維鈞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多年後，顧維鈞回憶起導師時說：約翰·穆爾是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人。
冤孽情史
顧維鈞歸國不久，就由他的嶽父張衡山介紹，去見時任外交總長唐紹儀。他常出入于達官貴人的娛樂場所北京飯店舞場，偶然邂逅了唐紹儀的女兒唐寶玥，二人一見傾心。自此以後，顧維鈞得以步步高升。遠在上海的張衡山以為得此乘龍快婿，函電顧維鈞回滬舉行婚禮。後來張衡山得知他和唐小姐的情史，一怒之下寫信給唐紹儀痛責顧維鈞。唐紹儀當即把訓斥顧維鈞，令他返滬。唐寶玥知道後，大鬧脾氣，一定要父親出面幹預。為了示威與恐吓，唐寶玥跑到了北京白雲庵，并通知她父親已經落發。唐紹儀仍未理睬。她又回到城裡，威脅要到八大胡同去做生意，并且挂上國務總理小姐的招牌。唐紹儀最終妥協，叫淞滬護軍使（警備總司令）何豐林負責退婚一事。何豐林包圍了張宅，逼張衡山寫退婚書。張衡山憤然：“顧維鈞不是東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包圍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豐林直嚷拼命。此時，張潤娥出面，同意退婚。張衡山長歎：“我隻會看相，不會看心。”不久抑郁而死。張潤娥萬念俱灰，在陸家觀音堂落發。之後，顧維鈞與唐寶玥在北京飯店舉行規模宏大的婚禮。從此，顧維鈞的政治地位又更穩了一層。1933年，顧維鈞在上海知悉張潤娥生活清苦，特地寫了一封忏悔信，附送一筆5萬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陸家觀音堂。張某把款子和信原封退還。
據說嶽丈唐紹儀字少川，顧維鈞也是字少川，翁婿同名，因此也曾在民國時期傳為佳話。顧維鈞和唐寶玥婚後感情笃深。1915年，顧維鈞出任美國公使，夫人唐寶玥一同前往，同年他們的長子顧德昌在美國降生。
周旋和會
1919年1月28日，凡爾賽會議商議戰敗後德國将退出山東，日本代表牧野卻要求無條件地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顧維鈞聽了，站起身面對其他四周代表問道：“西方出了聖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古城。而在東方也出了一個聖人，他叫孔子，連日本人也奉他為東方的聖人。牧野先生你說對嗎？”牧野不得不承認：“是的。”顧維鈞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認孔子是東方的聖人，那麼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是東方的聖地。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巴黎和會的三巨頭——威爾遜、勞合·喬治和克裡孟梭聽完顧維鈞擲地有聲的聲明，一齊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稱他為中國的“青年外交家”。
但巴黎和會最後一段時間裡，不管顧維鈞如何努力，中國的正當要求都一再被拒絕。如此情況下，顧維鈞感到：隻有拒簽才能表明中國的立場。于是，1919年6月28日，當簽約儀式在凡爾賽宮舉行時，人們驚奇地發現：中國代表座位上空無一人。與此同時，顧維鈞乘坐着汽車經過巴黎的街頭。他在回憶錄中說：“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将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于中國曆史上。同時，我暗自想象着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象着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着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将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将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
合作婚姻
1920年，經曆了巴黎和會的顧維鈞在外交界的聲譽與日俱增。此時，顧維鈞正任國聯理事。經人介紹，在紐約與慕名前來的“亞洲糖業大王”的華僑黃仲涵的女兒黃蕙蘭相識，很快就形影不離。早在唐寶玥未死之前，她對顧維鈞已是種下了相思，據說日夜祈禱着唐某早亡。乃知天從人願，唐寶玥死後，她便狂熱地追起顧維鈞來。有一天晚上，她老練而坦白地對顧維鈞說：“我的金錢力量，可以保證你事業的成功，我們來開始合作吧。”
顧維鈞當時雖未拒絕，亦未慨然應允。次日，他找了一位英倫有名的星蔔家，出了一個金鎊，為他卦占這門婚姻的後果。卦占結果是佳偶天成，兩人于同年10月11日在倫敦結婚，時人稱為“一鎊緣”。次日，國聯行政會議在日内瓦召開，顧維鈞必須參加，因此，他們的新婚之夜是在去日内瓦的火車上度過的。依賴金錢的力量，回國之後，顧維鈞很快升任外交總長。北京政局此起彼落，而顧維鈞則各方面都有拉扯。一時失敗者，顧維鈞予以接濟。不久顧維鈞要組閣，事前有人問章士钊說：“顧少川（顧維鈞）要組閣，你看可能成為事實嗎？”章士钊很痛快地答：“以顧夫人的多金，少川要當總統也不難，豈僅一個國務總理！”不久顧維鈞果然組閣。
黃蕙蘭精通幾國語言，婚後跟随丈夫顧維鈞活躍于國際政壇上，處處都能為丈夫助一臂之力。北洋政府垮台以後，顧維鈞遭到通緝。他逃到國外，并叫他夫人回國活動。起初，宋子文夫婦不睬她。據說，後來顧夫人乃以重禮敲門，終于獲得宋氏夫婦的歡心。
顧維鈞和黃蕙蘭在一起生活了30餘年，直到他1956年從駐美大使銜上卸任退休。大概是由于夫妻之間性格上的差異，在1959年離婚。對于他們夫妻之間的這段姻緣，在黃蕙蘭著的《沒有不散的宴席》一書中有較詳細的記述。顧維鈞與黃蕙蘭女士分手後，住在紐約。
夫人理家
顧維鈞的最後一位夫人是嚴幼韻。嚴幼韻是大家閨秀，早年為上海交際場中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楊光泩與任外交總長的顧維鈞接觸較多，彼此交誼頗深。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楊光泩出任駐菲律賓總領事。不久，日軍占領了馬尼拉，楊光泩以身殉職。婚後，嚴幼韻對顧維鈞關愛有加。顧維鈞也最喜歡她。嚴幼韻與楊光泩的三個孩子後來自然也成了顧維鈞先生的三個繼女，嚴幼韻與楊光泩的三個孩子早年喪父，顧維鈞視他們為己出，三個女兒對顧維鈞如同親生的父親一般。
嚴幼韻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并且好客。二人作為繼父、繼母，對雙方各自子女來探拜，一律歡迎，不分彼此，一視同仁；對故舊親朋的造訪，殷勤款待，禮數周緻。婚後的嚴幼韻把主要精力傾注在照顧丈夫的生活瑣屑上。為他備大量的中英文報紙；同他聊天，讓他身心愉悅；陪他散步，讓他恬靜怡然。
嚴幼韻在照顧他的日常起居生活時，就很注意安排他的卧室和寝具。嚴幼韻為顧維鈞選擇的床鋪高度以他上床時不費力、下床時伸腿可夠着鞋為度。長度超過顧維鈞身長30厘米左右。顧維鈞睡的是木闆床，上面鋪6至9厘米厚的墊子。在對枕頭的選擇上，嚴幼韻也是頗費了一番苦心。首先，不讓他睡高枕頭。還替讓安排了菊花枕。嚴幼韻熟知丈夫有晚睡早起的習慣，惟恐他從晚餐後到第二天早餐之間的十多個小時内不吃東西，怕影響他的健康，因此規定他每天清晨5點醒來後，要喝一杯牛奶，吃一點點心，再繼續睡覺。每日淩晨3時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溫杯中，還附上一張“不要忘記喝牛奶”的紙條放在床邊，等翌日起床，再去房間看他是否把牛奶喝了。顧維鈞在九十六歲高齡時，還完成一萬一千頁的口述回憶錄，是與嚴幼韻的精心照護息息相關的。晚年過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顔悅色，心滿意足”的生活。大兒子顧德昌感動地說：“如果不是她（嚴幼韻），父親的壽命恐怕要縮短二十年。”顧維鈞晚年在談到長壽秘訣時，總結了三條：“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顧。”
生活規律
顧維鈞的退休生活過得非常有規律。他上午9時許起床，早餐時間約一小時，一面飲食，一面閱讀。每天看的英文報紙是《紐約時報》，中文報紙是台灣出版的《中央日報》和美國出版的《世界日報》。
心系故園
晚年的顧維鈞身居海外多年，可他一直沒有入美國籍，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大陸。越到晚年，顧維鈞越思念故國家園。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别想吃家鄉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羅漢菜。隻要有上海來客，他都要問去過嘉定否。女兒顧菊珍對父親的這一份不絕如縷的故土深情看在眼裡。為了了卻父親的這份心願，顧菊珍每次回大陸時，都要把家鄉而今的深刻變化一五一十地告訴父親，以寬緩父親對故鄉的思念。
1983年，女兒顧菊珍回國觀光，顧維鈞再三囑咐女兒一定要到家鄉看看，并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義士侯峒曾、黃淳耀的墨迹帶回，獻給國家。
女兒回到美國後，把家鄉的所見所聞告訴了父親。顧維鈞激動不已，把畫冊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後來每逢思鄉心切，便要翻看畫冊。他還給家鄉寫了一封信，感謝家鄉對他的關心厚愛，盛贊故土發生的巨變。
研究繪畫
顧維鈞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畫畫。60年代末，顧維鈞專程赴香港拜師學習作國畫，并認真研讀畫譜。他的畫題材固定，大都是梅、蘭、竹、菊，頗得傳統文人畫的神韻，也是他處世立身之道的一種寫照。他也畫過工筆牡丹，那是贈送給夫人嚴幼韻的。97歲那年，他興緻勃勃地畫了一張嘉定縣城的地圖，圖中央是家鄉高聳的古塔，下面寫“孔廟”兩字，又畫東西大街，西端寫“西門”兩字。
顧維鈞對果蔬的喜好一直都受着家鄉的影響。顧維鈞的家鄉盛産枇杷，他從小便極愛吃枇杷，一直到老。這對他的養生也起了相當的作用。吃了多年的枇杷，顧維鈞總結出，枇杷還可以當藥用。顧維鈞的家鄉除了盛産枇杷外，還盛産桑葚，他一直也很喜歡桑葚這種水果。
熱愛運動
顧維鈞一生愛好體育運動。在美國居住期間，每天下午，顧維鈞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他雖住在紐約的中心，但公園大道離中央公園隻有一箭之遙，那裡森林繁茂，綠草如茵，是鬧中取靜放松身心的絕佳去處。隻是六七十年代紐約的治安狀況太差，他在散步時曾被搶劫三次。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為此他出門時總要在口袋裡裝些零錢好打發搶劫者，說是不能讓搶劫者空手而歸。他戲言道：“我豈止是風雨無阻，簡直是‘盜匪無阻我漫步’呀！”不過，被搶劫幾次後，出于安全的考慮，就隻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還喜歡遊泳。90多歲時，他還能遊泳，并站在跳闆上跳水。
顧維鈞在散步時，要加入一段倒步走。倒步行走，雖非顧維鈞所發明，但由于顧維鈞的知名度和他本人對“倒步走”的推廣，這種鍛煉方法被稱為“顧氏行走”。
戲谑牌技
顧維鈞晚年最經常的消遣是打麻将。嚴幼韻操心最多的也是為他作好安排。顧維鈞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極快。有人問他牌運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輸。這不是我的技術不如人，實因這是一種‘統戰’，花樣繁多，有時我的精力不能顧到全局，因此牌運對我不甚客氣。”對于輸赢，他認為，“這原來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輸赢可不在乎。有人表示禮貌，讓他當赢家，他絕不接受，總把錢塞在輸家的手中。
後世紀念
故居
上海祖宅
“厚德堂”位于上海市嘉定鎮西大街94—96号，由顧維鈞的父親、清末民初交通銀行總裁顧晴川所建。“厚德堂”内有房30餘間，磚木結構，平房與樓房相間，街南一開間，二進深，街北五開間，三進深。“厚德堂”内有水橋一座，水井一口，除臨街平房被改造為樓房外，其餘基本保持原狀。2003年11月17日，登記為不可移動文物。
天津寓所
顧維鈞津寓位于天津英租界威靈頓道（今和平區河北路267号），由1921年以顧維鈞名義在英租界工部局部分土地基礎上所建。建築面積1547平方米。建築立面為紅磚牆。主樓三層，磚木結構。底層六間兩廳，從門廳進入大廳，内有大壁爐，靠窗有固定坐椅，旁有書房、餐廳、花廳等，廳外有大平台。二、三層為卧室、衛生間。整所建築設備考究，共有樓房45間，平房2間，現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天津市委員會使用。
紀念館
顧維鈞紀念館位于上海嘉定南大街394号法華塔院内，藏有關于顧維鈞的各種中外書籍和大量顧維鈞使用過的實物，他獲得過的各種榮譽證書和批注的文件，他收藏的紀念品。并展出有顧維鈞的大量照片。所有陳列的展品均由顧維鈞在美國的家人提供。
會議
2000年9月15日至17日，由複旦大學曆史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和上海嘉定區文化局聯合舉辦的顧維鈞與中國外交國際學術讨論會在複旦大學召開，來自美國、日本、英國和中國内地與台灣的40餘名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
人際關系
妻妾
正室：張潤娥（1908年結婚-1914年離婚），直隸文安人，張雲骧之女。
正室：唐寶玥（1914年結婚-1918年病故），廣東香山人，唐紹儀之女。
正室：黃蕙蘭（1920年結婚-1959年離婚），福建同安人，黃仲涵之女。
正室：嚴幼韻（1959年結婚-1985年喪偶），直隸天津人，嚴子均之女。
子女
長子：顧德昌。
次子：顧裕昌。
三子：顧福昌。
女兒：顧菊珍。
曆史評價
一家英國報紙的專欄作家認為“中國很少有比顧維鈞博士更堪作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養，無比耐心和溫文爾雅，沒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與和藹方面能夠超過他。”
溫源甯：①無論什麼時候想起顧維鈞博士，人們都會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②作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稱得上輝煌，要加以逐一列舉，人們将不得不從驚訝開始而以贊美告終。他以1912年5月出任内閣秘書開始其政治生涯直到如今，凡是外交官員夢寐以求的最高職位他都已經得到了。③他的朋友和敵人全都會承認，在國外代表中國利益的中國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顧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會時，顧博士已經由于是中國權益既有尊嚴又有才幹的捍衛者而聞名于世。
金光耀：顧維鈞是位功不可沒的愛國外交官，他本身傳記，便是現代中國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堅毅果敢地為中國人民服務。他對工作的獻身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國偉大的國務活動家和外交家之一，改變中國屈辱的對外關系、維護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尊嚴是他投身外交界時抱定的目标，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這位愛國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養和愛國熱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曆史性的貢獻。他的一生是中國人民服務的一生，他對工作的獻身精神赢得了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尊敬。毛主席也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華和為人。（《一代外交家顧維鈞》）
唐德剛：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周恩來是一個，李鴻章是一個，顧維鈞是半個。
